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2022年7月17日，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杰出的文學編輯家、評論家，中國作家協會《人民文學》雜志社編審、原常務副主編崔道怡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崔道怡先生是編輯行業的標桿與典范。近四十年的編輯生涯中，崔道怡先生發現、培養了李國文、蔣子龍等大批作家，責編了《山那面人家》《班主任》《西線軼事》等大量佳作。崔道怡先生在工作崗位上竭盡全力、恪盡職守，以開闊的文學視野、精準的藝術判斷、澎湃的工作激情和嚴格的政治把關，保障了刊物的純粹品格與高質運行。他還曾兼任“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編委會主任，為助力一代代文學新人的成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編輯家張守仁曾撰《“文學擺渡人”崔道怡》（發表于《星火》2018年第3期，2019年收錄張守仁著《名作家記》）一文，回顧二人文學交誼，以及與崔道怡先生相關的文壇往事。今日，我們再次發布這篇深情之作，紀念“文學擺渡人”崔道怡先生。

一

1956年夏末，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年僅22歲的崔道怡，興沖沖走進東城區小羊宜賓胡同東頭門前有棵大槐樹的四合院，到影壁墻上掛著“人民文學”木牌的院子里報到，從此開始了他的編輯生涯。當時他被分配看來自京、津、華北地區的小說稿。

1957年5月，春光明媚，草木葳蕤，院子里彌漫著丁香花的芬芳。崔道怡把椅子搬到前廊，探寶似地審閱來稿。突然眼前一亮，他在一摞自然來稿中發現有篇《改選》的小說，文筆精粹，結構圓熟，寫一個為群眾排憂解難、處處操辦貼心事的工會干部郝魁山，遭到常說空話、不做實事、唯上是從的工會主席的排擠，改選時竟把他從候選人名單中劃掉。實際選舉時，他卻在熱烈掌聲中以高票當選，但結果他又被折騰致死。崔道怡看到了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鮮活出世，心想這是整風運動中需要的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力作。通過復審、終審后，他便懷著興奮心情通知小說作者李國文：“你寄來的《改選》，將于1957年7月份特大號上作為頭條隆重發表。”

世事難料。1957年6月、7月，開始了大張旗鼓的“反右”運動。《改選》被人指斥為“毒草”，作者李國文被劃為“右派”，派到遠方艱苦的鐵路工地勞動改造二十一載。一部近八千字的短篇小說，竟讓他招致了八千來天的苦役煎熬。一字一天，付出之代價，何其高昂！

可是被推入深淵、受盡苦難的李國文，“右派”改正后對崔道怡的發現與提攜，始終銘記在心，稱道怡是使他“走上文學道路的第一人”。他忍受《改選》帶來的災難，從不嗟怨。他不僅不抱怨，還對崔道怡表示由衷的感激。他在《作者與編輯的緣分》一文中說：“還真得感謝道怡君，他沒有把無名之輩的我的一篇來稿，不屑一顧地撇在一邊，而是收到我的稿后，約我到編輯部談談……我不想用伯樂這樣的字眼形容他，那實際等于變相地認為自己是千里馬的吹噓。我遠非千里馬，但也不是一匹駑馬。這一點自信，確實來自崔道怡的第一聲肯定。他這一聲好，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

復出后，李國文的作品榮獲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諸多獎項，成為獲獎專業戶的李國文認定：編輯是把作家從此岸送到彼岸的擺渡人，是讓小說胎兒順生到人間的助產士。幾十年之后，他把崔道怡最初寫給他、且保存完好的信函，復印一份，回贈寫信者，作為彼此永志紀念、永恒友誼的物證。

李國文說：“編輯的勞動，是一種付出代價、但成果卻并不屬于自己的勞動。正是由于編輯的勞動，才得以保證作家的勞動，不致付諸東流……一部文學史，上面刻滿了作家的名字、文學評論家的名字、領導文藝運動者的名字，獨獨沒有編輯——為我們擺渡過河的人的名字，這當然是不公平的。”

二

整整20年之后，即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人民文學》主編張光年，受當時中宣部部長張平化委托，在東城區海運倉總參第三招待所主持召開在京文學工作者會議。

