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獨樂園圖》 佚名

《獨樂園七詠·見山臺》 明·文徵明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關于神童的傳說，最出名的四則故事莫過于孔融讓梨、曹沖稱象、司馬光砸缸救友、文彥博灌水浮球。

孔融和曹沖是同時代人，生活于東漢末年，一個被殺，一個早夭，結局都不大好。司馬光和文彥博也是同時代人，生活于北宋后期，兩人都曾官至宰相；司馬光去世后追贈溫國公，文彥博生前封潞國公，均被后世尊為賢臣。

司馬光和文彥博小時候的“光輝事跡”，見載于邵伯溫所著《邵氏聞見錄》：“文潞公幼時與群兒擊球，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球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群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群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甕，兒得出。識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灌水浮球顯示出文彥博的高智商，而砸缸救友不僅顯示出司馬光的高智商，還凸顯了他處變不驚、敢于擔當的高情商，兩相比較，更勝一籌。需要指出的是，按宋人的原文，司馬光砸的是“甕”，也就是大壇子——甕的外壁比缸的外壁薄得多，容易破開。

司馬光的“壯舉”在當時就廣為傳頌，甚至有人繪成《小兒擊甕圖》四處發售，在宋元時期的《冷齋夜話》《北窗炙輠錄》《宋名臣言行錄》《厚德錄》《自警編》《言行龜鑒》等多部筆記中也有相關記載，以至于后來收入了《宋史·司馬光傳》。不過司馬光小時候也撒過謊，遭到父親的嚴厲斥責，終生引以為戒。一個人的聰明腦瓜多半來源于先天遺傳，但良好的品德修養一定是后天嚴格教導的結果，即便司馬光這樣的神童也不例外。

文彥博比司馬光年長十三歲，為官的資歷要深得多，兩人不僅是至交好友，還同為政壇保守派的領袖，堅決反對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熙寧變法期間，他們倆先后移居洛陽，分別在洛陽城內營造園林，被后世傳為佳話。

王安石寫過一篇《傷仲永》，講述金溪一個名叫方仲永的神童長大后“泯然眾人”的故事。其實王安石本人也有神童之譽，過目不忘、下筆成文，聰穎不在司馬光和文彥博之下。這三位都不是方仲永，不僅少時了不起，長大后更了不起。

熙寧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正式推行新法，許多保守派大臣因此或被免職，或遭貶謫。因為司馬光和文彥博的名望極高，依然得到皇帝的器重，但棲身東京已很是壓抑。

司馬光率先離開首都，他于熙寧四年（1071年）來到西京洛陽，以端明殿學士的官職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屬于閑差，平時主要致力于編撰《資治通鑒》。

熙寧六年（1073年），司馬光在尊賢坊北關買了十五畝地，建造了一座獨樂園。據李格非的《洛陽名園記》：“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曰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庵，曰采藥圃者，又特結竹杪、落蕃、蔓草為之爾。溫公自為之序，諸亭臺詩頗行于世，所以為人欣慕者，不在于園耳。”

獨樂園中有七處主要景致，分別與司馬光仰慕的七位古人聯系在一起——

正堂名為“讀書堂”，兼做書房，取西漢儒學大師董仲舒勤于治學的典故。司馬光終生奉儒家學說為正宗，不習佛道，與董仲舒的心意一致。讀書堂中陳書萬卷，每年夏秋晴朗之時，都要依例“曬書”。司馬光愛書惜書，讀書時必將書放在方版上，僅以兩指輕輕翻閱，不少書多年后就像新的一樣。

池中小島種著竹子，束其枝葉，仿照漁家蓬屋搭起小廬，稱“釣魚庵”，比擬東漢隱士嚴子陵的釣臺。司馬光離開首都后，神宗曾對輔臣說：“司馬先生就是想做嚴子陵，哪里肯為朝廷做事！”這確實是冤枉司馬光了，他是因為無法按自己的心愿給朝廷做事，才去做嚴子陵的。

