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很早聽過這句話，查了一下才知道來自劉備給兒子的遺詔。多年前曾經想以這句話為標題寫一則小文，原因是收到了一批賀年卡。年末歲首辭舊迎新，親朋好友寄一張賀年卡表示祝福，這種文化習俗延續已久。但是，有一段時間，賀年卡的往返演變為一種公務行為。元旦前后至春節，各種賀年卡四面八方蜂擁而至，甚至多達一兩百件。因為賀年卡寄給我所供職的崗位，一些賀年卡寫上了個人的名字，怠慢不僅失禮，而且仿佛有失職的意味。于是，我也得到郵局購買一批，逐一回復。往來的賀年卡業已事先印上各種俗套的祝福詞令，不必另行構想。然而，有待處理的賀年卡數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拆信封、簽名與寫信封也成為一個難堪的負擔。后來我漸漸留意到，賀年卡的印刷、裝幀愈來愈豪華，時常是燙金的字體與鏤空的封面；同時，開本也愈來愈大，有的甚至接近雜志，一份定價二三十元。這是否多余的開支？我動念寫一篇針砭的文章，又擔心別人覺得小題大作，不近人情，以至于破壞了各方的雅興。猶豫不決之際，忽然想到了“勿以善小而不為”這句話。小事情往往視而不見，呼吁一下至少是必要的提示。這時傳來消息，新的規定叫停了以公務的名義寄贈賀年卡。既然如此，針砭的文章當然不再必要。除了名正言順地免去收發賀卡的勞役，同時還有幾分安慰：當初察覺的問題并非無足輕重——大量的公務賀年卡的確是一種資源浪費。

日后與一位教授閑聊涉及這個話題，我們的觀點相當一致。讓我意外的是，這位教授曾經就這個問題一本正經地撰寫一份報告，呈送給相關部門。他不知道這份報告輾轉到何處，產生何種作用，哪些人曾經真正過問這些瑣事；他只是覺得，認識問題之后，必須及時地將正確的觀點表述出來，沒有必要瞻前顧后。這是一個科學家的率直，也是標準的工作流程。教授的專業是化學。或許他對于何謂大事、何謂小事具有自己的判斷。化學教授必須觀測物質內部各種分子的運動。他深知哪怕分子水平的演變可以釀成多么深遠的后果。

許多宏觀的名詞概念可以建構各種理論樓閣，然而，名詞概念內部凝縮了事實與數據。或許一些理論命題無法完全還原為具體的事實，但是，理論與現實世界的呼應始終存在。我告誡自己的是，理論樓閣并不是僅僅提供思辨的樂趣，同時要發現理論樓閣步入日常生活的樓梯。正確理念的積極實踐不可或缺。愈來愈多的人業已形成保護森林的共識——愈來愈多的人業已在保護森林的意義上認識到節約紙張的意義，盡管如此，必須在各種生活細節之中找到這個共識，譬如辦公室文秘工作的紙張消耗。現在的許多辦公室安裝了計算機辦公系統，辦公桌上的屏幕和鍵盤幾乎是標配。當年引入計算機辦公系統的時候曾經提出一個設想：無紙辦公。如今看來，這個設想的實現程度相當有限。紙質文件似乎并未因為計算機辦公系統的推廣而大幅減少。我無法鑒別哪些紙質文件純屬多余，但是，桌上堆積了愈來愈多迅速過時的打印稿。一天我忽然意識到，那些堅挺的A4紙尚有利用的余地，各種非正式的文稿或者臨時性資料可以打印在空白的背面。總之，丟棄這些紙張之前力爭充分乃至盡量地使用。不知什么原因，這些紙張第二遍打印的時候往往會卡住打印機，甚至幾張紙重疊著一擁而出。我后來找到的解決辦法是，打印的時候用手指將每一張紙隔開，避免紙張之間無序地爭先恐后。這顯然是自找麻煩。可是，想方設法回收空白的紙張背面竟然帶來一種成就感——我給自己的鼓勵即是“勿以善小而不為”。

瑣碎的小事乘上一個大數字，往往就會變成大事。古人以豪邁而粗放的姿態對待數字：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已經可以象征性地代表萬物。相反，現代社會的一個標志即是對數字的敏感與斤斤計較。每秒幾萬億次運算速度的計算機表明了現代社會對于數據的重視。許多時候，精確計算之后的結論可能極大超出人們的預料。例如，人們已經開始關注外賣包裝產生的環境問題。不可降解材料制成的餐盒可能造成污染，這是普遍接受的常識。然而，如果為這個常識附上相關的數據，人們仍然會大吃一驚。一份研究資料指出，截至2020年底，中國外賣的訂單達到171億份；另外，6至14次外賣包裝產生的碳排放，一棵樹大約一年才能吸收。兩個數據的對比清晰地顯示出情況的嚴重程度。當然，171億份訂單的基數還隱含了多種可能。如果外賣包裝材料的回收能夠形成一個產業鏈，潛在的經濟利潤也將是一個可觀的數字。形象的比擬有助于理解問題：放大171億倍，一只螞蟻的體積和重量大約會超過40只恐龍的總和。

又想以這句話作為標題寫下這篇文章，是被一件小事惹惱了。不久之前赴異地參加一個會議，主題即是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會議結束之后，幾位同行的與會者將未曾用完的牙膏與沐浴露帶走。未曾料到的是，我們在機場的安檢處遇到麻煩。盡管牙膏與沐浴露瓶子的體積比安檢規定的100毫升小得多，安檢處還是堅持要求打開行李箱取出檢查。看到安檢人員擰開沐浴露的瓶蓋嗅了好一陣，幾位都有受辱的感覺。我們當即表示不要了。安檢人員如釋重負，一揮手輕松地將牙膏與沐浴露拋入旁邊的廢物箱子。我已經走開幾步，突然惱火了起來，轉身返回對安檢人員說起了大道理：我說這么做不符合節約型社會的理念。如果100毫升的標準過于寬松，你們必須重新修訂，廠家可以生產體積更小的旅行洗漱用品；隨意攔截已經達標的產品，肯定會造成不必要的浪費。這種事情熟視無睹，還有什么必要長途奔波，參加一個研討綠色低碳的會議？可是，看到安檢人員驚愕的神情，我很快氣餒了。他們大約覺得，幾位與會者衣冠楚楚，談吐不俗，有必要為若干殘存的牙膏或者沐浴露大動肝火嗎？我想，我的說教肯定弄錯了重點——看來我得從這兒說起：“勿以善小而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