那是十年動亂后文壇精英們第一次大聚會。與會者都是文學界如雷貫耳的人物，有茅盾、周揚、夏衍、林默涵、劉白羽、曹禺、曹靖華、周立波、吳組緗、徐遲、曲波、韋君宜、雷加、草明、王愿堅、周而復、阮章競、葉君健、唐弢、鄒荻帆等百多位名家。當時王蒙、從維熙、鄧友梅、劉紹棠等“右派”作家，尚未落實政策、得到改正，因而還沒從新疆、山西、遼寧、通縣農村回京，故未能與會。1961年我從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后，被分配到《北京晚報》副刊部任職。六十年代初《北京晚報》曾連載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鄧拓的專欄文章“燕山夜話”， 后晚報因此被勒令停刊。于是我帶著戶口被下放到京郊門頭溝深山區干體力勞動：壘堰、種地、送糞、養豬、挖煤、燒石灰……1973年回城，分配到北京出版社文藝室做編輯。從1977年7月開始，我和文藝室的王世敏、章仲鍔籌辦一本大型文學雜志《十月》。我以《十月》籌備組成員的名義參會。

在那次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崔道怡。他高高的個兒，健拔的身軀，一頭濃發、風度翩翩，聲音好聽，和藹可親，立即博得我的好感。崔道怡興奮地告訴我一則消息：“我在北京地區來稿中，發現一個叫劉心武的中學教師寄來一篇小說《班主任》，揭露‘四人幫在精神上對年輕學生的奴役和戕害。作者眼光敏銳，思想領先，寫法別致，便拿去送審。我和主編光年同志力爭讓它發表于今年11月號。因刊物拖期，直到12月才出版。你回去看看，我預測這篇小說會引起很大反響。”

我回單位后，到圖書室借了《人民文學》11月份那一期，仔細閱讀了劉心武的《班主任》。我感到在揭批“四人幫”高潮中，這篇小說描寫了謝惠敏、宋寶琦兩個中學生在“文革”中受到了瘋狂思潮的惡劣影響，故班主任張俊石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文章合為時而著。因它切合時宜，故作品顯得重要。但又覺得它文學性稍差，語言直白，概念大于形象，隨著時間推移，會顯露它在藝術上的不足。

那時劉心武已從十三中調到北京出版社文藝室，成為我的同事。我看到他收到許多讀者來信，《班主任》反應強烈。我和心武外出開會、組稿，見他獲得許多名家如趙丹、黃宗英、宗璞等人的贊賞。接著我又在1978年出版的《十月》創刊號上編發了他的《愛情的位置》，同樣引起讀者的熱烈反響。

公正地說，劉心武的《班主任》在當代文學史上功不可沒。它的出現，是萬丈堅冰解凍的征兆，是傷痕文學最早的代表，更是預報新時期文學春天即將到來的信號。

一花引來萬花開。1978年起，各地佳作如雨后春筍般陸續冒出來：上海有盧新華的《傷痕》、北京有宗璞的《弦上的夢》、西安有陳忠實的《信任》、廣州有陳國凱的《我該怎么辦》、山西有鄭義的《楓》、南京有張弦的《記憶》、河北有賈大山的《取經》、蘇州有陸文夫的《獻身》、西寧有余易木的《春雪》、天津有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長沙有韓少功的《月蘭》、保定有鐵凝的《哦，香雪》、軍旅文學則有徐懷中的《西線軼事》……

新時期文學井噴階段，呈現出百花齊放、萬紫千紅的繁榮局面。崔道怡從自發來稿中敏銳地發現并勇敢地編輯了劉心武寫的《班主任》這篇轉折時期的發軔之作，因而他的特殊貢獻，理應在當代文學史里記上一筆。

三

《人民文學》雜志，是文壇“國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齡。崔道怡在四十多年編輯生涯中，曾和《人民文學》歷任主編嚴文井、秦兆陽、張天翼、袁水拍、張光年、李季、王蒙、劉白羽合作，并在自然來稿中發現了老、中、青作家的多篇名作，稱他為小說編輯家，當之無愧。筆者有機會常和他一起開會，或編書，或評獎，或講學，或外出采風，無論為人為文，向他學到許多東西。

