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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圖書館成立于1918年秋，其時戊午級學生集資創設戊午閱讀社，此為復旦圖書館雛形。1922年春，大學部遷江灣，圖書室設于奕住堂樓下，占屋不過兩間。1929年將原有奕住堂增建左右兩翼，成工字形大廈，全部樓上下，均擴為圖書館之用。至1937年，增購書籍數萬冊，規模日宏。“八一三”事變起，校中圖書幸于事前遷至安全地址，旋奉部令內遷，因與大夏大學組織聯合大學，在牯嶺開學，其時淞滬抗敵，已閱兩月，交通頻危，乃將一部分圖書，用小汽輪運至鎮江，再轉九江，遷牯嶺，布置就緒，開放僅兩周，復遷重慶。1938年1月，與大夏分立，復旦遂在北碚立校，圖書館亦隨之成立。在渝辦學九年，圖書館的工作也在按部就班地進行，并根據戰時需要做出適當的調整。

本文綜合利用復旦大學檔案館藏檔案及相關文獻，梳理圖書館在顛沛流離的困境中所開展的館舍、藏書建設及組織管理，從中或可折射出隱匿其中的歷史細節和時代精神。

1929年添建兩翼后之奕住堂，時已名圖書館

館舍建設

1938年秋，遷川的復旦大學于黃桷鎮租賃平房一幢，三開三進，前后共九間作為學校圖書館，內分書庫一間、參考室一間、閱覽室三間、雜志室一間、辦公室一間，可容納百數十人的閱覽。當時商學院及新聞系在重慶市區辦學，故另辟圖書分館，將商科、經濟、新聞諸類圖書運至分館以供參考。所謂分館，實為一大間平房，內略分藏書及閱覽桌，可容納六十余人的閱讀。而各系圖書館的書籍西遷時大多留滯滬上，文史地學會在總圖書館的對面開辟一間民房，室中陳列師生自發捐贈的書籍；新聞學會的研究室在教室樓上，訂閱了60種左右的四川各縣及外省的各種報紙。

因黃桷鎮地址卑小，不易發展，1940年復旦大學遷至東陽鎮下壩（后改稱“夏壩”）新建筑之校舍，其時圖書館的建設亦在籌劃醞釀之中。1939年11月，創校人馬相伯病逝越南諒山，復旦大學校董會、復旦同學會發起組織馬相伯先生紀念委員會，募款建造相伯圖書館。是年12月，錢永銘、李登輝、吳南軒署名發布相伯圖書館募款啟事“馬相伯先生紀念募捐目標國幣20萬元，以10萬元在復旦大學東陽鎮新校地建造相伯圖書館一所，以5萬元購置圖書充實復旦原有圖書，余數為印行遺著之用”。隨后成立馬相伯先生紀念委員會，于右任任委員會主任委員，邵力子、葉楚傖任副主任委員，向社會各界發函約請協助募集建筑基金。據1940年4月15日《復旦大學校刊》所刊校聞“相伯紀念圖書館捐款總數已達15萬元”，其中寫到“茲聞各地捐款陸續匯到者，又有數萬元，總數已超出15萬，紀念圖書館建筑樣圖，已在設計中，一俟繪就，即將提出建筑委員會討論決定”。

然此后相伯圖書館的建造過程卻是一波三折。1940年9月，因找不到合適價款的營造商，學校建筑委員會決定由校方自購建筑材料，雇工自建，因工程浩大，根本無力完成。1941年7月，學校始與營造廠簽約，由其承建，造價為36.3萬元。相比原來的10萬預算，造價已翻數倍，可見當年物價狂漲之程度。營造廠承建后，因工料、工程人員等原因，時建時停，屢屢要求學校追加款項。1942年12月，時任校長吳南軒呈文教育部請求，“計相伯圖書館募款22萬元，除提4萬元贈與馬先生家屬外，實剩18萬余元。其建筑包工費為36萬元，尚約差18萬元。”然教育部未允補助該款，相伯圖書館項目就此爛尾。直至1943年2月，原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章益出長復旦大學。他再次呈文教育部請求追加建筑經費，教育部同意校方向銀行貸款300萬，作建筑校舍之用。之后校方對相伯圖書館未完項目追加16.6萬元，由威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同年8月終于竣工驗收，交付使用。自此復旦大學在北碚始有了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圖書館。

