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年恰恰是我寫作四十年。1981年的第二期《北京文學》發了我的第一篇小說，我記得四十年前，我們漢語教研組的杜老師帶我到《北京文學》，先看了李清泉老師，當時他有眼疾，聊了一會兒我們到《北京文學》編輯部，見到劉恒，劉恒當時就在《北京文學》編輯部。

這四十年真是白駒過隙啊，想起當年，有一種恍同隔世的感覺。

很多作家都是風格固定以后基本不變的，所以跟隨的讀者群是固定的。我幾乎每寫一部小說就換一種風格，每寫一部小說幾乎就丟失一批讀者。但是沒有辦法，我只有按照我內心的想法來寫。《羽蛇》的整個語言風格在《德齡公主》完全顛覆了，因為我所有的語言風格都是根據我的主題來變換的.一個晚清題材我肯定不能用《羽蛇》的語言，而要用明清筆記式的語言，這樣的語言風格的變幻其實是很難很難的，光讀書就讀了整整一年，讀了一百多本書。

我的風格雖然不斷變換，但是有幾點始終是堅持的。第一是原創寫作，原創寫作說起來很容易，但是做起來非常難。我是屬于那種自虐型的作者，對自己要求比較嚴苛，不愿意重復別人，更不愿意重復自己，希望每次都把自己最新鮮的感悟帶給讀者，也因此在我的作品中基本看不到什么互文關系。

1985年寫《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1987年寫《海火》，93年寫《迷幻花園》《末日陽光》的時候，那時候還沒有博爾赫斯、卡爾維諾、安吉拉卡特的譯本進來，所以后來我看到他們的時候，覺得跟他們的趣味有一種暗合。這也是我喜歡他們的作品的原因吧。

對我來講，寫作有兩個秘密，第一個是來自我的生活閱歷，我的生活閱歷有很多跌宕起伏，甚至在黑龍江的時候甚至有瀕死經歷。我去的那個地方平均冬天的溫度是零下40多度，最冷的時候零下52度，五年只放了一天假，就是零下52度那天。凡是那天出去的，臉上都凍起大泡，非常美麗的女孩，完全不化妝的女孩，泡消失以后臉上會留出很大的斑痕。

但是這段經歷我沒怎么寫。只寫了兩個知青題材的短篇，寫了一個很長的隨筆，完全是按當時真實的情況寫的。

另外一個就是一直保持對世界的好奇心。

剛才劉恒說發現我很孩子氣，可能我心里永遠住著一個小孩，這個小孩對我很有幫助，每當我對世界非常絕望的時候，這個孩子就會跳出來幫我解脫困境。我的好奇心還表現在讀雜書方面，像中國的紫薇斗術、奇門遁甲、易經、話本，西方的哲學、玄學、心理學、占星術、塔羅牌、煉金術，甚至像博弈論、控制論這些我都特別有興趣。

劉慈欣寫到人類毀滅宇宙坍塌有一個增墑的過程，包括增墑這種東西我都會花很大力氣去研究，不是為了寫小說，而是我的好奇心所致。好奇害死貓，好奇也害死我（笑）。所以寫作時就會陷入自己制造的幻覺中，等我從幻覺出來，我的生活已經變得支離破碎。

后來我看到霍普金斯有一個電影，名字我忘了，好像就是叫《演員》，他對一個特別想出名的演員說，假如你要全身心的投入一個事業的時候，你就要準備丟掉那個叫“人生”的東西。我突然被這句話震撼，忽然覺得，我已經把自己的生活給寫沒了。

再一個，誠實寫作。這方面我是問心無愧，雖然在中央電視臺的中國電視劇中心工作二十年，但是無論再高的稿費讓我寫一部沒有興趣的劇，我都是堅決拒絕的。我是長時間拿的很微薄的底薪，因為你如果不去寫劇的話只能拿那個底薪。我只接受我感興趣的劇作，所以戴錦華曾經說我是一個坐在金山口上不會賺錢的人。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張軍釗拍完《一個與八個》以后，他拍《弧光》，我在這代作家中算是比較早的接觸電影，雖然它也得了莫斯科電影節的獎，但是我依然覺得小說和最后改編成電影不是一回事，所以至今我都沒有處理好影視和文學的關系。

