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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風的時候，大海露出了憤怒的表情，波濤從四面八方吼嘯而來，海南島形同一葉扁舟，似乎隨時都會被吞沒。面對此景，不論是李德裕，還是后來的蘇東坡，上島時都有驚魂之感。層層疊加的潮水，看起來似乎比陸地高出許多。特別是潮汐之夜，或是臺風登陸的季節，波峰與浪谷高深跌宕，水體一個炸響接著一個炸響，讓剛從內陸過來的人甚是惶恐。因此在漢代，從海島往南望去，那片蒼蒼茫茫的“巨浸”，就叫作“漲海”；漲海深淺叵測，露出水面的石磊叫作“崎頭”，沒露出水面的暗礁叫作“磁石”。

對于旱地上的生存者，大海是道路的終止，海岸即是山窮水盡之處。然而，自從建造了船只，人便可以乘桴于海，在汪洋之中開辟出看不見的水路來。早在先秦時代，駱越人打造的船只，噸位就可達到三十噸。秦代以后，南越船廠造出的木船，載重量擴至五六十噸。到了漢代，造船技術更加成熟，有了可以走得更遠的樓船。海上的交易，獲利是陸上的十倍以上。暴利的驅使，加上商人自古的冒險傳統，使開出去的船一次比一次走得遠，更遠的地方更有利可圖。一條看不見的商道，就這樣從波峰浪谷與崎頭磁石間踩踏出來，并被后人稱為“海上絲綢之路”或者“海上陶瓷之路”。在這條此起彼伏的液態道路上，集聚著那個時代最不要命的人。由于陽光的烤炙與鹽堿的腌漬，他們的臉孔黑得像魔鬼一樣難以辨認。大海是水的沙漠，最最荒涼的領域。海上的航行漫長而緩慢，空中的烈日和腥咸的海風，使時間變得無比難挨，只有偶爾停落在船舷的鷗鳥，能給人些許的樂趣。

有關這條迷幻的水路，《漢書·地理志》里有最初的描述。中國商人“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赍黃金、雜繒而往”，從雷州半島的徐聞出發，經瓊州海峽、北部灣，進入越南、馬來半島、暹羅灣、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南部和今斯里蘭卡。與來自地中海的羅馬、希臘商船相會，并進行交易。之后，采購當地的香料、染料、象牙等返回中國。羅馬、希臘的商人則把換來的商品，經波斯灣、紅海帶回羅馬、希臘各地。在那里，中國繒絲是最受歡迎的物品，貴族身份的象征，使身穿布衣的平民黯然失色。據說，不可一世的愷撒大帝，曾穿上中國綢緞裁剪的新袍，現身羅馬大劇場演出現場，引發了極大的轟動，成為演出的高潮。

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描述，羅馬每年有一百二十艘商船，從埃及的邁奧霍穆港起航，前往印度馬拉巴海岸和斯里蘭卡，與外邦商人進行交易。這些商船滿載而歸，返回埃及之后，又將貨物運入羅馬都城拋售，賺得盆滿缽滿。據說，早在前一世紀，中國絲綢已出現在羅馬市場，備受上層社會追捧，成為貴族身份的象征，因此中國絲綢供不應求，“羅馬每年為購買中國絲綢而流入印度、中國及阿拉伯半島的金錢，不下一億羅馬幣（Sesterces）。而經營這種中介貿易的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印度亦從中牟取暴利，據《后漢書》稱，其與羅馬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李金明《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與變遷》，《新東方》2015年第1期）。東漢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東羅馬帝國）國王遣使者自海路來到中國，實現了世界兩大帝國之間的正式通航。

三國時代，蜀國與魏國都屬于內陸，對水上貿易的意義認識不足。割據東南的吳國，造船業領先世界，官營的絲織業發展迅猛，有奇貨可居，在海上貿易中獲利甚豐。東吳之所以三次派出重兵，企圖踏平海南島，就是看中它在海上絲綢之路要津的地位。到了唐代，這條海上商道被稱為“廣州通海夷道”，全長達一萬四千千米，途經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堪稱當時世界之最。海南島“西則真臘交趾（今越南），東則千里長沙，萬里石塘（今三沙）”（王象之《輿地紀勝》）。從廣州出發，不論怎么走，都要經過海南島。“唐宋兩代時，海南島實為蕃舶往來之所必經”（《蒲壽庚考》），因此，這里是整個航線的中轉站，海口西海岸的烈樓港，以及后來的神應港，三亞的臨川港，都是商船進行補給、交易和避風的地方。

