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社交進入“屏幕時代”的背景下，劇本殺這一新興的社交娛樂方式，卻掀起罕見的線下熱潮，不由得引人注目。探究劇本殺的社交屬性，可以發現“虛實相生”與“身體在場”兩種角度，是構成劇本殺在紛繁多樣的青年社交圈中得以流行的重要因素。

所謂“虛實相生”，是指劇本殺的玩家同時具有兩個身份——劇本角色與現實玩家，游走在虛擬與現實之間。玩家不會因為一個劇本就真的忽略現實，哪怕換裝、精心搭建場景也不可能讓他們真正地“忘我”。在對話中，玩家也隨時能在兩個身份間自由切換，但這種“出戲”并不影響劇本殺的整體體驗，甚至成為它的一大特征，區別于文學、電影的閉環敘事，最終需要我們“淡忘”自我意識代入角色，劇本殺的敘事是敞開的。盡管“沉浸式體驗”經常作為“賣點”，但事實上，劇本殺并不苛求玩家完全地代入角色，更多是通過解構虛實之間的界限來模糊主體身份。比如DM會提醒新手將“我看一下劇本”換成“我回憶一下”；再如每個玩家都會被分配角色，關系可能是“情人”“兄弟”“仇敵”，但很少有人會將角色的愛恨，投射到玩家本身身上，而游戲的“高光時刻”——指認兇手，也往往在一片歡聲笑語中進行。玩家并沒有真正地代入角色，但無論是“回憶”細節，還是推理演繹，他們又確乎在扮演某個身份。

實際上，劇本殺的玩家同時也是演員，表演也是劇本殺的一大樂趣，而“表演與其說是一個戲劇概念，不如說是一個人類學概念”。表演的內容可以是劇本角色，也可以是日常生活。就像巴爾巴所言，“我們在直面體驗的‘他人’時，有可能從中挑揀出‘自己’”，表演與現實既分離又聯系。尤其是劇本殺中的表演語言和日常語言也幾乎相同。從這一角度看，劇本殺的虛實界限更加模糊，這也為玩家在虛實間游走提供了便利。

此外，劇本殺作為一種社交形式，玩家的“表演”不是孤立的，而是包含在一個“整體創作”當中，并呈現出“平等”特征。劇本殺往往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主角：即玩家們互為演員、觀眾（主持人則像是若即若離的“導演”）共同創作、完成了一段“虛實相生”的旅程。這似乎也貼近戲劇的原始內涵——在酒神崇拜的狂歡節上，人們戴上面具，身著奇裝，縱聲歡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可說劇本殺構建了一個微型的狂歡場域，玩家得以暫時地擺脫現實的秩序與距離。這也是其社交屬性的體現，“拼車”或遇到“朋友的朋友”在劇本殺中很常見，但哪怕是陌生人在“狂歡”中，也很快就能建立起一種“半游戲半現實”的相互關系。

這“狂歡”無疑需要“身體在場”。根據美團研究院的數據，截至2021年4月，國內線下劇本殺門店數量從2019年的2400家上升到4.5萬家，可見其對當下年輕人（數據顯示超七成玩家年齡在30歲以下）的吸引力。盡管線上劇本殺同樣發展迅速，但仍然有相當多的年輕人，會選擇線下聚會。一方面線下劇本殺能提供更優質、更豐富的服務、體驗。另一方面，目前普及的技術還不能實時細致地模擬身體，比如微小的皺眉、眼神、戰栗等等，而這些都可能是待“破譯”的細節，或表演的樂趣所在。

但在這兩點之外，是否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面對冰冷的機器和汪洋大海般的數字信息，人們似乎本能地對“身體不在場”感到焦慮。回顧傳播史，人與人的交流在突破身體的限制后，又不斷趨向“在場”，尋求聲音、圖像乃至VR、元宇宙。我們不難發現對一些重要的事，人們更傾向于“面談”，并不完全出于信息的考慮，而是因為“身體在場”對人類交流的特殊意義。

這最早或可追溯到《斐德若篇》中蘇格拉底對文字的不信任，后來德里達將其展開，“事實上，修辭術專家早已成為‘詭辯者’：一個不在場的人，一個不真實的人”。在場和真實被聯系起來。而電子媒介相對文字更易刪改，也就更讓人懷疑它的真實性，這種懷疑也從媒介本身曼延至其背后的主體。傳播學者約翰·彼得斯認為，到了電子媒介時代，交流從克服身體觸摸靈魂，“變成了跨越中介性的靈魂去觸摸另一個人的身體”（虛擬的劇本角色或可視作一種靈魂中介）。以上說法，似乎都表明“身體在場”暗含著某種“情感紐帶”，或是“真實”的保證。玩家們約定并讓渡一段時間是劇本殺開始的前提，相較“無情”的數字信號，具身交流更加連貫，也更加“親密”，共度的時間不可復制粘貼，人也不能同時“在場”兩個地方，由此“身體在場”被賦予信息之外的“不可替代的儀式意義”。

海德格爾曾寫到，“打字機是一片沒有標記的云彩”，“使人手喪失了本質地位，而人類卻沒有完全體會到這種剝離”。隨著媒介的泛濫，我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這種“剝離”，感受到線下課堂與線上教學，現場演唱會與直播演唱會之間的差異。智能手機的普及更讓虛擬世界的通道變得“信手拈來”，數字的幽靈無時不在，這不僅使我們能“脫離”身體傳遞信息，并形成了一種主動或被動的“依賴”。我們被“不真實”的文字、影像所淹沒，身體仿佛成為一個不知如何安置的“多余物”，與之相應的是，人被“簡化”成信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當下的很多年輕人而言，劇本殺可能是他們說話最多的時候，也可能是他們遠離手機最久的時候。從中我們不難看到年輕人對具身交流的渴望，渴望暫時“擺脫”作為傳播中介的機器，而不愿一直做賽博空間的“幽靈”。

在凱瑟琳·海勒看來，“身體還是幽靈”的選擇背后是信息與物質性的關系變化。電子媒介不斷突破物質載體的限制，延續數千年的“形態”被迅速取代，人們對物質世界的存續感到“擔憂”。起初的焦慮來自打字機對手的剝離，但海德格爾也解釋打字機并不是真正的機器，而是一個“過渡性”產品。更大的焦慮來自計算機對“在場”的剝離——人是否能被首先理解為“一套信息程序”？在此背景下，曾經人們試圖“克服”的身體，似乎成為一個重要且不容退讓的“界線”，作為某種“生命”的確證。

回到劇本殺，“在場”對交流的意義已無需多言。值得追問的是，就像打字機是工具與機器之間的過渡產品，劇本殺是否也可能是一種“中間態”？如果元宇宙在技術上更加成熟，能夠“虛擬”身體，讓人真正地“忘我”，或者人與機器充分結合，成為“賽博格”，那么“身體在場”對我們又意味著什么？這些相關的問題，值得研究者繼續追問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