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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奈保爾（VS Naipaul），20世紀移民作家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身上存在很多標簽，比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戰后英國移民作家、性虐成癮者、半公開種族主義者、落魄的婆羅門等。

他出生于英國殖民地特立尼達，祖父是砍甘蔗的印度勞工，父親擔任《特立尼達衛報》的記者，而奈保爾本人在1950年獲得政府獎學金，赴英國牛津大學念書。他曾經試過自殺，也曾因批判宗教極端主義而遭到伊斯蘭文化界的攻擊。奈保爾憑借長篇小說《通靈按摩師》和《埃爾維拉的選舉權》（中譯名《全民選舉》)嶄露頭角，《米格爾街》（其實這是他更早寫出的作品，但延遲出版）俘獲眾望，他的第三部長篇《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1971年布克獎作品《自由國度》、書寫后殖民時代東非印度社會的《河灣》，讓他得到了詹姆斯·伍德、哈羅德·布盧姆的青睞，從而牢固地站立在西方杰出文學的行列中。

有創造力的人必須離開

在文學盛名之外，奈保爾也是一個聲名狼藉的人物。他曾毆打、奴役自己的情婦，也曾頻頻光顧妓院，發表過貶低女人的話語，這些許多作家諱莫如深的東西，被奈保爾晚年授權作家帕特里克·弗倫奇，在傳記《世事如斯》中和盤托出。因此，奈保爾絕對不是道德圣人，也不值得作為“完人”去歌頌，他呈現給我們一個兼具了光輝和黑暗面的復雜形象，他的人生就如他筆下的文學作品一樣，既有充滿了無盡混亂與痛苦的一面，也有孤獨、無根、疏離的一面。

實際上，除了最有名的《河灣》與《米格爾街》，創作力旺盛的奈保爾還著有《印度三部曲》和《美洲三部曲》，非虛構的《南方的轉折》就是《美洲三部曲》的其中一部。它出版于1989年，在這部作品中，奈保爾探訪了美國南部的七個州，走訪了多個著名城鎮：從亞特蘭大到查爾斯頓，從納什維爾到教堂山。這既是一部游記，也是奈保爾對美國社會做的田野調查，他走訪了牧師、莊園主女兒、民權運動代表、政府官員、知識分子等人物，深入呈現了一個無法用單一標簽概括的美國南方。

這本書揭示出南方在美國不僅是一個區域概念，也是精神概念、文化概念，更是許多人眼中與國家趨同的存在，南方是美國的“國中之國”，他們擁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精神認同，尤其是出身于南方舊蓄奴州的人們，奈保爾指出:“在美國歷史最為復雜的區域，種族問題已經演化出新的內涵，農田逐漸變成工業園區，歷史則成為服務于現實的工具。長久以來的社會爭端并未變成馬丁·路德·金所期待的優美交響曲，這里的人們承受著失敗的桎梏，以沉默的敵意進行對峙……”

在《南方的轉折》中，奈保爾首先注意到：對于美國南方來說，1861—1895年南北戰爭和1960年代民權運動，對于南方來說是兩個重要的轉折點。南北戰爭又稱“奴隸解放戰爭”，它不僅是生產力與生產方式之爭，也是種族問題之爭、衛理公會和浸禮宗之爭，這場戰爭最終以北方聯盟的勝利告終，北方人民呼聲高漲的廢奴運動落實在法律上，但對于整個美國來說，直到20世紀末，南北雙方的裂痕也沒有真正愈合。

當紐約與加州在工業革命與科技革命中快速發展時，南方仍在療愈它在內戰時期留下的創傷，因為內戰時期南方的諸多經濟基礎設施都被破壞了，內戰以后，美國的經濟主要著力點集中在東部和西部沿海地區，而南方相對是失勢的。直到二戰以后，南方才出現明顯的經濟復蘇，但得克薩斯州、美墨邊境、阿帕拉契山區、肯塔基州東部等仍是貧困人群聚集的地區。

