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劇團：它的存在僅僅只有一年時間，但卻是抗戰初期大批戲劇團體入川的第一支隊伍。為此它經歷了后來者所不曾經歷的苦難，遭受了后來者所不曾遭受的屈辱；它以自己的頑強和努力為大后方戲劇運動的發展打開了局面，奠定了基礎，這便是上海影人劇團。

然而，它的歷史卻成為了碎片，需要將其拾起，需要將其綴合。

影人劇團十姊妹，前右路曦，二排右一白楊，左二吳茵

上海影人劇團出發前

告別上海 為防止女演員被潛規則 擬定不得單獨外出的《生活守則》

“八一三”滬戰爆發之后，聚集于上海的戲劇工作者按照黨的指示，組成了13個抗日救亡演劇隊，奔赴前線與敵后，進行廣泛的宣傳和演出。然而，與他們堪稱姊妹的另一支隊伍——電影從業人員，卻一時顯得群龍無首。日寇的炮火使得電影公司關門停產，影人們陷入了失業的困境。首先想到這批進退無據人群的是蔡楚生，他決定組織一個劇團，就像那13支救亡演劇隊一樣，讓這些失業而不失志的電影人，改用話劇的形式為抗日救亡服務。

他從華聯、明星、藝華、新華四大影片公司中動員來了34人——女士12名，男士22名，其中不乏早已家喻戶曉的老牌明星，更有一大批熱情奔放、積極上進的年輕人。唯有陳白塵，不屬于“影人”行列，蔡楚生找到他，只為邀請他擔任劇團的編劇，更希望他能夠代替自己率隊出征，其本人因為某些原因不能離滬。于是，一個為特定人物所設計的特定方案，就這樣被確定了下來。

1937年9月23日，上海影人劇團在由陳白塵、沈浮、孟君謀三人組成的常務理事會的率領下，跟隨著夏云瑚上路了。

一路的擔驚受怕，一路的死里逃生，目的地終于日漸臨近了。但是在幾位領導者的心中，卻開始不安與沉重起來：等待劇團的將會是個什么樣的局面？此時國民黨的勢力雖然已伸進夔門，但僅僅在重慶設立了一個蔣介石的行轅而已，整個四川基本還處于封建軍閥的割據之中。從一個典型的半殖民地的上海，來到這典型的半封建的四川，其兇險是難以預料的。

白楊曾在文章中回憶當時的情景：“當輪船即將到達重慶時，夏云瑚面對12名女團員說:‘四川的軍閥官僚橫行霸道，專門玩弄女性，請各位衣著樸素，結伴而行，以防萬一!’當時只有17歲的我，心中惴惴不安，由我主演的《十字街頭》等影片已經入川放映過，他們會不會……？吳茵看到我的臉色不對，趕忙走到我身邊，親切地對大家說:‘我們都是姐妹，出門就像一家人！只要我們團結一致，集體行動，誰也不敢拿我們怎么樣！——請大家報一下年齡，讓我們結成十二姐妹！’當時吳茵29歲，排行老大，大家就叫她大姐；我排行第九，大家就叫我九妹?！?/p>

三位理事則集體商議，擬出了一個以保護每位團員安全為宗旨的《生活守則》。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除集體行動外，任何人不得單獨參加任何社交活動。”

演員魏鶴齡

演員謝添

抵達重慶 以《生活守則》為武器，回絕心懷叵測的“邀請”

