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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開始了·歡樂頌》發表于1949年11月20日《人民日報》的第7版

無論是對于胡風個人的文學—政治生涯而言，還是對于“中國當代文學”乃至“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胡風創作于1949年的抒情長詩《時間開始了》[1]都是一部被嚴重低估的作品。如果說在1950—1970年代，《時間開始了》這首開一代詩風的“開國絕唱”因為作者本人的“政治不正確”被文學史視而不見，在撥亂反正的1980年代，《時間開始了》也并未隨胡風的平反而獲得新生，這首政治抒情詩所表達的對政治領袖的不加掩飾的“個人崇拜”與胡風作為“魯迅傳人”或“五四精神的捍衛者”的形象大相徑庭，使得這首詩再度沉淪。間或有人提及，亦多從胡風的個人史著眼，或局限在“十七年”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這個特定的時空對其定義與辨析，或將其解讀為已預感到政治危機臨近的胡風的“自辯”與“自救”，或“辯誣”與“脫罪”之作，或將其理解為處于這一歷史轉折關頭的中國知識分子獨有的“純真”，在這些視域中，《時間開始了》這部作品隱含的極為豐富的歷史癥候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呈現。

一部作品意義的生成當然取決于批評家使用的批評方法。上述兩個時代對《時間開始了》的“盲視”，源于兩種完全不同的結論對同一種批評方法的共享，即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所定義的“外部研究”，兩個時代的批評家無一例外關注的是“作品”與“作者”的關系。倘若我們轉向以“俄國形式主義”或“新批評”為代表的“內部研究”，將對“作者”的關注轉向“作品”，將“作品”從“作者”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來，甚或再進一步，將“作品”變成“文本”，在羅蘭·巴特的“作者之死”或福柯的“作者的功能”的意義上徹底忘記誰是“作者”，并借用雷蒙·威廉斯或弗雷德里克·杰姆遜的“文化研究”方法，將《時間開始了》視為進入一個時代的“情感結構”或“政治無意識”的“中介”，那么，我們很可能將看到一部全新的作品，《時間開始了》的“癥候意義”不僅將大大超過那些出沒于各種版本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以“文學”為名的經典作品，更指向一種不僅將“文學”—“美學”涵蓋其中，更濃縮了二十世紀中國人所獨有的現代性經驗，包括創傷體驗、文化記憶與政治無意識，甚至可以為一個“天下人心歸延安”的時代作結。

不管后來的文學史如何講述，至少在剛剛發表的那一段時間內，《時間開始了》是一部引發了強烈社會共鳴的作品。這部以《時間開始了·歡樂頌》為名的長達500行的抒情詩于1949年11月20日刊發于三個月前剛升格為中共中央黨報的《人民日報》。決定刊發此詩的編輯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動，在《人民日報》“編者按”中對此詩做出了熱情推介：“這部長詩是作者創作上的一個里程碑。他懷著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祖國的純真情愫，抒寫一曲充滿感激和幸福的贊歌，感情的灼熱，幾乎達到可以燃燒的程度。”[2]長詩發表后果然引發轟動，迅速成為新生的中國文壇注目的焦點。詩作不僅以朗誦、廣播等各種形式廣為傳播，甚至很快被譯成俄文，刊登在蘇聯的《十月》雜志上。朋友與文藝界同行的反應更是熱烈，來訪或來信，均一致表達對《歡樂頌》的贊美與欽羨。《胡風日記》形象記錄了胡風經歷的人生的高光時刻：

謝韜來，談《歡樂頌》；《北平兒童》湯小微來，談到《歡樂頌》；得魯藜、蘆甸信，談到《歡樂頌》；下午，魯煤來，談到《歡樂頌》；夜，戈金來，談到《歡樂頌》……[3]

我們亦可從胡風這一時期給妻子的幾則家書中體會到詩人這一時期的經歷和感受：

毛澤東，我們的領導者，我們的先知！“嚇到了許多人”，胡風的說法乍聽起來會讓人覺得不夠真實。對生活在1949年這個特殊的年份親身體驗開天辟地的中國人而言，又何至于為一首詩傾倒？“想象界”與“象征界”的狂歡又怎么比得上“實在界”的歷史創造帶來的快樂？但《時間開始了》真的做到了！正在開創歷史的中國人得以在胡風打造的文字之鏡中看到自己。如果我們將《時間開始了》與同時期發表的同類型文學作品進行比較，甚至將其與享有更高文學史地位的作品如郭沫若的《新華頌》、何其芳的《我們最偉大的節日》等并置在一起，我們不得不承認胡風有充分的理由如此自得。《時間開始了》比所有的同時期作品都更配得上“開國絕唱”這一稱謂，對這一點，無論是專業的文學史家還是普通讀者，都不難獲得共識。

