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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張良為圯上老人拾履的故事，是見載于《史記》的。這件事當然很奇，讀起來也甚有趣，但若追究起來，其真實性卻是可疑的。蘇軾有一篇《留侯論》，為自來傳誦的名篇，坊間流行的《古文觀止》也收入了——借此大發其議論，以為“古之所謂豪杰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方可成就大事。這樣的持說，雖不無掉弄之嫌，卻也不妨一聽。但另外的一段，就非得加以駁正不可了：“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余，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據中華書局本《蘇軾文集》，第一冊104頁）

說得鑿鑿如見，乍讀之下，字字在理，你不能不首肯，但一經查考，就知其實是想當然的謬悠之說，經不起覆按。老人讓張良“下取履”，《留侯世家》中明明說“良愕然，欲毆之”（此六字《漢書》并同，《史記集解》引徐廣所見的古本，作“良怒，欲罵之”），只“為其老，彊忍”了而已，而蘇軾卻說是“油然而不怪”！真可謂咄咄怪事。尤其那一句“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為大謬不然的話。張良的年歲，雖然史無明言，不能確知，但據《留侯世家》的所記，是可以估算的。在逢圯上老人之 時，張良早已不是什么“少年”了。《留侯世家》開頭云：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中華書局本，第六冊2033頁）

按張良之祖父張開地（《史記索隱》引王符、皇甫謐說，以為子房為韓之公族，本姬姓，以秦購索急，變名姓為張良，故開地不姓張。此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及近人王叔岷《史記斠證》說，姑以張字冠之），為韓相的時間，最遲不晚于昭侯二十六年，即周顯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據《韓世家》、《六國年表》。陳夢家《六國紀年表》作“釐侯二十九年”，釐侯即是昭侯；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則作“昭侯三十年”。其為昭侯的最后一年，及在顯王三十六年，則并無不同）；可能的時間，則為昭侯二十三年（前336），因為據《韓世家》及《老子韓非列傳》，昭侯八年至二十二年，韓相為申不害（按錢穆以不害相韓，前后得十九年，見《先秦諸子系年》七七《申不害考》；以其無確據，姑仍從《史記》）。其為韓相的時間下限，最晚可至襄王的最后一年，即襄王十六年、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假設開地初為相時，年三十歲，至襄王十六年，他也就是年近七十的老人了，按人世的一般情形，其孫張良也已在抱了。可是歷史不湊巧，偏偏是小概率，那時張良并未出生。何以言之呢？很簡單，因為前230年韓為秦所滅，張良正“年少”。張良若在前296年已生，則至前230年時，其年已六十七，皤然一公，何得謂之“年少”？那么，張良之生究在何年，為有最大的可能？據張良之父張平，為韓相而卒之年，是在悼惠王二十三年（前250年。《韓世家》、《六國年表》作“桓惠王”），可知張良之生，再晚也不得晚于此年；前230年秦滅韓，《留侯世家》明言其“年少，未宦事韓”，以此上推，至前250年，其間凡二十年，換言之，也就是韓滅之際，張良若二十歲，謂之為“年少”，是可以的。所以以最保守的算法，張良必不晚于前250年而生，考慮張良另有一弟，若其年長弟僅一歲，則張良之生，最晚也必在前251年，而不得更晚于此年了。

若張良最晚生于前251年，那么在其雇力士用一百二十斤的大鐵棰行刺秦始皇時，是多大的年歲？刺始皇的具體時間，《留侯世家》中未言及，《留侯世家》只說“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但這是可以考得的。據《史記·始皇本紀》及《六國年表》，其事在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始皇本紀》云：“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史記正義》云：“狼音浪。”“博狼”即“博浪”，《漢書·張良傳》正作“博狼”，不過是古字的異寫而已。此雖未及張良之名，但合《留侯世家》以觀之，可知為一事。從前218年溯至前251年，為三十三年，換言之，張良在與力士刺始皇的時候，已是古人例以虛歲算的三十四歲的中年人了。這還是最保守的算法。如放寬五六年，實在說來，這也是最有可能也最接近歷史之實際的，——因為假設張良之父生于前333年，也就是其祖父初為相時，那么到前251年，張良之父也就有八十余歲了，以八十余歲的老人而生子，在醫學上是有絕大困難的，所以張良之父的生年必須后移，而張良的生年則須前移，如此才接得上——則彼時張良四十歲。對于年已四十的張良，蘇軾還能說他是“少年剛銳之氣”么？

