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融媒體時代，文學創作尋求“破圈”與“出圈”已成常態，“破圈”和“出圈”也成為時下熱詞。《求是》雜志2021年第20期刊發中共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新時代文學要牢記“國之大者”》，文中提到，“新時代文學要主動出擊、主動輸出，實現‘破圈’傳播、‘跨界’生長，打破隔膜和游離，共享、共促文化事業發展，讓文學提供的經驗、想象與故事，有效滋養其他藝術門類和文化產業。”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反觀媒介高度融合的當下，由于互聯網的便捷，個人話語如百花齊放，新詩似乎迎來了一個全新的繁榮時代，詩歌創作也進入了“人人都是詩人”的萬眾創作時代。在紙媒時代“尋一方凈土”的詩歌界，也開始尋求“爆款”，希望被更廣闊的讀者或者用戶所認可，能把好的詩歌作品從小圈子里播撒到更為遼闊的互聯網世界，這便是“出圈”。

當代新詩如何在堅守內容品質的同時，充分擁抱互聯網，擁抱新技術、新應用、新媒介，如何在堅守純粹“私人化”寫作的同時，牢記文學的教化和審美責任，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的文學作品，這份答卷應該由文學創作者、文學工作者、社會審美、媒介、市場乃至用戶共同書寫。

01

“破圈”和“出圈”，最早源于二次元的網絡語言，指的是某一明星、事件或者是小眾話題從亞文化的小眾視野走向大眾視野的過程。現多用于傳播學范疇，表示原屬于某一特定群體的小范圍事件成為引起大眾廣泛關注的公共事件。

近年來，“破圈”和“出圈”依然成為媒體通稿的“寵兒”，然而，關于“破圈”和“出圈”的具體衡量標準，何為“破圈”，何為“出圈”，學術界尚未有定論。筆者認為，“破圈”是過程，是一種傳播行為，即主動打破圈層壁壘，跨界融合；“出圈”是結果，是大眾在文化“破圈”之后獲得共鳴，表現的結果即是否登上“熱搜”，成為熱點事件。

之所以要“破圈”，是因為圈層確實存在。這個“圈”，既是人際關系的圈子，也是媒介的圈子，更是舒適圈。在互聯網傳播范疇，傳播媒介從“被時代”的紙媒時代轉變到了“我時代”的融媒體時代，信息在傳播和接受中其價值在不斷被重構。新詩的傳播亦是如此，傳播土壤和傳播路徑較之紙媒時代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同時，新媒體平臺的迅速崛起使碎片化、去中心化成為當前傳播環境中的顯著特征，個體圍繞特定的興趣愛好形成一個個封閉的圈層，大數據、算法、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應用進一步增強了圈層的“信息繭房”效應，文學的普世價值被困在一個個透明的“信息泡沫”里，一不小心，就成了“信息飛沫”。

“破圈”之難，難于在文學作品傳播過程中，創作者往往視紙刊為正統，而現在的讀者大多都是網絡原住民，形成了群體“圈層”和個體“繭房”的割裂，構筑了一個看似不可逾越的透明墻。據2022年1月1日“詩刊社”官方發布的數據表明，中國詩歌網已累積注冊用戶逾30萬人，日訪問人數最高達200萬人次，日均收到詩歌作品近3000首。然而，當代“詩歌熱”的背后，卻是“信息爆炸時代”的“傳播冷”。這種大膽創新和嘗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種破除傳統文學傳播困境和舒適圈的主動“破圈”。但是，在跨界共生的過程中，如何產生社交化、圈層化的文化共鳴，從而借助移動互聯網實現真正的文化共情，制造“爆款”，登上“熱搜”，實現“出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破圈”難，“出圈”更難。伴隨著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高速發展，受眾早就進入了娛樂至死的大眾狂歡時代，詩歌的傳播也容易被“泛娛樂化”思維所侵蝕。讓人心痛的是，當代新詩每次進入大眾視野都是以爭議性較高的形式出現：2000年的“下半身寫作，2006年的“梨花詩”和“裸體詩歌朗誦會”，2012年的“烏青體”，2014年的“嘯天體”等，構建了迥異于傳統的傳播奇觀。無獨有偶，當我們盤點近兩年詩歌“出圈”的熱搜事件，一些 “詩人”飽受爭議，不斷地消解著詩歌這門最古老的文學樣式的深刻與文學價值，成為讀圖時代飯后談資和娛樂消遣。對詩歌而言，這是一種飲鴆止渴的異化傳播，在喧囂過后，嚴重背離了讀者和受眾對詩歌固有的審美期待，在及時行樂的擬態環境中，詩人、詩歌和詩壇正被時代和受眾所疏遠和放逐。一面是泛娛樂化內容輕輕松松就能博關注、博眼球，“百花齊放”；另一面，則是主流詩人和詩歌作品在互聯網的傳播語境中拼盡全力才能曇花一現。詩歌創作者追求著作等“身”容易，實現著作等“聲”則“難于上青天”。

