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大致分為文學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這兩類研究都會涉及基本文學史料的鉤稽、校訂、考辨和整理性工作。文學史料與文學史書寫有密切關系。新中國成立以來，古代文學界撰寫了數部優秀的文學史著作，這些著作均建立在堅實的文學史料工作的基礎上。新時代的古代文學研究者有責任書寫新的文學史，既需要從學術史角度吸收古代文學研究的新成果，也需要依托厚重扎實的文學史料整理研究。從某種程度上說，文學史料的整理水平、解讀的學術眼光以及文學史料邊界的拓展程度，都決定著能否寫出符合時代需要和學術史要求的新文學史。因此，梳理70余年來古代文學史料整理研究的發展歷程，總結其研究范式演進，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編注古代文學史基本資料

新中國成立后產生的第一部古代文學史著作，應是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集體編寫、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史》（1962）。該書的“編寫說明”提到“比較系統地介紹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過程，并給古代作家和作品以較為恰當的評價”，說明文學史著作的編寫涵蓋文學史和作家作品兩部分內容。196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游國恩等人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該書“說明”同樣明確寫道：“敘述和探究我國文學歷史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給各時代的作家和作品以應有的歷史地位和恰當的評價。”這兩部古代文學史著作基本確立了“中國文學史”的屬性和寫法，盡管并未就文學史編寫中的史料問題予以評價和闡述，但其對文學史發展規律的判斷和對作家作品的評價，都體現出精深的文學史料鑒別和分析水平。

事實上，在上述兩部文學史編寫的同時或前后，古代文學界也在自覺地進行文學史料的建設工作。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選注的“文學史參考資料”系列，包括《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和《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此外，20世紀50年代，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者編選了古典文學讀本選注系列，包括《詩經選》《史記選》《漢魏六朝詩選》和《宋詩選注》等。

“文學史參考資料”系列代表的研究范式，彰顯了文學史料服務文學史編寫的學術意義。以先秦、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的選注為例，其初衷一方面是配合中國文學史的教學，另一方面是通過注釋作品、附錄作品研究的第一手資料，為進一步研究先秦、兩漢文學提供參考和線索。“文學史參考資料”系列產生了很大的學術影響，體現了文學史料整理研究與文學史編寫相輔相成的關系，與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相映成輝，成為古代文學史料整理研究的經典之作。

受“文學史參考資料”系列的帶動，中華書局組織出版了“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系列，20世紀60年代編輯出版了“陶淵明卷”“柳宗元卷”等，進一步推動了古代文學史料的整理研究，重視文學史料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學術傳統。回過頭來看半個世紀之前出版的“文學史參考資料”系列等叢書，其學術史意義在于奠定了文學史料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基礎性地位，使文學史書寫厚實豐滿，也影響了古代文學研究的治學路向和學術格局。因此，新的文學史書寫同樣應建立在對文學史料進行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

注重實踐與學理的融合

20世紀80年代，文學史料的整理研究呈現出新的學術氣象。如何進一步提高文學史料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地位，文學史料能否超越工具屬性而具備學科性質，是文學史料整理研究面臨的新問題。

1987年，《文學評論》發表傅璇琮、沈玉成與倪其心合寫的論文《談古典文學研究的結構問題》。文章提出：“古典文學研究的結構，大體如同建筑工程，可分為基礎工程和上層結構兩個方面。基礎工程是各類專題研究賴以進行的基本條件，具有相對的、長期穩定的特點和要求。”“基礎工程”的具體內容之一是編纂“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研究叢書”。這套叢書既有各專題的文學體裁、文學典籍方面的史料研究，又有對不同文學史時段的史料的學術總結，還有各種類型的文學史料輯錄和整理。

在學理性探討方面，20世紀80年代開始，古代文學界明確提出了“文學史料”“文學史料學”的概念，文學史料的內涵和外延都有所拓展。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學史參考資料”、古典文學讀本選注及“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也屬于文學史料范疇，但多局限于作家作品和史傳及文學評論的范圍。而80年代提出的“文學史料”概念，將與古代文學研究相關的資料悉數納入。傅璇琮提出：“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古代包括經史子集中的典籍，都與文學史料有關。而且文學史料還應包括今人的研究成果，提供新的學術進展線索。”（《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研究叢書總序》）在進行史料建設的同時，“文學史料學”也著眼于學理性和學科性層面的理論思考，目的是建立將史料學與學術史結合起來進行古代文學研究的治學路數，文學史料整理研究從實踐到學理都呈現出嶄新的學術景觀。

在傅璇琮等人的倡導下，古代文學界產生了一系列文學史料整理研究的厚重成果，如曹道衡和劉躍進合著的《先秦兩漢文學史料學》、穆克宏《魏晉南北朝文學史料述略》、馬積高《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洪湛侯《詩經學史》等，印證了傅璇琮所說的“這套史料叢書，將是各種體裁、各種觀點的文學史著作所不能替代”的觀點（《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研究叢書總序》）。由此可見，對文學史書寫的理論、方法和視角等的討論非常重要，但文學史書寫無法離開扎實的文學史料整理研究成果，兩者是相互促進的關系。

