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完成于13世紀末，行世于14世紀的《馬可·波羅游記》，是西方人著述的關于東方中國最早一部內容最翔實、影響最深遠的圖書。由于它的成書過程是一種口述的記錄，記錄者又是當時的通俗文學作家，免不了按時風給記述穿靴戴帽，使之像是一個俗文學文本。這使得它一經問世就風靡一時。那時的西方對東方的中國幾乎一無所知，或者略有耳聞卻不得其詳。成吉思汗和他的鐵騎正橫掃歐亞大陸，西方人也在恐怖中茫然無措。馬可·波羅的中國“傳奇”吸引了西方讀者，讓他們意欲了解神秘的東方。

馬可·波羅在世的時候，人們就曾經直接質疑過他的中國講述的真實性，他回答這些質疑說“我還沒有把我所見的事說出一半呢”。多少年后，蒙古鐵騎的血腥散出，馬可·波羅的中國盛景（黃金香料和奇風異俗）卻在西方人頭腦中久久揮之不去，越來越散發(fā)出迷人的魅力。它甚至成為隨后而來的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大航海時代到來的導火索或者說是觸發(fā)器。在航海熱潮興起之際，游記幾乎影響了所有重要的航海人。葡萄牙親王航海家亨利是15世紀西歐航海探險和地理發(fā)現(xiàn)事業(yè)的奠基者、組織者和發(fā)動者。他就有一本《馬可·波羅游記》的手抄本并經常翻閱。歐洲中世紀第一個地球儀制作者馬丁·貝海姆也熱心倡導從西方航向東方，他自述自己的地球儀地圖受到馬可·波羅的影響。15世紀末佛羅倫薩著名的地理學家托斯卡內利也是西渡大西洋去東方的積極倡導者，他也看過游記，贊賞馬可·波羅的說法，認為亞洲大陸比托勒密設想的更加向東延伸，即歐洲西向與亞洲東方比過去已知的更近。哥倫布曾帶著一本《馬可·波羅游記》開啟了他的創(chuàng)世紀的航程。所以，這部游記在后來的元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地理學史研究等方面成為其中的顯學。由于民俗學興起于18世紀，人類學成型于17世紀，所以，早于它們兩三個世紀的“游記”一直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也沒有在民俗學史和人類學史中占有應有的學術史地位。這種學術史的“忽略”應該得到彌補，中國學者尤其應該關注到這一點。

民俗學和人類學是有著學術親緣關系的兩個學科。這兩個學科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從民俗學記錄或人類學記錄（包括旅行家、傳教士、記者、作家、商人、外交官、學者等的異地記錄）開始，進入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的。后來，逐漸強調本學科研究者自己的親歷調查與研究，但此間依然不斷出現(xiàn)杰出的“搖椅人類學家”，即僅坐著搖椅依靠圖書資料和他人調查或記錄資料開展研究，著名的有弗雷澤和他的名著《金枝》。在這個意義上，《馬可·波羅游記》可以說是一部首次全面系統(tǒng)呈現(xiàn)中國民俗學和人類學資料，且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世界影響的著述。中國的民俗學和中國的人類學有必要給予其學術史定位并對其進行深入的學術開掘。我以為，《馬可·波羅游記》在以下幾點尤其值得關注：

一、《馬可·波羅游記》的民俗學立場

馬可·波羅在中國有17年的時間，此前他的父親和叔叔曾經先行來過中國，然后又帶著他一起來到中國。所以他的中國經歷、見聞還要加上他父叔對中國的了解。他的游記記錄和講述了許多為西方人聞所未聞的中國風俗。這也是西方一直以來都有人質疑他是否到過中國的一個切入點。比如有人以為游記里沒有記錄人所共知的經典的中國事象長城、茶葉、漢字、婦女纏足，由是懷疑他的中國之行的真?zhèn)巍?/p>