1996年4月30日，我和他同游井岡山，入住井岡山市杜鵑賓館。那天傍晚下了一場春雨。雨后街道濕潤，空氣清新，我約了同室的旅伴到外面散步。

我們第一次來到井岡山，想不到這兒森林蓊郁，綠蔭遍地，城市建筑全都掩映于翠綠之中。井岡山深居萬山叢中，宛如一朵盛開的蓮花：花瓣是環繞四周的群山，花蕊正是我們溜達的茨坪。散步在茨坪街道，時有兩旁水杉的翠葉上滴下殘留的雨珠，掉在臉上，洗去了我們旅途的疲憊。幽靜、潔凈的環境，打開了我倆的心扉。我問道怡：“你幾十年來一直看小說稿，有什么經驗？”道怡說：“我沒有什么理論，根據多年來閱讀和編稿的體會，總結出五個字，即人、情、事、理、味，用以檢驗小說的質量。人，就是人物；情，就是感情；事，就是故事、情節；理就是內涵、意蘊、哲理或思想；味，就是味道，就是在有限的空間里，濃縮著密集的美感信息。”我說：“這‘五字訣’真精彩。尤其是這‘味’字，就好比有人把糧食釀成了酒，更把酒釀出了濃香。”

這時，我倆已走近中心大道，看見遠處綠蔭里閃出一團紅云。好奇地走近，才知道市里正在舉辦杜鵑花節。一里多長的街道中央，擺滿了多姿多彩、形態各異的杜鵑花。數十萬盆花簇聚在一起，仿佛有人從天上扯下一大片晚霞，鋪展在長街上。道怡說：“文壇就應像這花壇一樣，花團錦簇，自由綻放，各呈異彩。”

一株株高聳挺立的水杉，像一面面綠帆，張掛在花街兩側，為它鑲上翠邊。我們呼吸著馨香的空氣，議論著文壇。我說：“現在的熱點是長篇小說。長篇小說當然重要，其實短篇最難寫，現在好的短篇小說太少。”道怡說：“現在的短篇大都質量差，且越寫越長。魯迅的《孔乙己》只有2800字，用了4個細節：一開始寫孔乙己穿著長衫站在魯鎮酒店曲尺形柜臺外喝酒；第二個細節是他說茴香豆草頭下面的‘回字有四種寫法；第三個細節是他給每個孩子分一顆茴香豆，孩子們不走，他連忙用手罩住碟子，說：‘多乎哉，不多也。最后寫他穿件破棉襖，盤著的兩腳下面墊個蒲包，一副落魄相。這樣一寫，活靈活現，千古不朽。”我說：“孔乙己這個名字和他說的‘竊書不能算偷已成了全民口頭上的語言，北京開了咸亨酒店，紹興甚至成立了孔乙己飲料公司，可見這個短篇影響之深廣。”道怡說：“要是現在有的作家寫這個題材，為了稿費，可能會把2800字拉長成28萬，其中還少不了愛情和武打。比如孔乙己在何家抄書，就添個丫鬟，讓他和丫鬟產生纏綿、曲折的愛情。孔乙己偷丁舉人家的書，被人發現，展開一場激烈的武打，結果被打折了腿……如此摻水地寫，有什么味道呢？短篇就是要短，要精煉。”

那晚是陰歷十三，月兒分外明亮。街旁水杉林外清澈的挹翠湖里，倒映著圓月、花影、樹影。那真是一個花好月圓之夜。道怡看著花壇說：“編輯無非是園丁，不過是剪枝修理、鋤‘草澆‘花而已。”

夜深了，離開了花街，我們被芳香裹挾著，踱回賓館。進門之前，道怡突然站住，對我說：“我總猜想魯迅先生早年在紹興街道上確曾看見過一個穿長衫的人站著喝酒、并給孩子們分茴香豆的情景，多年后觸發他寫出《孔乙己》這個名篇。”

