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陳荒煤 （1913—1996），作家、文藝理論家、電影事業家。筆名荒煤、梅白、漪之、漪萍等。1932年參加武漢劇聯，發表戲劇評論文章，編輯《時代日報》副刊等。1934年發表第一篇小說《災難中的人群》。1935年轉入左翼作家聯盟，編輯《文學界》等。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他參加“北平學生移動劇團”，赴南京、山東、徐州、河南等地慰問前線將士。1938年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文學系任教，編輯《文藝戰線》等。1939年率魯藝文藝工作團到太行山八路軍總部采訪。1945年到鄂豫皖游擊區工作，籌建晉冀魯豫邊區文聯，創辦《北方雜志》等。1949年參與籌備全國文藝工作者大會，參加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他發表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劉麻木》《憂郁的歌》《長江上》；獨幕劇《黎明》《打鬼子去》《我們的指揮部》；報告文學集《新的一代》等。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文化部電影局局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等。出版文藝理論著作《為創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解放集》《回顧與探索》《陳荒煤文學評論選》《攀登集》《探索與創新》《點燃靈魂的一簌圣火》；散文集《荒野中的地火》《冬去春來》《夢之歌》《人在旅途》《荒煤散文選》；回憶錄《永恒的紀念》《難忘的夢幻曲》等；2013年出版《陳荒煤文集》（10卷）。

陳荒煤是我國著名作家、文藝理論家、電影事業家，1913年生，湖北襄陽人，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秋，他發表小說《災難中的人群》，之后開始了文學創作活動。1938年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文學系任教。新中國成立后，曾擔任中南軍區文化部長、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文化部電影局局長、文化部副部長和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文藝報》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和書記處書記等職。

從寫詩和評論開始

1927年，14歲的陳荒煤（陳光美）在漢口第六小學讀書時加入了共青團。那是一個動蕩的年代，北伐從勝利到失敗、國共從合作到分裂，都經歷了慘烈的過程。陳荒煤以一個孩子的熱情投入其中，寫下了第一首充滿熱情追求平等自由的詩，又親眼目睹血腥屠殺的場面，經受了大革命風暴的殘酷洗禮。

1928年夏，陳荒煤考入湖北省立第二中學商業專科高中，開始大量接觸左翼文藝刊物，并結識了盛家倫、麗尼、呂驥、張庚等人。他向盛家倫學習日文，在盛家倫的輔導下，第一次閱讀了日文版《共產黨宣言》。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陳荒煤在《新民報》副刊連續發表新詩。不過，他從一開始就認定自己并不適合寫詩，只是借詩抒發感情。1932年發表評論后，他就放棄了新詩的創作。后來，他寫電影評論、文學評論、戲劇評論，卻從來沒有寫過詩歌評論。

同年，陳荒煤和武昌藝術專科學校的人組成了“鴿的劇社”，籌備并演出歌劇《卡門》，希望“借外國故事來發揮革命感情影響中國現實”（田漢語）。《卡門》的成功演出，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注意，由于當局對劇團的警告，劇團被迫停止活動。陳荒煤參加了武漢劇聯的工作，當時的計劃是：組織一個劇團，辦一個小圖書館，編輯出版一個文藝副刊。最終因為條件限制，劇團沒有組織起來。圖書館建成了，就設在陳荒煤家樓上，幾個人集資購置收集了數百冊社會科學和文學方面的書籍，其中有不少上海出版的馬克思著作、蘇聯文學作品、中外古典文學及現代文學名著。圖書館不對外，來借書和參加討論的都是與劇聯有聯系的進步青年。陳荒煤這個“圖書館長”，把很多時間用到了圖書館工作上，他稱這里是他的“大學”。《時代日報》文藝副刊的編輯工作也由陳荒煤負責，每周一期《戲劇與電影》周刊。文章多由呂驥、張庚、陳荒煤三人撰稿。蘇聯電影《生路》上演后，三人化名寫了多篇評論，出了兩期專刊。茅盾的《子夜》陸續發表后，陳荒煤也發表了評論。這是他使用筆名梅白、荒煤寫作評論的開始。他把這個時期發表的作品（詩歌、評論和散文）剪貼下來集成一本，卻在一年后，在上海遭到國民黨追捕時銷毀了。