因參加“中國詩詞大會”第五季獲冠軍而“出圈”的詩人彭敏，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他能想到的近年來“出圈”的現代詩除了余秀華的詩歌，就只有一首《我想和你虛度時光》。這首詩是2013年詩人李元勝在自己的博客上發表，后由《詩刊》發表并在微信公眾號上推廣，幾年來火遍網絡，堪稱“出圈”典范，僅“為你讀詩”微信公眾號的閱讀量就高達600萬。2021年5月，由《詩刊》社與央視電影頻道、“學習強國”學習平臺、人民日報社新媒體中心、快手等聯合推出的融媒體直播《青春詩會·春天里的中國》，五期直播觀看量達到了2.25億，話題量35.77億，多次登上了微博熱搜榜。然而，喧囂背后更應該讓我們深思的是：彭敏“走紅”的背后，其詩歌作品并未引起多少關注，相反倒是微信公眾號文章時而出現爆款；《我想和你虛度時光》的確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而詩人的其他作品便難以創造如此佳績；“快來讀詩”和“青春詩會”引發熱點和全網討論的同時，網民的記憶點和討論點卻在流量明星是否在海報的C位等娛樂話題之上。

02

與娛樂明星爭奪流量，與“網紅”比拼才藝，與八卦小報和個人自媒體拼話題，新詩進入了一個完全區別于最原始的口頭傳播、寫本傳播、印刷媒介傳播和廣播電視媒介傳播的陌生的傳播語境。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和傳播媒介的快速迭代，基于移動互聯網等和智能手機第五媒體迅猛發展，創造了一個無限開放包容，互動及時的傳播環境，從以往穩定、單向、系統化轉變到開放、互動、碎片化。分散在網絡各個角落的參與個體憑借詩歌的共同點聚合成圈層，詩歌創作著、愛好者和傳播者因極強的文化認同屬性緊密聚集，圍繞詩歌在物質、精神與情感層面形成身份與情感乃至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的認同，“社區感”（Sense ofCommunity）在圈層中恣意生長，形成以社交媒體和自媒體平臺為紐帶的固定社群。長此以往，圈層壁壘逐漸固化，“圈”里是一群人狂歡，“圈”外是一個社群的孤單。其原因就是三個“繭房”的存在。

一

囿于“消解”的“創作繭房

長期以來，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充斥在文學圈之內，即文學是孤獨的、寂寞的、沉默的，文學圈是神圣的、高尚的、獨立的，詩歌更是如此。新媒介的產生改變了文學傳播的路徑，讀者閱讀詩歌作品的渠道從單一的紙媒，到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再到今日頭條、抖音、快手等網絡平臺，媒介不再成為限制。詩歌+短視頻、詩歌+微博、詩歌+電視、詩歌+音樂等“詩歌+”多元化內容應運而生，詩歌的發表不再需要層層審核的“把關人”，每個人都可以不經過出版機構的三審三校而發布自己的作品，甚至每個作者都可以擁有自己的電子刊物。

然而，傳統文學期刊的正統性卻依然不容挑戰，詩歌作品在微信公眾號、今日頭條、微博等自媒體的發表并不能作為創作成績。詩人們形成了一方面追求期刊發表的正統性，另一方面追求新媒體快速傳播的割裂。例如，在文學期刊的官方微信號中有一種奇特的現象，推送目錄的文章可以達到平均上萬次的閱讀量，而推送詩歌作品卻只能有平均三四千次的閱讀量，顯然受眾大都只關心是否上刊，而不關心作品本身。因此，傳統紙媒與詩歌類自媒體的話語場常常是區隔的，一邊是嚴肅規整的“象牙塔”，一邊卻是活潑零散的“菜市場”，兩個場域雖然是物理交互的，卻很難心有靈犀、脈息相通。