唐天寶年間，名將高仙芝在中亞與大食（阿拉伯帝國）的作戰中失敗，加之安史之亂的影響，通往西域的陸上絲綢之路基本被阻斷，對外貿易的主渠道轉向海路，沙漠里的駱駝也被海上的帆船所取代。“廣州通海夷道”因此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為繁忙的商道，隨波逐利的人匯聚南海，出現了“漲海聲中萬國商”的壯觀局面。官方專門成立了管理海上貿易的市舶司。當時往來海上的除了中國的商船，印度、波斯、阿拉伯的船舶數量也相當可觀，大的船只甚至能載六七百人。通過這條商道輸出的大宗商品有絲綢、瓷器、茶葉和銅鐵器，運回國內的主要是香料、珠寶等，當然還有白銀與黃金。奴婢的販賣，在當時也是一筆相當可觀的生意。海南島加入世界貿易的產品主要有沉香、降真香、珍珠、玳瑁、檳榔、五色藤、吉貝、黎錦、珊瑚、海參、魚翅等。即便是在海灘上撿一把貝殼，也能在內陸集市上賣個好價錢。大詩人李白的作品里，透露了當年駱越珍珠進入皇宮的情形：“越客釆明珠，提攜出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古風》第五十六）詩里的“越客”，很可能就來自海南島。而以南海明珠自居的李白，顯然已經陷入了為魚目所混的煩惱之中。由于過度的捕獵，海南島上的亞洲犀與大象，在唐宋時代已經蹤跡難尋，取而代之的是沉香、檳榔與吉貝。到了宋代，海南黃花梨也與沉香一起，成為海南島獨特的招牌產品。沉香中又有了更加細致的分類，如箋香、鷓鴣斑、沉水香、奇楠香等，堪稱香料之王，既為國內的王公貴族和文人墨客所迷戀，伴隨才子佳人進入溫柔之鄉；也為中亞的信徒所受用，參與人神之間隱秘的溝通，有“一錢萬金”之貴重。

據《文獻通考》記載，神宗后期，北宋一年的賦稅總收入為7070萬貫，其中工商稅占到70%之多。也正是從宋代開始，海南設立了市舶司，對進出口貨物專門征稅。海南島儼然成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宋代詩人樓鑰在寫給赴瓊任職的友人所寫的詩中，有這樣的描述：“黎山千仞摩蒼穹，顓顓獨在大海中。自從漢武置兩郡，黎人始與南州通。歷歷更革不勝計，唐設五筦如容邕。皇朝聲教久漸被，事體全有中華風。生黎中居不可近，熟黎百洞蟠疆封。或從徐聞向南望，一粟不見波吞空。靈神致禱如響答，征帆飽掛輕飛鴻。曉行不計幾多里，彼岸往往夕陽舂。流求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送萬耕道帥瓊管》）從中可以窺見海南島海上貿易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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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海南在國際貿易中地位關鍵，但這座沒有老虎的島嶼，權力仍然處于分散與博弈狀態，社會治理相當混亂。有唐一代，海南島上的州縣設置變動不居，大的調整多達七次。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會動蕩，加上自然災害與瘟疫流行。有的州縣治所，不斷受到當地人的憤怒攻擊，有限的駐軍根本應付不了此起彼伏的騷亂。瓊東北新置的瓊州府自公元667年起，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里，被部族武裝占據，官軍多次聯合進剿，就是收復不了，可見政府在社會中的狼狽與尷尬。陸地上尚且如此，汪洋大海之上，更是鞭長莫及了。于是，地方豪強勢力逐漸擴張，在一番生死搏殺之后劃定勢力范圍，形成法外治權，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社會的利益分割。這里面首先要提的人物，就是馮冼夫人的后人馮若芳，而說起這個人，又不得不牽扯到另一個人：鑒真大和尚。