一定要找到黨

1932年夏末，陳荒煤接到了一個重要任務。中央蘇區要召開全國反帝大同盟代表會議，武漢反帝大同盟決定派代表團參加，呂驥、張庚都在學校教書走不開，于是決定讓陳荒煤去。很快，他就見到了武漢反帝大同盟負責人張執一，了解到代表團共有五人，分別是工人代表、學生代表、社聯代表、劇聯代表、軍人代表（團長）。五人走前都沒有見過面，到了船上才彼此相識。臨行前，呂驥也代表劇聯對陳荒煤交代了兩個任務：一是帶信給麗尼，批評他為了愛情拋棄了事業（陳荒煤晚年在懷念麗尼的文章中講述了這一經歷）；二是一定要找到盛家倫，通過他找到上海劇聯，然后一定要找到黨。陳荒煤既興奮又感到意外，沒想到此行自己承擔著這么重要的任務，直到登上輪船后，才發覺很多情況沒有弄清楚，主要是代表團里有沒有黨的關系？團長是不是黨員？想到張執一特別叮囑白色恐怖時期必須嚴守保密紀律，他不明白也絕不敢隨便打聽。

陳荒煤帶著自己的第一篇小說《災難中的人群》，回到了出生地——已經離開七年的上海，代表團在那里等待赴蘇區的行期。開始他們深居簡出，五人中只有陳荒煤從小在上海長大，其他人都是一口外地口音，陳荒煤便成了團里唯一可以出去活動辦事的人。他找到了麗尼，完成了呂驥交待的第一個任務。第二個任務卻變得復雜起來。他一直認為，武漢反帝大同盟派代表團到蘇區參加重要會議，代表團里不會沒有黨的關系，那位年齡最大的團長老傅應該就是黨員，但他沒有辦法確認，兩個多月的時間里，他甚至連老傅的身份和經歷都沒有問過。他和麗尼、盛家倫聯系上后，還參加了上海劇聯的一些活動。但是，要通過劇聯找到黨卻不那么簡單，他不敢貿然行事。代表團不斷變換住地時，他還曾和左聯中的一位叫柯爾達的同志同住一室，聽他講上海文學界的情況，并終于忍不住把自己的小說拿出來請他提意見。柯爾達認真看過后提了不少修改意見，應該說柯爾達是他小說創作的第一位讀者。可是僅僅三四天后他就不見了，甚至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再也沒有蹤跡，陳荒煤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當時更不可能向他打聽黨的事情。等待赴蘇區的日子里，還有兩三位同志來介紹上海方面的信息，其中一位老馮談上海文學界戲劇界狀況。直到多年后與馮雪峰交談，陳荒煤才認定他就是老馮。他記得老馮那一口浙江口音，一頭又黑又硬的頭發，談到重要問題時眼睛會緊緊盯住你，當時他們彼此離得那么近又那么遠……那正是陳荒煤為無法“找到黨”而焦慮不安的時刻。

黑夜里閃亮的流星

等待啟程的日子每一天都顯得十分漫長，蘇區交通一直處于中斷狀態，代表團被困在上海，每天都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陳荒煤這個“老上海”就成了團長老傅的工作助手，很快他就認識了上級派來聯絡的小陳。

