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歷史小說是以真實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為骨架、描寫人物命運、反映一個時代世道人心的文學作品。優秀的歷史小說，應該是歷史真實性和文學藝術性很好結合、傳導正確價值觀、知識密度大并讓人能從中找到精神力量的作品。在過去的一段時期里，曾經涌現出一批有影響的歷史小說，但近年來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小說創作相對沉寂，架空、穿越類和天馬行空式編造的作品大行其道。有學者說：“我們用了前半生的時間通過文學故事去積累歷史知識，再用后半生的力量去一個個甄別推翻。”這提醒我們，歷史小說特別是據其改編的影視劇，對大眾歷史知識和價值觀方面的影響不可小視。我國歷史悠久，文化資源豐富，為歷史小說創作提供了不竭源泉，我們有理由也有責任不斷推出歷史小說精品。最近幾年，我創作并出版了《大明首相》《大宋女君劉娥》《范仲淹》3部歷史小說。根據創作實踐，談點自己的粗淺認識。

感悟歷史溫度，摒棄非黑即白歷史觀。歷史學家關注的是歷史發展中結構性的、非個人性的因素；歷史小說家則相反，關注的是歷史場景中的人。人，都有七情六欲，有七情六欲就會有糾結和掙扎，從而使冰冷的歷史變得有溫度。作家應以自己的審美體驗去感悟歷史的溫度。比如，我們都知道范仲淹寫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但在小說創作中不能因此將之符號化，而是應該找到更多生活化的細節，使之成為一個鮮活的形象。再比如《大明首相》中張居正與高拱的關系，其中既有嚴酷的政治斗爭因素，也有復雜的人情冷暖。其中的任何一個行動，背后都體現出深刻的人性。

在傳統觀念中，受儒家君子小人之辨的影響，往往把歷史人物簡單分成好人和壞人。一旦定位為好人，他的一切就都是好的，即使有不好的一面，也要為賢者諱；一旦被定位為壞人，他就一無是處了。以這種非黑即白的歷史觀書寫的歷史是可疑的，人物是臉譜化的。人性復雜，紅塵滾滾，每個歷史人物都受到時代的規約，不是簡單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可以概括。我們不應出于某種目的刻意拔高某個人物，即便他被后世捧為圣賢；也不能以陳腐觀念去刻意嘲弄某個人物，即便他被史書稱為奸佞。對待歷史人物如此，對待歷史事件同樣如此。比如，慶歷新政是范仲淹一生中值得大書特書的篇章，但長期以來，基本上是按照儒家君子小人之辨，把反對慶歷新政的人都說成是“小人”。事實未必如此。御史包拯強烈反對新政中的按察之法，但又大力支持最受爭議的“抑僥幸”改革；諫官余靖反對范仲淹設計的恩蔭新制，但新政夭折后，他不間斷地呼吁改革恩蔭制度，后來朝廷推出的新法令，要比被廢止的慶歷新政時的恩蔭新制改革力度還要大。再比如，創作《大宋女君劉娥》過程中，我關注的是劉娥沖破階層與性別的桎梏時呈現出來的欲望和掙扎。當我們以男女平等、人不能僅僅因出身卑微而受到輕視和懲罰這樣的時代精神重新審視歷史，與當時以寇準為代表的士大夫的看法顯然有很大不同。一旦摒棄了非黑即白的歷史觀，從人性視角和時代精神重新審視歷史人物，歷史小說實際上就具有了重塑歷史的功能。毋寧說，這是歷史小說作家的使命。

