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林少華（右）與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東京。

從黑土地的吉林大學出發，南下珠江之畔的暨南大學，北上黃海之濱的中國海洋大學，他執教三尺講壇四十多載；作為拓荒者，他翻譯村上春樹作品45部，總發行量超過1420萬冊；他退而不休，輾轉全國各地高校，向青年學生講授審美忠實的翻譯觀和開卷有益的心得……他就是中國海洋大學教授林少華。

三個“三十七歲”趕在一起

記者（以下簡稱“記”）：林教授您好，請問您是怎樣與村上春樹先生結緣的？

林少華（以下簡稱“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在廣東暨南大學任教時，機緣巧合，翻譯了《挪威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開頭第一句：“三十七歲的我那時坐在波音747客機的座位上”。1952年出生的我翻譯這本書時是1989年——三十七歲的我坐在書桌前的座位上，對照日文寫下“三十七歲的我……”

村上春樹寫這本書時，是三十七歲；書中主人公渡邊君，也是三十七歲；我是遲了三年翻譯的這本書，也是三十七歲。三個“三十七歲”趕在一起，說奇妙也夠奇妙的。

然而，不同的是作者、譯者寫下“三十七歲的我”的處境。先看作者村上：“雅典一家低檔旅館的房間里連張桌子也沒有，我每天鉆進吵得要死的小酒館，一邊用微型放唱機反復播放——放了一百二十遍——《佩珀軍士寂寞的心俱樂部樂隊》，一邊不停筆地寫這部小說。”

再看我這個譯者。你別說，我的處境好像還沒那么低檔。住的是破格提為副教授后分得的兩室一廳，桌子不但有，還是新的，請木匠師傅新打的“兩頭沉”，還煞有介事地配了一把減價轉椅，唱機也不是村上那種“隨身聽”，而是留學回來在友誼商店買的免稅組合音響。播放的樂曲也不是西方流行音樂，而是中國古琴曲“高山流水”——知音！

星移斗轉，月落日出，現在已經過去了33年。翻譯之初，“三十七歲的我”身上還多少帶有青春余溫，大體滿面紅光、滿頭烏發、滿懷豪情，而今，即將年滿七十歲的我，殘陽古道，瘦馬西風，“不知明鏡里，何處得秋霜”。

不過，令人欣慰的事也至少有一樁，那就是我的翻譯業績，迄今為止，厚厚薄薄大大小小加起來，我翻譯的書起碼有一百本了。翻譯過的作家有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小林多喜二、太宰治、川端康成、井上靖和渡邊淳一等十幾位。以作品言之，《我是貓》《羅生門》《金閣寺》《雪國》《在世界中心呼喚愛》分外受到認可與好評。

當然，最有影響的是村上作品系列，包括《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奇鳥行狀錄》和《刺殺騎士團長》在內，由我獨立翻譯的有四十三本，與人合譯的有兩本。這四十幾本滬版村上，截至2021年12月底，總發行量超過1420萬冊，讀者人數則遠大于此。這其中，《挪威的森林》總發行量超過600萬冊。也就是說，我這支自來水筆涂抹出來的譯文，已經搖顫過數千萬讀者的心弦。用一位讀者的話說，如靜夜純美的月光撫慰自己孤獨的心靈，像小河蝦纖細的觸角刺破自己的淚腺，又像遠方炊煙裊裊的小木屋引領自己走出青春的荒原，或者像一片長滿三葉草的山坡讓自己抱著小熊在上面玩了一整天……

美國著名華人學者李歐梵教授在他的散文集《世紀末的反思》中，將《挪威的森林》列為二十世紀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十部文學譯著之一。進入二十一世紀，《挪威的森林》入選“金南方·新世紀10年閱讀最受讀者關注十大翻譯圖書”之列。

記：中國讀者為什么這么青睞村上作品？

林：2018年10月，金庸先生去世時，有人說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而對于村上春樹，不妨說有年輕人的地方就有村上。