小陳三十來歲，寧波人，頭上戴頂深灰色禮帽，普通商人打扮。他每次出現都很準時，卻總說還要再等等。他告訴大家不能著急，不能整天蹲在旅館里不動，于是幾個人就分頭出去逛街。團長帶著工人代表出門，陳荒煤帶著學生代表、社聯代表，他們最喜歡去的地方是書店。為了不引人注意，他們幾天就要搬一次家，每個住處都是先由小陳安排好，再交給團長住宿費和飯費。在交待事情時，小陳盡管從容但也時常顯得很疲憊，他時而會拍打自己的腦門進行思考，時而從報紙上撕下一條寫上幾個字念念然后燒掉。一次，陳荒煤見他很困乏的樣子便勸他在旅館休息一下，他不肯，陳荒煤只好陪他到外面閑逛。小陳走在路上，眼睛飄向周圍，時不時走進一家店鋪透過櫥窗向外張望，或者突然就拐進一條弄堂里。后來他們進了一家電影院坐下，小陳看看表說了個時間囑咐陳荒煤叫他，然后就靠在陳荒煤肩頭睡著了。到點后，未等陳荒煤叫，他已經站起身來，拍一下陳荒煤的肩膀，悄悄地走了。還有一次，陳荒煤去看劇聯演出，晚上回到住處時發現人去樓空，他立刻提了個暖瓶裝作打水的樣子跑了出去，在隔壁弄堂的一個聯系點找到了老傅他們。原來是小陳下午來通知，得到確切消息，巡捕房第二天要搜查他們的住處，要他們立刻撤離。老傅叫陳荒煤不要回去了，但陳荒煤想到還有兩封信留在旅館，一旦被發現可能引出麻煩。分析再三，他覺得出來時沒有被人監視的跡象，于是便真的又打了一壺開水回到旅館，取出信件迅速清理了其他東西，小心地從后門溜出去，邊走邊仔細觀察，直到確認沒人跟蹤后，才回到代表團新的住地。

終于，在等待了兩個多月后，小陳帶來消息，中央蘇區計劃召開的會議因為反“圍剿”戰爭開不成了，代表團將立即返回武漢。兩個多月的相處已經讓陳荒煤得出結論：小陳就是黨派來的人。臨行前，他下定決心直接“接頭”。他約小陳單獨談了一次，坦白告知此行自己肩負的第二項任務，并請示武漢劇聯希望和武漢地下黨發生關系，回去怎么答復？小陳明確回答，武漢黨組織遭到多次破壞，現已失去聯系。就是這次談話，小陳通知他，不久前讓他寫的一個簡單材料，組織上已經審查批準，正式吸收他為共產黨員，回去后不能對任何人暴露身份，只與小陳通信聯系，等待組織上派人到武漢接頭。就這樣，陳荒煤加入了共產黨。多年后他回憶說：“既沒有舉行什么宣誓儀式，也沒有像有些小說上描寫的那樣，面對著紅旗低聲唱《國際歌》，有人莊嚴地緊緊地握手向我表示祝賀……”小陳只平靜地給他留下通訊地址，交待了書寫方式和重要代語，就和他分手了。陳荒煤沒有想到的是，從此他再也沒有見到這位把他引入黨內的同志。陳荒煤時常想起他，也曾經尋找過他，卻連他的名字都說不清楚。1939年陳荒煤到太行前線三八六旅采訪時，聽陳賡談起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情況，便急忙把小陳的情況詳細地講給陳賡聽，陳賡立刻告訴他：“小陳，寧波人嘛，是很好的一個同志，是中央的交通員，早就犧牲了！”

小陳就像一顆劃破夜空的流星消失了，陳荒煤的入黨情況也成了說不清楚的謎。20世紀80年代，陳荒煤忽然收到自稱是傅林生兒子的信——經過反復核實傅林生就是團長老傅。老傅已故，兒子為了給父親恢復名譽懇請陳荒煤證實1932年上海那段經歷，陳荒煤卻在他們提供的材料中看到這樣的話，老傅在世時說：“陳荒煤這個小鬼（武漢代表團團員），也是這次正式批準入黨的。”五十多年后，他終于弄清楚老傅是黨員，也終于有人可以證明他的入黨問題，但當年的戰友早已一個個離去。這真比小說情節還要曲折。

從劇聯到左聯

1932年秋，陳荒煤回到武漢，正值武漢反帝大同盟的一位負責人被捕，組織遭到破壞，劇聯工作也開展得更加艱難。

陳荒煤沒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他給小陳寫過兩封信，只收到一封回信，大意是現在商業經濟都不景氣，不要急躁，須耐心等待時機，看明年春季情況可否有點轉化再說。那以后小陳就沒有了消息，他也不能再寫信。1933年秋天，陳荒煤因發表一則左翼運動消息而惹禍，辭去副刊主編職務，再次回到上海。

