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自然文學的寫作，要把對環境與人關系的深刻揭示作為根本的寫作立場，要上升到生命倫理層面。要有一種自覺的人文意識，即：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類自己；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類自己。

當下，對自然文學寫作的提倡已漸成風氣：作家發奮，刊物助陣，已有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并引起在諸多層面的思考，已成為不可回避的現象。這很好。因為“自然文學”其實并不是什么新概念，是世界文學中早有的傳統；在中國文學中，也早就有“草木小品”。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仿效蘇俄和日本文學，更是注重風景描寫，《白楊禮贊》《長江三日》《天山景物記》等篇什，化石一般，依舊存在于各種教科書中。只不過，新世紀以降，現代風習作用下，物質主義、商業原則，排擠了自然之真、之美，欲望風尚的追逐遮蔽了對天地奧秘和“人情物理”的探求，人類生活，普遍趨于冷漠、枯槁，甚至無趣，人們便本能地反省、反思、反撥，呼喚有自然性情、純潔精神、靈魂質地的文學登場，以浸潤、教化、涵養人們的生活，自然文學也就應運順勢地“回歸”。

為了讓自然文學有寫作上的自信、自覺與自適、自強，也更有力、更有效、更有益地滋養現代人的生活，便有必要，對自然文學的本質特征、價值取向、文學意義做學理上的探究，做到“明理而求”——

自然文學的寫作意義之一，系呈現天地間的“古老價值”

就我個人的閱讀經歷和閱讀經驗來說，國內自然文學寫作者，早些時候，總體地以愛默生《論自然》、梭羅的《瓦爾登湖》、利奧波德的《沙郡年記》和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為圭臬。近年來，“美國自然文學經典”傳到中國，包括約翰·巴勒斯的《醒來的森林》、亨利·貝斯頓的《遙遠的房屋》、特麗·T·維廉斯的《心靈的慰藉》和西格德·F·奧爾森的《低吟的荒野》等紛紛譯介而進，又極大地豐富了寫作者的視野。

我讀到的，是程虹女士的譯本。她每部書前的譯序都寫得很用心，準確地提煉出原作者的用意。對自然文學的本質有透辟的認識。她總結道，所謂自然文學，就是通過對大自然的觀察與描寫，呈現出天地間的“古老價值”。這些古老價值，是生命的基因，是人類最起碼的行為準則、道德尺度，不會因時光的流逝而流失，需要現代人去守衛。

她認為，在自然文學作品中，我們看到了愛的循環：自然文學將人類對自然的熱愛和人類之間的親情融為一體，將土地倫理延伸為社會倫理，將對大地的責任延伸為對社會的責任。自然文學所稱道的，是大愛無疆，是愛的往復循環。

我非常認同她的說法，因為我多年來所致力的鄉土寫作，特別是大地散文寫作，就是立足于為世界（人類）大地道德的書寫貢獻中國經驗。大地道德與土地倫理其實是一個概念，都是著眼于自然萬物發育與生長的內在規律、內在邏輯和內在秩序，也就是大自然為什么有如此存在的道理。大地道德（土地倫理）對人有教化和借鑒意義，使人懂得敬畏，懂得“順生”，而不是妄自尊大、一意孤行、亂性而為。而且土地有“凈化”作用，它被自然文學闡釋之后，完全可以引發現代人類在社會中的凈化，從而涵養出純粹的人性，給現代人、特別是鋼筋水泥下的城市生活，灑下文明的陽光，并注入人性的溫度。

自然文學的寫作意義之二，系表現節氣的變換對人類情感的作用

事實上，新世紀以來，新生代散文家在自然文學寫作上還是多有實踐的，并在客觀上也推出了一大批創作成果。梳理他們的文本，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即：自然的四季，與人生的四季，在生命層面，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是互相牽動、互相作用的關系。換言之，節令的四季，不是置之身外的純客觀的季節，而是人類生命的四季。

不可否認，現代文學很少有自然風景的著意描畫，倒是聲、光、電、色在作品中是一種至高無尚的風景。一旦“想想清楚”，我們便認識到，這其實是人類生命力萎頓的征兆：因為，自然的風景是一種根性的東西，樹木、花草有根須，山巒河流有根底，鳥獸蟲魚亦有可供棲止的憑依。有根性，便有不息的生長，便有蓬勃的生機。而聲光電色，倏生倏滅，形同虛幻；在虛幻中沉醉不醒的人，是感覺鈍似血性變涼的一群，生命退化的那一重陰影，自然會或重或淡地罩在心上。

所以現在人迫切需要與自然的季節作生命的親和，與土地建立一種既詩意又質樸的根性關系。

自然文學的寫作意義之三，系揭示環境與人的關系

記得是2000年9月，我去了一次湘西，到了沈從文和黃永玉的老家鳳凰。那里人情淳樸、風景優美，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首先是那里的環境有殊異的樣相。那里的山，峭拔而蒼翠，常有霧嵐纏繞；因為有霧的游移，山似乎有了呼吸。那里的水，清澈而平緩，久也見不到流動的樣子，顯得矜持而含蓄，似有深刻的用心存焉。所以當時我想，鳳凰這么一個彈丸小城，之所以出了沈從文和黃永玉那樣的杰出人才，蓋與它的山水景色有關。峭拔之境必有大品，深蘊之境必出奇才是也。

在鳳凰行走，感受到了鳳凰人的兩個境界：一是對環境的珍愛，二是對文化的尊重。他們認為，美好的自然環境是造化之賜，我們不能不珍惜；好山好水自然能產生出優質的文化，那么，對文化的尊重，就是對自然之賜的人性回報。 這些樸實的認知，正道出了環境與人的內在關系。所以那里的人雖然并沒有走過太多的地方，也沒受過太多的人為的文化教化，但談吐里卻有很深的文化味道，顯示出人性的儒雅與溫暖。于是，那樣的環境自然會誕生了那樣的人，這是天地間的道理。

