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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體》誕生前，《超新星紀元》曾被認為是劉慈欣的最佳長篇小說。該作初稿于1989年，期間五易其稿，經手編輯近20位，歷時14年才得以在2003年于作家出版社出版。頗為遺憾的是，在眾多關于劉慈欣科幻作品的研究中，《超新星紀元》這樣一部傾注作者大量時間、精力與心血的作品卻少有人問津。原因或許在于這部小說世界設定的主體是孩子，批評者更傾向于將其視為兒童文學。盡管在內容及科幻元素的核心創意上，《超新星紀元》尚不能與《三體》系列小說境界的空靈之美及其以宇宙為背景的宏大與深邃之感相媲美，但它也絕非是簡單的童話小說。

同短篇小說《流浪地球》一樣，《超新星紀元》所采用的科幻創意是劉慈欣較為青睞的恒星“氦閃”爆發現象，但在故事情節的演繹上兩者截然不同。前者面臨即將到來的太陽“氦閃”危機時，具有濃厚家園情懷的中國人選擇帶著地球流浪太空，譜寫悲壯的太空歌劇；后者設想御夫座的一顆恒星“氦閃”，強勁的粒子洪流產生的射線破壞了13歲以上人的基因，地球成為了一個只剰孩子的世界，人類社會面臨重構。相對于劉慈欣其他科幻小說對科學技術的關注，《超新星紀元》將精力更多地放置在社會運行規則的改變上，一個只剩孩子，家庭結構就此消失，秩序被打破，倫理與道德規范漸趨失效，單純依靠人類兒童時期的本能和欲望推動的社會應如何維系？孩子世界真的會如詩人納奇姆·希克梅特詩中所希冀的“把地球交給孩子吧/哪怕僅只一天/讓世界學會友愛/孩子們將從我們手中接過地球，從此種上永生的樹”那般純潔無瑕嗎？

有意味的是，劉慈欣將問題放置在隱于現實背后的賽博空間進行探討。當互聯網尚未在中國全面普及之時，計算機工程師出身的劉慈欣就以其前瞻性視野在科幻小說《超新星紀元》中以賽博空間為載體，通過孩童對“好玩”世界的幻想，肆意架構他的元宇宙，這與《雪崩》中戴上與終端接駁的頭盔就能進入虛擬世界的構想不謀而合。類似的設定在稍后的《神經漫游者》《異次元駭客》《黑客帝國》《頭號玩家》等科幻作品中屢見不鮮。誠如人大教授劉永謀所言，元宇宙概念屬于“新瓶裝舊酒”，它不過是賽博空間的一種形式，或者說是賽博空間的“高級”階段。賽博空間同信息社會一樣，都是人類想象力的產物，是人們試圖了解現實世界重要特征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幻小說是呈現這一形式的最佳文體。因此面對“元宇宙”的再度興盛，對《超新星紀元》進行重新釋讀有其現實意義。

小說中，超新星紀元之初，面對大人的離去，精神失根、無所依靠的孩子們被無邊無際的孤獨和恐懼壓倒，這種心理失衡的大眾效應使國家在運行之初陷入混亂。幫助孩子們渡過危機的是大人們留下“中華大量子”超級計算機，它以數字國土為依托，模仿人類大腦的神經元并行結構，使得管理國家成為可能。進入“慣性時代”，孩子們在學習之余承擔起大人的工作，累、無聊以及失望的心態充斥著整個社會，而依靠“大量子”和網絡建立起來的虛擬空間則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刺激，誘發了更強的情感投入，最終以壓倒性優勢戰勝了了無生趣的現實世界。