打通歷史，直抵人物內心世界。歷史小說要拂去時間的塵埃，敲開古人的窗口，與他們進行心靈對話，領略他們的百感交集。歷史學家章開沅說過，沒有達到一定的境界、一定的水平,也就不能或不配與古人對話。這也應該是對歷史小說創作者的要求。歷史小說作家應當具備打通歷史的能力，對當時的思想資源、典章制度、社會風貌、政治生態乃至世道人心都有深入研究，這樣才能對小說主人公有精準把握。研究藝術史的學者認為，宋人用墨畫畫、燒單色釉瓷器，要求絕對單純，就是圓、方、素色、質感的單純。這不僅是審美趣味，也是人生觀的體現。這種人生觀在范仲淹身上表現得非常鮮明。當反對慶歷新政的人以結朋黨來攻訐范仲淹時，宋仁宗為了給他一個澄清的機會，問他君子會結黨嗎？范仲淹明知皇帝對朋黨很戒備，仍直言不諱地說君子有黨，且對國家有益無害。因為他不想說違心話，更不忍用違心話欺騙信任他的皇帝。范仲淹41歲才得以進入朝廷，不到8年時間3次被貶，依然初心不改，直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以上種種，與當時的思想資源和制度安排直接相關。就思想資源來說，儒釋道三教是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宋朝時三教關系調適得比較融洽，儒家積極入世思想使讀書人參政熱情高漲，有著強烈的責任感；道家任自然、輕去就和禪宗的超越思想，又使他們超然對待榮辱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不做作，不虛飾。就制度安排來看，宋朝實行官階與差遣分離制，今天看來很丟面子的貶官，當時卻很平常。所謂貶官，多數情況只是差遣的變化。差遣本就沒有固定任期，隨時都會發生變化，并不是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事。不了解當時的思想資源和制度安排，就不可能進入范仲淹的精神世界，當然也不可能寫出真實立體、有血有肉的范仲淹。

以真實性為第一，只能合理推理不能憑空編造。歷史小說首先要具有歷史性，歷史性的核心是真實性。可以說，真實性是歷史小說的特質。歷史小說既然以真實的往往又是知名的歷史人物為主人公，就應該對真實性負責，盡可能去重現歷史風云中的真實人生狀態。

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說：“大事不虛，小事不拘。”但我認為，大事不虛是必須做到的；“小事”或者說細節也要有所“拘”。比如，不能在寫明朝的歷史小說中出現“奏折”，因為奏折是清朝才出現的詞匯。細節的真實性，是歷史真實性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也使小說具有可觀的知識密度。歷史小說的真實性，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能背離當時的歷史語境和歷史精神。如果背離了歷史精神，細節描述再真實，也只能是天馬行空的編造。

當然，歷史小說畢竟是小說，允許而且必須虛構。因為歷史本身就有太多謎團，太多留白處。但歷史小說的虛構是有前提的，即不能憑空編造，而應根據歷史文獻提供的線索，結合思想資源、典章制度、人物性格與命運等做出推理。從這個角度說，我認同歷史小說作家陳舜臣“歷史小說是廣義的推理小說”的觀點。歷史小說要寫有血有肉的人，需要大量細節，而這恰恰是史料中最欠缺的。比如，《范仲淹》中的“小鬟”，她是范仲淹四子的生母。墓志銘記載她是錢塘人。那么，她是如何進入范家的？我查到一則史料，說錢塘一帶當時流行一種風尚，雖蓬門貧女，也有一兩件錦衣羅裙、幾樣頭飾，目的是進入富貴人家做女使或侍妾。小鬟是范仲淹謫守睦州時，以女使身份進入范家的，后來引起一些風波，甚至導致范仲淹與梅堯臣交惡。我是根據當時的婚姻制度和已發生事件的時間點做出推理，來塑造這個人物的。以推理盡可能還原史料中缺失的歷史，是歷史小說的優勢，也是歷史小說的廣闊空間。但是，沒有必要憑空編造，誤導讀者。

當然，對歷史素材如何取舍，從而巧妙安排情節，寫出歷史人物的命運感，并以既具有歷史韻味又符合當今讀者閱讀習慣的語言表述出來，也是對歷史小說作家功力的考驗。這和前述幾點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

（作者系歷史小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