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們黨已走過了百余年的奮斗歷程，在全國喜迎黨的101歲生日之際，追溯紅色詩歌的發展歷史，感悟紅色詩歌與百年黨史的同頻共振，正確認知紅色詩歌的文化功能，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講好黨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更加深刻地認識黨團結和帶領全國人民篳路藍縷、上下求索的波瀾壯闊的奮斗征程，傳承好紅色基因，更好地奮進新征程。

一

“紅色”，在政治意義上，人們通常用來象征革命或左派，共產主義國家用來表示共產主義。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辭海》，在“紅色”詞條中有“紅色中華”、“紅色人道報”、“紅色權利報”和“紅色戰士同盟”四個詞組。從這四個詞組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共同點，紅色泛指共產黨、無產階級、共產主義。比照這個定義，我們首先給“紅色詩歌”一個大概的定義，就是指歌頌、贊揚無產階級革命與共產主義、共產黨的詩歌。

根據這個定義，紅色詩歌的起點，應定于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前夜——即“五四”運動前后宣傳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活動，以及我們黨成立之后為宣傳群眾、教育群眾、打擊敵人、消滅敵人，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振奮人心、提高戰斗力，擴大黨在人民群眾中的政治影響，乃至在黨的領導下積極推動革命斗爭、建設社會主義的詩歌，都屬于這個范疇。

由上述界定，從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到今天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紅色詩歌與百年黨史的關系應該是：黨的發展史引領著紅色詩歌創作，紅色詩歌為黨的事業提供著文化支持。一個時代產生一個時代的作品，一個時代擁有一個時代的最強音。紅色詩歌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緊密地結合歷史現實和人民的革命斗爭，不斷擴大了它的疆域和影響，為黨的百年偉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這百余年的發展歷程，就是一部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面對苦難挺起脊梁、奮起抗爭，以百折不撓的精神、以氣壯山河的斗爭所譜寫的一部可歌可泣的偉大史詩。在這個過程中，伴隨著一部紅色詩歌創作實踐史。其中，有紅色詩歌對黨的事業的反映和影響，也有一代代無產階級革命者、優秀共產黨員和紅色詩人的激情燃燒與卓越貢獻。

二

紅色詩歌有著一個與生俱來的品質，即“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從而成就了始終與中共黨史同頻共振的創作特色。

紅色詩歌是五四文學革命的一個信號彈，為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臺發揮了重要的呼喚作用。“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再也經受不住封建軍閥黑暗統治和帝國主義侵略的雙重壓迫，在“十月革命”炮火震動和共產主義思想曙光照亮下覺醒的開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全國各地的運動中起著領導作用。由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工人運動相結合，在許多地方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必要的準備。這個時期，紅色詩歌所噴涌出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成了中國先進分子先覺發聲的體現。比較有影響的詩歌，如李大釗的《歡迎獨秀出獄》、朱自清的《送韓伯畫往俄國》和蔣光慈的《中國勞動歌》等，在“中國向何處去”的道路探索面前，積極宣傳共產主義。再比如，郭沫若的《匪徒頌》、劉大白的《勞動節歌》等，用洪亮的聲音表現反帝反封建的訴求，表達對新生的渴望。這就為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臺拉開了序幕。

在當時，紅色詩歌是進行革命斗爭的有力武器。1920年代，剛剛登上歷史舞臺的中國共產黨人數少、力量小，雖有先進基因，卻無明顯優勢。要擔當起反帝反封建的偉大使命，不能孤軍奮戰，需要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期間，積極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勝利進行了北伐，但就在北伐勝利之際，蔣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致使大革命陷入了低潮。這種背景下的紅色詩歌，其主題是為弱小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力爭生存土壤，鼓舞和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反動統治。與五四運動前后相較，這一時期的紅色詩歌，無論從理論探索，還是創作實踐上，使命更清晰，藝術更鮮明。這期間先后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詩歌會，團結革命的進步作家和詩人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無產階級文藝運動。許多革命作家被共產主義理想之光照亮，自己也成為了革命火炬，他們的每一首詩就是一聲有力的戰叫，沖涌著作為一個革命戰士所具有的革命熱情和堅強意志。例如，夏明瀚的《就義詩》、殷夫的《別了，哥哥》、陳輝的《獻詩——為伊甸園而歌》、柔石的《戰》等，都表現出了紅色戰士的革命信仰和錚錚鐵骨。他們的血肉化作了芬芳的花朵，開在革命者繼續前進的路上，也保證了紅色詩歌的真實意義與價值。