晚于蘇軾近九十年的洪邁，在其《容齋五筆》卷八“白蘇詩紀年歲”條討論及蘇軾詩中的年歲之感云：

白樂天為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歲。因閱其集，輒抒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少年，百歲三分已一分”，“何況才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余”，“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鸞”，“我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忽因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一年”，……蘇公素重樂天，故間亦效之，如“龍鐘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為昔人嘆”，正引用其語。又“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上海古籍出版社本，893-895頁）

人生不過百年，三十三歲，為百年的三分之一，就算從寬算作“少年”，四十歲的或者至少三十四歲以上的張良，也不可能是“少年”了。其實，洪邁所引的白居易的詩，不是也把“過三十二”，算作“中年”了嗎？而“三紀余”，也就是三十六七，——一紀為十二年——不更明言是“非老復非少”？蘇軾本人的詩，在三十九歲時，也就自嘆“歲暮日斜時”了。從洪邁所引的這些詩，不難看出人生的年歲，在蘇軾意中的分別，如果他意識到張良在為老人拾履之時，已大于三十四歲，而極可能是四十歲時，料想他不至于寫出那一句“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的。尤其是，在嘉祐六年（1061）作《留侯論》而大發議論的蘇軾，據孔凡禮《蘇軾年譜》（中華書局本，上冊93頁），其本人也才二十六歲，要非說是“少年”，蘇軾是更合適些的，但想來蘇軾本人一定不同意。他二十七歲作的詩，就在未老而屢屢言老了，如嘉祐七年（1062）寫的：“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縱違”（《壬寅重九，不預會，獨游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愁腸別后能消酒，白發秋來已上簪”（《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之一）；“萬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霜髭”（《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之三）。及至熙寧二年（1069），蘇軾也到了三十四歲，他詩里就更寫著“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名”（《次韻子由初到陳州二首》之一）了。所以，蘇軾若知張良此時比其作文時要大得多，他是必不如此著筆的，他只是犯了未考據的錯，而想當然地逞其聰明了。

二

也許有人要說，《史記》中圯上老人對張良本有“孺子，下取履”、“孺子可教矣”、“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之類的話，所以《留侯論》中說：“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蘇軾也是語出有據，不能算錯的。其實呢，蘇軾所以有此誤謬，就在“孺子”一詞。他讀《留侯世家》，一定是以為“孺子可教也”的“孺子”，就是指小孩子。按“孺子”作小孩子解，固是通義，《孟子·公孫丑上》：“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離婁上》：“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兩處的“孺子”，都是指小孩。這也是蘇軾自幼所爛熟的。但是，若只作小孩之解，那就不能以之稱呼成年人的張良了。古人之用“孺子”，另有其義。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孺子”條云：

今人以孺子為童稚之通稱，蓋本于《孟子》。考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為后者乃得稱孺子。《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里克、先友、杜原款稱申生為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為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稱為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為君也。孺子?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也。齊侯荼已立為君，而陳乞鮑牧稱為孺子，其死也謚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欒盈為晉卿，而胥午稱為欒孺子。《左傳》稱孟莊子曰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泄。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于庶子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齹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為孺子室于宮中，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亦貴者之稱。唯《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為童子通稱，與《孟子》同。又《左傳》季桓子之妻曰南孺子，則又以為婦人之稱。（上海書店本，25-26頁；“秦穆公使人吊”句，原誤標作“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稱為孺子”，今改）

錢大昕的這一條考辨，引證甚博，發明亦確，但于一般讀者，必須加些注，才能讀得明白。如“《金縢》、《洛誥》”那一句，鳳凰出版社本的《嘉定錢大昕全集》第七冊69頁，將其標作了“《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就是錯得厲害的。這可見雖在專家，也有讀不懂處。大概言之，錢大昕此節所言，是以為“孺子”一詞，除指小孩之外，在經傳古籍中，還可指年輕的或不年輕的嗣君，以及貴家的婦女。指年輕的嗣君，如《尚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見《尚書正義》598頁，上古本）。《洛誥》、《立政》中，也都有“孺子”，所指并同（可參看《尚書校釋譯論》第三冊1236頁、1475頁及第四冊1687頁）。指不年輕的嗣君，則重耳之稱孺子是。這是見于《國語·晉語二》及《禮記·檀弓下》的。據《史記·晉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晉獻公二十一年，殺太子申生，次年又欲殺重耳，重耳出亡，“是年重耳年四十三”。獻公之喪，在二十四年（前651），那時重耳四十五歲，而穆公稱之為“孺子”。這是不年輕的嗣君，稱為“孺子”的古例。雖然如此，但無論作錢氏的哪一義，也還不能移注圯上老人的稱呼張良。

