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寫作在今天已成我的生活方式，這并不意味著我是一個與生俱來的書寫者。如果沒有那在深山峽谷里生活的十幾年，我根本不會寫作。我現在越來越明白我的寫作導師就是我的故鄉——那逼仄的，像地球上一絲小皺紋的地方。我在城市里生活了幾十年，但依然是個生活在城里的鄉下人，擁有著根深蒂固的鄉下人的思維和生活習慣。高歌猛進的現代化、信息化、數字化，也沒能改變我，我越來越成為身份清晰的異數。每當夜深人靜，我拉上窗帷，將燈紅酒綠和紙醉金迷擋在我的世界之外，我的筆尖下就會有大江涌來，群山逼近，一大群灰頭土臉的鄉親，就會咧開滿嘴黃牙，像老朋友一樣把我招呼到他們的世界里去。我驚異地發現，筆已成為我手中的魔法棒，它只要在紙上滑動，我的面前就有了活靈活現的故鄉。寫作幾十年，我的朋友都用上了電腦，他們在鍵盤上噼噼啪啪，擁有了讓我羨慕嫉妒的現代寫作速度。我也曾買過電腦，但我坐在電腦屏幕面前，瞬間就變成了白癡。于是我明白了，自己不是一個與時俱進的寫作者，自己不過是一個試圖紙上還鄉的歸人。

我是一個文學的受益者，文學讓我的人生有了幸福和愉悅的光澤。因為文學，我跟周遭的那些活在高樓里的人相比，孤獨和不幸減少了幾分。在他們貌似高貴的外表下面，都藏著故鄉的棄兒的惶恐之心。我卻借助筆，偷偷行進在了回家的路上。我真的要感謝小說，這種虛構的文體，讓我能夠最真實地活在一個最真實的世界里。沒有小說，人間會更虛偽，生活會更荒謬，我們會更走投無路，會更無處可逃。都說小說是假的，但沒有小說世界，世界就會是小說，而且是荒誕小說。我說我是文學的受益者，是因為文學讓我明白，自己的寫作要有態度和立場，那就是要自覺地站在弱者一邊。因為，好的寫作者都是弱者。站在弱者一邊，就是站在自己這一邊。作家不要試圖把自己打扮成精神的拯救者，那些以強者面孔出現的寫作者都是幼稚的、可笑的。卡夫卡說：“事實上，作家總要比社會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對人世間生活的艱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強烈。對他本人來說，他的歌唱只是一種呼喊。藝術對藝術家來說是一種痛苦，通過這個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這個牢籠里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斕的鳥。”作家要做的事，就是感受生活，承受生活，繼而呈現生活。

在我的文學世界里，總有一種叫鄉愁的情愫縈繞。有文學評論家說我正試圖營造一種“杜鵑啼血似的中國式鄉愁”。其實，我在創作中并沒有這種壯烈感，我不過就是為了歸去。歸而不得，所以愁罷了。我不否認我在書寫鄉愁，但我的小說卻不是鄉土小說。那些以為我的小說是鄉土小說的人，要么誤讀了我，要么抬舉了我。鄉土小說是從鄉土里長出來的，就像生生不息的草木。我的寫作在鄉土之外，是在鋼筋水泥的叢林里的回首。充其量，它只是鄉愁的烏托邦。

每一個作家，他都有一個精神的原鄉，一塊出入自由的寫作根據地，那是他可以放飛自我，文筆恣肆的天地。從某種意義上說，每個作家都是地方性作家，文學從來都有地方色彩，這種色彩是從土地里生長出來的個性。小說是應該本土化的，中國人講中國故事，理所當然。我的本土化，說的是小說的內核，在形式和方法上，一個作家當然要向世界開放自己，在方法和技能上博采眾家之長。從二十世紀開始，小說就是一種革命性的文體。

今天，我們每一個成熟的小說家都清楚，當代小說早已跟傳統小說厘清了界限。我們不難看出，我們的鄉土小說也具有了世界性的意義。

我一直在努力，尋找一種更為詩性的小說表達，這是我這些年迷戀上鄉愁的原因。每一個故鄉的放逐者，都有一種精神上的漂泊感。除此，那種肉體在都市里行走，靈魂卻在故鄉漫游的分裂感，讓我把小說寫作當成了一個藥方。從這個意義上講，寫作的過程，于我就是療傷。我寫作，還有一個秘密的動力，那就是回到我的族群中去。我是一個出生在以漢族為主體的地方的仲家人，是布依族。我在故鄉生活的十幾年，從來沒有感覺我與周遭那些漢族兄弟有什么不同。我和他們有一樣的風俗習慣，過同樣的節慶，吃同樣的飯菜，穿同樣的衣服，只有在填一些個人信息表格的時候，人家填“漢”，我寫“布依”。直到我離開故鄉后，才越來越認同自己的少數民族身份。通過寫作，我發現自己的基因中存有本民族的文化密碼，它被寫作喚醒，讓我的寫作跟漢族作家有了不同。每個民族的書寫者，他們都有尋根的欲望。像我這樣，不知哪朝哪代與自己族群脫單的人，能不能通過寫作，找到自己的根，從精神上皈依那遙遠的部落，這，是否也算另一種還鄉？

收錄在《太平有象》里的中短篇小說，是我這些年的精品，它們都被《新華文摘》《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長江文藝·好小說》轉載過，入選過多個選本。個別小說，還入選過中國小說學會的排行榜。一個作家，一路走來，都是眾人幫助成就的結果，我必須帶著一顆感恩的心繼續趕路。

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時令已近新春，春風又度，辭舊迎新。我在此祝福那些與這本小說集相遇的讀者虎年好運，生活虎虎有生氣，事業如虎添翼！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太平有象，萬物安寧！

二〇二二年元月二十四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