天寶七年（公元748年）六月，鑒真和尚和眾弟子從揚州崇福寺出發，順利抵達舟山群島。為了等到順風，他們在島上滯留數月，直到十一月份才正式起航。這已經是他的第五次東渡了。為了扶桑眾生能夠聽聞正法，完整領會三藏中律藏的內容，同時也為了完成自己十四歲時在佛像面前發起的心愿，他不惜喪身魚腹，雖九死其猶未悔。

鑒真復姓淳于，小時候常隨父母到寺院進香，有感于法相的莊嚴與道場的神圣，決然于揚州大明寺出家，成為釋迦牟尼的弟子。四十余年間，他游學、修廟、造塔，持戒精嚴，并先后為四萬余人授戒，被尊為授戒大師。此時，日本國陸續派出遣唐使，到中國來汲取文化源流。日本僧人榮睿、普照有感于本國佛教傳承不完整，戒律不完備，隨遣唐使渡海入唐，欲邀請在世高僧赴日傳授戒律。經過十年尋訪，他們于公元742年，來到揚州大明寺，懇請有道僧伽赴日傳授“真正的”佛教。弟子中有名祥彥者上前說：那個國家太過遙遠，隔著渺茫滄海，一百個去也不見得有一人能到達。況且人身難得，中國難生，我等還在修學當中，尚未證得道果。其余僧眾皆默不作聲，只有鑒真和尚起座開言：“是為法事，何惜身命！”

然而，不知是因為日人業力過重，還是大和神道作怪，東渡一事從一開始就進展不順。當年冬天，鑒真攜弟子二十余人和日僧一道，拿著宰相李林甫從兄李林宗的信函，到揚州附近的東河開始造船。然而，船即將下水時，鑒真弟子道航的一句話，竟惹惱了同修沙彌如海。如海一怒之下向官府告密，誣告他們大舉造船，是為了與琉球海盜合作，洗劫繁華的揚州城區。淮南采訪使班景倩如臨大敵，當即派兵把參與此事的僧人一一抓了起來，并將日本僧人驅逐回國。

虔誠的日僧榮睿、普照并不因此氣餒，他們潛伏下來，東渡的行動也在暗中繼續籌備。兩年之后，鑒真率十七位僧人，雇用八十五個“鏤鑄寫繡師修文鐫碑等工手”再度出發。然而，船未及東海，就在長江口的風浪中翻沉。經過修理之后起航，又被一場大風刮到舟山群島上去，數日后才被救了回來。此后的第三、第四次行動，也因種種阻撓不能成行。

公元748年，百折不撓的日僧榮睿、普照再度來到大明寺，在大雄寶殿長跪不起。盡管鑒真和尚此時已經六十一歲，身體相當不好，而且處于官府的監視之下，但他仍然決意東渡，完成夙愿。是年六月，他率僧眾及工匠水手五十九人下海，在狼山（今江蘇南通）和舟山群島，兩次遭遇狂風巨浪，也沒有動搖他們的意志。十一月，又從舟山群島起航。在東海上，他們遇到了更加恐怖的臺風，船像發癲似的在巨浪中跌宕，帆桅摧折，船艙進水，眾人皆惶然無措，唯有鑒真老和尚靜坐艙底，如定海神針。他們靠吃生米、飲海水度日，在昏天黑地中漂流了十四天后，終于靠近一處海岸。派人上去問路，回來卻報：“此間人物吃人，火急去來！”后來到了一處港灣，進去便看見一個人披著長發，帶著大刀，兇巴巴地站在岸上。于是船又勉力劃了三日，到了一條河流的入海口。再派人上岸打探，才知道到了海南島南部的振州（今三亞）的大疍港。振州別駕馮崇債聞訊帶領四百兵馬，浩浩蕩蕩前來迎接，把已經濕透的經書搬運上岸，攤在石頭坡上晾曬。馮崇債執弟子之儀，將鑒真和尚一行引到自家大宅，做了豐盛的供養。他稱自己前夜夢中，已得知有姓豐田的僧人要過來，可見緣分殊勝，于是將他們安置在大云寺里歇息。之后，還在太守辦公處設壇，給當地信徒授戒。