如果一定要找出《時間開始了》的魔力所在，或許我們的答案就在這首詩的題目中。胡風為自己1949年在北平（北京）的生命體驗找到了一種表達方式，他把自己遭遇的那種被“擊中”、被“選中”時發自靈魂深處的近乎瘋魔的極限生命體驗，概括為“時間”與“開始”。胡風算得上是第一位“時間”的歌者。這個“時間”并不是我們熟悉的生活時間，而是一套全新的現代性話語。借用馬泰·卡林內斯庫關于這種現代時間的定義，那就是：“只有在一種特定時間意識，即線性不可逆的、無法阻止地流逝的歷史性時間意識的框架中，現代性這個概念才能被構想出來。”[5]在這個意義上，《時間開始了》實際上是在這個歷史的交叉口，對“現代中國”的回首，以及對現代性的禮贊。

一

時間觀歷來是文明的基石。對中國人熟悉的傳統時間觀，傳統文學曾有過非常形象的表達。陸機《文賦》曾以“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概括中國古代詩歌抒情的基本主題，“瞻萬物而思紛”中的“物思”，正是中國詩人對時間的感知與喟嘆。這種以四季的更迭來表達的循環時間觀，在古代中國的講史小說中亦有形象的表達，《三國演義》以“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開宗明義，《水滸傳》的楔子刻意強調的由“樂極生悲”等格言再現時間的周轉循環，《金瓶梅》以四季節令講述人生命的榮枯盛衰，《紅樓夢》集過去、現在與未來三種時態與時序于一體的敘事回旋……這種讓西方小說讀者迷惑不解的“中國敘事傳統的循環往復的時間流向”[6]，其實并非中華文明所獨有。古代印度、非洲，甚至古希臘文明，以及后來不同文明土壤上生成的宗教如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等等，也大體維持了類似的時間觀。由于生產力水平的限制，幾乎所有古代文明均只能“靠天吃飯”，即人們的生產活動無法擺脫季節變換和相應的生產周期的控制，導致對“自然節律時間”的認同。比如中國古人發明的二十四節氣，反映的就是春夏秋冬四季的天氣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季節的循環再現了天體運動的“循環往復”，而年復一年的民間節日反過來又強化了這種時間觀念，決定了“中國明清文人小說醉心于以季節為框架的時間性結構”及其“空間性布局”[7]。通過節慶的神話和禮儀，過去不斷重生，人們根本無法——也無須對過去、現在和將來作出區分。

例外來自由《舊約全書》與《新約全書》合成的《圣經》。《圣經》的成書，前后長達1000多年。大約成書于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00年間的猶太教經書《舊約全書》以古希伯來文講述了上帝（耶和華）的“創世”故事，上帝花了七天時間以一種突然發生同時又是至高無上的方式使世界產生。“時間”由此“開始”。自此，被世界各大文明與宗教普遍認可的靜止與循環時間被這一線性時間觀打破。《舊約全書》的這一創世神話在大約完成于公元一世紀至二世紀的基督教經典《新約全書》中得到繼承，從猶太教中分裂出來的基督教以耶穌降臨人間的故事續寫了上帝的“創世”神話。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上帝為了拯救世人，才道成肉身，來到世間，教諭世人行善信神，以便升天。從此，歷史處于從神創行為向最后審判的運行之中，人類歷史時間獲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由過去、現代和未來組成的線性時間結構。人類的歷史以耶穌的降臨為標志，被清楚地分為基督前（公元前）和基督后（公元后）兩個不同的時代，由此，“時間”與“歷史”具有了“方向”。“對于藝術家和思想家來說，時間和世界第一次變成了歷史的時間和世界。因為這時間和世界開始還表現得不很清晰而模模糊糊，后來卻展現為一個形成的過程，一個朝著實際的未來不斷前進的運動，一個統一的無所不包而又永無完結的過程。”[8]只有在這種線性的時間觀念中，才可能出現類似于胡風謳歌的“時間”的“開始”。因為只有當與時間不可逆的觀念聯結著的線性時間知覺在社會意識中居于支配地位時，人們才能在過去、現在和將來之間劃出清楚的界線。

