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蘇湛：中國科學院大學副教授，歷史系副主任。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物理學哲學、物理學史、科學文化。著有《看得見的中國科技史》《十一世紀中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譯著《延長的萬物之尺——計算科學、經驗主義與科學方法》、《哈拉維與基因改良食品》（合譯）、《科幻文學的批評與建構》（合譯）等書。

 

在我國，科普曾一度被認為是科幻文學的主要功能，事實上至今仍有一部分科學家和科普作家持這種觀點。科普型科幻對中國科幻文學傳統的形成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并直接促成了由作家、讀者、出版者與研究者共同構成的中國科幻共同體。但最終，如大部分不能與時俱進的事物一樣，科普型科幻的范式最終淪為一種起阻礙作用的力量，并導致了中國科幻共同體的全面重組與范式轉換。

一、西方科幻中的科普傳統

科普型科幻的基本理念是以故事形式傳播某些科學知識或觀點，其中故事只 是載體和手段，根本目標是傳播科學信息。科普型科幻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7世紀開普勒為宣傳自己關于月表狀況的推測性假說而出版的故事體著作《夢》。這一利用具象化的故事來宣傳學術觀點的策略后來被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齊奧爾科夫斯基和弗拉馬里翁等人繼承，現代作品如卡爾·薩根的《接觸》和索恩參與編劇的《星際穿越》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這一傳統。

但應該注意，由開普勒開創的這種傳統從來不是西方科幻文學的主流。自19世紀科幻文學正式形成一個文類以后，以講故事本身為目的、利用科技活動和科學知識所激發的靈感來創造引人入勝故事的創作理念，一直被絕大多數科幻作家所踐行。不僅僅是雪萊、坡、布拉德伯里等原生的職業作家，出身于科技行業的作者，道爾（醫生）、根斯巴克（電氣工程師）、海因萊因（航空工程師）、克拉克（無線電工程師）、阿西莫夫（化學家）等也同樣是這一創作理念的忠實貫徹者。

有趣的是，最先有意識地強調科幻作品的知識傳播功能的“科幻小說之父” 凡爾納反而沒有任何科學訓練背景，而是出身于法國戲劇文學和通俗小說傳統。在科技與國家綜合實力的關系日益密切的19世紀，凡爾納的主張很容易喚起共鳴，尤其是對于急于富強起來的科技后發國家，如俄國、日本、中國。但是就凡爾納本人而言，很難說這種主張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市場宣傳策略，還是基于他的出版商赫澤爾的（而不是他本人的）觀點——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如果把首發在赫澤爾的《教育與娛樂雜志》上的（凡爾納）小說與首發在其他地方的作 一個對比……在后者中，冗長的教學段落的長度和干擾性都有所減少，故事的中心由科學和技術讓位于情節本身，凡爾納時不時玩葷段子和文字游戲的特征也更明顯，政治、宗教和人類道德問題傾向于在敘事中占據中心舞臺” 1 。即便是在最典型的赫澤爾版“凡爾納作品”中，科學元素也從來是為創造戲劇性的沖突服務的，而不是反過來——這一特征與更早的雪萊、坡以及后來的黃金時代科幻并沒有區別。

二、科普型科幻在中國的起源

在中國，科幻同樣是首先作為一種新類型文學而不是傳播科學知識的手段被引入的。在中國第一批科幻小說作者和翻譯者中，起主力作用的是包天笑、徐 念慈、陸士諤、吳趼人、許指嚴、徐卓呆等中國現代通俗小說的先行者。雖然當時也有個別思想界精英因文學以外的興趣參與西方科幻文學的譯介——如陳壽彭夫婦翻譯凡爾納《八十日環游記》，自述是因為欣賞書中的“實學” 2 ；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魯迅翻譯《月界旅行》時聲明希望借此類作品使讀者“于不知不覺間，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 3 ；梁啟超更首倡 “哲理科學小說”概念，倡導“借小說以發明哲學及格致學” 4 ——但這一類譯者數量相對較少，更遠不如包天笑等職業小說家／翻譯家高產。盡管可以說他們的上述主張開啟了后來科普型科幻所奉行的工具主義創作理念，但在當時，尚未成為支配科幻小說翻譯和創作活動的主流觀點。

為了便于區別，可以將以上兩種中國科幻小說創作和翻譯傳統分別稱為通俗派傳統和啟蒙派傳統。就作品的所謂“科學性”來說，二者在當時其實半斤八兩，都不大盡如人意。究其根源，主要是因為直到1910年代前期，中國尚無本土的科研和科學教育系統，中國作家（包括梁啟超等號稱精通西學者）既缺乏現代科學知識，更缺乏對科學的審美能力。不要說進行原創，即便只是翻譯，如魯迅那樣能將原作中涉及科學和技術的段落大體忠實譯出的已屬鳳毛麟角。以梁啟超本人創辦的《新小說》創刊號上刊登的盧藉東等人翻譯的《海底旅行》（即凡爾納的《海底兩萬里》）為例，譯者甚至因為無法看懂相關內容而盡數刪去了對潛水艇技術原理的細節描寫。5