水池東側有大片藥畦，北側種竹，將竹梢壓低后相互交織形成小屋，稱“采藥圃”，出自東漢隱士韓康隱姓埋名在深山采藥的故事。司馬光于獨樂園隱居，本想學韓伯休逃名，可名氣反而是越來越大，對此蘇軾有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君實”是司馬光的字。

園中水渠縈繞，在屋內分成五股注入小池，定名“弄水軒”，隱喻唐代詩人杜牧在池州游賞的弄水亭。弄水軒確實有趣，司馬光經常和友人在這里臨水游戲。水池北面有六間茅屋，前后種著許多竹子，可以納涼避暑，稱“種竹齋”，用愛竹如命的東晉名士王子猷舊典。藥畦南面辟為花圃，分種牡丹、芍藥和其他花卉，另構一亭，稱“澆花亭”，效仿唐代詩人白居易在洛陽履道坊宅園中釀酒澆花的往事。

特別值得一說的是園中一座名為“見山臺”的高臺，高臺上涼風習習，是夏日讀書、睡午覺的好地方。登臺后視野開闊，可遠眺城外群山。目前可見的多數古籍所記司馬光的《見山臺》均為：“吾愛陶淵明，拂衣遂長往。手辭梁主命，犧牛憚金鞅。愛君心豈忘，居山神可養。輕舉向千齡，高風猶尚想。”唯有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明代文徵明的行書《獨樂園七詠》中寫作“吾愛陶隱居”，差別似乎不大。所有研究者都認為此景借用了東晉詩人陶淵明“悠然見南山”的典故，但其中的內容似乎又與陶淵明的事跡不太相干。

最近有學者考證，此處的“陶淵明”應為“陶通明”，即南朝齊、梁時期的著名道士陶弘景。陶弘景，字通明，謚號貞白先生，精于煉丹、書畫、琴棋、醫術，長期隱居于句容茅山，傳上清派大洞經箓；他隱居修道卻又心系天下，被時人稱為“山中宰相”。梁武帝曾親寫詔書，賜鹿皮巾，以重禮聘請陶弘景出山為官，卻被陶氏辭謝，他還親筆作畫，表明自己希望做自由自在的田間之牛，而非套上金飾皮帶、被人驅趕的祭祀之牛。《莊子·秋水》說，烏龜寧可在泥潭中搖著尾巴爬行，也不愿去廟堂上充當神圣的供品，這和陶弘景想表達的意思差不多，也與司馬光當時的心境頗為契合。

司馬光為人坦蕩寬厚，平日里水火不容的政敵也佩服他的人品，甚至連遼朝的君臣都非常仰慕他的風范。獨樂園初成，司馬光入住后四處觀望，發現墻外埋藏著幾十支尖銳的竹簽，忙問這是怎么回事。身邊人回答這里并非正常的人行之處，埋藏些竹簽以防盜賊攀墻。司馬光說：“我家里能有幾個錢，有什么可防的？何況盜賊也是人，扎傷了如何是好？”命人將竹簽全部撤去。

北宋時，洛陽是全國的文化中心，也是天下第一園林名城，公卿、文士、富商之園數以百計。雖然獨樂園在其中屬于規模較小、樸素平淡者，卻因司馬光的人格感召而倍受推崇，詩文傳唱甚多，是古代儒臣園林的最高代表。

元豐三年（1080年），文彥博拜為太尉，判河南府，也到了洛陽。他對全城水系進行整治，恢復漕運河道，與此同時為城內外的園林帶來更豐沛的水景。文彥博的財力遠比司馬光雄厚，他在從善坊構筑了一座宅園，又在建春門內修建了廣達數百畝的東莊花園。