在島上的一年，鑒真和尚和他的弟子，為佛教薪火的傳承與光大，做出了不遺余力的鋪墊，但他始終惦記著東渡日本的未酬之愿。

天寶八年，在挽留不成之下，馮崇債“自備甲兵八百余人”，護送鑒真和尚一行前往崖州，以便從通潮驛渡海北歸。沿著東海岸一走就是四十多天。途徑萬安州（萬寧）時，當地大首領馮若芳將他們請入自家森嚴的大院，隆重供養了一番。馮若芳與馮崇債乃是堂兄弟，為馮冼夫人五世孫，亦商亦盜，在海南地面勢力顯赫，算是當時的海南首富，擁有強大的私人武裝，連刺史都要敬他三分。平時會客，他“常用乳頭香為燈燭，一燒一百余斤，其宅后，蘇芳木露積如山”（《唐大和上東征傳》，無開著）。大陸高僧到來，他燃的自然也是乳頭香，還頗為自豪地告訴鑒真和尚：“這一斤香的價格，在廣州市場上可換得一斤黃金。為了大師您的到來，我燒的是黃金，值得！值得啊！”他的確燒得起。

馮若芳的家財都來自海上的黃金水道。海南島東北的航線屬于他的地盤，且不說過往的商船都要向他交納護航費，每年從波斯過來的商船，只要劫下兩三艘，就夠他八輩子享用。卸下來的貨物進入倉庫，待價而沽；擄來的婦人，包括金發碧眼的色目女子，姿色靚麗的做他的侍妾，余下的都成為奴婢。身為海盜的他，同時也是一個殘酷的奴隸主，真正是一手遮天的“南霸天”。在蜿蜒起伏的海岸邊，一眼望去盡是他的“奴婢村”，從南到北得走三天，從東到西得走五天。這個海盜得意忘形的炫耀，讓鑒真和尚深深體會到人世的憂患，真是苦海無邊。對于馮若芳所說的一切，他的應答始終是一句：“阿彌陀佛！”他無法跟這類人說什么，求法之人敢于舍身飼虎，更何況身外之物，而這些人為攫取身外之物，不惜傷天害理，草菅人命，使本來已經十分艱難的世道變得更加險惡。他們已然是地獄里的居民。

與把香料當柴火燒的馮若芳齊名的，是另一個殺人越貨的海盜陳武振。那時候，當地俚人中咒術頗為流行，人們之間發生仇隙，往往雇請巫者放蠱作法，以懲治對方甚至置之死地。唐宋間，流傳著這樣的說法，說島上的女人，善于用巫術迷惑北方過來的男人，讓他們娶己為妻，生下孩子。倘若男人拋棄自己返回大陸，她們的咒術能使過海船只在港灣盤旋不前。陳武振也不知拜了哪個邪師，學來這一招，他的打劫不僅使用武力，而且還動用可怕的魔咒。每當商船經過他控制的海面，他便披發跣足，沖到岸邊的礁盤上，在風中持劍狂舞，口中念念有詞。頓時海上升起巨浪，被詛咒的船醉漢似的在原處打轉，而后在魔力的驅動下，駛進他布好兵陣的港灣，成為他囊中之物。《太平廣記·幻術三》專門記錄了他詭異的行為，稱其“家累萬金，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倉庫數百”，真是一個魔頭。

這些人之所以在海南島上耀武揚威，感覺良好，是因為背后有韋公干那樣的人。

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唐朝將崖州的瓊山縣一帶析離出來，在離州城東南大約四十里的地方設立了瓊州府。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海南島改州為郡。瓊山郡太守是韋公干，他還同時兼任珠崖、萬安、昌化、延德五郡的招討史，手中掌握五百兵馬，是海南島的實際統治者。五個郡收取來的田租賦稅，全都交到瓊州郡，歸他支配使用，而軍隊的開銷，仍然依賴海峽對岸大陸那邊的供應。每次廣州方面更換主帥，都會賞賜五十萬錢犒勞島上的守軍。因此，韋某雖然是一個郡守，每年獲取的錢財，算起來比南方經略使都多，但他從來就不是一個知足之人。來瓊之前，此人曾任愛州（今越南清化）刺史。該州境內有一座銅柱，是東漢伏波將軍馬援平定征側、征貳之后澆鑄的，上面刻有“銅柱折，交趾滅”六個大字。財迷心竅的韋公干，經過一番轉悠之后，竟然打上銅柱的主意，要將它當成廢銅爛鐵熔化之后賣給胡商。被抓來干活的當地人，都把銅柱視為圣物，跪著哭求他說：“我要是做了這事，全族人都會被海神追殺的啊！”韋公干就是聽不進去。最后，還是有人向都護韓約告狀，上面有責令下來，才制止了他的行徑。到了海南，他那雙邪惡的眼睛又盯上了海里的陰沉木，動用士卒驅趕木工潛入水中去撈取。這種要命的活非常人所能承受，不堪重負的勞工，甚至舉起斧頭砍向自己，以求解脫。在韋公干治下的海南，遵循的是叢林法則。一個人光天化日下被人殺了，也只能自認倒霉。