《漢語大詞典》第四冊252頁“孺子”條又云：

猶小子、豎子，含藐視輕蔑意。《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于相君者哉？”司馬貞索隱引劉氏云：“蓋謂雎為小子也。”

按《索隱》所引劉氏，指唐學者劉伯莊，其解亦非是。《大詞典》就更不足為據了。范雎更名姓為張祿，去秦國為相、封應侯，前后凡五年，須賈使秦，贈以綈袍的事，是在周赧王四十九年（前266），揆之事理，范雎就是再年輕，也必在三十外了。一般說來，較為可能的，應是在四五十間。以如此年歲的故人，而呼之為“孺子”，則“孺子”之稱，在當時的社會，是不至有什么輕蔑的。不然，既有前仇，又加此辱，范雎便放不過他了。范雎說的：“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綈袍之贈，固然是可念，但其口中的“孺子”，若為輕蔑藐視之稱，則所謂的“故人之意”，也就大打折扣，不值得多感了。以范雎的為人，其事之不如此作了，可想而知。《史記》中另有一處，亦涉及“孺子”之稱，可為旁證；《陳丞相世家》云：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及平長，可娶妻，……平既娶張氏女，赍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 是 肉 矣！”（中 華 書 局 本，第 六 冊2051-2052頁）

按陳平及長而娶，為分肉均故，得父老稱“善”，而亦呼之為“孺子”，這就可見不是“藐視”，也非語帶“輕蔑”了。此正如須賈對范雎之稱，為彼時的一種通行的稱謂，可為老人施之于晚輩的成年男子，且是頗客氣的，至少在《太史公書》中，是必如此的。圯上老人之呼張良，也當作如是解。《漢語大詞典》的那個義訓，亟須修訂。而所以有此一稱謂，猜想起來，或即緣于嗣君之稱“孺子”。古時的不少稱謂，皆自上而下，僭竊而用之，一般人之樂于此，就仿佛婦女的“梳頭學京都樣”，這也就使得這些稱呼，往往失去原義。“孺子”一詞，自是其一例。《史記·淮陰侯列傳》中的漂母，呼落魄的韓信為“王孫”，則另是一例。“王孫”為美稱，所以那時的人，就多取名作“王孫”，如專研《周易》的周王孫、田王孫及文君之父卓王孫、與田蚡合傳的竇王孫、以裸葬著名的楊王孫等，都是。而名字“孺子”的，也屢見于史，最有名的，則是那位“下陳蕃之榻”的徐孺子了。以此而言，“孺子”之為佳稱，是可以無疑的。

三

附帶提一下。《太平廣記》卷六引杜光庭《仙傳拾遺》改寫張良此事云：“張子房，名良，韓國人也。避地于南陽，徙居于沛，后為沛國人焉。童幼時，過下邳圯橋，風雪方甚，遇一老叟，著烏巾、黃單衣，墜履于橋下，目子房曰：‘孺子為我取之。’子房無倦色，下橋取履以進，老叟引足以納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中華書局本，第一冊38頁）改作“童幼”，固可與“孺子可教也”一句照應了，但顧此失彼，卻忘了張良童幼時，韓國還沒有亡，以張良的家世，他又何至徙居于楚國的沛呢？杜光庭到底也還是不解“孺子”之稱，不僅可呼童子，也可以施之成人，他所犯的錯，是和蘇軾差不多的。

據說讀了七遍《漢書》的翦伯贊，在《秦漢史》中敘項羽之死云：“項王走至烏江之濱，烏江的亭長，檥船以待，勸項王渡江。……于是這一位‘一聲叱咤，千人皆廢’的少年英雄，就用了帶著敵人鮮血的寶劍，自剄而死了。”（北京大學出版社，115頁）把項羽稱作“少年英雄”，雖可表示“于項羽不勝其欽佩”之意，但現代的讀者讀了，一定是要疑怪的。項羽的年歲，是經前人考定了的，自刎時年三十一，確切無疑（見《史記集解》：“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歲生，死時年三十一。”），并有虞姬在側，如何可稱得“少年”？不記得哪本書，說李肖聃痛恨白話文，學生作文若用“青年”，他必代改為“少年”，并批之云：‘“青年”兩字不見經傳，故改。’”《秦漢史》不是古文寫的，還不能援此為例，不寫“青年”兩個字，也不能比于蘇軾所仰的白居易，可以說三十還是“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