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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煙水照晴嵐，兩岸人家接畫檐。在青浦重固鎮西北不遠處，有一個古老的章堰村。章堰村因北宋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章楶在此筑堰安家而得名，曾經商鋪林立、繁華一時，有“金章堰”之譽。章楶在此處與大文豪蘇軾詩詞唱和，留下了膾炙人口的佳話。

一首水龍吟，曲盡楊花妙

章楶，字質夫，堪稱文武雙全。史料記載，“章楶一生，早以蔭補官，三十九歲試禮部第一，文采風流，與東坡、許將等人詩酒過從。臨老守邊，多有戰事，克敵制勝，功績卓著，亦一時良將”。

章氏乃世宦之家，應該說比蘇軾家族顯赫得多。章楶祖父、叔父均為朝廷重臣，章楶還因叔父補了官蔭。嘉祐二年，蘇軾進士及第，同科狀元為章楶族侄章衡，同榜還有章楶族弟章惇。

章楶與蘇軾之間的唱和，最為著名的是楊花詞。元豐四年，章楶作《水龍吟·楊花詞》，感嘆“輕飛亂舞，點畫青林……閑趁游絲，靜臨深院……時見蜂兒，仰粘輕粉，魚吞池水。望章臺路杳，金鞍游蕩”。

蘇軾回應道：“本不敢繼作，又思公正在柳花飛時出巡按，閉門愁斷，故寫其意，次韻一首寄去，亦告不示人。”這便是《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的緣起。此時，蘇軾還因烏臺詩案心有余悸，特意叮囑章楶不要示人。

對兩首詞的評價，或有言章楶詞工細委婉之至，曲盡楊花妙處，或有言蘇軾才非章楶可比，或有言二首均為絕唱，不容妄為軒輊。其實，后人又怎能完全領會詞人的心境呢？正如楊花輕飛點畫，詞人又何曾有意爭艷，落入俗人心地。

楊花詞二首既是吟楊花的絕唱，也是章蘇二人友誼的見證。然而，章楶與蘇軾并非“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是“君子之交、和而不同”。

并育而不害，并行而不悖

元豐元年，章楶在華亭任鹽監官，筑室公堂之西，并讓蘇軾作文記之。章楶將居處取名“思堂”，其意提醒自己做事三思而后行，正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豈料，蘇軾作《思堂記》，感嘆自己是“無思慮者”，并從兩個方面否定了“思而后行”：

其一，蘇軾秉持道德直覺主義的觀點，認為行為的善惡要通過道德直覺來確定，思慮計議反而會折損行為效果。

其二，蘇軾融合道家思想，認為思慮比欲望更能戕害人的生命，“孺子近道”就因為少思寡欲。蘇軾還大談不可名狀的不思之樂：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

蘇軾知道自己的觀點不合章楶本意，又打圓場說：自己崇尚的是《易》的“無思無為”，而章楶所謂“思”不是俗人的思慮，是《詩》的“思無邪”，二者言各有當，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

蘇軾后來被貶惠州，將書齋取名為“思無邪齋”，并作《思無邪齋銘》，其中的釋道思想更濃了。

在這里，不同的思想傾向、不同的人生軌跡相映成趣。章楶一生仕途坦蕩、事功卓著，自然更傾向于入世謀劃；蘇軾一生宦海沉浮、一貶再貶，漸漸傾心出世之學。

和而不同，自始至終

宋神宗時，王安石發動了一場旨在富國強兵的變法運動，主要措施有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保甲法等。如果將王安石、司馬光分列變法光譜的左右兩極，那么章楶處于偏左的位置、蘇軾處于偏右的位置。

蘇軾認為，變法措施過于激進。但當司馬光廢除所有新法時，他又覺得免役法等改革可以延續。

再來看章楶的立場：

其一，章楶在陳留縣推行新法，得到王安石的肯定。治平二年，章楶試禮部第一，知陳留縣，直到熙寧二年轉赴他任。熙寧三年，陳留縣抵制青苗法。熙寧五年，章楶再次知陳留縣，推行新法，隨民之便。《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安石曰，聞知陳留縣章楶云，陳留縣只有兩戶不肯保狀，然亦未嘗強之。”可以說，新黨變法在陳留縣取得了成功。

其二，不同于舊黨的“茍安求和”，章楶在西北邊務問題上是主戰派。他主張積極進取、以戰促和，并在平夏城之戰中充分實踐了自己的軍事戰略。

章楶的赫赫戰功，與時相章惇的大力支持緊密相關。章惇主政、章楶主軍，一文一武、一內一外，配合默契地解除了西夏之患。《宋史》評價：“楶之邊功，為西方最。”

章惇是繼王安石之后變法陣營的新一代領軍人物與中流砥柱。哲宗親政后重拾新政，起用章惇為相。史書記載，章惇對元祐黨人展開報復，包括不斷貶逐蘇軾到更遠、更偏的“蠻荒之地”，且一旦發現其行經州郡的官員對蘇軾提供幫助，就予以嚴懲。

盡管如此，蘇軾被貶至惠州時，章楶知廣州，兩人依然過從頗多。蘇軾《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就記載了章楶送酒的故事。紹圣三年，蘇軾還在給章楶的書簡中報知侍妾朝云之逝及其墓位置，可見二人之間的相互信任與感情深厚。

世事滄桑，人情冷暖。世間既有章惇與蘇軾那樣“昨日故人、明日寇仇”，也有章楶與蘇軾那樣“和而不同、自始至終”。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