在某種意義上，《圣經》發明的這種線性時間觀念重建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作為一個歷史時期的現代性概念最初以及后來經常是在與古代相對立的意義上被理解的。”[9]如果說在《圣經》“發明”出直線時間意識之后的漫長的歲月中，這種“時間”與“空間”的沖突還只是發生于西方文明的內部，那么，十九世紀以后，“時間”與“空間”的沖突就已演化成為西方與非西方的文明沖突，并進而被轉述為“現代”與“傳統”“文明”與“愚昧”的沖突。在這種線性歷史觀構成的“現代”視域中，那些建立在靜止或循環時間觀之上的非西方文明都被歸入失去合法性的“傳統”的范圍。由此，源自《圣經》的時間觀變身為“歷史觀”——一種建立在線性時間觀之上的歷史哲學。“時間”與“歷史”完成了聯盟，歷史從此變成了有特定方向的、連續的、朝向光明的進程。這種歷史意識不僅能將現在導向未來，而且它似乎能遵循未來——作為上帝某種干預的結果，它會實現——賦予“現在”以切實的意義，這意味著上帝的奇跡不是元歷史學的：它們發生在世界歷史內部，并以某種秩序先后承續，它解釋了世界史的命運及全部含義。“這個時代是歷史性盛行的時代，是對社會的‘進步運動’產生自覺意識——正是這種自覺意識形塑了所謂的‘進步運動’的時代，是‘感受到’斯賓格勒所說的‘世界歷史’的時代。”[10]

在黑格爾那里，所謂歷史，指的就是人類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從原始到現代的進化過程。按照這一歷史觀，歷史學家的天職就是從歷史中發現進步的軌跡，并合理推斷出未來走向。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在黑格爾眼中，始終未能擺脫循環時間觀的中國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帝國”[11]，“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即固定特性的無休止的循環）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歷史的東西”[12]，因此，“廣大的東亞是和世界歷史發展的過程隔開了的，從來沒有參加到里面”[13]。

晚清以后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歷史的思考，始終處于這種線性時間觀念的延長線上。在為《天演論》撰寫的“導言”中，有“近代西學第一人”之稱的嚴復如此亦步亦趨地演繹黑格爾的歷史觀：“自遞嬗之變遷，而得當境之適遇，其來無始，其去無終，蔓衍連延，層見迭代，此之謂世變，此之謂運會。運者以明其遷流，會者以指所遭值，此其理古人已發之矣。但古以謂天運循環，周而復始，今茲所見，于古為重規，后此復來；于今為疊矩，此則甚不然者也。自吾黨觀之，物變所趨，皆由簡入繁，由微生著。運常然也，會乃大異。……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此其說濫觴隆古，而大暢于近五十年。蓋格致學精，時時可加實測故也。”[14]嚴復的批判矛頭直指古代的循環時間觀，強調自然界的萬物根本不是萬古不變，而是處于不斷進化之中。他不但將“進化”解讀成“進步”，更將這種變化規律推廣到整個人類社會，將進化論運用到社會領域用以解決社會問題，在嚴復眼中，進化論這一觀點，其實最早發生在古代，只是“近50年”才得到大發展。這是因為近代科學日新月異，使得“進化”—“進步”被我們感同身受。

杜贊奇曾討論過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意識與這種“歷史哲學”之間的內在關聯。在他看來，作為現代性的產物，“民族國家”及其意識形態工具從根本上構建了中國人對歷史的理解和知識范疇。因為傳統中國只能以民族國家的方式參與到歷史之中：“現代中國世界觀和傳統中國世界觀最根本的不同，是引進了線性時間的歷史概念，以及建立在此歷史概念之上的進化論，從而產生了一個理解和解釋自己的過去與未來，理解與解釋自己的歷史命運的歷史觀。梁啟超是第一個用啟蒙的敘述結構來寫中國歷史的。他宣稱，沒有線性歷史的人民是無法成為民族的”，“從那時起，中國知識分子中的許多人迅速地發展了一部線性的、進化的中國史，基本上以歐洲人從中世紀專制制度獲得解放的經驗為樣板。梁氏的做法是在中國語境里復制西方史的三個時期：古代、中世紀與現代。此后中國歷史的分期常常只是闡發梁啟超的基本公式”。[15]梁啟超完全照搬了黑格爾的觀點，在《中國史緒論》與《新史學》等著作中，直指古代中國根本沒有“歷史”，“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16]因為在梁啟超看來：“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17]

作為一次詩學實踐，胡風的《時間開始了》表達的正是對這種線性時間及其歷史意識的謳歌與贊美。對“被現代化國家”而言，馬克思主義將現實與未來連為一體。這是一個比“民族國家”更高層級的“未來”。它既承諾民族國家的建構，同時又承諾對民族國家的超越。這種徹底解放的承諾——一種更高級的現代性，恰恰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被現代化國家”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動因。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再現了這一線性的歷史觀，在這一視域中，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一個由馬克思提出的能夠對近代以來以“資本”為中心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提出挑戰的偉大想象，被俄國十月革命變成了現實。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中國人經歷了漫長的跋涉與艱難的探索，經歷了奉獻與犧牲，——所有這些場景都在《時間開始了》中得到纖毫畢見的呈現，終于來到了1949年這個重要的歷史關口。