1915年，中國科學社在美國成立，標志著中國職業科學家和科學共同體的出現，同時創辦了率先采用現代白話文和橫式排版的社刊《科學》雜志。6 而在中國國內，隨著民國政權的鞏固，以及第一批系統接受西式教育尤其是理工教育的留學生陸續回國，成為知識分子群體的新骨干力量，一場上及文教制度、下至普通百姓思維方式的變革逐漸拉開帷幕。這場變革在思想層面的表現就是“新文化運動”，制度層面的成果則凝聚為1922年的“壬戌學制”。

在這場變革中，各種新式雜志大量創刊，包括各種帶有教輔讀物性質的少兒雜志，其中尤以商務印書館的貢獻最為突出。7 從1912年到1917年，商務印書館主編的《少年》《教育雜志》《學生雜志》等少兒刊物先后刊登了孫毓修、包天笑、徐卓呆等創作或翻譯的《夢游未來世界》《八十日環游記》等一系列“科學小說”；同一時期中華書局主編的《中華學生界》也刊登了包天笑的《病菌大會議》、署名捷臣的《蚊之友愛》等作品。這些作品是中國少兒雜志刊登科幻作品的較早嘗試，也是中國科幻與教育、與兒童文學結緣之始。與發表在一般報刊或文學刊物上的作品相比，這些作品明顯在題材選擇與呈現方式上都加強了對知識性、教育性的強調。其中，《學生雜志》1918年刊登的由沈雁冰、沈澤民兄弟合譯的《兩月中之建筑譚》是這些作品中已知最早由接受過理工科訓練的專業人士參與翻譯的。8 同是在1918年，當年最后一期《科學》雜志上刊登了趙元任翻譯的埃德加·愛倫·坡的短篇小說《七天中三個禮拜日》。9 這是《科學》雜志首次刊登科幻作品，也標志著中國科學共同體開始介入科幻小說的創 作和譯介活動。10

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分別以文學類報刊和科普—教育類雜志為平臺，兩種明顯不同的科幻創作傳統已逐漸清晰，今人常以“社會派科幻”和“科學派科幻”的命名來區分它們。其中“社會派科幻”基本上可以被視作晚清科幻通俗傳統的直系后裔。與通俗派科幻一樣，被后人歸類為“社會派科幻”的作品通常還是發表在傳統的文學平臺上，如文學雜志、報紙的文學副刊，或通過文學性出版社以單行本形式出版。其作家隊伍也同通俗派科幻的作家隊伍一脈相承，都出身于由晚清—民初通俗小說傳統發展而來的新小說傳統。只是與舊的通俗派科幻傳統或晚清通俗小說傳統相比，新的社會派科幻已如當時的其他新小說一樣，經過了白話文運動的改造，并且新一代的作家，如老舍、許地山、周楞伽等，大多接受過系統的西方式高等教育。但是很難將這些“社會派科幻”小說的作者嚴格地稱為“科幻作家”，因為他們中絕大多數既不是以科幻作品開啟自己作家生涯的，也不是憑科幻作品成名的。他們實際上是偶爾創作了幾部被認為是“科幻題材”作品的主流文學家（如老舍、許地山都只寫過那么一部），其對科幻題材的關注程度甚至普遍不如包天笑等老一代的通俗派作家。

而這些作品，在寫作手法和創作思想上，與他們的其他作品以及當時的其他主流文學作品相比，也沒有太多本質性差別（如以社會批判為主旨）；而在體現科幻文學特色的科學技術部分，這些作品則大都語焉不詳，對具體的科學原理和技術細節避而不談。此外， 除了個別例子（如周楞伽的《月球旅行記》）以外，這一類作品通常并不明確指向青少年讀者群。總之，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說明，“社會派科幻”的作者們在創作這些科幻題材作品時是在有意識地創作一種不同于非科幻作品的新文類。

而“科學派科幻”的情況要更復雜些。盡管具有與啟蒙派科幻一脈相承的工具主義創作理念，“科學派科幻”卻并不宜被簡單地視作啟蒙傳統的直接繼承者。如前所述，“科學派科幻”實際上由兩種傳統結合而成：商務印書館等出版機構代表的兒童文學傳統和中國科學社代表的科學家傳統。兒童文學傳統的早期代表人物，如孫毓修（同時兼任《少年》雜志的主編和撰稿人），往往具有啟蒙派背景，其科幻翻譯、創作活動也與更老一代的啟蒙派作家相似，即雖然鼓吹科幻小說的科學教育功能，但處理科幻小說中科學技術細節的能力有限。其創作和翻譯的作品《夢游未來世界》《八十日環游記》，或是展示未來奇景的游記式作品，或是戲劇沖突強烈但知識點不那么密集的旅行探險作品。而這一特征也傳遞給了沈雁冰等年青一代的作者兼編輯。沈雁冰最早獨立翻譯的《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原作為威爾斯《象鳥島》）也是這樣一部具有濃烈驚險色彩，但科學性稍弱的“科學小說”。