建成的相伯圖書館系“工”字形建筑，由于右任題寫館額。樓下左右兩翼為普通閱覽室，中間為借書處，后連書庫。樓上中間為雜志參考室、編目室及主任辦公室。左右兩翼有房八間，分配給經濟、銀行、史地、新聞、土木、社會、統計等研究室。普通閱覽室可容納300人左右，每日開放時間為上午六時至下午九時，兼供學生自修之用。

1943年8月建成的北碚相伯圖書館

藏書建設

于藏書數量方面，復旦大學檔案館所藏的《1938年度圖書概況》里統計的圖書館藏書情況，或是目前現存資料中，能夠比較接近地反映出遷川初期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書數量的系統而又確切的數據。據《圖書概況》記載，當時重慶復旦大學館藏共計12539冊，中文圖書9323冊（內含總類6246冊、哲學80冊、宗教2冊、社會科學1220冊、語言20冊、自然205冊、應用202冊、美術8冊、文學57冊、史地1283冊），外文圖書3216冊（日文66冊、英文3141冊、法文4冊、德文5冊），該表附有一份“重要及珍貴圖書說明”：一是本統計表僅為遷渝書籍部分，其余當有四倍以上之書籍，仍留滬上，不在此統計內；二是重要圖書如《四庫珍本》、《四部叢刊》、《圖書集成》及武英殿本《廿四史》全套，此次均一并帶來；三是本校歷年積藏各種雜志有六百余種，裝訂成冊計三千余冊，此次僅帶極少部分。“極少部分”實為“西文刊物93種，中文刊物120余種”。從館藏數量來看，遷川初期的復旦圖書和期刊資料實在相當匱乏。

1938年底至1939年初，為謀充實圖書，復旦師生發起獻書周活動。據1939年1月1日《復旦大學校刊》所刊載的校聞，1938年12月23日復旦在重慶市區菜園壩的師生發起“獻書運動周”，并以“復旦大學圖書館募書運動籌備會”的名義發起一則倡議書：“現在我們先發起‘復旦大學圖書館募書運動’，用全體的力量來發動，展開它！預備一星期內，在這兒先募齊一千部圖書，然后再推廣到北碚和校外去。相信你一定同情我們，并且熱烈的參加這工作；充實我們的圖書館，就是充實大家的‘精神食糧’。”

募書運動以師生捐獻為主，自菜園壩而推廣至北碚。“本年一月五日起，舉行校內師生獻書周，以謀充實，開始后皆各踴躍輸將，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搜集總數竟達三千余冊。各教授于捐書外，凡市上不易購得之圖書復愿將其私藏借存該館陳列參考室中，供諸閱讀，其嘉惠學子，良非淺鮮。”正如李登輝校長在1935年的校友節中所說：“復旦三十年來的校史，是一部師生合作建校史。”重慶復旦大學圖書館的這場募書運動，所折射的正是身處艱難困苦中的復旦師生合作建校的團結精神。

復旦大學檔案館所藏《1941年私立復旦大學圖書估價單》顯示：中文書籍15624冊，價值約234360元；西文書籍4738冊，價值533025元；日文書籍229冊，價值4580元；中文期刊5570冊，價值5570元；外文期刊1769冊，價值26535元。估價人落款為時任圖書組主任吳耀中。從時間節點來看，這份估價單當是復旦由私立改國立前對校存藏書的一次盤點。