四

當晚我和道怡洗漱完畢，各自上床就寢。不一會兒，他便響起了呼嚕聲。我卻情緒亢奮，頭腦清醒，一時無法入睡。

那晚月光很好，穿越透明、輕柔的窗紗從屋外照進來，照在我床頭，照在我伸出的胳臂上。我想起認識道怡已近二十年。擁有這個文友，是我的幸運。共同編審“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過程中，編委們坐在大巴車上高談闊論，他卻獨自手持書稿躲在后面角落里，如老僧入定般埋頭審讀，故能寫出精準的審讀意見，深受大家敬重。我們平時相處中，我雖比他大一歲，卻愿心悅誠服地甘當他的配角，追隨在他身后：每當開會，我堅請他坐上位，我坐下位；給魯迅文學院或年輕作家講課，我讓他主講，我作補充。每次他講小說創作，神采飛揚，滔滔不絕。他說：小說是語言藝術。語言是小說第一要素。我拿起一篇來稿，一看語言不行，立即終止閱讀。你看汪曾祺的語言，干凈如水，樸素自然，且富質感。他在《羊舍一夕》里是這樣描寫火車燈光的：“車窗蜜黃的燈光，連續地映在果園東邊的樹墻子上，你總覺得燈光會刮下滿地枝葉來似的。”這個“刮”字用得有力，寫急駛中的火車燈光，猶如激光器一般，能把樹葉“刮”下來。這就是文學語言的獨創性。他說：小說必須有獨特的細節。細節是作品的血肉，是小說這條項鏈上閃光的珠寶。哥倫比亞的馬爾克斯，他小時候手握冰塊，覺得“燙手”。多年后，這一細節感受，孕育成為《百年孤獨》。他說：一切藝術，以情為重。文學實質上是情學。作家就是情種，比一般人更多情善感。曹雪芹筆下賈寶玉這個人物的核心，就是一個情字。小說所以吸引人，是作者用作品中人物的喜怒哀樂，感染讀者，使他們情不自禁地歡笑、仇恨、哀傷、流淚、痛苦。他說：人物是小說的主體。塑造人物，是作家最基本的功夫。魯迅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創造了阿Q、孔乙己、閏土、祥林嫂等典型人物……

這樣東想西想，時間已進入后半夜。井岡山之夜靜悄悄。只偶爾聽到曠野里傳來一聲遙遠的狗吠。月兒已從窗外密密林梢上轉移到西邊去了。屋外已不如先前明亮。旅伴正在酣睡。我心里著急，再不睡著，明天趕路就沒有精力了。便偷偷起床，摸摸索索吞了兩片安眠藥躺下，才昏昏入睡。

五

在人群麋集的地方，比方在中國作協每年舉辦的春節聯誼會上，或在劇院前廳里持票等待入場的眾多觀眾中，或于蟹島度假村評審書稿之余散步在茂密綠林里，尋找崔道怡極容易，因為他身高、發白，再加上一襲紅衣上裝，目標顯著，鶴立雞群，一下子就會吸住我的目光。

崔道怡是許多文學寫作者、愛好者的偶像。我的文友劉學顏是哈爾濱阿城區金上京歷史博物館的館長。他拜讀了崔道怡的《水流云在》，對他油然而生敬佩之情。尤其關于小說需要含蓄、藝術需要裝糊涂的話，使他茅塞頓開。道怡在該書中說：“真正純粹的思想家，不一定能成為作家。他們過于聰明，把一切都看清看透看窮盡，也便開拓不出想象的空間，伸展不開幻想的翅膀了。對于藝術創造說來，聰明雖難，糊涂更難。作家的聰明，往往在于‘難得糊涂’。作家糊涂之難，還在于他得會‘裝糊涂’——不把自己的感受直截了當和盤托出，而要‘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讓讀者自己去琢磨、思索、深究。”由于對道怡學養之仰慕與崇敬，劉學顏多次委托我邀請他到阿城一游。

2013年12月，我終于邀請到崔道怡去哈爾濱近郊阿城一游。劉學顏興奮之至，親自開車到火車站迎接。到了賓館，設宴招待，合影留念，帶領我們參觀金上京博物館，又去野外欣賞當地著名的摩崖石刻。

那金代亞溝摩崖石刻，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對象。我們乘車離開阿城，向東南方向馳行數十里。展望窗外，厚厚的雪原延伸到視線的盡頭。車行不久，抵達張廣才嶺石人山地區。我和道怡看到在一大塊裸露的灰褐色花崗巖上刻著一男一女兩幀畫像。右側是男像，武士裝束，頭戴盔，腳穿靴，圓領窄袖，肩掛披風，身材魁梧，姿態威武。左側是女像，盤膝端坐，兩手合袖，頭上戴有飾著飄帶的女帽。儀態安詳，一副貴婦模樣。道怡看了石雕說：“這兩幅石像，當屬金代早期石刻藝術的佳品。”