所謂百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實際上以中國之大、風俗之盛，一樣不落，恐怕過去做不到，今天也不是易事。事實上恰恰相反，是他的中國民俗記錄，證明著他一定親歷過中國。民俗事象的被記錄必須基于實地、在場和親歷，沒有身在其中民俗甚至是不可記錄、不能被記錄的。馬可·波羅首次記錄了中國的紙幣及其使用，這是無論如何也杜撰、虛構或想象不出來的。他記錄了泰州、南京、行在（杭州)、刺桐（泉州）、高郵等南北十幾個城市流行的紙幣，而且說出了紙幣在中國流通的范圍、流通的法律保障、使用的便利性、幣值與純金無別、紙幣在流通中的輕便等。這是世界紙幣的發(fā)生和起源。他記錄了中國制陶人存貯陶土的細節(jié)，也被西方陶瓷史家認為是西方文獻第一次提到陶瓷。他說出這樣一個細節(jié)：匠人們會存貯陶土達幾十年甚至幾代人，陶土需要在漫長的時間中風化成熟，他們有時就是為了子孫囤積陶土。這種情況至今還比比皆是。他對盧溝橋獅子的記錄毫厘不差，說其雕刻甚精、石獅巨麗，一步一柱、其狀皆異。關于中國的橋，他說杭州有石橋12000座、蘇州有6000座，把中國水鄉(xiāng)的特色界定得非常準確。

二、馬可·波羅具有卓越的“講俗”能力

他到過世界和中國的很多地方。恰恰他接近的忽必烈大汗是一個喜歡聽講各地風俗和奇聞異事的皇帝。正好馬可·波羅長于此道。他還為投大汗所好，刻意地訓練了自己的風俗觀察和繪聲繪色講述能力。所以，他實際上在民俗學誕生之前就已經是一個合格的“民俗學家”。他在游記中自述自己專意熟習中國風俗且達到精練得不可思議的程度。在眾多來自四方或派出四方的使臣面呈大汗時，其他人笨嘴拙舌，被大汗斥為對自己想知道的各地風土人情一無所知，只有馬可·波羅的講俗，深獲好評，常常使大汗大喜過望。這使他每次外赴都要專意民俗記憶，每每都要“專事訪詢”。這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民俗調查。據(jù)統(tǒng)計他提到過的中國地名有70多個。還有外國學者統(tǒng)計比較了9到16世紀阿拉伯語和波斯語文獻中的中國地名，合起來也沒有他的游記記得多。

他的中國地理既包括北部元蒙皇室生活地區(qū)，也包括中國江南和東南沿海廣大地區(qū)，還包括西部、西南邊陲地區(qū)，與元朝中國的疆土廣大對應，他的中國呈現(xiàn)也是廣大、遼闊、多樣的，是具有整體性和豐富性的中國。他記述的中國風俗還有絲綢、占卜、節(jié)日、殺羊祭祀、鹽稅、城市、園林等等，達到了可以說是外國人寫的中國“民俗志”樣本的程度。大概他還從民間采集和習得了很多“講古”的材料、技巧、方法，所以，他把民間文學的“文學性”也保留在他的講述風格里。有時他會直接轉述一些民間文學作品，但又像民間傳說一樣“煞有其事”，這應該也是讓人質疑其真?zhèn)蔚囊粋€無意中產生的原因。事實上他也因此對西方文學史中的喬叟、但丁、彌爾頓等文學大家都產生過文學影響。他講過西方著名的“東方長老約翰”的故事，反倒使這個傳說更增添了新的謎團。他講的“巴格達之移山靈跡”又與我國古代神話愚出移山頗為類似。他講的波斯三王的傳奇，極富民間文學特色，是對波斯民間文學的轉敘。這些真真假假混為一談的“講俗”，頗有民俗學的價值或者屬于民俗學的方法，但卻又是引起質疑的重要原因。