東莊花園的前身是唐代詩人沈佺期的藥園，只不過后來逐漸廢棄了。文彥博將這塊地買下來，重建園林，定名“東莊”，以模仿南朝大臣徐勉在建康城外修營東田小園的舉措。東莊花園所處的位置恰好是伊水三灣的相接之處，雖在城內，風貌卻類似郊園，林木森森、大池浩渺，水中種有菱角、蓮花、蒲草，頗富江湖野趣，適合泛舟游覽，向東南可遠眺嵩山。園內設有四座廳堂，淵映、瀍水二堂高踞水上，湘膚、藥圃二堂之間列置水石之景。那只華亭鶴是友人梅摯送來的，養在園內，平添了幾分仙氣。司馬光曾為此園題詩：“嵩峰遠疊千重雪，伊浦低臨一片天。百頃平皋連別館，兩行疏柳拂清泉。”

文彥博專門組織了一個“耆英會”，邀請在洛退休官員中的年高德劭者于園中宴集，司馬光也在其列。諸老須發皆白，衣冠楚楚，與山水花木相映成趣，每次宴集，都有市民駐足圍觀。后來司馬光又組織了一個“真率會”，與三五好友時常小聚，文彥博也想參加，但司馬光說您官位太高，會讓大家感到壓抑，還是別參加了。文彥博不甘心，一次他聽說聚會開始了，便不請自來，司馬光只好請他入席，還開玩笑地說：“這場‘真率會’因您的到來而變俗了。”

其實司馬光本人并不喜歡熱鬧，多數時間都留在獨樂園讀書、編書。有一年的元宵節，夫人張氏想外出看燈，司馬光說：“家里也點燈，何必出去看？”夫人說：“除了看燈，我還想看人。”司馬光又說：“難道我是鬼嗎？”這句話的潛臺詞是：“去外面看什么人？在家看我就行了。”

司馬光與夫人的感情很好，他終生沒有納妾。夫人去世后，他整日在獨樂園的讀書堂中枯坐，還在屋梁上用隸書題寫了兩句詩：“暫來還是客，歸去不成家。”失去最親的人，園林也好，堂宅也罷，都不再是家。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駕崩，在太皇太后高氏的主持下，朝局顛覆，保守派重新得勢。司馬光率先被召回東京，于元祐元年（1086年）拜相，而后他又力薦文彥博復出，拜平章軍國重事，共同廢除新法、恢復舊法，史稱“元祐更化”。

當年九月，司馬光因積勞成疾去世，享年六十七歲。四年后，文彥博決定退休回洛陽養老，在東莊花園安享天年。他又活了七年，九十一歲時才去世。

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后，退居金陵，在城東門外七里建造宅園，因此園距離鐘山峰頂也是七里，恰好處于上山半途，遂定名“半山園”。半山園與獨樂園南北遙望，被視為新黨和舊黨的最高象征。后來，王安石將此園捐為佛寺，神宗賜額“報寧寺”，但民間多稱其“半山寺”。

徽宗繼位后，政局再度變更。崇寧元年（1102年）奸臣蔡京拜相，刻立“元祐黨籍”碑，將保守派諸臣定為奸黨，司馬光和文彥博分列第一和第二。徽宗對司馬光的感情或許很復雜，據《齊東野語》，一次徽宗在宮廷中與蔡京的兒子蔡攸等人扮戲為樂，持鞭亮相，蔡攸在旁邊說：“陛下好個神宗皇帝！”徽宗用鞭子打了他一下，說：“你好個司馬丞相！”蔡攸和他父親一起貶抑、迫害保守派諸臣，卻仍以扮演司馬光為榮。

司馬光、文彥博和王安石在歷史上都享盛名，卻褒貶不一。從政治層面來說，他們三人都是失敗者，無論是推行新法還是恢復舊法，都沒能挽救大宋衰亡的命運。

北宋末年金人入侵，于靖康元年（1126年）占領西京洛陽，而后又占領東京汴梁。南宋前期，洛陽成為宋金雙方反復爭奪的焦點，飽受戰火洗禮，往日絢麗的園池幾乎全部毀于兵火。當時名滿天下的獨樂園和東莊花園，最后只在文字和圖畫里留下了淡淡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