這時我突然想到了友人的一篇名為《樹誄》的散文。他寫到故鄉村口的一棵老絨花樹被人砍了，從此他感到故鄉再也不是記憶中的故鄉了；因為這棵老樹不只是一棵樹，而是故鄉的標識，是故鄉的象征，他甚至感慨道：這棵老樹是我的一個親人，是親情的一部分；這樣一個連著我根脈的親人已失去了，故鄉的夢也就殘損了，甚至故鄉也就不成其為故鄉了。可以看出，環境可以直接構成人的精神譜系和心靈世界。

自然環境問題，不是一個純客觀問題；也是屬于人的主觀世界的一個人性的話題。自然環境涵養了人的生活習性、思維習慣和人性深度，是人的情感之依、精神之本和人性之母。“人是環境的產物”，便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化了的哲學概念，而是一個樸實的生活道理。

所以，自然文學的寫作，要把對環境與人關系的深刻揭示作為根本的寫作立場，要上升到生命倫理層面。要有一種自覺的人文意識，即：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類自己；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類自己。

自然文學的寫作意義之四，系引領人們“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

屠格涅夫說，在草木中散散步，讀讀果戈理，真是件幸福的事。

他此時所讀，是《欽差大臣》、《狂人日記》和《死魂靈》之外的文字，是《鄉間通信》、《狄康卡近鄉夜話》這些來自小俄羅斯（烏克蘭的舊稱）鄉村的東西。果戈理描繪鄉間風情、鄉間人物和鄉間草木，活色生香，搖曳生姿，令人迷醉，堪稱圣手。

令寫作《獵人筆記》的屠格涅夫沉醉的，自然是土地上的物象、氣候、風俗和與之相呼應的心靈信息。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國作家，很癡情于風景描寫，下筆泱泱，不遺余力，其俄羅斯文學（蘇聯文學）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但那時的有關風景的經典描寫，現在看來，頗覺得繁冗、沉悶、隔膜、無趣，不堪卒讀。究其原因，或有二：

其一、匍匐于風景。認為風景如畫，渾然天成，有玄妙莫名之美，乃神力與天地造化，便采取仰視的視角，醉倒之，描摹之，癡迷到目盲，只見風景而不見人。

其二、功利于風景。這是對前者的反動，僅把風景描寫當作營造環境、塑造人物、圖解觀念、表達悲歡的手段，人為地呼風喚雨，而漠視風景自身的韻致，便只聽人聲而不聞景語。

兩種態度，均把風景外化于人，非俯即仰，俯仰之間，是游離的狀態。讓人感到，中國作家對自然的描寫，沒有建立在“端正的態度之上”，先是失據，后是失真，就帶來了消極的影響，便導致在當代作家的作品里，很少看到描繪風景的筆墨了。

有感于此，海子深情地呼喊道：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海子的這句詩，每個讀到的人，都說感動，都感到有一種熱流在內心里涌動。這其實正說明了人對于自然之美，有著本能的渴望，乃人性的狀態，是永恒不變的。

“萬物生長，詩人死亡。”這是終其一生，都鐘情于書寫“大地上的事情”，因而被稱之為“土地之子”的葦岸的一句話。出自他對海子的一篇周年祭。現在吟味，頓生感觸：這與其說是對海子的憑吊，不如說是對中國文學山水精神缺失的痛惜。是挽歌，是呼喚。因而他呼吁，中國作家應該用心地讀讀日本的“自然文學”。

讀到德富蘆花的《自然與人生》，讓人癡迷，不忍釋卷之下，內心會情不自禁地發出感嘆：日本文學的山水精神涵泳得純粹啊！

以為德富蘆花乃專工風景散文的寫家，不足為憑，便又讀谷崎潤一郎的《蔭翳禮贊》，芥川龍之介的《侏儒的話》，川端康成《我在美麗的日本》，永井荷風《斷腸亭記》，松尾芭蕉《奧州小道》，直至清少納言的《枕草子》。

掩卷回味，確認到，日本文學得自然精奧，且貢獻了足可憑依的描寫經典。

東瀛美文，特別鐘情于對自然的描寫，幾乎到了無詞不景的地步。概因為，日本作家珍重萬物，認為草木也有人格，而人，也不過是行走的草木——人和萬物是平等的，不分靈愚，休戚與共，情感是相通的。

德富蘆花對自己說：“要有個家，最好是草屋，更希望有一小塊地，能自由耕種。”便毅然從都市逃亡，真的住在了鄉下。“屋子雖簡陋，尚能容膝；院子雖小，亦能仰望碧空，足可以信步遐想。”在他那里，大自然不僅是環境，也是精神，一如《圣經》所說，人不懼苦，苦的是找不到生之“喜樂”。何言喜樂？乃心靈的安妥、生命的自足。所以，走進大自然，不僅是“詩意的棲止”，更是“喜樂”的境地矣。

德富蘆花把在大自然里的行走，不說是旅游，而是冶游。一個“冶”字，道盡了人與自然的萬般風致。冶情，冶性，均與人性的涵養有關，其著眼處，不是人定勝天的迂闊與傲慢，而是對物語與天啟的傾聽，是對自然萬物的欣賞與敬重。

儒家曰，物候不調，人心浮躁。

詩也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民諺說，蟋蟀鳴，懶婦驚。

其實在中國，對自然，對自然與人，早就有殊勝的思想與態度，好的風景文字也宏富地放在那里。但卻被今人忘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