而中國科學社代表的科學家傳統卻是一種全新傳統。盡管在借科幻小說傳播科學的理念上與啟蒙傳統暗合，但科學家傳統與前者并沒有直接的傳承關系， 而是在海外接受現代科學訓練的年輕科學家在自身日益增長的科學審美能力和表達需求的刺激下，在從就學環境中直接接觸到的西方科幻文學原著的啟發下，自己摸索、開創出的一種傳統。這種新傳統的特征是：首先，這些新的作者或譯者通常本身就是受過訓練的職業科學家、工程師，或至少是正在接受訓練的理工科學生——直到1910年代后期，中國本土的科學家、工程師隊伍，以及各種科學技術學科建立起來以后，這樣一支科幻作者隊伍的出現才成為可能。其次，科學家傳統優先強調作品的知識性，而對故事性、戲劇沖突等傳統文學要素和美學規律相對不重視；同時由于作者或翻譯者具有較高的科學技術專業學養，因此在基于知識性的考慮來選擇作品、素材方面，以及在處理知識性細節方面，要更加游刃有余，目標性也更明確。如趙元任翻譯的《七天中三個禮拜日》，盡管原作的本意顯然并非傳播科學知識，而是——按照陂的一貫風格——試圖從國際日期變更線，這樣一個由自然科學原理導致，并因人類對自然的認識而被揭示出來的事物中，找出一些樂子；但這恰恰使國際日期變更線這一知識點被置于這部短篇小說的中心，成為故事核心沖突的誘因和觸發點，從而完美地符合了通過一個簡短的故事讓讀者印象深刻地記住一個現代科學中的有趣知識點的目標。最后，在發表渠道上，科學家傳統也另起爐灶，基本不會向傳統文學刊物投稿，而是立足于科技社團自己主辦的科學—科普刊物，到后來才逐漸擴展到少兒—教育類刊物。

沈氏兄弟翻譯、發表《兩月中之建筑譚》正是兒童文學傳統和科學家傳統合流的一個帶有隱喻色彩的標識事件。兩種傳統的融合奠定了中國科普式科幻的基本創作理念和作品特征。一方面，科學家們自覺地甚至可以說是愉快地接受了由兒童文學傳統定義的讀者群——兒童與青少年，與早期啟蒙派作家略帶浪漫主義色彩的理想不同，本身接受過系統科學訓練的科學家們確切地知道，社會性的科學普及不可能代替學校科學教育，更無法指望通過這種科學普及將沒有接受過學校科學教育的成年人改造成可以肩負起科技興國、實業興國重任的科技人才。欲提振中國的科技實力，富國強軍，則科技人才多多益善，而培養科技人才，只能從兒童、青少年著手——科學家們與兒童文學家、教育家們在這一認識上不謀而合。因此自1920年代以降，發表在科技期刊上的“科學派科幻” 甫一出現，很快就主動向青少年讀者群靠攏。另一方面，科學家的加入使孫毓修一代的兒童文學作家、編輯們求之而不得的少兒科幻的“科學性”得到了加強，并進一步強化了在少兒科幻中本就占優的科學派力量。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出身于科學共同體的科普作家已接管了少兒—教育類雜志和其他出版物中絕大部分科幻作品的創作。只有極少數出身于傳統文學背景的作者，如周楞伽，在沿著社會派路線創作少兒科幻作品。

相比于“社會派科幻”，“科學派科幻”具有更鮮明的類型文學特征。首先是發表平臺更集中，主要是當時的科學—教育類期刊，且往往作者本身就是這些期刊的編輯以及科學新聞、科普小品撰稿人。盡管科幻小說在這些科技期刊上遠非主角，但它們卻是這類刊物上唯一的文學類文本，與此相關聯，它們的核心讀者群的文學閱讀興趣也更為集中。