所以《南方的轉折》封面有一句：“紐約和加州是什么，南方就不是什么。”這句話在書中第247頁有一段更詳細的表述，它源自于一位南方基督教會專業人員的感嘆：“做南方人是一種心理狀態。我知道這么說都老掉牙了。那是觀察你在世界上的位置的一種方式，比很多別的位置更受限的位置。你去過加利福尼亞嗎？那里是什么南方就不是什么。有件怪事與此相關，就是很多商業概念始于加利福尼亞，快餐、州際公路、服裝款式。因為有創造力的人在南方被壓抑，他們從南方和別的地方搬到加利福尼亞。有創造力的人必須離開南方。那種壓抑感很長時間才會消失。”

身份政治愈演愈烈

1960年代乃至整個二戰以后的全球化經濟、政治浪潮，對南方也產生著不可磨滅的影響。與灣區依靠互聯網企業、高新技術大踏步發展相比，以農業、種植業、傳統制造業為根基的南方盡管在經濟上有所增長，但依然處于一種被旁落的危機感中。貧窮與下崗不僅是銹帶區工人的苦惱，也彌漫在南方的一些衰弱地區。他們在城市轉型的浪潮中舉步維艱，承受著生產方式與資源轉移帶來的陣痛。

與此同時，民權運動以來也是身份政治愈演愈烈的時代，在美國，身份政治存在久矣，“身份政治”這個術語還未出現之前，身份——基于種族、地域、政治權力、經濟水平和歷史脈絡的身份，便成為人們甄別同類的重要方式。比方說：南方人、非裔黑人、灣區新移民、亞裔……不同的身份背后意味著不同的社群和情感共同體。在美國，身份政治仿佛一種新的宗教，它對于信徒有著巨大的號召力。

《南方的轉折》呈現出這樣一幅圖景：南北戰爭并沒有消化美國社會的撕裂，撕裂以更隱蔽的方式蟄伏在南方的腹地。他們的失落，不只是社會地位遭受到沖擊，也意味著舊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生轉變。

一位保守的北卡羅來納民主黨人，他的南方感來自于舊南方的價值觀：“信仰上帝。相信有限政府。相信自由企業、個人自由和個人責任——相輔相成的兩個概念。”一位密西西比女人陳述母親對于南方的認同和失落感的來源:“因為她有很多認同就要消失了。那所房子曾經是聚會地點，很多人都可以在那里待著。對于我母親來說，那是一種地域感。”

在《亞特蘭大:調諧》一章，這位出身貴族的密西西比女性說:“我的身份是通過我的家族以及我們在杰克遜和密西西比是誰而形成的。我們在長老會教堂有自己的座位，那就是你的身份。有天我姨媽去教堂，在自己的座位上發現一個陌生人，就很震驚。”奈保爾問她:“虔誠和正確性的觀念里也包括服務的觀念嗎？”她說:“不包括，那種觀念不適合她的家庭。”不過在亞特蘭大，她花了不少時間為黑人社區做服務，她對此解釋道:“貴族出身讓你做事，將你區別開來卻又把職責強加給你，但沒有人和人之間的聯系。而且我覺得我花那么多時間在亞特蘭大黑人社群上是因為我感到饑餓。”“因為什么？”“感到饑餓，因為……因為接觸。跟生活得比我更真實的人。我們是真正冷漠的人。”

書中第七章《教堂山：煙》之中，一段對于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對比的文字也值得琢磨，一位名叫巴里·麥卡蒂的州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席說：“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最根本的差別是自由主義者相信人的可完善性，而保守主義者不信。保守主義者相信人類是墮落的動物，他們的集體權力必須有所抑制和平衡。”

宗教的幽靈

奈保爾對于南方問題的呈現并不局限于種族議題，他不僅呈現了黑人群體的困境，也呈現了底層白人、貧困有色人種（非黑人）群體的憤怒與迷茫，他使用了一個形容：“層層堆積的歷史感。”美國是一個種族的大熔爐，多元和開放鑄就了它的輝煌，但是如何讓不同信仰和經濟狀況的人們和睦共處，愈來愈成為一個艱難的問題。