村上何以這么火呢？據村上自己總結，一是因為故事有趣，二是因為文體具有“普遍性滲透力”。文體，這里主要指筆調、筆觸，即文章總體語言風格；普遍性滲透力，用村上的說法，大約就是語言具有“抵達人的心靈”的力量。從翻譯角度來看，故事這東西，誰翻譯都差不太多，差得多的是文體，是語言。

兩次面見村上

記：您曾經去日本任教，其間，曾拜訪過村上先生，請談談您和他的見面情景。

林：說起來，我見了村上兩次，地點是位于日本東京城中心的村上春樹事務所。

第一次見面是2003年1月份，那個時候我已經翻譯了村上先生十七八本書了。翻譯本身就是一種“神交”，通過他的文字，感受到他的所思所想所感，甚至能夠看到他的表情，感覺到他的呼吸，看到了字里行間的村上春樹。

用錢鍾書老先生的話說，雞蛋好吃，吃雞蛋就是了，何必見那只下蛋的雞？話雖這樣說，但如果有機會見面，對翻譯還是有好處的。但是村上一般不輕易和別人交往，尤其不喜歡與媒體打交道，不喜歡上鏡，記者很難采訪到他。我對和他見面還是有些自信，就通過電子郵件聯系，表達了我想見面的意思，村上很痛快，就約定了2003年1月份見面。

記得盡管當時正值一月寒冬季節，他卻像在過夏天，灰白色牛仔褲，三色花格襯衫，里面一件黑色T恤，挽著袖口，露出的胳膊肌肉隆起，手相當粗碩。無論如何也很難讓人想到作家兩個字。

我們交談時，村上不大迎面注視我，眼睛更多時候向下看著桌面，聲音不高，沉穩舒緩，頗有節奏感，語調和用詞尤其像《挪威的森林》里面的渡邊君，而且同樣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笑容也不多，給人的感覺，較之謙虛和隨和，更近乎本分和自然。

我說翻譯他的作品始終很愉快，因為感覺上心情上文筆上好像有息息相通之處，總之很對脾性。他說他也有同感，他也是翻譯家，翻譯美國當代作家的作品，如果原作不合脾性就很累很痛苦。后來我又采訪了他，內容涉及靈魂的自由、孤獨和諾貝爾文學獎。

第二次見面是2008年10月底，借去日本東京大學開“東亞與村上春樹”專題研討會之機，是和別的學者一起去的，聊的內容比較雜。東京大學有位學者說，村上受到魯迅的影響，尤其受到《阿Q正傳》的影響。見到村上，我當面向他求證。

村上說，那是巧合，不過他是看過《阿Q正傳》的，對此文評價很高。他說，魯迅描寫了與作者截然不同的阿Q形象，使得魯迅自身的痛苦和悲哀浮現出來，這種雙重性，賦予作品以深刻的底蘊。

這兩次見面，我感覺我們兩人相似一致的地方，就是都很珍惜時間，不想虛度每一天。

村上與諾貝爾文學獎

記：談起村上，繞不過去的是諾貝爾文學獎話題，村上多次提名，卻都無果。村上的諾獎緣分，您怎么看？

林：村上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審美標準的“理想主義傾向”。村上表現理想主義，對社會公正、正義方面的訴求，同時對待暴力、集權主義都是采取批判的態度。如他對一個時代的風貌和生態的個案進擊式的掃描；他追問人類終極價值時體現的超我精神；他審視日本“國家性暴力”時表現出的不妥協的戰斗姿態和人文知識分子的擔當意識；他在拓展現代語境中的人性上面顯示的新穎與獨到，以及別開生面的文體等。