回阿城后拜謁金上京遺址。我和道怡沒有看到金代古建筑的任何遺存，僅僅在原址上豎立一塊石碑。我在三九天凜冽冷風里，掏出筆記本詳細記下碑文，抬頭往遠處一看，老崔身穿紅棉衣漫步在北方十二月白雪皚皚的原野上。白雪紅衣，兀自組成一道鮮亮的風景。這黑土地上燃起的紅色火焰，頓使冬之旅途增添了溫暖和愉悅。當時我心有所動，想到老崔故名“道怡”。

那次在哈爾濱，劉學顏還帶我們到太陽島上看了五彩繽紛、美輪美奐的大規模冰雕，參觀了富麗堂皇、莊重肅穆的圣索菲亞大教堂。在教堂前廣場上，巧遇一位在《人民文學》上發表過小說的中年作者。他見到了崔老師驚喜萬分，盛情帶我們到中央大街上最著名的華梅西餐廳用餐。老崔在哈爾濱更有意外收獲，就是他在阿城見到了多年未見的他大哥的兒女——他的侄兒、侄女。他們在當地賓館相見，擁抱敘談，親情融融，一派天倫之樂。

六

中國作家協會杭州創作之家，地處西湖最佳名勝區靈隱寺東側百畝龍井茶園內。2017年8月28日至9月6日，我和崔道怡有幸在那兒度假十天。抵達那日傍晚，我和道怡站在小院內觀賞周圍景色。創作之家接待我們的老葉走過來，向我倆介紹說：“這幢房子是1988年同濟大學建筑系剛畢業的女大學生設計的。有關方面規定，這棵大樟樹決不能移動，土地面積小，便只能蓋座黑瓦白墻的兩層小樓。”老崔和我均覺這兒小巧玲瓏、精致舒適，很好。老葉說：“巴金先生八十高齡后四次來此小住。現在崔老、張老你們住的806號、807號，就是當年巴老和他的女兒李小林分別住過的房間。這兒林子密，空氣新鮮，巴老喜靜，又愛吃清淡的杭幫菜，很中意這個地方。”

老葉離開后，我和老崔看見巴老住過的房間窗外大樟樹旁一塊立石上，用紅字刻著一段話：“這真是我的家。我忘不了在這里過的愉快的兩個星期。謝謝你們。巴金一九九○年十月十四日。”

我看了這段話，想起《十月》雜志創刊三周年之際巴老發表的《致<十月>》的文章。巴老說：“《十月》雜志是很好的大型刊物……作品是刊物的生命。編輯是作家與讀者之間的橋梁。作家無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讀者的手里，要靠編輯的介紹與推薦。沒有這個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來。”

老崔說：“巴金是大作家，又是大編輯家，這是巴老的切身體驗。”

我說：“編輯是作家與讀者之間的橋梁，這話說得多好、多貼切、多形象。沒有編輯這個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來。文學史上許多實例，證明了這句話。1928年，要不是葉圣陶老從來稿中發現了巴金的《滅亡》，并把它連載于《小說月報》上，那時還只有24歲、且身在巴黎的作者，怎能如此年輕就走上文學道路？1934年，巴金在北平三座門編文學期刊，他在積稿的抽屜里翻到了曹禺的《雷雨》，捧讀之后受了感動，立即把它刊登在當年《文學季刊》一卷三期上。曹禺先生從此走上了劇作家之路，且在《日出》《原野》《北京人》之后成為戲劇大師。曹禺終身銘記巴老對他的發現和提攜。1934年末，魯迅先生接到蕭紅、蕭軍慕名交給他的《生死場》《八月的鄉村》，閱讀之后，立即推薦、作序，并把它們編入《奴隸叢書》于1935年出版。二蕭的文名，從此耀眼于上世紀三十年代左翼文壇。魯迅先生1936年去世之后，蕭紅撰寫了一組回憶魯迅的長文，作為永不凋謝的花圈敬獻于魯迅先生靈前。而蕭軍聽說魯迅先生病逝，傷心之至，忙去奔喪，捶胸頓足，號啕痛哭，扶靈抬棺，報答師恩。一部現當代文學史，作家和編輯之間如此感人肺腑的故事，屢見不鮮。”