三、馬可·波羅影響過世界人類學研究

馬可·波羅對世界的影響，除了眾所周知的大航海一干人等外，還有兩個人值得一提。一個是利瑪竇，一個是拉法格。利瑪竇與馬可·波羅的關系往往不被人提及。事實上，利氏在晚明時來到中國也是懷揣著《馬可·波羅游記》而來。游記中講到一個宗教事件深刻影響了利瑪竇。馬可一家三人來華時，從馬可·波羅來華路途開始，歐洲基督教會和教皇就對東方極其關心。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叔還直接為教皇和忽必烈進行溝通，忽必烈盛邀傳教士到東方，教皇則通過他們倆將圣杯贈予忽必烈。在《馬可·波羅游記》的序說部分，對此有詳細敘述。他們一家三人最后這次東行，與其說是為了商人的利益，不如說是為了完成忽必烈對基督教的企盼和教皇對基督教東傳的重托。在哥倫布被游記中的東方黃金、財富和商機誘惑時，真正的基督教傳教士們也被游記中這些傳教傳奇所吸引。包括利瑪竇在內的許多傳教士都曾對這部游記手不釋卷。利瑪竇對游記中的傳教事跡一定是深深銘記在心了，他對教皇期待基督教東傳的圣意心領神會，也對忽必烈希望神學、科學家東去，并用西方的神學和科學證明信仰與真理征服東方的豁達開明深有觸動。他后來的傳教實踐似乎就是在踐行這樣一種傳道境界和宗教精神（合儒、補儒、超儒三步曲）。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哥倫布為發(fā)現(xiàn)中國而出航，最終只是中途發(fā)現(xiàn)美洲大陸；利瑪竇等耶穌會士才是中國的真正發(fā)現(xiàn)者，他們發(fā)現(xiàn)的最東方的偉大文明和文化，最終完整繪制了世界文明版圖。而游記給予利氏的又一個重要啟示是他在中國的成功取決于他的“入鄉(xiāng)隨俗”的方法。這個方法也可以說使他成為現(xiàn)代民俗學的又一先驅。他的方法還被康熙定名為“利瑪竇規(guī)矩”大加褒揚。這個民俗學史的案例也是頗值得民俗學者研究的。

拉法格是馬克思的女婿，是馬克思次女勞拉的丈夫，也是19世紀末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學者。他著述頗豐，其《財產及其起源》《思想起源論》都可以列為與人類學有關或者大量利用早期人類學資料的著述。他的“起源”研究中的《母權制——家庭探源》直接對馬可·波羅記錄的一個人類學現(xiàn)象進行了擴展式研究。這就是“產翁制”。《馬可·波羅游記》應該是產翁制（丈夫代替妻子坐月子，以示孩子是父親所生）原始習俗的最早人類學記錄。拉法格引用了馬可·波羅在中國云南見到的這個奇異風俗，由此聯(lián)系到傳教士和人類學家在美洲發(fā)現(xiàn)和記錄的若干產翁制習俗，進一步又往歐洲文獻探賾索隱發(fā)現(xiàn)了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的類似記錄，由此得出母權制向父權制過渡的證明：“產翁習俗——就是男人為了取締婦女的地位和財產而采用的花招之一。”這是原始社會發(fā)展中一個重要歷史轉折。就像人類學獨立發(fā)展伊始，摩爾格的人類學調查及其著作《古代社會》促進了馬克思、恩格斯對原始社會的新認識新判斷一樣，馬可·波羅的產翁制發(fā)現(xiàn)對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演進提供了有力的民俗學和人類學材料。

大半個千年紀以來，《馬可·波羅游記》先是在閱讀界久傳不衰，然后又在國際學術界持續(xù)引發(fā)一波又一波的學術熱潮。這是讓中國聞名世界且由于它的存在直接影響和改變了世界歷史進程的圖書。它長久地引起世界關注不足為奇。與之相反，中國的研究和關注起步較晚，且與之密切相關的中國民俗學和人類學介入其中又尤為不夠。這倒是應該引起我們省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