書中揭示出，經濟水準與社會地位的下滑是許多南方人感到失落的重要原因。不只是白人中的貧窮群體，奴隸解放運動后的黑人群體，在20世紀依然飽受歧視。黑人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的著作、布克·華盛頓的《超越奴役》都記錄了黑人在美國飽受偏見的處境。即便在馬丁·路德·金等民權運動領袖的努力之下，黑人及少數族裔的境遇有所好轉，但大部分黑人從小的教育資源、生活社區的經濟水平和安全程度都明顯不如白人。而種族主義者會將其歸咎于黑人的懶散、暴力、智力水平，也即歸咎于種族性本身，這種種族歸因潛藏著白人至上主義的幽靈，相似的說辭在殖民者對于殖民地人種的敘事中也屢見不鮮。例如在19世紀末，東方主義這對于東亞人的描繪就經常伴隨著矮小、愚昧、瘦弱、膽小等偏見，這背后的種族意識和殖民者心態至今仍未消除。

但經濟也不是唯一的要素，在美國，宗教左右相當一群人的判斷，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是許多美國人生活中最核心的部分。例如今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羅訴韋德案”有關墮胎權的裁決，不少保守州望風而動試圖禁止女性墮胎權時，背后就隱現一個宗教的幽靈，奈保爾在記錄他與一位黑人保守派的對話時也提到：“南方浸禮派的背景就是成為保守派的基礎。”

曖昧的是，在1973年“羅訴韋德案”之前，共和黨政客對于禁止墮胎權其實并沒有那么熱衷，70年代前，大部分共和黨人甚至站在擁護女性墮胎權的一邊，因為他們支持女性的自主權和對于中央政府權力的限制，但在1973年“羅訴韋德案”之后，尤其是里根集團拉攏基督教選民擴充其票源之后，共和黨政客為了拉攏基督教背景的保守派選民，開始大談限制墮胎權，包括其他迎合保守主義者趣味的政策。

積極與沮喪同時發生

在南方，積極與沮喪的事情同時發生。在奈保爾的筆觸下，既有部分黑人與白人的攜手互助、種植園主后裔的真誠反思、女性之間的守望互助，也有種族仇恨、隔離、宗教保守主義、貧困問題，乃至底層之間的互害現象。在奈保爾的筆下，歷史不是非黑即白，不是壓迫與被壓迫者的簡單概括，而是如同茫茫大海一般的生活，是雜草、荊棘、泥濘、黑夜與光明。

可惜的是，也許是受制于文體，奈保爾對于美國南方社會的呈現缺乏更為系統和明晰的梳理，較多案例、故事、現象呈現，缺乏對于現象的歸納、解釋和洞穿的力量。在這方面，美國學者阿莉·霍赫希爾德《故土的陌生人》、喬治·帕克《下沉年代》會構成互補，而伊麗莎·格里斯沃爾德的《壓裂的底層》深入地描繪了一個美國天然氣開采地區的社會現狀與環境危機，用豐富的細節構建出一個美國工業化小鎮從繁榮到蕭條的變遷周期，如果將這些作品對照來看，會對美國社會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我喜歡這本書的一點，在于奈保爾耐心地傾聽不同政見的人。他沒有站在某一個絕對觀念上而拒斥他者的聲音，即便是不同政治觀念的人，奈保爾也能發現他們生活中細膩的、不能被某以政治術語概括的成分，他們的活法、他們在乎的人、留戀的事物。《南方的轉折》不是政治宣言也不是旅行斷章，它試圖耐心地記錄一層一層的生活，那里有廢棄的煙葉庫房、無主農舍、卷檐尖頂的波紋鐵谷倉，也有鄉村歌舞、邊境鐵絲、山茱萸花、荒野的空曠，和來自海上的風。

在奈保爾的這本書中，流淌著一種鄉村音樂特有的氛圍，篝火、酒精、農田、牧民、列車、荒野、拍打著此岸與彼岸的海。就如同歌謠《總是有人說再見》唱道：

火車站，午夜列車，

機場在雨中孤單著，

有人站在那邊，淚水在眼里打轉。

同樣的舊場景，一次又一次上演。

那是全人類的煩惱。

總是有人說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