其次，“科學派科幻”的創作風格、創作理念明確而具有一致性，且明顯區別于其他文學作品。這一理念就是：“利用這一類小說來多裝點科學的東西，以作普及科學教育的一助。”11 在這種理念指導下，“科學派科幻”的作者們經常在作品中粗暴地插入大段科學知識說明，甚至直接插入公式、圖表等。如高行健 （筱竹）的《數理婚團記》，幾乎通篇是不同的角色在宣讀科學論文。更有趣的是顧均正的《和平的夢》。近期研究發現，這篇小說實際改寫自羅伯特·卡斯特1939年的短篇小說《征服者的聲音》。顧均正沿用了原作的絕大部分情節， 甚至角色的名字，但卻在原本不長的情節中生生插入了7頁半配有示意圖的電磁波發生原理說明。12 葉永烈曾惋惜《和平的夢》:“在小說中忽然插入一大 段‘知識硬塊’，使作品失去了和諧的統一。”13 殊不知這段“知識硬塊” 才是顧均正想要賣給讀者的“珠”，而葉永烈高度評價的“曲折離奇、構思巧妙的”故事只是從他山借來之“櫝”。而正是這些作品，奠定了中國科普型科幻的基本寫作范式。

再次，諷刺的是，盡管“科學派”作家同樣算不上專門的科幻作家（他們 創作科普小品普遍早于和多于故事性作品），但他們在科幻文學上的專注程度仍然比“社會派”作者高——因為他們除了科幻小說以外幾乎不創作別的文學性作品。因此“社會派科幻”的作者往往首先被作為“作家”而不是“科幻作家”被記住，而“科學派科幻”的作者們卻總是被作為“科幻作家”而不是“作家”被 提及。

最后，最重要的是，相對于“社會派”作者，“科學派”作者之間的聯系更緊密。作為科普作家，他們都是當時已在中國日漸成型的小而團結的科學共同體的成員，通過科學共同體已經建立起來的社交和合作網絡相互聯系。他們也擁有單純而一致的共同價值觀，即科技興國。志趣相投且內部溝通良好的作者群，統一而明確的核心價值觀與創作理念，再加上穩定的、特色化的作品發表平臺（各種科學、教育類雜志）和忠實且高度對象化的核心讀者群（青少年群體），使得數量和可讀性都未必比得上“社會派科幻”的“科學派科幻”， 率先完成了作者—出版者—讀者共同體的構建。而穩定的作者—出版者—讀者共同體的形成也正是1920年代以根斯巴克為代表的現代科幻傳統在美國成功的原因。

三、科普傳統與新中國科幻共同體的形成

1949年以后，一方面由于政治變遷帶來的文學界自身的調整，本就渙散的 “社會派科幻”傳統偃旗息鼓、湮沒無聞。而另一方面，隨著1949年9月政協會議將“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于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獎勵科學的發現和發明，普及科學知識”寫入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科普工作受到空前重視。次年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和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分別簡稱“全國科聯”和“全國科普”，后合并為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簡稱“中國科協”）成立，不但盡數繼承了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科普隊伍的主力班底，而且進一步充實、整合了力量。14 “科學派科幻”傳統也隨之平穩地被帶入新中國。從這個意義上說，新中國科幻首先不是作為一種文學，而 是作為一種科普文類出現的。

梳理新中國初期的科幻出版史，不難發現，起主導作用的主要是科普界和教育界（特別是基礎教育界），而不是文學界和文化宣傳系統。按照董仁威等人的考證15 ，早在鄭文光發表新中國第一篇原創科幻小說《從地球到火星》（1954） 之前，天津知識書店和三聯書店就先后出版過兩部帶有科幻色彩的原創文學作品：《夢游太陽系》（1950）和《宇宙旅行》（1951）。并不意外地，這兩部作品全都是以故事為載體的少兒向科普作品。其中出版《夢游太陽系》的天津知識書店一向以兒童圖書尤其是連環畫為經營特色16 ；作者張然當時是張家口電信局的技術員，同時也是天津知識書店主辦的兒童刊物《新兒童》的科普撰稿人， 發表過多篇天文科普小品。17 《宇宙旅行》原是1948—1949年前后大連光華書店出版的“少年文庫”書系中的一種，1951年由三聯書店再版；作者薛殿會早年當過油印社謄寫員，后因其在寫作和美術方面的才能，以及從事出版工作的經驗， 進入人民政權管理下的大連市教育系統工作。從1940年代末開始，薛殿會一直是當地少兒期刊的活躍撰稿人，寫作范圍包括兒童文學、德育小品文、科普小品文等，后來還參加過大連本地的小學課本編寫工作，編寫過其中的自然課本。18