“一切愿意新生的／到這里來罷／最美好最純潔的希望／在等待著你！”這就是《時間開始了》這首“時間贊美詩”為我們描寫的美好愿景。在進入新世界的門口，還有什么承諾能像這一聲有關“時間開始了”的喟嘆與狂想，如此切近和有效地舒解“中國人”長達一個世紀的創傷與焦慮！“時間開始了”意味著我們終于真正拿到了進入“現代”——“所有的人皆自由”的“烏托邦”的入場券，我們終于獲得了“球籍”，成為“歷史的主體”，成為“歷史”的引領者乃至創造者！

二

在“文化研究”的視域中，藝術作品的成功既非因為像“鏡子”那樣再現了“現實”，也不是因為像一盞“燈”那樣照亮了現實，而是因為這部作品對一個時代的“政治無意識”的揭示和表達。在這一層面，選取“時間”來講述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無疑是《時間開始了》獲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但除了“時間”，這首詩還創造了另一個謳歌對象，那就是人民領袖毛澤東。“毛澤東”在詩中的位置如此重要，以至于如果胡風將詩歌定名為《毛澤東頌》，對詩歌主題的表達可能更為貼切。

詩歌中的“時間”與“毛澤東”的關系，并非一前一后，而是二者同時出場，相互映照、相互說明。抽象的“時間”意識正是通過“毛澤東”這一形象才得以“道成肉身”（incarnation）。《時間開始了》淋漓盡致地再現了這種創世的激情。

我們其實已經很難以我們熟悉的所謂“個人崇拜”來定義這首詩。因為出現在《時間開始了》中的“毛澤東”，不是一個靠人格魅力取勝的克里斯馬（Charisma），“毛澤東”是建立于線性時間之上的歷史本質——“人間正道”的化身。“毛澤東”不同凡響的“光暈”，來自他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與斯大林開啟的被胡風稱為“人類福音”的傳承。與此同時，“毛澤東”的“光暈”，還來自他承擔著人民的意志。胡風以會場中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人的剪影，再現了人民的千年苦難，更以詩人腦海中不斷浮現的歷史剪影，回溯了千千萬萬共產黨人的奮斗與犧牲。所有不屈不死的英靈，如今都凝聚到眼前這個人身上，這個人，就是正處在萬眾歡騰之中的“毛澤東”。“毛澤東”由此變成“時間”的主人，所有的時間在“毛澤東”這里獲得了統一，“過去”在他這里得以“完成”，“未來”因他而得以開啟。因此，“毛澤東”既是“時間”的承載者，又是“時間”這一現代性裝置的開啟者，也是時間的掌控者——他是“時間”的主人：“毛澤東，他向時間發出了命令——進軍！”

《時間開始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現了處在1949年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中特有的“歷史感”——“我們”置身于“歷史”之中，“我們”正在創造“歷史”。這種“開天辟地”的自豪，其實正是一種“創世”的激情。在這一視域中登場的“毛澤東”，其實是使“我們的祖國”與“我們的人民”得以連接“全地球本身的戰斗”的中介。通過“毛澤東”，“我們”得以“感到了太空底永生的呼吸”，“我們”所有的人，都得以獲得“永生”！巴柔將此種對他者的“再現”稱為“社會集體想象物”。即它是一種“文化事實”，是“一個客體、一個人類學實踐”，“在象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它與一切社會、文化組織都無法分開，因為一個社會正是通過它來反視自我、書寫自我、反思和想象的”。[18]

胡風的抒情，或者說，是經由胡風展示的“時間—英雄”的創世結構，打動了所有的讀者。時任《人民日報》副刊主編的詩人王亞平給胡風來信說：“……昨天又讀了《時間開始了》，才深刻地認識到你如何在熱愛著這個時代，和我們解放的人民。你第一個歌頌了毛澤東。用火箭似的詩句，江河樣澎湃的熱情，歌頌開始了新生的時代……”[19]

王亞平的評價，將對“毛澤東”的歌頌等同于對“新生的時代”的歌頌，切中肯綮，故而一直被胡風津津樂道，也由此形成了胡風續寫《時間開始了》的信心，以及繼續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執念。但王亞平的評價中似乎存在一個顯而易見的錯誤，那就是他把寫《時間開始了》的胡風，稱為“第一個歌頌了毛澤東”的人。這一評價讓人生疑。因為在胡風創作《時間開始了》之前，已有許多詩人創作和發表過歌頌毛澤東的詩篇：