憑借天高皇帝遠的地理屏障，“既貪且酷”的韋公干瘋狂地搜刮財富，置當地人性命于不顧。除了與陳武振等海盜惡霸稱兄道弟，暗度陳倉，從他們那里獲得賄賂，他還將良家子女擄來做自己的奴婢，像豬狗一樣驅使他們勞動。在他家后院有近千名奴工，其中女奴就有四百多個，沒日沒夜地為他紡紗織布，或是將獸角制作成器具，或是熔鍛金銀做成飾品，或是加工珍貴的木材家私，儼然是一家規模龐大的工廠。前來交易的人絡繹不絕，家里如同鬧市一般。他一面是威風凜凜的大唐官員，一面是陰險惡毒的奸商，黑白兩道通吃。

好在頭頂上還有天空，天空也有放晴的時候。后來，韋公干被調往大陸，他動用兩艘大船，載滿金銀珠寶和陰沉木雕刻的器物等，渡海北歸，并派出身體強壯的士兵護航。然而，由于負載過重，船開出幾百里便遇風傾斜，嘩啦啦地沉入海里。這個惡魔一生搜刮來的民膏民脂，全都蕩然無存。后來有人評論：“貨勃而入，亦勃而出。公干不道，殘人以得貨，竭夷獠之膏血以自厚，徒穢其名，曾不得少有其利。陰禍陰匿。茍脫人誅，將鬼得誅也。”（《太平廣記·韋公干》）錢財有悖常理地獲得，也將有悖常理地失去。韋某榨取島上土人膏血以自肥，盡管可以避開人的討伐，最終還是逃脫不了天誅地滅。這樣的說法，符合人們對世道的期待。

雖然以普渡眾生為己任，但在政府治權薄弱的海島上，鑒真和尚還得跟這些邪魔打交道。到了崖州之后，得到官員張云周到的接待，在開元寺僧舍休整了一段時間。聞說中原有大師來到崖州，當地信眾紛紛提著土特產品前來供養，許多是鑒真師徒從未見過的，如椰子、波羅蜜、龍眼、荔枝、益智等。城區存有多棵上千年的老榕樹，也叫無花果樹，枝葉婆娑，根須飄垂，樹蔭清涼，綿延數畝，讓大和尚想到了佛陀當年，在無花果樹下講經說法的情形，不禁感慨萬千。身為巡邏官的張云親自下廚，將無花果做成菜肴，供他們品嘗其中的滋味。這段日子，大和尚以自己的德望，匯聚當地人的信力，重修了毀于大火的崖州開元寺（位于海口舊州）大殿。振州別駕馮崇債，專程派出家奴送來椽木，三日內便運足建構佛堂、講堂和磚塔所需的木材，還有余木用于搭建釋迦牟尼的丈六佛像（《唐大和尚東征傳》）。

在新殿上舉辦法會之后，鑒真帶著眾弟子登上北歸的帆船。經歷了漂流海南島這一大劫，他一生的磨難總算到了盡頭。然而，北歸途中，老和尚因長途奔波，水土不服，不幸身染重病，又遇庸醫誤治，致使雙目失明。他心愛的日本弟子榮睿，也懷著深深的遺憾告別了人世。

天寶十二年（公元753年）冬天，鑒真和尚一行悄悄登上日本使船，進行第六次東渡。正當船隊升帆啟航時，一只受驚的野雞突然飛到一條船的船頭，喔喔地叫喊。雞與吉諧音，應該是個好兆頭，但日本遣唐使卻以為不祥，于是掉轉船頭，第二天才重新出發。就像那只雞所預示的那樣，他們在鹿兒島的秋日浦，安全登陸日本國土。鑒真與弟子的行跡，是海洋版的西天取經。

