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徐則臣，1978年生，江蘇東海人。1997年開始發表作品。2000年畢業于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2002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2005年畢業后任《人民文學》雜志編輯，2006年加入中國作協。著有長篇小說《午夜之門》《夜火車》《王城如海》，小說集《鴨子是怎樣飛上天的》《北京西郊故事集》等。長篇小說《耶路撒冷》獲第五屆老舍文學獎。長篇小說《北上》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長篇小說《北上》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我一直覺得好奇，徐則臣的小說，寫小人物、寫底層生活、寫傷痕及微觀的反抗，卻總有一個宏大的對象世界在，遼遠宏闊而觸手可及的歷史、抽象模糊但始終遙望的世界，以及那個許多人身處其間又仿佛若即若離的現代城市。如是構成了徐則臣小說中非常分明的精神巖層，時而堆疊得顯而易見，不時又掩蔽而難以察覺，人心人性如此，時代歷史亦如是。關鍵在于，通過宏大的歷史、世界以及城市，徐則臣小說將幽邃的靈魂引向何方？與此同時，辯證的雙向或多向之間如何共處又如何交互，是協調、追逐，還是對抗、分裂，又或是以此鍛造新的可能？這構成了一代人，同時也是一時代的文化命題。

不僅如此，這樣對立而統一于小說的敘事形態，在文本內部構成了對話的場域，當然這里邊并不是多聲部之間的協和，也往往鮮有眾聲喧嘩的平等，徐則臣更多傳遞出來的是種種差異性的存在。而正是其中截然的分化，形成了階層的與情感的共同體，也就是說，身份的一致性不斷引導著命運的走向，微弱的人群、衰頹的命運、人世的幽眇，與他們所暢望和身處的宏大想象之間，多有撕裂和惶惑。在這種境況下，如何真正形成有效的交互及回音，人物主體與形而上的歷史、世界以及城市之間的深巨落差，其背后是否能夠傳遞進階及流動的可能，以至于無論是宏大的抑或幽邃的所在，都不至于遙不可及，而是相互緊扣，可攀緣、可逆轉，或可分割、可回撤，在此基礎上構筑必要的情感機制、文化形態和社會機制。

從這個意義而言，徐則臣的小說既是保存式的呈現，也是批判中的呼喚，更重要的，寫作者試圖在小說中創生一種容納并傳導聲音的場域，無論是橫向的共時性空間，還是縱向的歷時性流動，都試圖珍重那些幽微的人性與幽邃的生命；與此相對的是，徐則臣小說總有一種性情的堅韌與心緒的氣力，緊緊拽住宏碩得仿佛高不可攀的愿景或事物，見證個體的、底層的、世俗的力量，他們似乎自生自滅，卻又自處與自洽，因而，小說在表面上呈現出迥異的標高，卻得以展開深層的對話，構成靈魂的回響。

長篇小說《北上》就故事時間而言，從1900年的庚子事變牽引至2014年的運河成功申遺，將一個多世紀的運河故事講得機巧生動。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宏闊悠長的運河及其久遠邈杳的歷史中，卻挑選一段橫截面，流布近現代中國/世界里不同個體的細碎情緒，其中是否有所扦格而顯得空疏？徐則臣自述曾開展寫作教學，他對那些陳腐的理論不感興趣，更想讓學生知道的，是“從具體而細微處看見一部小說是如何生成的”。《北上》從義和拳運動說起，世紀末與世紀初的沖回再造，都在人物漫長的行旅中進行探詢。人的命運曲折蜿蜒，在流動中沉浮，不斷浮現于背景之上，質言之，置于壯闊景象中的是人物的悲喜、死生，在綿延不盡的愛恨情仇中變得壯闊，從而與小說宏大悠遠的敘事依托相符契。幽邃的人心在時間的流脈中脫落、顯型，小說實現了自身的縱深與開闊。運河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運河是古老的，也流衍當下；再者，運河那里有人心人性，更代表著家國與歷史。此外，對于小說本身而言，敘事結構嚴謹整飭，而枝枝丫丫卻四下伸展出來，從20世紀的開端到21世紀初，費德爾·迪馬克的信被意外發現，那是形而下的“考古”，也開啟了歷史的再現與重探；而保羅·迪馬克尋覓失蹤的弟弟，無疑也是一個探尋/考古的過程。在這里，遺落的文化與失蹤的人物，都是待“考”之古/人。而古老帝國舊邦維新，在現代發軔及開新中，沉浮跌宕，幾度搖蕩，于是，國與族、史與人融匯抱合。再宕開一處說，小說里，運河依舊在，且成功申遺，而細數開來，逝者已不可追，這又是一層落差。不僅如此，除去人物沉浮起落、存亡死生，小說一邊是中國大江大河般的現代進化史，一邊是運河邊上無處不在的販夫走卒、船上人家、兵匪盜賊、知識階層……后者不再人微言輕、不見聲響，而是在運河之濱簇擁洋灑，參與宏闊的歷史激蕩，生氣勃勃、繁躁喧鬧，于時間深邃的黑洞發出鼎沸之人聲，雖不至振聾發聵，卻雁過留聲，不可抹除。