第三點堅持的就是深度寫作。我不認為作家就是講故事的人.很多人都能講故事，講故事的人一定能成為作家嗎？

很多讀者跟我說你的小說好讀但是難懂，我很理解他們說的這個話，我是希望我的小說的表層故事吸引更多讀者。但是更希望我小說的內核能引起知音的共鳴。我的書也因此常常是長銷書，幾乎很少有暢銷書。長銷書就像《羽蛇》這樣，沒有什么宣傳，但是在國內已經出了十幾版，賣得最好的也就是《德齡公主》。

實際上《德齡公主》的暢銷，也就是讀者看到了表層的故事，而實際上我要表達是在后宮錦繡繁華的背后，君主制、君主立憲制和共和制的爭論貫穿始終，當時無數志士仁人尋求救國之路，那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極為重要的節點。

孫郁老師曾經在人大文學院開了我的一個研討會，參加者基本都是80后，跟他們溝通完全沒有障礙，后來胡行舟博士在北大讀書會搞了一個90后、00后討論會。現在有一批年輕人喜歡我的作品，甚至超過我的同齡人和我的前輩，這一點對于一個爬格子的人來講是比較開心的。

我現在常常想起佛教的一個概念，就是我執與無執。在整個社會游戲規則改變之后，堅持自己的文學理想，其實就是一種我執，就是對文學的真愛，是把文學當成信仰來愛。除了我執還應該有無執。有一個女畫家的故事是最能說明我執和無執的。

現在已經鮮有人知出生于1930年的美國女畫家簡·狄妃奧（Jay.Defeo）。她曾經集美麗、富有、才華于一身，卻在二十九歲那年，自我封閉，畫一幅《死亡玫瑰》，畫了整整十一年，畫得愛人離異，朋友分手，期間曾獲頂級策展人之邀參加萬人期待的重要畫展，卻被她以作品尚未完成而拒絕；十一年后作品完成，上面的顏料堆積重達三千多磅，合一噸多重，由八個裝卸工破窗而入，把這幅與其叫繪畫不如叫雕塑的巨幅作品搬出（后此舉被一些畫評家譬喻為陰道切開術），而這時，巴洛克時代已經變成了POP時代，此畫成為擺在舊金山藝術教室中長期被潑灑咖啡、按熄煙頭的廢品，而那些由藝術家堆積的過于厚重的顏料，也隨著時日一塊塊崩塌。對此，狄妃奧只是淡淡地說：人類會消亡，藝術也會消亡。

就這樣，她精心建構的世界卻被忽略，被遺忘，被淹沒，不是她的錯，而是時代的變換——但她并不關心大眾的接受度與評價，更無意于去爭鋒邀寵，哭爹喊娘，歇斯底里，或者變成喋喋不休的祥林嫂，攔路告狀的秦香蓮，——而是平靜、沉默地接受現實，因了這平靜與沉默，她的接受顯得格外高貴——可謂“無執”。

在作客“鳳凰名人面對面”時，當許戈輝問道：“你寫得這么好，可是我之前不知道你”時，我對她講了狄妃奧的故事。在“我執”與“無執”這一點上，我與這位女畫家很是相通。在文字上，我會對自己非常嚴苛，每一部小說都是自我折磨充滿疼痛的產品，我會深度迷戀，忘記身處的世界，可謂“我執”；然而作品完成后，我精心建構的隱喻世界常常很難被識破，但我真的不大關心結果如何——可謂“無執”。佛說：娑婆無執。

當我從深陷在寫作的幻覺中驀然醒來時，才發現自己的生活變得支離破碎。就讓我想起霍普金斯扮演的那位演員說的話：當你全心投入到一樁事業中的時候，很可能會丟掉那個叫人生的東西……

說實話，我也有痛苦、糾結、迷惘之時，也會覺得自己走得非常孤獨，非常艱難，有時也會感覺到不公平。但是我終于明白，這就是當社會變了，而人依然保持他的完整人格的時候，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這代價就是不斷喪失。但有時候喪失就是得到，世界就是一個莫比烏斯環。

（本文為徐小斌在北京作協研討會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