值得一提的是，從1939年至1941年，西文書籍由3216冊增至4967冊，西文期刊從不足百冊升至1769冊，這在當時十分難得。事實上，西文文獻的采購仍在戰時條件下繼續進行中，并通過各種途徑開展藏書工作，時任復旦大學教務長孫寒冰亦為此投入了不少精力。1937年元旦，《文摘》月刊創刊，孫寒冰任主編，并將此視為終生事業。為求辦好該刊，孫寒冰經常赴港收集國外資料。據1936級復旦新聞系學生張正宣回憶“1940年1月，先生曾再次飛港，于2月間為學校和文摘社帶回大批圖書”。而此亦可從1940年1月15日《復旦大學校刊》所刊“圖書館在港添購大批西書”的消息中得到證實，“本學期圖書館曾在重慶購大批圖書，惟以西文書籍在渝不易購得，托孫教務長寒冰在港購買，聞由教務處函各系主任開具書目每系添置西書兩百元。現已將應購書目寄港，不日當有大批西書到校云。”在戰時西文文獻奇缺的條件下，孫寒冰利用常往返滬港兩地的便利，使得復旦圖書館在文獻收集上取得了不少成績。惜1940年5月27日在敵寇轟炸北碚時孫寒冰不幸罹難成仁。

1942年1月私立復旦大學改為國立，隨著學校實力的增強，圖書館藏書得到進一步擴充。僅1943一年間，添置西文新書191冊，價值127460元，中文新書2389冊，價值165843冊，西文雜志22冊，價值2875元，中文雜志1387冊，價值9694元。同時圖書經費也有所增長，并將圖書經費列入教育部年度預算之中。如1942年1月，吳南軒主持校務會議，圖書經費7.2萬元。1944年2月，國立復旦大學報教育部年度經費預算379.2萬，內含圖書經費11.4萬。除了撥款購買，學校還得到了各界捐贈的報刊書籍。如1945年1月得涪陵施孟槐雙鶴館贈書《廿四史》《耆獻匯徵》《漢魏叢書》《明史稿》等24種650冊。5月，又得中英科學合作館贈送生物、數學名著、雜志122冊。8月，得英國大使館贈送第5期《印度雜志》40冊。同年12月，本校教授洪深將教育部所發救濟款10萬元捐贈圖書館，指定專供外文系購買中英文戲劇書籍。

至1945年9月，為東遷裝箱搬運作好準備，圖書館進行圖書冊數、重量、體積統計匯總：圖書數量44023冊，重約160000市斤，體積約8100立方尺。自1946年4月20日起圖書館圖書概不借出，本校師生可到圖書館借閱，5月20日起各項圖書開始裝箱。從最初的12593冊至返滬前的44023冊，盡管戰時面臨種種不利條件，重慶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書量逐年增加確是不爭的事實。

1942年1月30日，復旦大學由私立改為國立的教育部訓

組織管理

圖書館向來隸屬教務處，常設主任一人，秉承校長和教務長之命綜理一切事宜。1938年，因西遷一度中斷的圖書委員會重新恢復，由時任教務長孫寒冰任主席，伍蠡甫、李炳煥、林一民、吳道存為委員。該組織主要指導圖書館職員管理圖書，規劃圖書館的設備，審查圖書館預算及決算等。1941年4月15日，圖書委員會會議決定，改訂借書規則及參考書籍閱覽規則。會后由圖書組主任吳耀中擬就《圖書館辦事細則》，計總務、采購、登記編目、出納與典藏、參考與期刊閱覽五章二十六條，其中“采購”一章，規定“凡經合定手續以內教授開列之介紹書單，檢查本館有無，再匯齊送請圖書委員會核準后購買。”圖書委員會對圖書采購具有決定權，且采購一般都應本校圖書預算額內購置。