盡管“元宇宙”在現實社會中尚未成形，許多問題也有待明晰，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元宇宙”并非因自身而火，而是因為我們所處的現實社會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倦怠期。身處加速前進，越來越“內卷”的機器社會，人們被時代的洪流席卷，諸如“佛系”“躺平”“擺爛”的心態開始彌漫，而此時媒介技術的成熟，使得“元宇宙”有了從幻想變為現實的可能，其出現恰好可以提供一個出口，彌補人類在荒漠世界精神層面的缺失。“元宇宙”和人類天性中“玩”的特點有著天然的聯姻關系，游戲的規則早已深深嵌入人類文明的基因，在虛擬世界，人類追求享樂和游戲的本能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張揚和釋放。就某種意義而言，游戲和人類文明的起源與童年時期息息相關，而“玩”什么以及如何通過“玩”重建社會秩序？未來是否有可能建立起一個游戲機制，為教育、文化、社會制度提供游戲式的獎懲機制，激發更多人的積極性？或許正是30多年前劉慈欣《超新星紀元》思索的問題。在孩子世界，驅動成人社會運行的貨幣齒輪早已不奏效，“好玩”才是推動孩子世界的真正動力與最大意義。孩子們在“新世界”召開全國大會，同小領導人對話，紛紛要求建設一個好玩的世界以擺脫沉重的現實，他們憑借自己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建設了一個虛擬國家，在這里所有的孩子住在一棟搭載火箭電梯的300萬層高的大樓里，剩余的國土面積被規劃為游樂園區、天然野生動物園區、探險區以及糖城開發區等，以凝聚起整個兒童社會。

為了實現幻想中的烏托邦，孩子們在虛擬社區召開了一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民主討論，他們匯聚在虛擬“廣場”上，參與人數多達兩億，孩子世界狂熱的面目也終于在這個虛擬空間呈現出來。經過大量的數據處理，孩子們的發言被歸為兩派，其中支持在現實世界建造虛擬國家的“虛擬公民1”占比達91.417%，而極少數的理智群體“虛擬公民2”只有8.972%，孩子政府一時陷入了困境。導致這種局面的原因很簡單，“人類的群體效應十分強大，這在一場有幾萬觀眾參加的足球賽中就能表現得很明顯，而當兩億孩子站在同一個廣場上時，這種效應之強大，是以前的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想都不敢想的。在這里，個體在精神上已不存在，只能融入到群體的洪流中……他們當時已完全失去控制，什么理智什么邏輯，對這億萬個娃娃已徹底失去了意義”。其實，類似的群體形象書寫始終貫穿著劉慈欣的創作，如《三體》中狂熱年代的群眾、《鄉村教師》中愚昧麻木的村民、《流浪地球》中自以為是的叛軍、《地球大炮》里目光短淺的百姓、《全頻帶阻塞干擾》里憤怒失智的人民……這些不同樣貌的形象，在《超新星紀元》中便是遵循本能欲望，肆無忌憚的孩子們，這幾乎可以看成是劉慈欣人物塑造的原點。劉慈欣將孩子作為成人世界的映像，重思社會化過程的合法性,并對現有的社會制度建構及價值取向作了深入的探討：如何保證社會運行基本的物質需求？個體自由與社會責任應如何平衡？絕對的民主是否會帶來民主泡沫？作者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而是通過自身命運和未來的想象和推測，為讀者建構一個可能性世界。

眼下信息時代的發展速度早已超乎世人預料，各國在互聯網、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增強現實、區塊鏈、腦機接口等領域大規模投入資金，人類文明正以不可抵擋之勢走向賽博文明，“元宇宙”也走向了更高級的全身沉浸式的賽博空間。2018年，劉慈欣在獲得克拉克想象力服務社會獎時再次表達了他對元宇宙的批判態度——“在IT所營造的越來越舒適的安樂窩中，人們對太空漸漸失去了興趣，相對于充滿艱險的真實的太空探索，他們更愿意在VR中體驗虛擬的太空。”言語間透露著一個科幻作家對賽博文明的深重憂慮與不安。

相較于赫胥黎《美麗新世界》和王晉康《蟻生》使用化學手段使人獲得幸福的烏托邦，《超新星紀元》中通過技術手段讓人甘愿從全景敞視監獄走向電子牢獄，沉浸虛擬空間自我麻木獲得滿足的賽博烏托邦顯然更加兇險，這些技術更加讓人迷惑于存在的意義：在真實的“痛苦”和虛幻的“快樂”之間，生命將何去何從？至此，劉慈欣停筆不再想象人類在賽博烏托邦或反烏托邦中的生活，將反思的空間留給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