陳荒煤參加了上海劇聯工作，創作獨幕劇《黎明》，與金山、趙丹等人排戲演出，發表評論文章，還在民眾教育館教課、輔導夜校學生和女工排戲。他多次躲過當局的搜查和追捕，一次參加大地劇社演出后，在上海火車站與全社人員一起被捕。審訊中他沒有暴露身份，后經集體保釋出獄。1934年，他的第一篇小說《災難中的人群》在《文學季刊》發表。這是一部以武漢大水災為背景的小說，描寫了一群在洪水、饑餓逼迫下背井離鄉的災民們，揭示了苦難帶給人們的創痛。小說的結構雖有些松散，但作者以細膩充滿感情的筆調，刻畫出一個個生動的人物形象，描繪出一幅幅慘淡的人生圖畫，給讀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之后，陳荒煤連續發表小說《秋》《劉麻木》《人們的愛》《拋包》等，他向組織提出希望從劇聯轉入左聯。

1935年春天的一個傍晚，陳荒煤按照約定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一家小咖啡館里見到周揚。這次會面的時間不長，主要是周揚介紹左聯情況，同意他轉入左聯，最后交待他去找沙汀。第二天，他就和沙汀聯系上并先后結識了上海的許多作家。這個時期他的創作進入高潮，出版了《劉麻木》《憂郁的歌》《長江上》三部短篇小說集。

除了創作，陳荒煤還參與編輯刊物《文學界》，積極參加左翼組織活動，有些活動雖然后來看在政治上是幼稚不成熟的，但當時大家都把它們作為嚴肅的政治斗爭，帶著滿腔熱情，冒著生命危險奮不顧身地投入其中。同志們都經受了白色恐怖的種種考驗，有的人就在斗爭中犧牲了。

組織在哪里？

1937年6月，陳荒煤坐船離開上海，自天津轉北平，準備到綏遠抗日前線采訪。到達北平時正值盧溝橋事變爆發，他加入了北平學生移動劇團。正值國共合作時期，劇團為了取得合法身份，從北平出發到達南京，在沈鈞儒的幫助下，經邵力子、陳立夫、張道藩等人的認定，編為山東省教育廳移動劇團，主要活動在國民黨第五戰區。北平學生移動劇團是在中共北平市委書記黃敬的指示下成立的，并委派北平市委負責農村工作的榮高棠作為領隊，和幾個黨員秘密組成支部領導著劇團。劇團到南京找沈鈞儒時是帶著黃敬介紹信去的，取得合法身份后，劇團黨組織的關系也是由黃敬派人送交地方黨組織的。

然而，這一切，從上海來的陳荒煤并不知情。建團時成員大多是北平大中學生，他這個唯一懂戲劇的導演、編劇兼演員，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戰演劇中。他創作的《打鬼子去》不僅成為該團的重要劇目，也成為抗戰期間許多演劇隊的主演劇目。之后，他又創作了《七·二八之夜》《血宴》等。他在導演時非常嚴苛，無論是分析劇本，排練演出都以專業劇團的標準要求大家，力圖不斷提高演劇隊的水平，除此之外，他自己還飾演各種角色。偶然的機會，他發現了一些被逃難的人們遺棄的書籍。從那時候起，他開始把一些文學歷史方面的書收集起來，漸漸地積攢成箱，竟成了一個移動的小圖書館。一年多時間里，演劇隊冒著戰爭的炮火轉輾于山東、河南、安徽數地，演出數百場，無論環境多么艱苦，陳荒煤都想方設法帶著那些書籍，他們的演出鼓舞了無數抗戰將士，他們自己也在戰爭中不斷學習，變得更加成熟堅強。

然而，讓陳荒煤苦悶的是，他再次失去和組織的聯系。以他的觀察和判斷，榮高棠等人可能是黨員，劇團里可能有黨組織，可是，當他想要試探虛實時，別人都裝得若無其事。一次，他實在忍不住抓住一個他認為可能是黨員的同伴詢問，結果卻碰了一鼻子灰，還被告以團里有人可能是叛徒。北平學生移動劇團被編為山東省教育廳移動劇團后，團長是國民黨派來的人，這是擺在明面上的，但隱藏的叛徒又是誰呢？組織沒有找到卻被告誡，情況復雜，陳荒煤不得不放棄找黨組織的想法。直到一年多后在延安，他終于證實了自己的猜測：榮高棠等人的確是黨員。幾年后，他又知道了叛徒是郭同震（谷正文）。那時候，郭同震也已幾經輾轉到達北平，成為國民黨軍統北平站的站長。又過了些年，身在臺灣的大特務谷正文回憶，當年他早就知道演劇隊里誰是共產黨員，他肯定地說陳荒煤就是其中一個。原來，沒有組織關系的陳荒煤早已被特務認定是中共黨員了。