1941年11月6日，生活在延安的詩人艾青在參加了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后，寫下了抒情詩《毛澤東》。[20]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從延安飛抵重慶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當天晚上，身在重慶的詩人徐遲懷著興奮寫下了一首新詩《毛澤東頌》，發表于8月30日的《新華日報》。[21]和談期間，毛澤東多次會見重慶的文化界人士，向他們宣傳共產黨的和平方針。9月的一天，臧克家參加了毛澤東在張治中公館召集的文化界人士座談會。激情難抑的詩人，很快寫下了一首詩歌，名字就叫作《毛澤東，你是一顆大星》，用何嘉的筆名發表在1945年9月9日的《新華日報》上。[22]

1946年6月5日，在國共內戰爆發前夕，身在解放區的魯藜寫下了自己的《毛澤東頌》，刊發于《北方雜志》1946年第2期。[23]

除了這些直接以“毛澤東”為名的頌詩外，還有不少詩人在自己的詩作中表達了對毛澤東的深情贊美。比如胡風的老朋友聶紺弩根據1949年初寫成并在香港發表的《論元旦》與《一九四九在中國》修改，最終發表于1949年9月26日與27日的《光明日報》的《山呼——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而歌》中，就有《給毛澤東》一節，對毛澤東作出了至高無上的謳歌與贊美，被有的研究者稱為“1949年開國前后”“第一個歌頌了毛澤東”。[24]

對毛澤東的頌揚，同樣是何其芳發表在1949年10月出版的《人民文學》創刊號上的抒情長詩《我們最偉大的節日》的重要主題：

毛澤東，我們的領導者，我們的先知！

他叫我們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日本帝國主義就被我們打倒了！

他叫我們喊出打倒蔣介石，

蔣介石就被我們打倒了！

他叫我們驅逐美帝國主義出中國，

美帝國主義就被我們驅逐出去了！

……

毛澤東呵，

你的名字就是中國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你的名字就是中國人民的信心和勝利！[25]

就連王亞平自己，亦曾在胡風之前，歌頌過毛澤東：

敬禮吧！

面向掌握歷史車輪的舵手——毛主席！

馬列主義的實踐者，

苦難人民的救星，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26]

作為一直從事詩歌創作的現代詩人，尤其是作為《人民日報》的詩歌編輯，王亞平對上述情況不可能完全無知，那么，王亞平為什么對這一切——包括他自己的寫作視而不見，稱胡風是“第一個歌頌了毛澤東”的人？答案可能比我們理解的簡單，那就是在胡風的《時間開始了》帶來的震撼中，王亞平發現所有歌頌過毛澤東的詩人——包括他自己，都無法與胡風比肩。或者說，直到他讀到《時間開始了》，他才真正找到了“打開毛澤東的正確方式”！——在其他人的毛澤東頌中，毛澤東或者是一個政治領袖，或者是一位克里斯馬，或者是一位預言家，或者是一位親人，只有在胡風這里，“毛澤東”才是“歷史—時間”這一現代性邏輯的體現者。由此，對“毛澤東”的贊頌，變成了歷史邏輯的歌頌，同時也成了已成為歷史主體的“中國”與“人民”的自我審視。

被《時間開始了》揭示的這種“集體無意識”震懾得不知所措的，不僅僅包括王亞平在內的讀者，其實也包括作者胡風自己。《胡風日記》曾多次提及音樂家盛家倫將《時間開始了》改編為交響樂的創意。音樂家從《時間開始了》中感知的起源于教堂音樂的交響樂的旋律，又何嘗不是胡風自己的心聲。在1949年11月17日的日記中，胡風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

兩個月來，心里面的一股音樂，發出了最強音，達到了甜美的高峰。肖邦啊，肖邦啊，我向你頂禮！格拉齊亞啊，你永生在我心里！[27]

1951年1月16日，在給好友牛漢的信中，胡風這樣總結自己寫作時的心情：

我寫《時間》等的時候，完全證實了布洛克的話。寫的時候，整個歷史，整個宇宙都匯成了一個奔騰的海（《歡樂頌》）、奔騰的大河（《光榮贊》《安魂曲》）、陽光燦爛的海（《歡樂頌》）在我心里響著。有時候甚至感到了呼吸窒息似的燃燒。[28]

其實胡風一生常常遭遇這種無法言傳的激情。1940年8月，在桂林賣文為生的胡風在困厄中讀到了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他在給路翎的信中分享自己的閱讀感受，曾有過極為近似的表達：

