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活在日本的魯迅》

作者：趙京華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22年5月

定價：59.00元

ISBN：9787108073372

導論節選

如何認識戰后日本的魯迅論

魯迅與日本淵源深厚，這不僅是指他有六年之久的留日經歷且這段經歷深刻影響了其思想的定型和文學理念的生成，包括后來他與日本各界種種或深或淺的交往關系，還意味著日本人對這位特異的中國文人有著長期持續的關注，并在特定的時期里使其成為本國思想論壇的一個焦點，從而激發了幾代知識者的觀念想象力。就是說，“魯迅與日本”這一議題是個雙向流動的關系結構，包含著魯迅生前對日本的深深介入和死后日本人對他的誠摯接受。這本身構成了一個不同民族間跨文化交流與互鑒的典型案例，其傳播的外在條件和接受的內在動因都值得關注。在我看來，這同時也映現出一段中日思想文化間特殊的東亞同時代史，它對于我們重新認識魯迅及中國革命的20世紀史，以及戰后日本的思想歷程，同樣重要。

這里，所謂“特定的時期”指1946年至1976年的三十年間，即日本社會激烈動蕩的“戰后民主主義”時期。1945年決定性的戰敗造成了深刻的歷史斷裂，日本人從帝國土崩瓦解的廢墟上猛醒過來，在反思自身走向殖民侵略戰爭的近代史的同時，開始謀求民族、國家的復興和基于個體獨立的民主社會之重建。這是一個鳳凰涅槃式的“第三次開國”（丸山真男）的時刻，幾代日本知識者帶著切膚之痛重新思考明治維新以來的現代化進程，在此，他們注意到長期被忽視甚至蔑視的另一個思想資源，即經過反抗殖民壓迫和艱苦卓絕的社會革命而實現了民族解放及另類現代化的中國，發現了其精神代表—魯迅。

魯迅在戰前就曾受到一部分日本文人學者的關注。在其死后，日本出版了《大魯迅全集》（改造社，1937），而且還有相關的生平傳記（小田岳夫，1941）、思想傳記（竹內好，1944） 乃至小說創作（太宰治《惜別》，1945）等問世。1980 年以后， 魯迅作為外國文學家在日本的學院中也得到相當出色的研究， 這些研究形成了獨自的學術傳統。但是，與這前后兩個時期不同，在上述“特定”的三十年時間里，魯迅不但是學院里的科學研究對象，更是思想論壇中的一個焦點乃至特別的精神標尺。日本知識界將魯迅推到由思想、文學、歷史等問題構成的思考場域的中心。例如，思想觀念上的個人與國家、主體與他者、知識分子與社會改造；文學上的政治與文學的關系、寫實主義與現代（超現代）主義、人道主義與東西方現代性；近代史上的傳統與現代、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日本的戰爭與中國的革命；等等。就是說，近代以來日本知識者所遇到的種種思想難關，通過對魯迅的閱讀和闡發而得到深度思考，魯迅及革命中國成為戰后日本思想界價值判斷的一個重要標尺，有力地改變了明治維新以來一切“以西洋文明為標準”（福澤諭吉）的思考慣性。魯迅深深嵌入當代日本的內部，成為內在化于戰后思想史的“他者”。

日本殖民擴張的失敗與中國革命的成功建國，這樣一種發生在20世紀中葉的結構性歷史逆轉，無疑是戰后日本知識者密切關注魯迅的重要社會語境；同為東亞地區的成員，在歷史文化傳統上相通而于各自社會條件下謀求現代化發展，日本只能產生人道主義式的文學或“優等生”文化，而中國卻能夠孕育出在不斷抵抗中獲得主體性的民族文學，這無疑也是日本知識者重視和敬佩魯迅的文化要素。我在這里要進一步追問的是：，日本人在怎樣前后關聯的思想課題討論中持續關注到魯迅文學內面的精神特質，這些思想課題如何激活了在中國可能因理所當然而熟視無睹的魯迅思想精神的某些內核；第二，戰后三十年間日本前后關聯的思想課題本身構成一個怎樣的與20世紀世界史課題息息相關而又具有日本和亞洲獨特性的問題系列和邏輯結構，在這個體系結構的內部魯迅的思想文學是如何得到了系統化乃至創造性的闡發；第三，日本知識者是以怎樣的方式將魯迅推到戰后思想論壇的中心，使其發揮了獨特的精神啟示力量和世界意義的。

“二戰”后日本知識界自覺不自覺地形成了一個魯迅逝世逢十紀念的傳統。首先，1946年思想家竹內好發出聲紀念—《關于魯迅的死》，并通過后續文章《民族主義與社會革命》等將民族獨立和主體建構的問題推向思想界，而歷史學家石母田正《關于母親的信—致魯迅與徐南麟》則進一步把被壓迫民族的問題引入研究，由此提出重構日本史的亞洲視角。其次，1956年文學家中野重治《某一側面》及其前后的紀念文章，對如何在貫穿日本近代文學史的“政治與文學”關系論爭結構中討論魯迅文學的人性基調和高度政治性特征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文化評論家竹內芳郎又將“政治與文學”關系轉換成“革命與文學”問題而使討論得以深化。第三，1966 年正處在全球爆發反越戰抗議、社會政治運動達到高潮而“68 年革命” 即學生造反運動山雨欲來之際，由引領戰后民主主義文學的新日本文學會主辦的“魯迅與當代”系列講演，將思考帶入個人與社會、傳統與現代等當代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中來；戲劇家花田清輝則將這些議題轉換成文學的現代與“超現代”（反現代或后現代）問題，用荒誕派手法成功改編《故事新編》而對魯迅文學提出了獨特闡釋。第四，1976 年，隨著日本大眾消費社會的到來和激進政治季節的結束，思想論壇上內涵豐富的魯迅論也迎來落幕時刻，新銳出版機構青土社的雜志《Eureka詩與批評》推出名為“魯迅：東洋思維的復權”的大型特輯，在中日文學同時代的總題目下展開討論，這仿佛是戰后民主主義時代“落幕”前一個意味深長的紀念。

對于一位當代的外國作家要逢十紀念，的確是一個罕見的事態。這或許就是日本知識者在戰后將魯迅推向思想論壇中心的方式之一。因此在這里，我將以上述戰后三十年間思想論壇上被言說的魯迅為觀察對象，通過整理和辨析逢十紀念的日本各領域知識者的相關論述，盡力挖掘其問題意識背后的思想史脈絡及其前后的邏輯關聯，以復原活躍于戰后日本思想論壇中的那個魯迅。當然，這些紀念活動并不能反映戰后日本人對魯迅思考的全部，也不是日本知識者將魯迅推向思想論壇中心的方式，但這個系列紀念活動還是能夠大致呈現社會變遷導致的思想主題和問題意識的演進路線。例如，從反省戰爭的失敗到謀求民族主體的重建，1950 年代的思想議題主要集中在民族獨立和國家再造上面；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斗爭和大規模社會抗議運動的興起，導致國家民族問題開始轉向社會建構，與市民社會緊密關聯的個人與集團、知識者與大眾等關系問題成為1960年代的思考焦點；1970年代前期，在“政治的季節”過去之后，人們猛然發現社會已然跨入大眾消費時代，傳統與現代、自我與他者、中日文學同時代性等開始再次受到關注。至于那個揮之不去的“政治與文學”關系的論爭，則是貫穿戰后日本三十年始終的基本母題，從思想的深層連接起民族國家、個體社會、傳統現代、存在虛無等彼此交錯的思考鏈條。而在這個日本戰后思想主題的系列演進中，有中國作家魯迅的深深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