紅色詩歌是承擔抗戰宣傳任務的重要載體。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引發了中國人民火山爆裂似的積憤和反抗，點燃了詩人們的愛國主義熱情。在中國共產黨的主導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階級矛盾讓步于民族矛盾。這一時期的紅色經典詩歌，主題集中在抗戰上。在學校里，在戰地上，在工廠、田野和山崗上，到處都可以聽到紅色詩歌的戰斗聲音。艾青和田間是這期間比較突出的兩位詩人。艾青在繼1936年出版了《大堰河——我的保姆》之后，連續發表了《他死在第二次》《吹號者》等歌頌士兵們英勇奮戰精神的詩歌。被聞一多稱為“擂鼓詩人”的田間，緊密配合戰斗要求，寫出了《給戰斗者》《她也要殺人》等表現中國人民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寧死不屈的戰斗意志的作品。另外，何其芳的《夜歌和白天的歌》、卞之琳的《慰勞信集》等，均反映了在投身抗戰過程中詩人的覺醒和思想的轉變，在引領青年投向革命、鼓動人民奮起抗戰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推動作用。

紅色詩歌是凝聚人心的重要藝術形式。延安時期的共產黨人，無論面臨怎樣生死存亡的境地，始終心懷革命理想，堅守初心使命，形成了寶貴的延安精神，也讓全中國從延安窯洞看到了希望。這個時期，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引領下，解放區的詩人們相信黨、跟隨黨，以狂飆般的熱情擁抱時代，以豪邁的歌聲為時代鼓與呼。比如，柯仲平的《邊區自衛軍》、何其芳的《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等等。從這些詩篇里，可以聽到延河的歌唱，可以聽到人民為了爭取和平民主自由解放的戰斗聲音，可以看到在黨的領導下人民面對自然所作的斗爭，呈現著一種鮮亮的紅土地色彩。同時，詩人們也創造了為人民喜聞樂見的民族詩歌形式，《王貴與李香香》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李季在親自參加土地改革運動，把思想情感傾注在與人民打成一片中，采用陜北民歌“信天游”形式，成功塑造了兩個覺醒了的青年農民形象。

新中國成立，標志著我們黨成為了執政黨。中國社會從此走向了新生。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奮力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逐步使中國趕上了時代，實現了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對于紅色詩歌來說，也是一個創作的豐收期。比較有影響力的，如賀敬之的《回延安》、郭小川的《投入火熱的斗爭》、阮章競的《漳河水》、李瑛的《我驕傲我是一棵樹》等。詩人們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盡情謳歌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美好生活，謳歌偉大祖國和人民軍隊，謳歌日新月異的新時代，洋溢著人民當家作主、建設和保衛偉大祖國的精神力量。尤需一提的是《長征組歌》，成詩后由多位作曲家譜曲，以合唱形式再現長征艱險而光榮的歷程，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為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一切犧牲的偉大長征精神，成為了紅色詩歌謳歌時代、融入時代的經典之作。

每一個時代，都有體現時代特點和實踐要求的標志性紅色詩歌精品。紅色詩歌聆聽時代聲音，在開辟體現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中不斷綻放出燦爛的光芒。新時期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科技等各個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詩人們也以多樣的筆墨唱響“春天的故事”，歌頌黨帶領人民群眾創造美好新生活的生動實踐，展現全國人民的嶄新精神風貌。

三

時代性、人民性，是紅色詩歌創作的核心要義。時代性強調紅色詩歌與社會歷史進程的同頻共振，人民性是作者秉從的文藝根本立場。從毛澤東同志強調“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鄧小平同志提出“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源于人民、屬于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紅色詩歌的這種時代性、人民性一脈相承。它既是紅色詩歌創作應遵循的基本方向，也是打量紅色詩歌品格的一個基本特征。

80年前，在毛澤東同志延安《講話》精神的引領下，眾多作家義無反顧地走出象牙塔，深入生活、與人民群眾相結合，以多彩的筆墨反映時代氣象，創造了為人民所接受和喜歡的詩歌，留下了可以傳世留芳的紅色經典和可供借鑒的創作經驗。在新時代，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賡續馬克思主義文藝觀，開啟偉大復興的文藝新征程，紅色詩歌的創作與發展，依然需要一以貫之地彰顯時代性、人民性、藝術性相統一的創作原則。特別是針對當下文藝領域存在的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的問題，針對“調侃崇高、扭曲經典”“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搜奇獵艷、一味媚俗”等不良現象，要旗幟鮮明地秉持紅色詩歌契合時代、表現人民的主旋律，為時代而歌，為人民而唱，為偉大祖國歌與呼，真正創造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

（作者系中國軍事文化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