1937年10月15日，上海影人劇團終于到達了目的地——重慶。在夏云瑚的安排下，全團下榻在蒼坪街一處半地下室里。未等洗凈征塵,一場聲勢空前的歡迎活動便開始了。

這畢竟是頭牌影星第一次光臨四川，更何況人數又是如此之多，山城重慶有如掀起了一場狂瀾。每日的報紙上報道與花絮不斷，蒼坪街住地的來訪者與宴請者更是絡繹不絕。在10月18日上海電影公司及國泰電影院舉行的招待會上，陳白塵不得不以負責人的身份請求大眾:“望四川同胞勿將我們的團員當明星看，應在劇情里求內容?！比珗F亦于該日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因要求團員簽名者過多，從今日起，每求簽一名字，捐法幣一元，交抗敵后援會。”10月19日，劇團不得已又在《新蜀報》上刊登了一則啟事:“入川從事救亡演劇以來，辱承各界人士或寵予招待，或設宴歡迎，即日起加緊排練，對各界招待容有方命之處，請予原宥?！?/p>

在這一片歡迎與頌揚聲中，重慶的土皇帝們也登臺露面了。市長李宏坤派人送來一張名片,傳呼白楊到其府中赴宴。這無異于舊社會召喚歌舞女的“條子”,全團無不為之氣憤難平。

白楊不會忘記的是：“這時吳茵大姐站了出來，對來人說:‘我們劇團有條紀律，演員不得單獨外出，只能集體行動!’弄得那個市長騎虎難下?！?/p>

陳白塵則更為詳細地寫下了這一經過：“李宏坤不死心，當天晚上又派了一名身穿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小帽的科長徑直來找劇團負責人。他一聲不響地從袖管里抽出12份大紅請柬，攤在桌子上，每位的名字之下均是‘女士’二字，無一‘先生’。陳白塵怒不可遏，再次以《生活守則》為武器，回絕了這一心懷叵測的“邀請”。這位科長滿面怒容，抄起請柬咕噥了一句：“不識抬舉!”揚長而去。

惱羞成怒的李宏坤，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最后是夏云瑚親自出面，才使對方改變了方式——邀請全體團員出席。那天大家被帶進了一間客廳,賞了一桌飯菜后，李宏坤提出要請所有人去跳舞——狡猾成性的他終于“圖窮匕首見”了。

陳白塵在文章中回憶：“眾人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報告市長：我們都不會跳舞！’管理劇務的胡瑛女士霍地站起身來，搶先作了回答。我也忍耐不住,率領大家毅然離席:‘今晚我們要排戲，就此告辭!’李宏坤勃然變色，望著遠去的我們跳腳大罵。最終只得把一家歌舞團的女演員們喊來，充當了替身?！?/p>

10月27日，影人劇團終于正式公演了,劇場即為夏云瑚經營的國泰大戲院。首場演出的是陳白塵的三幕劇《盧溝橋之戰》和獨幕劇《沈陽之夜》。其中“慰勞座”的票款收入，提取25%作為捐款,支援前線。

重慶不少市民是第一次觀看話劇，更何況又有如此之多的明星作為號召，“國泰”的門前每天人頭攢動,水泄不通。場內的氣氛更是熱烈，每當臺上演員喊出“我們為民族而戰”時，臺下則掌聲雷動，呼聲四起。

11月2日，又輪換演出了陳凝秋(塞克)的《流民三千萬》，以及屢演不衰的《放下你的鞭子》；一周后再次推出了陳白塵的新作《漢奸》。

影人劇團終于為重慶的劇壇播下了抗敵的火種，拉開了大后方抗戰戲劇的序幕。11月7日，《國民公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從“全民文化”談到影人劇團的演出》的長文,作者姜公偉對劇團的努力作出很高的評價。在此期間，關心影人劇團的朋友委實不少,有人提出應該再降低一些票價,以爭取更多的觀眾；有人建議應該到農村和部隊中去演出,以擴大宣傳的范圍。對于這些意見，常務理事們非常重視，但囿于沒有經濟實權，又與夏云瑚簽有合同,而難以成行。他們找來夏云瑚商量，最后的決定是：轉移碼頭,另辟戰場——向成都進發，去川西壩子里再點燃一把抗戰戲劇的烈火。

11月30日，影人劇團動身上路了,他們在《新蜀報》和《國民公報》上連登啟事三天，鳴謝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與熱情關懷。他們告別了這座難忘的山城，也同時告別了第一階段的戰斗。

