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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世紀外國文學：理論與闡釋”高層論壇在線舉行。與會學者深入考察當代外國文學的發展歷程與趨勢，進一步審視新世紀外國文學不同創作流派的衍變及其內涵、形態與特征，揭示新世紀外國文學研究的新觀念、新范式、新趨勢。

20世紀以來，外國文學思潮紛涌，場景切換之快令人炫目。“作為特殊的意識形態，文學的發展必然依賴物質基礎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陳眾議看來，文學發展的“變數”規律，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比如文學形態從形而上到形而下，敘述范式從外部轉向內心，文學人物由崇高到渺小，文學人物活動空間從宏闊走向狹窄，文學表現載體從“大我”到“小我”。而那些被普遍稱之為現代經典的作品往往蘊含文學最原始、最鮮明的基因。云卷云舒、潮起潮落的各種反本質主義思潮，改變不了文學常數的相對穩定性。適當回歸常數，探尋和擁抱常數，對于文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新世紀外國文學絢麗多姿，展現了多樣化的文學世界。南京大學《當代外國文學》主編楊金才表示，對新世紀外國文學的研究既要不斷關注新文本、新語境，更應注重從歷史進程中觀照和把握文學的發展，做到歷史深度與審美判斷的統一。在楊金才看來，新世紀外國文學研究具有諸多需要探討的議題，選題豐富多彩，需要跨界研究，通過不同研究方法的運用、多學科的融合，促進學界對專業學術性和文學性進行新的思考和理解。

對文學現象的分析，不應脫離對文學思潮的整體把握。浙江工商大學西方文學與文化研究院院長蔣承勇注意到，學界對20世紀西方文學的研究，往往忽視其與19世紀文學思潮的歷史關聯。現代文學史研究應“重返19世紀”，立足于反思性、超越性和系統性，對諸多文學思潮作全方位掃描，比較辨析它們間的縱向關系、橫向關聯，以及它們與20世紀現代主義的關系。

20世紀60年代，法國文學批評家羅蘭·巴特發表《作者之死》一文，用“作者已死”消解作者對于文學的作用。2002年，美國文學理論家希利斯·米勒進一步提出“文學之死”的極端論斷。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聶珍釗認為，這些觀點是對文學創作危機、文學觀念危機、文學理論危機的預警，要應對文學危機，需要文學理論的創新。當前，重構文學基礎理論最大的障礙，在于缺乏新的觀點。科學的飛速發展為文學理論研究提供了創新路徑，從科學原理探討和技術分析出發，建構新的跨學科文學理論架構，顯得尤其重要。

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而且改變了表征生活的文學創作內容和形式，甚至改變了傳統文學研究的范式。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彭青龍提出，數字人文的興起表明，包括文學研究在內的人文研究已經跨入新的歷史階段，傳統文學研究和數字人文研究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齊頭并進，其對立統一的關系將有利于理解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本質。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劉建軍認為，創建適應智能時代需要的外國文學知識體系和認知體系，必須強調文學的認識功能。文學是反映、認識生活的方式之一。在智能時代，文學應突出其對智能時代生活的情感與智慧的獨特認識方式。

21世紀以來，外國文學一系列新發展態勢引人矚目。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系教授張帆認為，新世紀德語文學正在由峻急宏大的現實主義，向溫和的“小敘事”蛻變，一種與后現代解構敘事、傳統現實主義宏大敘事相映成趣的新現實主義“小敘事”勃然興起，一改傳統德語文學晦澀艱深的哲理思辨，肩負起了將德語文學再次推向世界的重任。

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郭英劍注意到，英語文學在創作思想與創作主題等方面，已呈現出明顯的“后現實主義”特征，既繼承了傳統現實主義特征，又創新了后現代的思想理論與創作方法，飽含強烈的現實關懷意識。

談到當代外國文學研究的理論與話語建構現狀，楊金才認為，立足當下中國現實語境，從文化多樣性和文明互鑒視角，采用異文化觀照方法，切入外國文學理論與創作研究至關重要。這直接關系到外國文學研究的中國視角與話語建構。對當代外國文學研究進行理論反思并有機融入中國元素，有助于建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傳播中國學術文化。

論壇由南京大學《當代外國文學》編輯部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