在這兩部作品之后發表《從地球到火星》的“中國科幻之父”鄭文光同樣是沿著基礎教育工作者—青少年雜志編輯—科普作家的道路走上職業生涯的。他早年在香港從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中學教師，后來擔任《新少年》月刊主編和報紙專欄作家，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天空的神秘》—— 一本科普著作。1951 年鄭文光到北京后立刻被調入“全國科普”，專職從事科普工作。正是作為 “全國科普”的天文科普專家，他接到《中國少年報》約稿，創作了新中國第 一篇科幻小說，也是他個人的科幻處女作《從地球到火星》。值得注意的是， 鄭文光的科幻創作活動不僅源于科普工作，而且起伏發展也與其科普生涯密切相關。1950年代后期，鄭文光離開科普系統，調入中國作協系統，其科幻創作也一度沉寂，直到1970年代回歸科技系統（中國科學院）后才重新開始科幻創作。復出后的鄭文光盡管在科幻創作上逐步跳出單一的科普傳統，開始進行更為多樣的探索，但另一方面，也繼續創作了大量科普作品，延續了科幻作家和科普作家的雙重身份。19 除鄭文光以外，新中國第一代的科幻名家葉永烈、蕭建亨、劉興詩等都經歷了類似的從科普作家到科幻作家，以創作純科普作品為起點，過渡到含有幻想元素的科普作品，再到更具文學性的科幻作品或純文學作品的創作歷程，只有極少數人如童恩正 20 例外。

從歷史來看，被歸類為科普作品對當時的中國科幻文學而言并不是壞事，相反可以說是一件好事。正是“科普”，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為科幻文學賦予了最初的合法性，進而提供了早期發展所需的各種資源，包括人才、崗位、出版平臺， 以及最關鍵的——政治上的相對優待。1950年代中期中國對蘇聯科幻作品和凡爾納作品的大規模引進就是這種優待的結果。但科普傳統對中國科幻最關鍵的貢獻還是在于最終促成了中國科幻共同體的形成。一方面，科幻文學所依附的科學—科普共同體為科幻共同體提供了組織模式上的示范；另一方面，由科學—科普共同體組織、支持的科幻寫作和出版事業也為科幻作家和讀者群體的凝聚提供了最初的平臺。1979年，作為中國科協旗下專業學會的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成立，并組建科學文藝專業委員會作為其二級專委會，標志著中國科幻共同體正式完成了從無形共同體到制度化組織的最后一步。

然而科幻共同體對科學—科普共同體的依賴也為其發展埋下了隱患。直到1980年代初，不但科幻文學發展的人力、經費、出版平臺都依賴于科學—科普共同體（具體而言也就是科協系統），而且在計劃經濟的一元化管理體制下，科幻理所當然地被歸口到科協的分管范圍內，科學—科普共同體從而掌握了對科幻的不容他人置喙的話語權。這就導致一旦科學—科普共同體拒絕為科幻的合法性背書，中國科幻就陷入了空前的絕境。如一些見證者回憶的，在1980年代初科幻文學開始遭到來自科普界內部的攻擊后，鄭文光、葉永烈等科幻作家其實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嘗試讓科幻共同體向作協系統靠攏。21 

四、解析“科普與文學之爭”

從1970年代末開始圍繞科幻文學產生的一系列爭論，可以看成是中國科幻為迎接文學性科幻傳統復興而遭受的一場試煉，只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條件下，這場試煉顯得格外殘酷。要理解這場歷史沖突，需要從以下兩個問題著眼：

（一）1970年代末中國科幻何以發生文學轉向？

首先必須明確，1970年代末隨著中國科幻本身復興而出現的重文學傾向，與1949年以前的“社會派科幻”之間基本不存在繼承關系。主導這場范式變革的仍然是1949年以來形成的那支科普式科幻的作家隊伍。其中鄭文光、葉永烈、童恩正等原本就是科普型科幻的主將和旗手，而代表新生力量的王曉達、魏雅華等人在背景上也都完全符合當時典型科普作家的特征——擁有理工教育背景，甚至本身是在職科研或工程技術人員。沒有任何證據能說明他們與新中國成立前的科幻創作傳統存在直接聯系。因此這種新的文學性科幻傳統的出現，不是繼承或接續任何老傳統，而是從科普型科幻傳統中自發地演化出來的。發生這種演化并不令人意外，事實上它已是姍姍來遲。

1.追求可讀性是文學發展的必然方向

科幻終究是一種文學，文學有自身的價值和藝術規律。即便最初僅僅是作為 “形式”“載體”“工具”而被創造，但只要其自身具有美學價值，這種價值早晚會被發現和開掘。從作者的角度看，即便只把文字當成傳播知識的工具， 一位有才華、有追求、有藝術鑒賞力的作者也絕不會心安理得地滿足于讓自己的“工具”保持丑陋，他必然會在有余力的情況下設法把“工具”本身變得更 美些。當有越來越多的作者這樣做的時候，終有一天會突現以“工具”本身的 美學價值為目的和追求的范式。更何況，早有大量的引進科幻文學作品為這種范式提供了示范。