最近讀了《約翰·克利斯朵夫》，多么想給你和門兄讀一讀呵。這是理性主義，甚至帶有宗教的氣息，但有些地方甚至使我覺得受了洗禮似的幸福。是的，這是理性主義，但現實主義如果不經過這一歷程而來，那現實主義又是什么樣的現實主義呢！[29]

聞名遐邇的左翼理論家與左聯的領導者，并自認早在“三十年代第一年起，就是以共產主義者的為人道德約束自己”[30]的胡風，竟然以“宗教氣息”來定義自己心中的“理性主義”。胡風的選擇，讓人不由得記起吉萊斯皮在其劃時代的著作《現代性的神學起源》中提出的告誡：“企圖把神學和形而上學問題從現代性中排斥出去，已經導致我們看不到神學問題在現代思想中一直起著重要作用，從而難以理解我們當前的境況。”[31]

《時間開始了》通過“時間”—“毛澤東”之間的轉換建立的抒情結構，與其說是胡風的“個人”發明，不如說是“現代性”的表達與再現。英國作家菲利普·肖特在出版于1999年的《毛澤東傳》中，通過西方人的延安敘事中毛澤東形象的變遷，再現的就是這種胡風式的“道成肉身”。

七大結束時，毛最終取得了權力的融合，這是遵義會議以來他孜孜以求的意識形態和一種能引起大眾狂熱擁戴的無法形容的領袖氣質的融合。一些年來，他的來訪者中那些敏感的人不知不覺地體察到正在發生著的變化。1939年，埃德加·斯諾發現他獲致了圣哲般的安詳。埃文斯·卡爾遜記述了他出神入化的氣質。但李敦白在將毛與周恩來做了比較后說得最好。他寫道：“與周在一起時，我覺得他是朋友，也是同志；與毛澤東在一起，我覺得自己似乎就坐在歷史的旁邊。”[32]

李敦白的這個表述極為形象。這也是李敦白成為首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的原因。如果連一個始終在歷史之中——并相當長的時間內占據世界歷史中心的西方人——美國人都無法抗拒這種“歷史”的神性感召，我們又有什么理由懷疑一直被排斥在“歷史”之外的中國人進入“歷史”的幸福與激情呢？！

三

“開國絕唱”的創作者，為什么是胡風？為什么不是何其芳？為什么不是郭沫若？這都是文學史家可能遭遇的問題。畢竟，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胡風主要以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或編輯家，甚至翻譯家，或文學運動的領導者和參與者的身份出場，他的詩歌才華與成就，顯然并不出眾。

其實還有一個更難回答的“為什么是胡風？”因為胡風是一位來自國統區，并且在一系列重要的文藝理論問題上已經與中共主流文藝政策產生了疏離乃至明顯分歧的作家。

1949年7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全稱為“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歷來被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開端，其意義不僅僅是實現了來自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兩支文藝隊伍的會師，更重要的是通過周揚和茅盾兩個報告（周揚的解放區文學報告與茅盾的國統區文學報告）確立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性質與發展方向。周揚在代表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所作的大會基調性報告《新的人民的文藝》中明確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33]周揚的發言實際上界定了國統區文藝的位置。茅盾在代表國統區文藝工作者所做的題為《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的報告中，回顧了國統區文藝界對文藝大眾化、文藝的政治性和藝術性、文藝的“主觀”等問題的討論，不點名批評了胡風的文藝思想和以路翎小說為代表的創作，從而向胡風和“七月派”作家提出了需要改造才能進入“當代文學”建設事業的嚴重警告。因此，在第一次文代會確立的新中國文藝的最高管理機構中，胡風不僅未能出任領導人，甚至未能進入作為核心領導層的27名常務委員，只是位列更低層級的87名委員之中。這一位置，不僅與胡風在左翼文學歷史上的地位，與他和毛澤東命名的“中國新文化的旗手”魯迅之間令人矚目的私人關系，尤其與胡風的自我期許不符。