事實上，村上連續入圍諾貝爾文學獎十幾年。同樣作為事實，年年入圍，年年落得個所謂陪跑下場。個中原因，固然一言難盡。至于究竟為什么沒有得到，所有說法都是猜測。

倘若容我大膽假設，村上未獲諾獎的原因會不會和翻譯有關——英譯本會不會未能充分再現村上文體的特色？

我一向認為，一般翻譯描摹皮毛轉述故事，好的翻譯重構原作的文體之美。在我看來，諾貝爾文學獎很看重文體或者語言風格的藝術性，尤其藝術創新性。我覺得，在這方面，村上的語言風格自成一體，有自己的鮮明特色。總的說來，村上在中國之所以那么流行，較之故事有趣，更在于文體的別致。他文體的獨辟蹊徑、獨具一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文學影響，從英語文本，有英語腔，有翻譯腔，不純粹是日本傳統文學語言，固然是用日語寫的，但不是川端康成、川島由紀夫，走的不是傳統文學路子，向西方文學學的東西多。由此村上作品形成了帶有西方英文腔調的語言風格，而這種語言風格再翻譯回來，譯回英文的時候，這種特色就明顯消失了。也就是說，這種語言風格，對中國讀者新鮮，對日本讀者新鮮，但是對英語讀者不新鮮了。村上作品在翻譯回英文的時候，語言顯得新鮮好玩的東西就消失了。

“翻譯是把雙刃劍。”我引用翻譯過《挪威的森林》和《奇鳥行狀錄》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杰·魯賓的說法：村上文體那種來自英文的新鮮感在譯回英文的時候就消失了。換成我的說法，英譯本未能充分譯出村上文體特色或語言的獨創性，這很可能是村上連續無緣于諾獎的一個原因。

記：您講到，村上文學的主題之一，在于表達孤獨、孤獨感——不斷叩問現代都市夜空中游移的孤獨的靈魂所能達到的可能性。請您解釋一下。

林：村上是純粹的城市人，訴求最多的是城里人的感覺，表達城里人的孤獨感、疏離感，糾結和郁悶。尤其是在網絡信息時代，村上究竟給我們提供了什么，我想，提供的是一種審美的生活方式，能夠在城市的五光十色、光怪陸離、車水馬龍的喧囂聲中、嘈雜聲中感受到生活的詩意。如今在網絡、智能手機的影響下，人們對花花綠綠的碎片信息的追逐，而忽略了身邊的大自然，如一聲鳥鳴、一縷夕輝、一朵牽牛花、一朵蒲公英，網絡、智能化手機鈍化了我們對大自然的感受，鈍化了生活的詩意。

村上文學，恰恰帶來的是這方面的內容，如此高度城市化，甚至后現代、后資本主義、后工業時代，如何保持一份心靈的寧靜，保留一分對于弱小生命、對于細小尋常風景，敏銳審美的感覺，使自己的心靈充滿詩意，詩意地棲息在大地上。我想，村上通過一種文本，通過中譯本，給我們帶來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考方式，一種新的視角。

2017年，我翻譯了村上的長篇小說《刺殺騎士團長》。大家可能不知道，這部小說是上海譯文出版社花了堪稱天價的版權費——那可不止“一擲千金”——買來的。如果僅僅買來一個有趣的故事，那肯定是不值得的。中國會講故事的人多了，而若買來的是一種獨特的語言風格，一種具有“普遍性滲透力”的文體，那么就會給中國讀者帶來一種異質性審美體驗，進而拓展中國文學語言表達的潛能和邊界，同時帶給中日兩國文學和文藝審美交流以新的可能性。果真如此，那么版權費無論天價還是地價都有其價值。而這種價值的體現，從根本上說取決于翻譯：一般翻譯轉述內容或故事，非一般翻譯重構語言美感、文體美感。這也是文學翻譯的旨趣、妙趣和樂趣所在。