理事孟君謀

理事陳白塵

轉戰成都 劇團和演員們都被迫更名

12月2日,影人劇團一行風塵仆仆地來到成都,各界人士的歡迎不亞于重慶。演出劇場選在智育電影院，在夏云瑚的幫助下,將舞臺進行了一番改造與擴建。十天之后公演正式開始，劇目仍選用在重慶演出過的《盧溝橋之戰》《沈陽之夜》和《流民三千萬》,演出效果同樣轟動了蓉城。

吳茵說，她最難忘記的是：“成都觀眾都瘋了，不但戲院門前像集市一樣熱鬧，就連住地附近也是川流不息的人群?？椿瘖y，認演員，加之采訪與會談，天天都是應接不暇，有時甚至影響到開幕，不得不婉言謝絕。”

然而,成都是一個軍閥統治更加根深蒂固的地區,其土皇帝們的威勢也更高重慶一籌。在劇團呈請租園演出的呈文上，成都市政府主任委員稽祖佑的批示竟是這樣:“應與警局切商監視辦法,并遴選監視人員。因時代不同,本市情形近來尤為復雜，須特別注意，萬勿照平時手續，是為至要?！?/p>

警備司令嚴嘯虎更是不可一世，他三番五次地“下條子”,“邀請”白楊陪他喝咖啡。

那一天讓所有人都不會忘記——屢屢遭到拒絕的嚴嘯虎不甘失敗，他派出當地的川劇名角“四川胡蝶”徑直到后臺來，說是親自陪同白楊一同前往，結果同樣碰了一個大釘子。這個惡魔大發雷霆，就在劇團上演《流民三千萬》時，他闖進劇場，指著天幕上冉冉升起的象征著光明前途的紅日，一口咬定是日本國旗，是在為敵寇作宣傳。緊接著命令下達了：立即停演，限三日出境。

一出反映抗日的話劇，一個從事救亡宣傳的劇團，竟被如此顛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成為千古奇冤!

影人劇團所遭受的迫害，引起了強烈民憤。文藝界、新聞界、教育界，以及廣大青年學生們紛紛前來聲援。他們責問當局抗日宣傳何罪之有,如果要將白楊等人拿辦,大家便陪同劇團一道坐牢。嚴嘯虎趕到某中學操場訓話，憤怒的同學根本不予理睬，他們一遍遍呼喊著白楊的名字，以此表示強烈抗議。

專橫跋扈的嚴嘯虎不得不讓步,但為了下臺,又提出了兩個極為苛刻的條件：一、劇團必須更換名稱,否則不許在成都地區演出；二、所有演職員一律改名易姓,否則不允許刊登廣告。

為了能夠繼續宣傳抗日、報答成都的觀眾,大家只得忍氣吞聲,咬牙應允。從此，在中國現代戲劇史上，“上海影人劇團”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成都劇社”；觀眾所熟悉的演員們不見了,代之而出現的是一些聞所未聞的名字。

謝添是個樂天派，面對愁眉不展的眾人，他動起了腦筋：“嚴嘯虎不是一口咬定你是日本人嗎？”他對白楊說，“那么我建議你索性改個日本名字——‘西門櫻’，誰讓咱們的劇團住在成都的西門呢!”大家無不拍手稱絕。緊接著什么“西門辣斐”(謝添)啦，什么“溫慈”(吳茵)啦，一大堆古里古怪的名字相繼出現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知是由于劇團的名聲大振呢，還是嚴嘯虎又作了什么手腳，事隔不久，一批成都的地頭蛇紛紛來到劇團，以月薪200元的高價為誘餌，進行拉攏收買。

自從入川以來，劇團的演出雖說一直很賣座，但收入的大部分都捐給了前方,每人每月只能領到10元的零用費。面對如此誘人的薪酬，原上海明星公司的那批老牌明星們抵擋不住了,王獻齋、徐莘園、龔稼農等人紛紛動搖，或是去了沙利文劇場，或是去了春熙大舞臺，劇團的原班人馬一分為三了。