鑒真和尚到達日本后，受到孝謙天皇和圣武太上皇的隆重禮遇，先后被封為“傳燈大法師”和“大僧都”，統領全國僧尼，在日本建立起嚴正的戒律制度。他駐錫的“唐招提寺”成為當時日本佛教的最高學府。公元763年，七十六歲的鑒真大和尚在唐招提寺入化，之后被尊為日本律宗初祖。

與鑒真差不多同時，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的高僧法顯，從印度返回時，走的就是海上的航路；到印度接承密法的義凈法師，往返走的皆是“廣州通海夷道”，海南島應該是他們的必經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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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南海的危險不僅在于海盜的呼嘯往來，還在于海天之間潛伏著風暴與暗礁激流，隨時可能顛覆過往的船只。從赤道方向，每年都有多次臺風卷揚而起，橫掃南海海面，其威力不是古代帆船所能抵御的。憑借一些老船員的經驗積累，很難準確判斷臺風的起止與行蹤。此外，唐代從寧波、泉州、廣州經崖州往印度、阿拉伯的航程，一個往返就要半年時間，航線各個路段的洋流與險灘暗礁，都要通過實際的航行來加以探明。因此，在高額紅利的背后，隱含著昂貴的生命代價。據推測，在古代南海的航程中，平均每三十個小時，就有一艘船沉入海底，人也因此成為水中的魚鱉。除了遠洋的商船，近海捕撈作業的漁船，遇風觸礁翻覆的情況更是時有發生，人的生命還不如一條小魚。因此，海上蒼茫的行程，總是充滿護佑和救度的渴望，漁民和海員是天然的宗教信徒。

對于海神的信仰，起始的年代已久，遙不可考。但在漢代的時候，這種祭祀應該就已經存在于民間。隋文帝在位期間，接受大臣的進諫，在會稽和番禺分別建立了東海神廟和南海神廟，供奉著水火之神祝融，掛著“海不揚波”一類的匾額，供出海貿易與捕撈的人們祈禱之用。唐天寶十年（公元751年），出于海上貿易交通安全考慮，玄宗還舉辦隆重的儀式，冊封南海海神“廣利王”的稱號。傳說，當時印度使者達奚司空來到廣州后，曾入廟里進香，并種下兩個波羅蜜子，因此錯過了返回的航船。此后，他一直徘徊在海邊，盼望著家國的航船將其帶回。這個感傷的故事后來被人塑造成雕像，供奉在廟里，稱為“番鬼望波羅”。

在海南，除了南海海神或南海龍王的信仰之外，還有峻靈王、伏波將軍、天后娘娘、一百零八兄弟公等諸多供奉。天后娘娘也稱媽祖、婆祖，是福建莆田人，北宋都巡林愿的六女兒。二十七歲那年，因在一場臺風中，參與搶救遇險漁民而舍身化道，并在死后被奉為海神，常顯靈于南海之上，護航救溺。整個南海周邊地區，都建有她的廟宇。海南沿海各地，皆有她的靈位。其中以海口中山路的天后宮規模最大，至今香火不斷。

位于海南島西部昌化嶺上的一塊石磊，民間傳為神的化身，稱其二月二十四日出生（公元1082年），于六月六日成道。五代時期，被南漢皇帝詔封為鎮海廣德王。北宋元豐五年，再次被皇帝詔封為峻靈王，成為海南北部灣一帶海域的海神。漁民出海前，往往都要祭拜。在海上遇上風浪，只要看到那塊神石，心里就有幾分踏實。據《昌化縣志》載：“凡旱澇災難疾病，往禱輒應。”蘇東坡流瓊期間，曾經到峻靈王廟上香，并撰寫了碑文。

水尾圣娘的全稱乃“水尾云感圣旨莫氏夫人”，也是海南本土出現的神靈。在南海周邊，有海南人生活的地方，往往都建有水尾圣娘廟。水尾圣娘原名莫麗娘，元朝末年生在瓊州府定安縣梅村峒。她十六歲那年到地里干活，就再沒有回來。傳說她為天庭選中，羽化歸天，成了神靈。據方志記載：“明正德間，有石爐飛來水尾地方，因建廟焉。”清代海南探花張岳菘，曾為水尾圣娘廟題寫“慈云圣母”橫匾，并將圣娘顯圣事跡上奏朝廷，嘉慶皇帝賜封她為“南天閃電感應火雷水尾圣娘”。