記：您是如何看待文學翻譯的？

林：文學翻譯是藝術，是語言藝術，有靈性的文學翻譯翩翩起舞。而對于藝術來說，所謂正確、精確并不總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喚起欣賞者的審美愉悅、重構審美信息。換言之，真正的文學翻譯，不是傳達楊貴妃的三圍數據，而是發掘“梨花一枝春帶雨”的詩性美感。這也是我的翻譯觀：“審美忠實”。

翻譯和彈鋼琴有關。有人說，原文好比樂譜，譯者好比鋼琴手，樂譜是同一個，但彈起來一人一個樣。大家面對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曲譜都是一樣的，但是十個鋼琴家彈奏，就是十個味道。《挪威的森林》，文本是一樣的，一百個人翻譯，有一百個《挪威的森林》。故事是一樣的，主題是一樣的，情節人物都是一樣的，不一樣的是語言風格，特別是通過語言給人達成的審美感覺，那是不一樣的。

我愛講臺，舍不得學生的眼神

記：近一二十年，您到全國各地的高校給大學生開講座，他們提問時比較關注的內容是什么？

林：2018年，中國海洋大學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面向大學生開展“名師工程”通識教育講座，我受聘任后，本著加強美學教育、提高大學生審美素質目的出發，從修辭之美講起，以文學為主，其中村上春樹文學這一塊講得比較多，側重于他的語言風格和語言特色，和修辭、美育聯系在一起。

通識教育，講的必須是大家感興趣的內容，學生是自愿報名參加。講村上春樹，學生提問時，比較關注村上與諾貝爾文學獎、村上文學翻譯、村上印象、孤獨等內容。

每次講座，我非常看重講稿，即使講的時候不照稿念，手中也一定要有稿，稿件內容是經過推敲的，每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放過。我聽過別人的演講，有相當一部分人，山東講完了關東講，關東講完了廣東講，一篇稿不知道講多少次。有的聽眾說，“那個老師的講稿我已經聽第五次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我作為演講者，告訴自己可不能那樣，多不好意思呀。

即使要用舊稿演講，也要與時俱進，補充新的內容、新的證據。我講村上文學，除了接觸面廣之外，我注意要有一點幽默感，甚至自我調侃也好，演講面對的畢竟不是學者，不是學術研討會，而是以青年學生為主，有時也有社會各界人士，盡可能用共性話題切入，帶出一點學術性來，讓演講既有溫度又有深度。

我喜歡用書面語言演講，還頗受聽眾歡迎。講座上，口水話的語言、日常性的語言聽多了，突然聽到文學性書面化語言，哎，就會有一種新奇感，可能我打了這么個擦邊球吧。

我演講時，向青年學生傳遞美感，注意用有美感的語言，喚醒大學生對美的感覺，尤其對唐詩宋詞之美，喚醒潛在因子。古代文學的基因，畢竟還流淌在我們的血液之中，只需要進行文學的引發和激活。我告訴他們，一日不可虛度。別老看手機，碎片化的閱讀，很容易把自己的語感搞壞了。開卷有益，通過文字審美閱讀，有一種快樂感、幸福感。如果這種感覺消失了，是多大的損失啊。

記：與年輕人交流，對您創作有什么幫助？

林：演講可以獲得新的刺激，相當于無償地占有別人的思想資源、情感資源。到我這個年齡的人，很多人已經離開了工作一線，我畢竟還在第一線工作著，經常接觸年輕人，知道他們的所思所想，感覺自己也變得年輕了。

我能夠被年輕人所接受，應該是一種幸運。肩負知識分子的使命感，能為社會做點什么且做點什么。我沒有感到與年輕人之間有代溝，孩子們很可愛。他們認真看書，認真思考社會、人生和未來。

說到底，我愛講臺，舍不得學生的眼神。

關東、廣東和山東

記：關東、廣東和山東，在您的心目中，有什么不同的生命體驗？

林：今年我即將年滿七十歲，從生命的長度來說，目前這三地各占三分之一左右，每個地方大都工作、生活了十幾年或者二十幾年。如果細說，關東是我的出生地，廣東是我的福地，山東則是我的新天地。