二

囿于“流量”的“資本繭房”

無論是銷量和閱讀量，還是PV（瀏覽量）和UV（訪客量），無論是收視率還是觀看量，還是點贊、轉發、收藏等等專業名詞，實際上都是一個統計方式而已，用時下最流行的詞匯，便可統稱為“流量”。不同于銷量和收視率的的相對客觀，“流量”的統計方式是存儲在數據庫和服務器里的數據，其真實數據和展現出的數據極易操作。看似公平的互聯網推送法則，背后有無數雙“看不見的手”，操作著信息推送和分發的渠道。算法、大數據、人工智能、5G時代的加持，讓新詩在傳播過程中悄然披上了世俗化和商業化的外衣，使其成為“商品”，文學價值被邊緣化，被浮于表面的淺層化解讀所取代。

新詩的審美價值被淡化，被碎片化和拼貼式的非系統化認知所取代；人性價值和啟迪價值被解構和摒棄，被泛娛樂化傾注的戲謔式狂歡所取代。更重要的是，新詩傳播影響力的衡量標準和傳播成果極容易被操控，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很多詩歌融媒體傳播活動在傳播數據上十分好看，但實際上傳播效果卻大打折扣。

眾聲喧嘩之后，被資本制造出的“符號化”消費需求讓詩歌成為了被資本利用的文字工具。2022年世界讀書日，抖音聯合新華社發布了一條名為《一首詩，億種生活》的廣告片，由編劇史航領讀，文案中提到“只有詩/能帶領我們/渡過生活的激流/就像我一直告訴你的那樣/最好的莓果/都在陰影里生長”,句句不離詩，卻無法剝離掉商業的外殼。正如當年奧登所說“詩歌不是魔幻”，詩歌大多數時候都極容易道破這個世界的真相，而這個真相往往是人們不大愿意相信和接受的。當文學披上了商業的外衣，受眾的自我審美品位和審美能力不斷降低，對美丑、雅俗邊界的認識不斷模糊，審美取向在無意識中走向庸俗化。這就導致了“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是房地產商們最熱捧的廣告語，卻無人能懂詩人在詩中表達出的疼痛感。

三

囿于“算法”的“信息繭房”

“信息繭房”這一概念是由美國學者桑斯坦在其著作《信息烏托邦》中提出的。在人類接受知識和信息的漫長歷史中，對于特定信息的偏好始終存在。

隨著大數據技術的進步，社會個體“看到什么、娛樂什么”的權利正在被算法推薦所控制。算法推薦會根據用戶在互聯網上的瀏覽記錄、停留時長，關注、點贊、收藏等行為信息數據，結合用戶個體信息數據以及相似偏好用戶數據進行大數據計算與分析，推測用戶的信息需求，進而從海量信息中為用戶選擇和推薦信息。受眾在持續的狂歡宣泄、娛樂表達中接受碎片化、同質化的信息，繼而算法推薦將人們束縛在其偏好的同質化信息區域內，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信息繭房”。詩歌圈外部是長期沉浸在自己無意識中構建的個體化娛樂的廣大受眾，詩歌圈內部是被“征文體”“口水詩”“微詩”“詩群”“民刊”等標簽分化的詩歌創作者。各個“繭房”之間形成信息區隔，悄然走向認知狹隘、網絡暴力、群體極化的泛娛樂主義“精神繭房”。

03

中國是一個詩歌的國度，幾千年來優秀的詩人群星璀璨，大量的優秀作品鑄就了傳統詩歌輝煌。中國新詩誕生百年，卻一路坎坷。如今，當人們充分享受著信息時代豐盛的文化盛筵時，新詩卻在大眾文化的邊緣徘徊，處境愈益困窘尷尬。那么，是否真如21世紀初米勒等人所言，文學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終結呢？印刷時代的“溫柔鄉”，是否真的會變成網絡時代的“英雄冢”？如果說詩歌有圈層，究竟是“作繭自縛”，還是“化繭為蝶”？