1942年秋，吳耀中離職，舒紀維任圖書組主任。次年2月，章益出任復旦校長，以提升學校聲譽、提倡學術研究為宗旨，首抓圖書館管理，他認為“圖書館之管理，關系教學與研究至于密切。今后為改善該館之管理起見，請圖書委員會主任委員伍蠡甫先生經常予以督導。對于該館工作程序之確立，人員職掌之分配，以及工作效率之考核，均請伍先生斟酌指導辦理”。

1943年5月27日，舉行圖書委員會會議，商定圖書館章程。6月，制定《復旦大學圖書館暫行辦事細則》，計六章三十五條，圖書組下新設總務股、采訪股、編目股、閱覽股、參考股、雜志股六股，由六位辦事員，分掌各股事宜，分別具體負責：1、負責文件之起草及收發；2、登記訂購各院系應用圖書；3、除雜志、小冊子外，管理全館圖書之分類及編目一切事宜；4、根據本館借書規則辦理本館借書事項，整理及保管一切藏書；5、根據參考室借書規則辦理借書還書事項。6、登記編制及陳列各種中西文雜志，并辦理添補新舊雜志等事項。圖書館主任除總理圖書館一切事務外，為總務股當然股長。這是遷川以來復旦大學對圖書館工作體系所作的一次較大調整，各股的設立劃定了權限，明確了職責，有利于開展圖書館的服務與管理。

1943年9月，舒紀維離職，胡文淑任圖書組主任。次年，胡文淑在館藏基礎上編成《國立復旦大學中文善本書目錄》一冊，內有《鐵云藏陶》、《誦芬錄》、《石鼓文定本》、《翠寒集》、《女紅馀志》、《古今圖書集成》等465種，計5879冊，又四部叢刊，四部續編，四庫珍本各一部。該冊為胡文淑親筆所書，每書著錄書名、冊數、版本，為圖書館最早編印的一種善本目錄。1945年，圖書館再次對原機構設置作出調整，由原來的六股改成事務、編目、出納、參考四股，設書庫、閱覽、參考室三部分。由書庫收藏該館全部圖書；閱覽室供教職員、學生一般閱覽之用，參考室由書庫提出字典、辭典、年鑒、地圖、表冊、期刊、珍本以及各院系組科教員指定的參考圖書等，以供教職員學生的參考，然此類書刊均不出借。前以參考室范圍過小，每晚同學自修，擁擠不堪，近已遷至新落成的相伯圖書館內，容量較前增加一倍。

早在1937年復旦大學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了《圖書館借書規則》，1941年4月15日圖書委員會會議決定對借書規則及參考書籍閱覽規則重新加以改訂。新制定的《圖書館同學借閱規則》對出納、閱覽、流通等工作做了詳細的規定：“凡本校同學于注冊后一月以內，憑繳費收據及學籍證親至圖書館填寫借書證。”為了最大限度保證圖書流通，確保他人參考研究之用，對讀者借閱冊數和借閱時限做了規定，“借出圖書每人限定兩本，線裝書籍以函為單位，每書以兩星期為限，如無他人欲借，得由原借書人來館聲明續借兩星期，但續借以一次為限。”對于違反借閱規則的行為，規定了嚴格的處罰規定，即“借書逾期經本館通知會計組按日罰金，第一日罰金五角，以后每日以兩角五分計算，逾限一星期以上，除按日罰金外，并由訓導處予以適當之處分。”進一步明確了讀者的借閱權限和責任，促使圖書館管理的制度化和規范化，以制度保障圖書館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1943年8月遷入相伯圖書館后,復又規定“書籍出納每日平均約千冊左右”“職員以五本為限，教授因特殊參考，以三十本為限。均限二星期歸還。”

在渝辦學九年，從無到有的館舍，逐年增長的藏書量，日益完善的規章制度，或可窺見復旦人力求藏書不輟的苦心經營和堅定信念。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這些實踐活動似乎極其平常，然而在動蕩的戰爭年代，它們增進了教學與研究的效能，使得學術弘揚、弦歌不輟，而蘊含其中的復旦精神對于今天的我們仍是一筆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