2. 嘗試所有可能性是事物演化的必然趨勢

在資源和環境壓力適度的情況下，多樣性是事物發展的普遍方向。科幻也好、科普也好，永遠只采取唯一的模式，本身就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偏執。反觀1970年代末文學性科幻的崛起，并不是取代或滅絕科普性科幻（事實上科普性科幻至今仍不乏佳作），只是當時演化出的一種新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的產生， 從根本上說是由“文革”后社會政治和文化氛圍驟然放松，以及經濟、文化、科學事業全面復興而帶來的豐富資源所導致的。

3. 社會呼喚看待和理解科學的新視角

對外開放，以及全國科學大會后政府對科技工作的強調，將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越來越多地展現給國人，也讓科技工作者越來越多地受到國民關注。對科學技術及其可能造成的社會后果的好奇，以及對科學家群體的好奇，造成了讀者們對探討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技術與個人關系的新型科幻故事的需求——這本來就是科幻文學在西方誕生的最根本原因。而且這種需求的迫切程度是隨著科技對生活的滲透不斷增長的。

4. 科幻范式轉換是科普范式轉換進程的一部分

跳出科幻文學的語境，從更宏觀的層面來看，發生在科幻文學領域的這場范式轉換不是孤立的，它實際上是中國科普事業整體范式轉換進程的一部分， 而且是先行的一部分。實際上，隨著中國基礎教育體系的不斷完善，為新中國成立之初和以前學校科技教育嚴重不足的情況而設計的訓誡式、掃盲式科普， 其必要性一直在不斷地減退，從而使科普工作本身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危機逐漸浮出水面。盡管對傳統科普范式的批判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科學傳播研究在中國興起后才全面爆發，并促成了中國科普界內部的全面改革，但1980年代初《中國青年報·長知識副刊》的“科普小議”專欄中關于“內容與形式”、關于“趣味性”的討論，表明當時某些問題已經開始逐漸暴露。科幻文學的文學轉向，實際上也可以理解成這一大背景下科普創作樣式改良的實踐性探索之一。

綜上所述，1970年代末中國科幻的文學性轉向具有歷史必然性——事實上這只不過是以另一條特殊的路徑使中國科幻姍姍來遲地加入到世界科幻的主流范式中。這一歷史進程之所以沒能更早地發生，是由此前的資源和人才匱乏所致。

（二）中國科幻的文學轉向何以引發來自科普界和科學共同體的攻擊？

理解這一問題，不僅對理解歷史，而且對促進中國科幻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因為我們必須考慮導致當年“科文之爭”的那些因素在今天是否仍然存在。

1. 唯科學價值觀

回顧“科文之爭”，當時針對科幻文學的最主要指責是，當時的科幻文學 （作為一種科普工具）不但忽視傳播科學知識的“正業”，而且還經常傳播“錯 誤”知識，誤人子弟。今人在追溯往事時，往往把這種指責歸因于由時代局限性造成的知識上的欠缺和道德上的狹隘。但近期的一些科幻創作者與科學家的新互動——比如由電影《流浪地球》引發的一些爭論22 ——暗示，時至今日，尤其是在科學家當中，仍然存在著與1980年代如出一轍的以“科學準確性”的單一標準來評判科幻作品的傾向，并且持此類觀點的不乏在西方科幻作品浸淫下成長起來的年青一代科學家。

這說明這種認識并非時代性的，也未必能簡單地歸咎于知識的缺乏和眼界的局限。同時，鑒于這種認識的普遍性，它看起來也與個人道德無關，而只能用不同時代的科學家所共同具有的價值觀來解釋，這就是以科學為最高價值甚至唯一價值的價值觀。

從科學事業的角度出發，這種價值觀絕非缺點，如果不認同這種價值觀，就很難支撐一名科學家在科學上取得極致性的成就。但這種價值觀也隱含著一句潛臺詞，就是所有“不科學”的都沒有價值。從這一前提出發，必然推導出“不科學”的科幻是無意義的，甚至是有害的。

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說，這是科普式科幻范式長期以來拒絕正面承認科幻的文學價值、娛樂價值所導致的必然后果。事實上，在1980年代初，不僅僅是科學家和科普作家，連科幻作家們自己也或多或少認同這一唯科學的價值觀。比如鄭文光曾經批評當時引進的國外科幻作品“沒有什么科學價值，也沒有什么文學價值”，強調：“要想到對孩子們的教育意義……我們寫科幻小說時，心目中要有這個教育目標。”23

2. 領地意識

另一個加深科學家與科幻作家（甚至也包括部分科普作家）間矛盾的因素是，作為專業人士，科學家往往會對自己的研究領域產生領地意識。一切闖入他們領地、對他們專精的領域發表見解的“局外人”，都會在潛意識里被他們當成不受歡迎的入侵者。而如果這些見解還不那么正確，甚至，在他們看來，是“錯誤”的，那更將被看成是一種嚴重的冒犯，甚至褻瀆。這是科學家對科幻作品進行吹毛求疵式“勘誤”的一個重要動力。