在華語傳媒文學大獎的答謝詞中，徐則臣提到：“以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它的遼闊與復雜，它的堅硬的偶然性和我們無力追根溯源的變異，早已經兇悍地溢出我們既有的邏輯框架。當我們以為一個光滑、有秩序的故事足以揭示萬物真相的時候，被我們拒于小說門外的無數不可知的偶然性和旁逸斜出的東西，正從容地排列組合成一個更為廣大和真實的世界，它們同時也在構成我們豐富復雜、不曾被邏輯照亮的那部分情感與內心。”在長篇小說《耶路撒冷》中，“世界”既是人們無處不在的神圣想象，又是日常生活中虛無式的調侃與不時念懷的地方，“人聽見車聲站住了，扭回頭看他們。是銅錢。這個游魂，一大早跑到這么遠的地方。初平陽想，他要到世界去呢。”對初平陽們而言，“世界”是形而上的，同時又具體而微，以至于他在所見所聞所感以及所言所行之中，都懷抱此念，即便經歷了生命的危機，依舊記取有那么一個“世界”，盡管那常常是難以企及的幻象。小說表面上是關于花街的邊緣敘事，卻透析著當代中國的革新與開放，以及由此衍生的人物的心理異變。小說里，那些小人物身處斷層的邊緣，而初平陽卻始終不忘心里的耶路撒冷，那里是“一個抽象的、有著高度象征意味的精神寓所”。沒有差異和分裂，沒有“宗教和派別”，有的只是“信仰、精神的出路和人之初的心安”。這與《如果大雪封城》中的理解相互協和，徐則臣描述雪后的北京城：“將是均貧富等貴賤，將是高樓不再高、平房不再低，高和低只表示雪堆積得厚薄不同而已。”而這樣的北京，便如童話般，“清潔、安寧、飽滿、祥和”，小說似乎在訴諸一個均等公平的烏托邦世界，然而在我看來，徐則臣試圖將一個理想的世界帶至每個人的面前，在那里，世界并非難以企及，恰恰相反，就在觸手可碰之處，容得下一切的拼搏或掙扎、失落或遐思、成王與敗寇。換言之，真正的“世界”，是所有人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徐則臣的小說而言，在歷史、世界之外，還有一個偌大的北京城。但他小說的人物對北京的情感卻極為復雜而曖昧，他們寄身于斯，卻游走于邊緣，四處碰壁成為了顯明的艱困。他們對宏大之城遙遙相望，落差之中，時有分裂。小說《摩洛哥王子》里，“我們”正在經歷一次荒誕的演出，“把掃帚支在椅背上當立式的麥克風，王楓抱著吉他站在麥克風后面，邊彈邊唱”。然而，這樣的草根音樂，“讓我們的生活有了一點別樣的滋味，想一想，我都覺得我的神經衰弱的腦血管也跳得有了讓人心怡的節奏”。《耶路撒冷》里，初平陽自況為“小民”，弱勢、卑微，逆來順受，經受不住沖擊和傷害，在時代大潮面前，他們更多不是對抗關系，而是保求安穩；但有一點，對于那個龐大的城市以及那些略顯空洞的前景，他們常常不服氣，要四處闖一闖，到處拼一拼，試一試種種可能與不可能。《成人禮》中，葉姐想要通過勤勉奮斗，“實實在在地生活”，而行健則企圖“在北京扎下根來”。《看不見的城市》里，建筑工地里的泥水匠天岫不幸去世，然而他在現實中卻是如此地兢兢業業，一絲不茍地想要描繪在北京生活與工作的人生藍圖。在城市與鄉土、傳統與現代、物質與精神的二項對立中，徐則臣寫下的人物往往投射著背負與承擔的勇毅，顯現出當代中國及當代人的精神境況。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在徐則臣小說中，自我的認知及其實踐盡管不無倔強，失敗后亦不無精神的支撐，但這樣的經驗是否真實有效，是否存在著一個足以容納錯誤和灰色的空間，在多元的層次中探討生活與生命的可能。更為關鍵的是，那些宏大的與幽邃的差異性參數，是否能夠換算出想象的空間，并通過充分的辯證形成階梯與徑路。這是徐則臣小說提出的歷史命題，人物主體在面對歷史、世界與現實的生存場域時，如果處于莫大的鴻溝中，一代人或者說一種當代化的主體，有沒有未來想象的可能性？《耶路撒冷》故事收尾時，易長安入獄，初平陽和楊杰陷入回憶和暢想，而齊蘇紅、呂冬和秦福小則最終處置他們的家事和情事，無有牽掛，各自歸心。何去何從，何以為繼，變得迷茫和無措。終了，初平陽與秦福小等人在火車站送別被押解的易長安，爾后小聚，福小領養的孩子天送睡著了，夢中囈語道：“掉在地上的都要撿起來。”面對歷史政治的、想象世界的以及現代意義的追尋，文學提供了一種多元價值認同的情感結構，掉到地上的要撿拾，失蹤了的要覓尋，截斷與分裂的試圖填充，于是形成了補給的與救贖的詩學，以照亮那些過分幽邃的暗影。