這似乎早是預料之中的事情，隨著抗戰的不斷深入，每個人的立場與態度都在經受著考驗。留下來的人雖說僅有十余個，但是成都劇社的旗幟沒有倒下。他們是白楊、吳茵、楊露茜(路曦)、謝天(謝添)、施超、燕群、劉莉影、嚴皇、高步霄、董湘萍、沈浮、孟君謀和陳白塵。此外還有燈光師程默、木工師王元元，以及兩位新加入的當地青年。大家同仇敵愾，甘苦與共，以驚人的勇氣和毅力排演出大型話劇《日出》和《雷雨》。

由于演員不敷分配，演《日出》時所有人都上場了。導演沈浮自己飾演潘經理，負責行政的孟君謀也上臺扮演了黑三這一角色。

排練《雷雨》時又走了一批，人力就更加緊張了。沒有布景師，找來一個學美術的大學生，邊學邊干竟也搭起了一臺頗具氣氛的公館布景；后臺人手不夠,大家便身兼多職——上場是演員,下場管效果。

吳茵經常會回憶起那段日子：“做效果是很忙的，響雷要抖鐵皮，悶雷要推木滾，下雨則用竹匾滾黃豆，還得準確地配合著臺上的表演。人手少，演員下了場就得幫忙，還得一邊聽著臺上的對話，輪到自己上場了，連忙丟下手里的活兒，跑步上臺，既緊張又有趣。大伙為了爭口氣，忙死也心甘情愿?！?/p>

成都劇社勝利了,它經受住了重重磨難與考驗。對于上海影人劇團來說，這是它的第二個階段，也是最為艱難的階段。

搬兵武漢 陽翰笙拍板，與上海業余劇人協會兩團合并

夏云瑚雖說不是劇人，但是卻有著戲劇活動家與組織者的敏銳與果斷。就在影人劇團離開重慶抵達成都的當日,他找來陳白塵作了一番秘密長談。

“劇團有分裂的可能!”他開門見山地說出自己的焦慮。入川后那批原上海明星公司的老牌明星們一直令夏云瑚頭疼，不是動輒擺出明星的架子，提出種種過分要求，就是無端地同劇團負責人爭吵，理由是偏袒年青演員。至于說某些人的惡習更是極大地損害了劇團的聲譽。“看來，同他們是難以繼續合作了?！毕脑坪鞑荒懿蛔鞒鰶Q定:“為了挽救劇團，只有搬請救兵!”

夏云瑚的擔心，后來果然不幸而言中。但在當時，他卻提前萌發了這樣一個大膽的計劃——此時由上海出發的救亡演劇隊已大部分到了漢口,其中原上海業余實驗劇團的人馬都是昔日的戰友；他希望陳白塵能夠親自去一趟武漢，邀請他們入川合作。

陳白塵二話不說，次日清晨便悄悄上路了。然而，抵達武漢后方知，此時的救亡演劇隊已大多解散；由上海業余實驗劇團人員所組成的三隊、四隊也一分為二：一部分人去了前線，一部分人恢復了左翼劇聯時期“上海業余劇人協會”的名稱，在漢口作營業性的演出。

萬般無奈的陳白塵想到了陽翰笙——此時的他正遵循周恩來的指示，為籌建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忙碌。影人劇團的命運深深牽動了他的心,特別是嚴嘯虎一手策劃的“成都風波”更是讓他焦慮萬分。他當即拍板：兩團立即合并。

1938年元月,陳白塵興高采烈地陪同著上海業余劇人協會的同仁們登船起航了。這是一支人才濟濟的隊伍，既有電影明星，又有話劇新秀；既有著名編劇,又有杰出導演。沈西苓、趙丹、魏鶴齡、陳鯉庭、陶金、章曼萍、朱今明、錢千里、英茵……一共20余人,這樣的演劇團體就是在后來——大后方進入話劇運動的高潮時期,也是不多見的。