但政治冷遇并未改變甚至影響胡風的信仰。據胡風女兒曉風回憶：“《歡樂頌》表現的是在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生日時的場景。”[34]也就是說，有關《歡樂頌》的最早構思產生于胡風親歷世態炎涼的第一次文代會期間。第一次文代會1949年7月2日開幕，7月19日閉幕，會期長達17天。開幕式的前一天，根據會議的安排，胡風與其他抵京參加會議的代表，與首都各界群眾3萬人一起，在北京先農壇體育場參加了慶祝中共建黨28周年大會。會場遭遇暴風雨，電閃雷鳴，但參會者巋然不動，歌聲嘹亮，紅旗飄展。會議中途毛澤東主席到場，全場歡聲雷動。那一刻，胡風體驗到了生平最大、最強烈的歡樂，內心充滿了對領袖的崇敬和對祖國的熱愛。被“歷史之手”選中的胡風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忘我”境界，他決定用他自己并不真正擅長的詩歌將這種內心的歡樂記錄和表達出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最有激情的作品，差不多是用整個生命燒著寫它的。還要寫下去，這幾天就成天在感情底糾結里面。好幸福又好難受呵。”[35]對胡風而言，要表達他從未遭遇過的這種“用整個生命燒著”的情感，唯有介乎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詩歌。進入《時間開始了》的創作之后的胡風，完全忘記了新中國成立前香港“文委”組織的集中批判和文代會上不點名的批評，忘記了個人的委屈與枯榮。在《時間開始了》中，胡風對毛澤東的贊譽，超過了他一生誓死捍衛的魯迅。

正是在上述意義上，《時間開始了》這部誕生于1949年這一歷史轉折點，因為橫跨“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兩個時代，因此在現有的文學史框架中顯得疑竇重重的作品，反而變成了我們跨越兩個時代的橋梁，其理論潛能，不僅可以幫助我們跨越“五四啟蒙文學”與“左翼文學與延安文藝”這兩個看似涇渭分明的學科畛域，使我們得以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更加開闊的歷史時空討論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歷程，甚至可能撬動“文學”與“政治”的二元對立，打開討論二十世紀中國人獨有的“情感結構”乃至文化政治的新空間。

譬如說，我們可以將《時間開始了》視為中國新詩的一個中介，往下看，胡風毫無疑問是風靡1950—1970年代中國詩壇的“政治抒情詩”的開創者，往上溯，創作出《時間開始了》的胡風或許才是郭沫若以《女神》奠定的中國新詩“傳統”的真正繼承人。

郭小川、賀敬之代表的“政治抒情詩”對《時間開始了》的學習與繼承，既體現為詩歌創作中感情的夸張、復沓與鋪陳，以及詩歌的音樂美和節奏感，更重要的是繼承了《時間開始了》開創的“時間”—“毛澤東”的這種“道成肉身”。賀敬之詩歌之所以被視為“政治抒情詩”的巔峰，就在于他將抽象轉化為感性形象的能力，以及在“我”與“我們”之間的自由轉換。譬如他將“黨”寫成“共和國大廈建筑架”上的工人（《放聲歌唱》），把“祖國”寫成“朝霞和卷揚機”“裝扮”的“黎明”，把“一百五十四厘米”身高和22歲年齡的雷鋒寫成“我們階級的整個一代的姓名”以及“我的履歷表中家庭欄里我的弟兄”（《雷鋒之歌》），連講述“未來”的方式，亦是滿滿的胡風風格：

我們

今生事業——

就是把這

可愛的地球

造成一顆

走向

共產主義的

行星！！

（賀敬之《東風萬里》）

我們同樣可以很容易地感知《時間開始了》對郭沫若《鳳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爐中煤》《日出》《筆立山頭展望》《地球，我的母親！》《天狗》《晨安》《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等《女神》詩歌的繼承。這種繼承亦不僅僅體現于“女神體”獨有的雄渾奔放，如閃電驚雷，火山噴發的情感風暴，以及不加節制的夸張、排比帶來的抒情氣勢，以及不加掩飾的英雄崇拜，更重要的，還是《時間開始了》表達出的以《鳳凰涅槃》為代表的可視為《女神》共同主題的“創世紀”的激情。“創世”經由“再生”—“復活”得以實現，世界由此獲得“救贖”與“永生”——《鳳凰涅槃》所采用的歌隊形式就來自基督教的贊美詩，即教堂禮拜儀式上教眾頌唱贊美上帝的詩歌。這樣的宗教主題、情感及其抒情方式，注定與中國傳統詩歌無緣。這應該在眾多新詩作者中，只有郭沫若被稱為中國新詩奠基人的原因。恰如聞一多指出的：“若講新詩，郭沫若君底詩才配稱新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底精神。有人講文藝作品是時代底產兒。女神真不愧為時代底一個肖子。”[36]亦是周揚既將郭沫若稱為“是偉大的‘五四’啟蒙時代的詩歌方面的代表者”，同時又稱其為“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初的歌手”的原因。[37]