以“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研究叢書”所代表的融合實踐與學理的“文學史料學”的學術范式，與“文學史參考資料”系列等所代表的研究范式，構成了20世紀后半期古代文學史料整理研究的學術圖譜，很大程度上夯實了古代文學研究的基礎，推動了古代文學研究的健康發展。

構建“中國歷代作家別集文獻史”

進入21世紀以來，古代文學史料整理研究進一步發展，但也呈現出理論追求不足、研究趨于碎片化的偏頗。如何保持古代文學研究與文學史料研究的平衡，文學史料整理研究如何適應新的學術研究需求，學界圍繞這些問題進行了相應的實踐摸索和理論探討。其中，近年來出現的集部研究趨向值得注意。集部研究強調以集部視角切入文學史料的整理研究，同時借鑒當下新興的研究方法與學術理念，我們不妨將這種研究稱為集部范式。其學術意義大致可概括為三個方面。

第一，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史參考資料”系列到八九十年代的“文學史料學”，在研究范式轉變的同時，古代文學史料的邊界也不斷拓寬和擴大，大有凡與文學相關者皆應納入文學史料學范疇的意味，進而出現經典淡化、邊緣史料中心化的趨勢。集部范式則使古代文學史料的邊界有所“收縮”，突出基本的和經典的文學史料，以經典作家的經典文本研究帶動整體文學史的研究。

第二，過去的文學史料整理研究主要是文獻資料輯錄，集部范式則關注文學史料所“寄托”的載體形態，從文獻轉向典籍，因為集部首先是與典籍相聯系的概念。比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魏六朝集部文獻集成”的子課題成果《漢魏六朝集部珍本叢刊》及提要撰寫，便是首次針對漢魏六朝文學史領域的集部典籍進行的研究，《文選舊注輯存》則是對《文選》整理方式的創新性嘗試。此外，集部研究中的“書”或“典籍”意識，可以為作家作品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更新文學史書寫模式，使古代文學研究走向文字記錄與實物載體并重的局面。

第三，在集部研究中，考察對象不再局限于既有文學史書寫涉及的內容。潛心挖掘集部中的典籍，可以使文學史論及的作家作品得到調整或擴容，有助于推動文學史的改寫和更新，這一點在明清文學史書寫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同時也應清醒地看到，集部文獻本身也具有復雜性，集部范式視角下的古代文學史料整理研究應注重多種形式與層次的協調統一。

運用集部范式進行古代文學史料整理研究，應在務實的基礎上求變，在守正的根柢上出新。茲以別集為例加以說明。任何一部文學典籍都存在作者、制作者和讀者三個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環節，缺失了其中任何一環，這部典籍便很難流傳至今。古代文學史料的整理研究不妨以作家別集為“軸”，以“史”為線索，分別從作者、制作者和讀者三個層面進行相應的史料建設，構建“中國歷代作家別集文獻史”的研究體系。

具體而言，作者層面主要是作家作品及其涉及的文獻，包括作家生平事跡、作品創作及其編年等，充分吸收學界研究成果，努力按照作家事跡與作品編年相互“映射”的“史”的線索，將紛繁的作家作品資料條理化。

制作者層面主要關注編者、刊刻者、校訂者、抄者和印刷者等的活動，考察作品集的生產史和流傳史，基本途徑是進行版本調查，摸清作品集的傳承譜系。既有的文學史著作不注重作品集編撰、版本和流傳情況的介紹，實際上版本流傳史恰是證明作家的文學影響力及其升降過程的實物證據，也可以看出作品是如何穿越時空而被一代代人閱讀和理解的。

讀者層面主要是從閱讀史角度梳理作品或作品集被閱讀和理解的過程，輯錄這一過程中讀者留下的各類文字記錄，如按語、注釋、批校、題跋、評點及其他形式的閱讀痕跡，分析作家作品是如何通過讀者的閱讀理解進入或退出文學史場域的。

“中國歷代作家別集文獻史”的構建，有助于拓展傳統的文學史書寫模式。這種研究思路強調從文獻入手，又具有歷史的視野，在梳理基本問題的同時也可提供新的學術視角，將文獻史研究與文學史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因而可作為古代文學史料整理研究的新范式，也是深化古代文學研究的一種可行路徑。

文學史料整理研究是為文學史編撰服務的，這是文學史料學術價值和意義的重要體現。寫出一部與時代同行、洋溢著時代學術光芒的文學史著作是一代學人的集體追求。梳理新中國成立以來古代文學史料建設所走過的學術歷程，總結以往的研究范式和學術經驗，站在新的起點上繼續努力做好古代文學史料整理研究工作，無疑是實現書寫新的文學史著作這一目標的重要基礎。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