在環島海岸和三沙諸島，都能看到用珊瑚礁搭建的簡易小廟，里面供著一百零八兄弟公。傳說有一百零八名勇敢的漁民，聯合起來抗擊海盜，在農歷九月十五日的風暴中集體殉難，化為神公，出沒于南海之上，為過往船只護航保駕，因此得到人們的敬仰。明朝末期，有一條漁船停泊西沙永興島港區。姓史的船主在夢里見到一百零八兄弟公中有人告訴他，有艘滿載金銀財寶的船只，觸礁沉沒在永興島東南方的海域。船主第二天醒來，果然在所示海區找到了沉船，打撈上來大量的金銀寶器。為了還愿，他從海南運去材料，建造了一座兄弟公廟。這座廟一度是島上唯一的石木結構。門上刻著“兄弟感靈應，孤魂得恩深”的對聯。既往，人們一到西沙，必先入廟祭奠一百零八兄弟公之魂。

總之，在波詭云譎的南海上空，居住著與奧林匹亞山不同的神靈。在遙遠的年代，過往的船只不管是漁船還是商船，一旦遇到危難，都會向他們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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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轉站”，自唐代起，海南島周邊的港口，就常有“番國”的商船與貢船停泊其中。港口周邊，也漸漸聚集起一些番人。他們或因遇上海盜，或因遭到臺風，或因本國陷入戰亂不能返回，滯留在海南島上。還有的人，則完全是為了傳播自己的信仰，不畏艱險來到異國的土地。這些番人，或者說外藩人，大多來自占城（越南）、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一千多年間，這些地方時有戰火燃起，相比之下，海南島算是一個安定的所在。因此，以番字開頭的地名，遍及海南沿海，如海口的番營、番誕，儋州的番浦，三亞的番邦、番人塘、番園、番人井、番人田、番坊里等，數量相當可觀，都是外藩人居住過的地方。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漸漸融入本地社會，消失在歷史視野之中。

在一些穆斯林曾經居住過的地方，留下了他們生活的印記，其中最典型的是形制獨特的墳墓。現今已經發現的伊斯蘭墓群，集中在海南島東南海岸的三亞、陵水一帶。這些墳墓雕刻精良，形制規整，據考證，里面埋葬的是唐宋時代波斯和阿拉伯的伊斯蘭信徒。三亞藤橋（今海棠灣鎮）東溪村番嶺坡的穆斯林古墓群，綿延數里，規模最大。墓穴基本是坐北朝南，主人面向朝西方的麥加。盡管風化嚴重，但珊瑚石墓碑上鐫刻的阿拉伯銘文依稀可見。除了墓主的名字和去世日期，還有《可蘭經》的經句。有一塊墓碑特別引人注目，上面刻著：“殉道者伊本·賽愛德·宛葛斯巴巴，歸真于十二月。”據專家考證，墓主是第一個到海南傳教的穆斯林，也是第一位到廣州傳教的阿拉伯傳教士葛斯巴巴之子（海南省地方志辦公室《海南與海上絲綢之路》第180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

南海橫流，腥咸的風一如既往。千百年來，往返于這條充滿驚濤駭浪的水路上的人們，有的是為了現世的漁利，有的是為了來生的福報。他們當中，有多少人抵達自己的港灣，有多少客死在異國的海岸？從南海至印度洋的上空，到底飄浮著多少無歸的靈魂？在深不可測的海底，留下了他們打撈不起的記憶。要想再現昔日海上絲綢之路的繁華，必須讓海底的沉船重見天日，而南海的平均深度1463米，最深處有5567米。盡管一艘沉船的文物勝過十座古墓，但要將一艘沉沒千百年的船打撈上來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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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英國人米歇爾·哈徹在南中國海域盜掘一批康熙年間的青花瓷器到荷蘭拍賣，將數千萬美元收入囊中。國家文物局專門委派專員帶著幾萬美元到拍賣現場，竟然買不到一件器物，帶回來的只是一個印象：此人對南海沉船的分布情況，比我們自己還要熟悉。1999年，哈徹又在南海撈起清代沉船“泰興號”，從中獲得一百萬件德化青白瓷和牙白瓷。為了哄抬價格，竟公然砸碎60多萬件瓷器，將其余35.6萬件運往德國拍賣，令國人傷痛萬分。而在前一年，德國人沃特法于印尼海域撈起一條阿拉伯沉船，這條名為“黑石號”的商船，滿載6萬余件唐代中晚期珍稀文物，當即被新加坡人以天價買走。一場海上尋寶熱于是興起，同時，也讓剛剛成立的中國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專家們焦急萬分。

