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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望》是付秀瑩在《陌上》之后又一次回歸鄉土之作，小說以女主人公翠臺一家的生活故事為敘事線索，講述了鄉村中最新的“家務事，兒女情”及其背后所折射的時代變化，映照出當代中國的新格局與新氣象。故事從翠臺的兒媳愛梨與兒子大坡生氣回娘家開始，圍繞翠臺想方設法將兒媳請回來等諸多事件，以翠臺及其周圍的素臺、喜針、香羅、小鸞、春米、根生、根來、增志、有子、中樹、大全等人為中心，描繪出當前中國鄉村的一幅全景式風情圖，讓我們看到了當代鄉村中復雜的人物關系與世態人情，鄉村特有的風景風情風俗風物，養豬、皮革、運輸、飯店等產業的興衰，以及環境保護、扶貧攻堅、鄉村振興等宏觀政策在一個小村莊中所引發的種種變化。這部小說包羅萬象，涉及到當前中國鄉村的方方面面，但又始終以翠臺與家人、親友、村里人的交往為敘事主線，串聯起一個村莊的生老病死、民風民俗與諸多事件，展現了當代中國鄉村的最新變化，以及新時代所帶來的新氣象。

這部小說最大的特點可以說是沒有中心事件，或者說小說中的中心事件就是時代新氣象所帶來的鄉村風尚的新變化，但這種變化卻隱藏在鄉村的內在邏輯和家長里短之中。作者借鑒《紅樓夢》等世情小說的傳統，注重對鄉村中世態人情與人情世故的描摹，寫到了諸多父子、母女、姐妹、婆媳以及其他較為疏遠的親族關系，深入到中國文化與人際關系的微妙之處，將人物之間的復雜關系及其變化精彩地呈現出來。以翠臺與兒媳愛梨的關系為例，當愛梨與大坡鬧別扭一氣之下回娘家時，最著急的不是大坡，反而是翠臺，翠臺在家里跟兒子生氣，看不慣丈夫，但又不得不忍氣吞聲地想法將愛梨請回來，請媒人去，請親友去，請有面子的香羅去，三番四次才將愛梨請回來，但是當看到愛梨和大坡和好時，她心里卻又別有一番滋味，此后翠臺與愛梨又因誰去上班誰在家照顧小妮、要不要送小妮去幼兒園等事情產生了微妙的分歧，從多方面呈現了當下鄉村中婆媳關系的現狀，此外如翠臺和素臺的姐妹關系，翠臺與香羅的妯娌關系，翠臺與喜針的鄰里關系等等，既有傳統文化與倫理的根基，又受到時代新風尚的影響，在小說中都有精彩的描寫，作者以細膩的筆觸將鄉村中不同人物之間的復雜關系描摹出來，表面上看似乎波瀾不驚，沒有什么大事發生，但是卻靜水深流，直抵根本，為我們呈現了當代鄉村生活的眾生相與世態人情。

《野望》借鑒傳統的二十四節氣，以小寒開始，到冬至結束，冬去春來，夏秋更迭，完成了一年時間的的輪回，結構嚴整而自然，但在時光流逝、歲月循環之中，但卻又萌生了諸多新的生機。小說既有傳統中國小說的時間感覺，但又將現代性時間觀念注入其中，在循環往復中展現了時代的發展與進步。大坡從窩在家里無所事事到意氣風發地在村里奔走，根來的養豬場遭豬瘟從一蹶不振到參與合作社，增志的廠子從瀕臨破產的危險到遷往產業區，有子從一個賭徒到在街上開書吧，大學畢業的二妞選擇回鄉創業，支書中樹在村里說話越來越有威信，等等，都可以說是鄉村新變化的一部分，但作者并沒有將其中某一事件加以突出、貫穿全書，而是將這些變化編織成一張敘述之網，以散點透視的方式在小說中呈現，與此同時作者還以大量的筆墨描寫了鄉村中的舊風俗、舊文化與舊觀念，讓我們看到了鄉村文化積累之深厚與改變之不易。在這里，作者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幅整體性的鄉村真實畫面，也就是說“新變化”只是鄉村整體面貌的一部分，作為作者既不能看不到“新變化”，也不能只看到“新變化”，現在所出現的新變化是在鄉村原有的文化積淀與人際關系基礎上發生的，也只有深入到文化積淀與人際關系之中，我們才能看到“新變化”的新穎性與革命性之所在。正如在《創業史》中，我們只有深刻理解梁三老漢的心理重負，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梁生寶所代表的方向。在《野望》中，種種“新變化”的出現也根植于鄉村的厚重歷史與文化風俗，因而才是可貴的，也是可信的。

這部小說既是一部當代生活的史詩，也是一部中國式的抒情詩，作者細致描述了鄉村中一年四季的風景變化，時令的細微轉折，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筆調富于情感，為我們展現了北方鄉村的一幅幅風景風情畫，讓我們想起孫犁和沈從文的小說，但與他們的小說多為短制不同，《野望》在一部長篇小說中卻始終保持著優美的抒情語調，敘述節奏舒緩自然，情景交融，為我們展現了人性之美與人情之常與變，又因為小說主要是從女性（翠臺）的角度展開敘述的，自然就帶有一種女性的柔和之美，在敘事展開的過程中，作者也將自然風景的描繪與抒情融入其中，讓我們既看到了小說中逐漸展開的生活世界，也可以感受到作者面對這個世界的情感。中國傳統美學有獨特的美學系統，在《野望》中，作者既借鑒了傳統美學中的諸多元素，但又在對當代生活的具體描述中進行了轉化與創新，讓傳統美學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氣象，也讓當代生活更符合中國人傳統的審美習慣和心理，可以說是中國美學現代性轉化的寫作實踐，也為新時代文學如何以中國美學講述中國故事做出了重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