心靈中燃燒著希望之火

1938年秋天，陳荒煤離開劇團經西安到達延安，進入魯迅藝術學院，先后在戲劇系、文學系任教。

初到延安，他感到一切都令人振奮：他做著教員的工作，許多老朋友都來了，最使他激動的是延安到處都洋溢著一種革命激情——紅旗、歌聲，人們不分男女老幼、來自何處，彼此敞亮地叫著“同志”，壓抑了許久的苦悶似乎在陜北的藍天下得到徹底的釋放，他發表了《無聲的歌》描述這種從黑暗中走出獲得光明和溫暖的心情。

一直都在找組織的陳荒煤這次卻沒有主動找誰去接關系。在他看來，到了延安就自然找到了組織。直到有一天，他和戲劇系教員老紅軍李伯釗聊天時談起自己過去的情況，李伯釗聽著聽著露出驚訝的神情問：你是黨員嗎？他說：當然是啊。李伯釗更驚訝了：同志，你是黨員，要趕快寫申請恢復組織關系呀！他這才知道還有這么個組織原則。原以為離開上海是組織批準的，現在周揚、沙汀等組織的人都在，自己回到家了，怎么還要申請呢？他趕緊寫了一份申請，并第一次接受了自由主義的批評，雖然心里多少有點委屈——在離開上海一年多漂泊的日子里，盡管沒有組織關系，他從來是以黨員的責任要求自己的，但此時他知道必須提高認識，適應新的革命環境。

1939年春，陳荒煤帶領魯藝文藝工作團和實驗劇團到晉東南前線采訪。他到了八路軍總部和一二九師，采訪了朱德、劉伯承。他在三八六旅待了半年多，參加了兩次戰役，最近距離地接觸了陳賡、周希漢等將領，也熟悉了八路軍的普通干部和戰士，還有游擊隊員、民兵、兒童團員……他是以新華社特派記者身份下去的，大家都親熱地叫他“新聞記”。他還被周希漢委以三八六旅秘書長的頭銜去拜會一些大商人和地方紳士，向他們做宣傳工作。所有這一切都充實和改變著陳荒煤。回延安后，他發表了系列報告文學《陳賡將軍印象記》《劉伯承將軍印象記》《一個廚子的出身及其他》《新的一代》等，并發表了《魯藝工作團在前方》，總結文藝工作團在前線的工作，提出了部隊文藝工作的綱要：“文藝工作者不僅是到前方搜集材料而寫作，而且應該為展開廣泛的新的文藝運動而努力——那就是要文藝真正深入到大眾中間去，不僅為大眾所接受和理解，而且為大眾所扶植，產生自己的文藝作品和作家。”他編輯《文藝戰線》，負責組建戰時文藝運動資料室，逐漸將寫作重心轉向文藝評論和理論研究。

延安時期是陳荒煤在思想上和寫作上發生劇烈變化的時期。他與何其芳等人受邀參加了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的長談，并在此后的文藝工作實踐中不斷地進行理論探索。1945年8月，陳荒煤離開延安，前往邊區組建文聯，創辦《北方雜志》。在解放戰爭的洪流中再次穿上軍裝隨四野南下，發表了一系列著名報道。他總結經驗，較早地提出了寫英雄人物和怎么寫，如何突破從落后到轉變的公式化傾向，真實地描寫新生活與新人物等擺在文藝工作者面前亟待解決的理論問題。新中國成立后，他在文藝領導崗位上繼續撰寫評論與理論文章，出版多部著作和《陳荒煤文集》（10卷）。從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起，盡管道路艱難曲折，陳荒煤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和追求，更沒有忘記小陳、柯爾達……那些在殘酷的戰爭年代里像流星一樣發光又消失了的無名戰士。他用“心靈中仍燃燒著希望之火”來形容這一代人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