1996年，海南漁民在西沙捕魚作業時，于華光礁環礁內側發現了一條沉船的殘骸，并報告有關部門。環礁可以抗御七八級臺風，貨輪極有可能是在遇到風浪、企圖進入環礁規避時，被風浪掀入礁盤內的淺水珊瑚叢中，導致船身破裂解體，并在后來的歲月里被珊瑚遮覆。盡管由于條件限制，挖掘不及時，導致遺址多次被盜，還是撈上來了上萬件古瓷器。其中一個青白釉碗刻有“壬午載潘三郎造”字樣，表明沉船出航的年代應該在南宋中期。大約八百年前，這艘排水量超過六十噸的商船，滿載從福建德化和江西景德鎮收購的瓷器，從泉州港出發，經過海南東海岸，駛向東南亞某一個港口，不幸在西沙折戟沉沙。不僅全部貨物付諸東流，人員生命也無生還的可能。這是艘擁有六層構件的古船，殘存船體長二十米，寬約六米，尚存十一個隔艙，構造工藝精湛，是中國水密隔艙船傳統技術的物證。

到目前為止，從南海里打撈上來的沉船，體量最大的是“南海一號”。1987年，英國海上探險和救撈公司（Maritime Exploration & Recoveries PLC）在荷蘭圖書館，查到東印度公司的“萊茵堡”號沉船的信息。這艘船載著白銀六箱，錫錠三百多噸，在從中國返回的途中沉入海底。當年八月，該公司與廣州救撈局合作，沿著可能的航路探尋，始終未能找到“萊茵堡”，但卻在廣東陽江附近的海域，意外發現一艘中國南宋沉船，并挖出一條1.7米、像蛇一樣的鎏金腰帶。這艘深埋在二十多米水底淤泥里的古船，就是著名的“南海一號”，它也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年代最早、體量最大的遠洋商船。2007年12月，排水量約八百二十八噸的“南海一號”，被整體打撈出水，船艙內的文物總數達到十八萬件之多。以瓷器、鐵器為主體，還有金器、漆器、玻璃器等。金手鐲、金項鏈、金戒指等黃金制品，出水之后仍然閃閃發光。艙里存有銅錢上萬枚，年代最久遠的是漢朝五銖錢，最晚近的則是宋高宗時期的紹興元寶。由此可推，中國貨幣可能已經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上的硬通貨，通過瓷器、茶葉、絲綢三大件的出口，全世界的黃金白銀嘩啦啦地流向中國。

“華光一號”和“南海一號”，是目前從南海淺處撈上來的商船木乃伊，它們沉沒的年代，都是海上商貿最為繁忙的南宋時期。不同的是，“華光一號”是在離開海南島之后遇難的；而“南海一號”船頭朝向西南，看起來是在從廣州駛向海南島途中失事的。據中國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最為保守的估計，在幽暗不明的南海海底，約埋藏著二千艘以上的商船。進入宋朝之后，中國出口的產品主要是瓷器、絲綢與茶葉，帶回來的多是金銀。在海底鹽堿浸漬的環境下，絲綢與茶葉極難存留，唯有瓷器和金銀，能夠抵御時間的侵蝕，相對完整地存留下來，見證曾經發生的一切。因此，南中國海又被人稱為“海底瓷都”。

孔見，原名邢孔建，1960年12月生于海南島，先后擔任《天涯》雜志社社長兼主編、海南省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主要從事隨筆、小說、詩歌寫作和哲學研究。出版有隨筆集《赤貧的精神》，詩集《水的滋味》，評論集《韓少功評傳》，小說集《河豚》，長篇非虛構敘事《海南島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