我1952年出生在關東，后來跨入東北第一高等學府吉林大學。畢業后南下廣東，在暨南大學開始了教書生涯，經歷了翻譯《挪威的森林》的興奮和喜悅。我翻譯村上春樹作品40多本，主要作品是在廣東翻譯完成的，廣東讓我走上了翻譯之路，奠定了翻譯事業的根基。

我祖籍山東蓬萊，古稱登州府。1999年，我因緣際會來到青島海洋大學工作，教授日本文學。當時，村上文學已經開始在中國流行了，因為翻譯村上，我也有了知名度。

在中國海洋大學二十多年，我有幸得到了專業內外許許多多學生的喜歡，得到了外國語學院內外許許多多同事的喜歡，同時得到了校長的喜歡。管華詩校長時代，我得以在一無檔案二無戶口的極端情況下破例調入海大；吳德星校長時代，我在年滿六十歲時面臨“一刀切”退休的時候破例延聘五年；于志剛校長時期，我接過了學校“名師工程”通識教育講座教授聘書，也算是破例。校長們的關愛，顯示了海洋大學所特有的精神格局、境界和情懷。

好在我是農民出身，關東的黑土地告訴我，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來不得偷懶耍滑投機取巧。目前我翻譯了一百本作品，大體二分天下。一半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即滬版村上；另一半在青島。

看老版連環畫重溫童年記憶

記：請談談您最近的計劃，比如翻譯、著書、演講等。

林：常言說，翻譯是“為他人作嫁衣裳”，為他人做久了，就想自己做上一件。也是客觀上有報刊約寫專欄文章這個得天獨厚的條件，逼著自己每周琢磨一篇。10多年來，寫了600多篇散文、雜文、小品文，現在是668篇，150多萬字，已經結集出了10本書，給自己做了十件“嫁衣裳”。

這次到關東的故鄉度假，計劃趕一部書稿，翻譯一本書，還有就是把《三國演義》連環畫重看一遍：在院子葡萄架下，搬一把藤椅，看《三國演義》連環畫，老版的，買了好幾年了，一直想坐在葡萄架下，把小時候沒有看全的補上。一年忙到頭，始終找不出時間來，今年我一定要重看一遍，重溫童年的記憶。

我這輩子有兩大愛好，或者兩大幸運，一個是書，一個是樹。教書和種樹，也就是樹人和樹木。碰巧，我的本職工作是教書，我的愛好是種樹，喜歡大自然，喜歡花草樹木。客觀上，我在鄉下的房前屋后，種植了一二百棵樹。籬笆外面種植散樹，院墻里面種植果樹。我的快樂，來自閱讀，來自花草樹木。

盡管住在海邊，我去海邊的時候很少。我是山民出身，在山溝里長大的，對山、對花草樹木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從審美角度看，大海畢竟是宏大敘事，自然有變化，微觀上看不清楚，感覺比較單調。山就不同了，一年四季甚至每天都有變化，樹葉發芽、長大，一天一個樣。顏色上，春天是新綠，夏天是濃綠，秋天是金黃，山的表情要比大海的表情豐富得多。

翻譯、著書、講座……退休了還被認為有“剩余價值”，還被人需要，更是一種幸運。講座西裝革履，意氣風發，聽者云集，山鳴谷應，掌聲笑臉，香茗鮮花，想癡呆都休想，夫復何求！一句話，不是苦了，而是樂了，美了，爽了！

受訪者簡介：

林少華，1952年生，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兼任中國日本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青島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曾任教于暨南大學、日本長崎縣立大學。主要著作有《落花之美》《為了靈魂的自由》《鄉愁與良知》《雨夜燈》等，譯著有《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刺殺騎士團長》等村上春樹作品，以及《我是貓》《羅生門》《雪國》等日本名家作品一百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