除了前文提到的發生在《流浪地球》身上的情況，一個更典型的例子：1970 年代末某古生物學家對葉永烈一篇描寫恐龍的作品的批評。批評者列舉了一系列關于化石埋藏規律、恐龍化石的形態分類等方面的“錯誤”，并宣稱其“背離科學常識”。24 然而事實是，這些“常識”實際上是一些在專業書籍上都很難查到的極生僻的、高度專業化的知識，在相關專業內部通常是以學徒制方式由導師在科研實踐中手把手地傳授給學生的。換句話說，這一批評混淆了“常識”與行業默會知識的區別，而背后包含的潛意識實際上是對不懂本學科行業默會知識的“外行人”的抗拒。

還有更極端的例子，對于某些站在科學共同體頂端的科學家而言，最終可能會把全部科學領域（而不僅僅是自己的專精領域）都視為自己的領地，并把個人獨斷混同于學科共識。如當年一位著名科學家所明示的：“科學幻想這一類影片當然可以搞，但應該是科學家頭腦里的那種幻想……應該搞那些雖然現在還沒有搞出來，但能看出苗頭，肯定能夠實現的東西……（比如）農業……能源、教育、電子計算機、組織管理、系統工程、中西醫結合、人體特異功能……這些題 材都可以搞……”25

3. 對“科學”含義的片面理解

無論是出于唯科學的價值觀，還是出于潛在的領地意識，所有關于科幻小說“不科學”的批評隱含著一種共同的對“科學”的理解，即“科學是正確的知識”。

在20世紀科學哲學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波普爾和庫恩的理論已在科學界廣泛流傳的今天，隨便問一位科學家，他們都會反對“科學是正確的知識”這一觀點。但如我們所見，這事實上卻成為他們評價科幻文學是否“科學”的唯一標準。

實際上，早至19世紀中晚期，在現代科學哲學興起之前很久，“科學”已作為一個有著多種不同層次含義的名詞被使用。它既被用來指稱已知的、目前作為共識的關于自然界的事實陳述（也就是傳統上所說的知識），也被用來指稱探究自然界真相的活動、手段和方法，還被用來指稱根據我們對自然界的認識而創造出的技術產品，以及與此相關的一切。而科幻文學恰恰是在后兩種更廣泛的意義上與科學發生關系的。作為一種文學，它必然首先與科學的社會維度而不是知識維度發生關聯，必然首先聚焦于“科學”作為人類活動的層面，以及“科學”如何影響人類生活的層面，而不是知識本身。如果只采取“科學是正確的知識”這樣的狹窄理解，而忽視“科學”一詞所指稱的更豐富的內容，那么必然導致對這 一文學類型下絕大部分作品的否定——這也正是發生在科普式科幻一家獨大年代的現實情況。

4. 范式轉換引起的自發抗拒

如前所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科幻范式轉換實際上是更大范圍內的科普范式轉換的先聲。在改革開放和社會進步的新形勢下，當時中國的科普事業整體上面臨著范式變革，舊的灌輸式范式已實質上難以為繼，包括科幻作家在內的科普共同體雖然對讀者的日益流失有所感知，但是對于舊范式的內在問題還茫然不知。

在這一背景下，科普共同體中出現了兩種選擇，一種是部分科普作家（包括很多科幻作家），開始自發嘗試改進創作手法和創作思路，以適應讀者欣賞品位的變化；而另一種人則始終不認為固有的科普范式存在任何問題，但又對讀者的流失無計可施，從而日漸焦慮，進而遷怒于那些不肯堅守傳統范式的“叛軍”。1980年代初關于科普“科學性”和“趣味性”的密集爭論，正是科普共同體內部的這種路線之爭的直接反映，并且最終成為全面批判科幻文學的導火索。因為在傳統派眼中，科幻文學正是“叛軍”陣營中最顯眼的目標。

因此從另一種意義上講，“科文之爭”不過是共同體面臨范式轉換時幾乎必然發生的沖突與分化的又一個實例。

5. 科幻共同體與科學共同體在特定社會—歷史問題上出現認識分歧

最后，還有一個來自科學觀、藝術觀以外的因素。這可能只是1980年代初為科幻招來攻擊的一個極次要的因素，但卻是導致這場攻擊的后果尤為慘烈的重要催化劑。當時，隨著科幻共同體日漸向文學圈靠攏，1980年代初中國主流文壇的一些范式和偏好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科幻作家。如一些反對派批評的，當時有不少重要科幻作家的作品都滲入了“傷痕文學”的元素甚至主題。盡管相關作品多以在特殊時代遭受迫害的科學家為主人公或背景人物，看似在為科學家仗義執言，但出于種種心理方面的因素，這種“好意”實際并不被已解放的中國科學共同體認同；相反，還適得其反地引起了一定的反感。同時，這種風格轉向也完全不必要地使科幻文學被卷入政治旋渦。