總而言之，徐則臣小說中隱含著宏大的與幽邃的兩重敘事結構，投射出一種深刻而內在的精神辯證，意識形態的宏大巨影中，投射著人的靈魂，并以此探詢故事的深廣度，如徐則臣所言：“的確，我幾乎是不厭其煩地深入到他們的皮膚、眼睛和內心，我想把他們的困惑、疑問、疼痛和發現說清楚，起碼是努力說清楚。”事實上，徐則臣所述寫的人物并不甘愿下墜，而時時桀驁不馴、固執剛強，執拗于生活和感情，成為此一時代不易發覺的精神潛流，在他們那里，代表著一個階級或階層的尊嚴，其在失衡的辯證中，追索自身內外的真切對位，在無比宏碩的曠野中，獲致微弱無常卻不至于被湮沒的回響。

最后，我突然想起，初平陽曾對舒袖說：“我們都缺少對某種看不見的、空虛的、虛無之物的想象和堅持，所以我們都停下了。”對于徐則臣而言，那些宏大而虛空的現實存在，不是簡單的推離與對抗，相反，是試圖去“想象”和“堅持”，無論是歷史的擠壓，還是世界的空無，又或者是城市的放逐，都不足以指向無望的拋擲。確切地說，或者追逐進取，又或回爐再造，只是不要“停下來”，最起碼踐行嘗試，一筆一畫勾勒和描畫，再不濟便施以涂改，從頭再來。當然，徐則臣的小說遠不是勵志的修辭，更在于開鑿精神的空間及可能，勾連那些宏大的期望與幽邃的靈魂，使之不至于過分開裂而難以企及。于是乎，行健們要努力一把，初平陽們想奮力一搏，戴山川們欲一探究竟……然而退一步說，不是誰都要削尖腦袋，鉆破藩籬與限定，小說《屋頂上》里，寶來身負重傷，從北京黯然回到花街，而“我”最終也背負著沉重的精神創傷返回故鄉。歷史的、世界的與城市的宏大鏡像固然輻射廣大，而那些幽邃的內心亦豐富而多義，這其中并無貴賤高低，公平來去無有阻隔，彼此交連或斷開，或是施展抱負與雄心，最起碼留存生命之印記。在這個過程中，徐則臣小說展開了不同的心理與經驗路徑，四下發散，終而歸攏于精神的總體，那是壯闊時代中聲色俱在的質樸靈魂。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在《文藝報》所開設的“文學觀瀾”專刊，“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研究”2022年7月18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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