傳播要“破圈”，創作必“破繭”。新詩要從文章與論著本位中走出來，從行業報刊與傳統媒體中走出來，不能只是將自己在傳統媒體發表的作品原樣轉貼，而是要適應新媒體進行創作話語的轉化。新技術、新媒體語境既需要詩歌的藝術價值引領，又考驗詩人和文學工作者是否能將這些價值化作新媒體的話語形態，成為與大眾互動的共情性語體。正如《新時代文學要牢記“國之大者”》中所強調的，“新時代，要充分發揮文學在各藝術門類中的‘母本’作用，促進文學的多維發展”。詩歌是一座“富礦”，需要通過多種表達、多元敘事和立體化渠道進行“挖掘”。若以詩歌為母體，僅僅依靠“詩歌+”，以詩歌加朗誦、音樂、短視頻的羅列結合，換湯不換藥，是不能衍生出“第八藝術”的。

呂進教授曾指出：“中國現代詩學正面臨三大前沿問題：實現‘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詩歌精神重建，實現‘詩體大解放’以后的詩體重建和在現代科技條件下的詩歌傳播方式重建。

一

“內容生產”上要互譯

詩歌的生命在讀者那里，要適應跨媒介傳播的潮流，努力通過不同文體和文化產品類型之間的轉換，不同文化圈層和語種之間的互譯，實現審美轉場才能掌握“流量密碼”。詩歌創作要以讀者為中心，警惕小眾化、圈子化的詩歌創作傾向，拒絕一味地寫“口水詩”。

二

“傳播途徑”要互動

互聯網共享、互動、協同的理念與詩歌的傳播規律和精神實質是不謀而合的，不是二元對立的。新興傳媒技術的蓬勃發展和快速更新改變了詩歌的傳播路徑，重塑了傳統意義上的詩歌傳播格局與受眾接受方式。“路徑優化”如利用得當，能夠更加科學全面地體現讀者的審美趣味，能夠準確地“計算”出詩人、評論家和讀者之間最大公約數，而不是“信息繭房”。

三

“效應接收”要互通

如果沒有把握圈層傳播特性，圈層就會成為一道透明的信息“墻”，如果把握了它的傳播特性并將其轉化為影響力滲透的有效工具，那么，圈層就成為贏取跨界共生的“橋”。自“為你讀詩”微信公眾號上線以來，已經有了超過201萬的活躍粉絲，頭條平均閱讀數超10萬（來源于西瓜數據）。可見“圈層”和“繭房”對于傳播生態的影響并非絕對負面，“化墻為橋”并非沒有可能。

今年的北京高考作文題目中首次出現詩歌：“請以‘像一道閃電’為題目，寫一段抒情文字或一首小詩。要求：感情真摯，語言生動，有感染力”。一方面，打破以往高考作文中“詩歌除外”慣例；另一方面，側面反映了新詩教育的滯后和缺位。德國古典哲學家謝林說過，不管是在人類的開端還是在人類的目的地，詩都是人類的女教師。在高考指揮棒下，現代新詩依然與古典譜系一同被視為“共同體”，評價標準只剩下“感情真摯，語言生動，有感染力”。現在學生很難進入到“讀同時代的詩”的文學現場，詩性思維未被開發，新詩教育已成“荒棄的園地”。

新詩教育理應是一個立體工程，更是一個基礎工程，應該延伸到“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這一生命層面，厚植新詩審美和傳播的土壤，將漸漸滑向人們日常生活邊緣的新詩拉回創作本身，回歸當代人文化生活消費的主體。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們期待見證詩歌與時代潮流的互動、詩歌對時代精神的詮釋，成為“培根鑄魂”的有力擔當，期待有更多優秀新詩作品“破圈”浸潤千家萬戶，從神圣的殿堂“飛入尋常百姓家”，浸潤到受眾的心靈深處。

我們呼喚“破圈”，是當我們談論“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時，能在城市森林的冰冷之中感受到海子充滿神啟式的靈悟，而不僅僅是被地產商引用為廣告詞時所代表的消費暗示。“詩歌+媒介”，不是簡單的相加，而是深度地相融。這就需要類似《詩刊》社的“快來讀詩”，“星星詩刊”視頻號作者讀詩等更多的應用場景和“出圈”范式，需要更多的正向詩人“意見領袖”，需要更多主動跨界的復合型人才。未來的詩歌創作，只有技術革命與文學自省共舞，才能讓流量與質量齊飛，只有更好地構建“破圈”“出圈”“破繭”之路，才能更好地提升廣度、寬度、美度，走向更加遼闊的傳播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