4月中旬，業余劇人協會終于抵達成都。它的到來，不僅使成都劇社轉危為安,更讓白楊等人的真實姓名重見了天日。由于兩支隊伍在人數上存在明顯差異，業余劇人協會堅持襲用他們的名稱。至此，上海影人劇團進入了他們的第三階段——合并與易名后的新階段。新的理事會成立了,除了影人劇團原有的三位常務理事陳白塵、沈浮、孟君謀外,又加上了“業余”的陳鯉庭、趙丹、陶金和劉郁民四人。

自4月25日起，業余劇人協會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公演,10余臺優秀的劇目令成都觀眾耳目一新。除了有原“業余”演出過的《民族萬歲》《故鄉》《夜光杯》《自由魂》，以及原成都劇社演出過的《雷雨》《日出》外,又排演了田漢根據魯迅先生原著改編的《阿Q正傳》、曹禺的《原野》、吳祖光的《鳳凰城》、陳白塵的《太平天國》及新作《群魔亂舞》等等。公演一直持續到9月中旬,如此盛況，無論是在以前的影人劇團，還是在以前的業余劇人協會,都是不曾有過的。

燕群作為原影人劇團的一員，最令她難以忘懷的是與魏鶴齡同臺演出《原野》：“魏鶴齡扮演仇虎，我扮演金子。魏鶴齡為自己的人物造型設置得很特別：上齒是突出的假牙，腿是一瘸一拐的，臉上有一道刀疤，顯示出在監獄里受過的酷刑。他尺寸的拿捏非常到位，將仇虎復雜的情感演繹得活靈活現，而我也被他漸漸地帶入了角色。”

一天，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幫國民黨士兵聽說《日出》演得挺紅火，死乞白賴地非讓劇團給他們的弟兄們演一場。恰巧那天演陳白露的白楊病了，劇團向這幫大兵們作解釋，可他們蠻橫不講理：“人不齊也得演，今天是非看不可了!”

被稱為“中國的卓別林”的謝添，回憶起來有聲有色——

“這幫家伙可不好惹，鬧下去我們就得吃虧?？墒菦]有陳白露，《日出》怎么演呀？好在這個戲我們也都熟了，陳白露的好多臺詞，別人也能記住一點兒，到時就看我們幾個老爺們在臺上怎么折騰了——“逢到有陳白露上場的地方，別人就替代著說:‘白露剛才說啦，怎么著……怎么著……’說了一堆陳白露的臺詞?！?/span>

“電話一響，‘喂！找陳白露呀，告訴你，她不在，有事兒就跟我說吧!……’又講了一段陳白露的事兒?！?/span>

“就這樣,我們演了一場沒有陳白露的《日出》，本來是三個鐘頭的戲，我們只用半個小時就演完了。”

這里雖說講出了他們的機智多謀，卻也體現了他們的高超演技。

易名后的業余劇人協會在成都掀起了演劇的高潮。陳白塵與陳鯉庭在一心一意地忙于劇團的發展與建設——為了擺脫劇場老板的控制與剝削,他倆四處奔波，找到一處名叫“沙利文”的小劇場,地點雖偏,租金卻很低廉,于是在長期租賃的合同上簽了字,興致勃勃地計劃著以《茶花女》作為1939年元旦新劇場開張的開鑼戲。

哪知就在此時,業余劇人協會于一夜之間徹底瓦解了!團內的大批人員被國民黨的中央電影攝影場暗中拉走,剩下的人員潰不成軍。

然而,它畢竟生存了一年,戰斗了一年,為大后方戲劇運動所作出的貢獻亦不可磨滅。它留下的諸多“碎片”，將被一一拾起，綴合成一串串閃光的珍珠。

（孟樹英、謝平等 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