夕陽墜落，從北高峰西側，越過西湖龍井茶一級保護基地，斜照過來。我和老崔走到院中一株楓樹下張望，見面前植有一片茂密的竹林，間有幾株葉子既闊又長的芭蕉在夏末、初秋的微風里搖曳。我和道怡走上草坪，發現翠竹掩映下立著一塊扁圓形灰褐色巨石，上面鐫刻著千多位歷年來此度假、寫作的作家們的親筆簽名。面對參差錯落、字跡各異的簽名，晚霞中我們發現石上刻著名字的老作家如巴金、夏衍、張光年、朱子奇、草明、馮牧、黃裳、李準、羅洛、湯用寬、徐遲、楊子敏、鄒荻帆、柯巖、趙長天、陸星兒、章仲鍔、張賢亮等人已先后離世。歲月流逝，蒼天不挽，人杰隱沒，令我倆感慨萬端。接著我們討論起目前剛過五十歲那一代優秀作家的名字。崔道怡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南有畢飛宇，北有遲子建。”

我同意老崔的評價。畢飛宇的《青衣》《玉米》《推拿》篇篇是精品杰作。他是江蘇興化冒出來的奇才。而生于黑龍江漠河縣北極村的遲子建，富有靈性，天分很高，是光耀于北國天空的文學明星。她說：“故鄉和大自然是我文學世界的太陽和月亮，照亮和溫暖了我的寫作生活。”她寫故鄉的天地、清風、明月、冰雪以及生活在北方邊境上的眾多人物。她榮獲茅盾文學獎的《額爾古納河右岸》，以一個年屆九旬的鄂溫克族最后一位酋長女人的口吻，講述這個弱小民族頑強的抗爭和美好的愛情。她哀嘆美之傷逝，使小說具備了史詩的品格。我記起了在陳思和主編、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藝海雙槳》中，登有遲子建寫崔道怡的文章。子建在魯迅文學院讀研究生時，崔道怡當她的輔導老師。她在文中說：“崔老師高高的個子，戴一副寬邊近視眼鏡。他既謙遜又認真，對我們交上去的每篇稿件都仔細閱讀并提出審讀意見。我比較喜歡的《原始風景》本是一篇作業。當時崔老師在家中讀完這篇稿子，立即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很欣賞這部作品，爭取上《人民文學》。有一年新年，崔老師請我們幾位學員到他家做客。我們在黃昏時分圍著木炭火鍋吃涮羊肉，然后欣賞維也納新年音樂會。記得一曲《拉德茨基進行曲》的旋律響起的時候，崔道怡不由自主地和著音樂節奏打起了拍子。那一瞬間他顯得如此年輕、如此忘情……”

附近名寺里的晚鐘，它那清越、悠揚的梵音，隨風飄送。我和老崔站在暮色漸濃的翠竹叢中，談起遲子建對他的感念和贊頌。道怡竟說根本不知道有這么一篇文章，還說凡是要采訪他、寫他的人，一概婉拒，內心從不看重。

哦，道怡有“道”：功成不居，大美不言，大音希聲。

七

崔道怡原是遼寧鐵嶺人，很早就來北京上學。北大畢業后，經吳組緗推薦，一直在《人民文學》工作。一生堅守一個刊物，先后送走了八位主編。他17歲就開始寫作，發表過兒童文學作品《隊員的道路》、短篇小說《關于一個雞蛋的“講用”》、中篇小說《未明秋雨》以及得獎散文《我右手的無名指》。出版過《創作技巧談》《小說創作入門》《水流云在》《方蘋果》等專著，為數十本小說集作序。主編過《中國新文學大系》《新中國五十年短篇小說精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榮獲過全國文學期刊優秀編輯獎。

道怡是位極有鑒賞力、極敏銳、經驗極豐富的編輯大家。1962年，他在自發來稿中見到當時下放在張家口、住在羊圈里干活、一直無人理睬的汪曾祺寫的小說《羊舍一夕》，如同泥沙中揀到了金塊，欣賞備至，便把它刊發在《人民文學》上。連汪曾祺這樣的當代大家都贊賞崔道怡，說：“我的作品能夠得到老崔的欣賞，我就像喝了瓶老酒似地從心里往外舒坦。”

我和老崔相識深交整整四十載。他給我的印象是他猶如飛翔在云端、振動雙翼、伸直兩足、姿態優雅地向前挺進的領頭鶴，用它的慧眼銳利地尋找、發現大地上的一切佳品。我不止一次地聽到趙瑜、徐劍、凸凹們稱他是“國編”，認為他是首席小說編輯家——我們這個職業行當中至高無上的稱謂。

2017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