與中國現代文學史通常以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作品作為現代文學的起點不同，各種版本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多以政治事件——如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或文藝運動——如1950年代前期的“文壇三公案”開篇，由此給中國當代文學貼上“政治”標簽。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或許由于1980年代的“去政治化”，或許還因為更“客觀”的原因——置身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初創期，文學史家很難找到能與魯迅作品比肩的具有癥候意義的作品。但這種“客觀”其實經不起考量。如果我們不是在“文學”與“政治”的二元關系中理解和定義“當代文學”乃至“文學”，那么，我們或將看到許多我們從前看不到的東西。譬如胡風這部《時間開始了》，或許更適合用于討論“中國當代文學”的起源。不同于第一次“文代會”所強調的“人民的文學”與“人的文學”的對立，《時間開始了》與《女神》的關聯，或許能夠幫助我們看到“文學”與“政治”乃至“我”與“我們”的結構性互文。同樣重要的，我們還可以真正理解胡風對“五四”的堅持，以及胡風與魯迅的深情，他們的思想關聯，以及胡風對魯迅遺產的繼承。

注釋：

[1]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短短三個月內，胡風一氣呵成4600行的自由體抒情長詩《時間開始了》。這部系列政治抒情詩，包括《歡樂頌》、《光榮贊》（原名《贊美歌》）、《青春曲》、《英雄譜》（原名《安魂曲》）、《勝利頌》（原名《又一個歡樂頌》）五個樂章。在五個樂章中，第一樂章《歡樂頌》發表于《人民日報》，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影響。余下樂章藝術水準下降，影響力下降。《贊美歌》《安魂曲》和《又一個歡樂頌》相繼被《人民日報》退稿。《贊美歌》改名為《光榮贊》在武漢《大剛報》與《天津日報》發表后，受到文藝界的批評。第三樂章《青春曲》則由于客觀形式的變化未能寫成，胡風在恢復自由后將1950年代寫的未能發表的五首短詩補入。胡風1980年代復出后對《時間開始了》全詩做過修訂和補充。學界對《時間開始了》的討論，或指長達4600行的包括五個樂章的《時間開始了》全詩，或僅指代發表于《人民日報》并產生了廣泛社會影響的近500行的第一樂章《歡樂頌》，本文采用后一種方式。

[2]《關于〈時間開始了〉》，《人民日報》1949年11月20日。

[3]見11月20日—12月3日《胡風日記》，《胡風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29頁。

[4]張曉風：《胡風傳》，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6頁。

[5]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等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頁。

[6]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頁。

[7]浦安迪：《中國敘事學》，第85頁。

[8]巴赫金：《史詩與小說——長篇小說研究方法論》，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34頁。

[9]米歇爾·艾倫·吉萊斯皮：《現代性的神學起源》，張卜天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年版，第8頁。

[10]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李康、李猛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11頁。

[11]黑格爾：《世界史哲學講演錄》（1822—1823），劉立群譯，《黑格爾全集》第27卷第1分冊，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114~115頁。

[12][13]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版，第110、81頁。

[14]赫胥黎：《天演論》，嚴復譯述，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第4~5頁。

[15]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王憲明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頁。

[16][17]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3、3頁。

[18]亨利·巴柔：《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象物》，孟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152頁。

[19]張曉風：《胡風傳》，第157頁。

[20]艾青：《毛澤東》，《艾青詩全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02~503頁。

[21]徐遲：《毛澤東頌》，延安大學中文系編：《紅太陽頌》，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版，第197~199頁。

[22]臧克家：《毛澤東，你是一顆大星》，《新華日報》1945年9月9日。

[23]魯藜：《毛澤東頌》，《北方雜志》1946年第2期。

[24]聶紺弩：《聶紺弩詩全編》，羅孚等編著，學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394頁。參見吳永平《第一個歌頌毛澤東的詩人及其他》，《南方周末》2007年1月5日。

[25]何其芳：《我們最偉大的節日》，《人民文學》創刊號，1949年10月。

[26]王亞平：《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日報》1949年10月2日。

[27]《胡風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頁

[28]《胡風全集》第9卷，第440頁。

[29]戴光中：《胡風傳》（下），寧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頁。

[30]《胡風全集》第9卷，第599頁。

[31]米歇爾·艾倫·吉萊斯皮：《現代性的神學起源》，張卜天譯，第4頁。

[32]菲利普·肖特：《毛澤東傳》，仝小秋、楊小蘭、張愛茹等譯，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頁。

[33]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關于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報告》，《人民文學》1949年第1期。

[34]曉風：《我用整個生命燒著寫它》，《文藝報》2021年7月2日。

[35]張曉風：《胡風傳》，第155頁。

[36]聞一多：《女神之時代精神》，《創造周報》第4號，1923年6月3日。

[37]周揚：《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解放日報》1941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