五、中國科幻共同體的獨立

綜上所述，1980年代初的“科普與文學之爭”以及隨后對科幻文學的圍剿， 從一定的意義上說，是中國社會發展和中國科幻自身發展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也是中國科幻在發展道路上必經的試煉。而這場沖突之所以能在短期內對中國科幻界造成巨大的破壞，也與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情境有關。

從內因來說，新中國的科幻作家共同體原本是從科普共同體中孕育出來的， 一直寄生在這個母體中，在當時還遠未獨立，無論是在作品的發表渠道方面，還是在當時非常重要的人事關系、組織關系等方面，都嚴重依賴于這個母體。

從外因來說，當時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尚未全面鋪開，社會機制在總體上仍然是計劃經濟式的，社會資源條塊分割于大大小小的政府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不僅體制外人士很難爭取到資源，體制內人士也很難爭取到本系統外的橫向資源——對科幻共同體來講，也就是包括科協在內的科技系統以外的資源。在這一背景下，從科普共同體內部發起的、獲得科學共同體中的權威人物背書的大批判，對科幻共同體而言無異于放逐，相當于在短時間內斷絕了科幻共同體的絕大部分資源供給，使其難以為繼。

然而從中國科幻發展的角度來考慮，應該看到，也正是這場打擊促成了中國科幻共同體的最終獨立。

首先，正是論戰的壓力迫使科幻作家們開始就一些一直以來缺乏認識的理論問題認真反思，從而推動了中國科幻的理論建構。正是在論戰期間，被逼到墻角的科幻作家終于喊出了“科學幻想小說原來就是小說，并不是科普作品”的宣言，26 完成了對科普傳統的思想上的揚棄。

其次，對科幻共同體的放逐迫使科幻共同體開始著手構建獨立的和更加多元化的作品發表渠道與社會生存空間，逐步擺脫了在資源上對科普共同體的依賴。

最后，這場打擊事實上加速了中國科幻文學的范式轉變—— 一方面，不歡而散式的分手使科幻作家們在告別科普范式的道路上走得更加決絕，更無感情負擔；另一方面，科幻共同體在遭受打擊后雖然損失慘重，但也間接加速了組織力量的更新與重組，補充進來的年青一代科幻作家們更少受老傳統、老范式的影響；相反，得益于改革開放，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黃金時代以來的西方優秀作品，并從中學習。

當然，中國科幻共同體最終實現成功復興與獨立還離不開時代提供的機遇。就在“科文之爭”后不久，1984年，全國范圍內開始陸續興起市場化改革的嘗試，時稱“自負盈虧”，為通過市場整合資源打開了一個缺口。四川省科協旗下的科普期刊《科學文藝》也在這次大潮中被趕下“海”。經過數年在市場中的摸索、試錯，1990年代初，雜志社確定了創辦專門性科幻期刊的方針，并在1991年更名《科幻世界》。此后十幾年中，憑借不斷適應市場、培養作者、提高作品質量，《科幻世界》逐漸成為全國乃至全世界銷量最大的科幻雜志之一。雜志社進而大力開拓科幻圖書出版市場，一度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科幻圖書策劃商。27 《科幻世界》在商業上的成功不但解決了自身的生存問題，為當時處于困境的中國科幻文學搭建起一個相對穩定的發表和出版平臺；而且憑借雜志社提供的稿費和策劃組織的圖書出版工作，也幫助很多科幻作家解決了生存問題，為中國科幻共同體開拓出一條可以不依靠任何財政經費資助，僅憑科幻創作本身實現良性循環的道路。

除了由《科幻世界》主導的資源循環模式的重塑，同一時期吳巖以北京師范大學為基地開設的科幻課程、《科幻世界》定期組織的筆會、姚海軍創辦的同人雜志《星云》等，也在培養科幻創作與理論人才、推動中國科幻文學理論建構等方面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為中國科幻共同體的重塑與科幻文學的復興提供了必要條件。今天，盡管北師大的科幻選修課和《星云》都已不再，《科幻世界》 從銷量和其他一些方面看也不復往日輝煌，但已有越來越多的高校開設了科幻通識或專業課程，越來越多討論科幻藝術和科幻產業的論文在不同學科的期刊上發表，還有更多的網絡平臺和實體期刊加入到科幻小說的發表渠道中，各種更加專業的圖書策劃、影視策劃、版權代理公司加入到科幻產業中來——中國的科幻事業實際上更安全了、更繁榮了。2019年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在舊有的科學文藝專業委員會之外成立新的科幻專業委員會，可以視為中國科幻共同體二次制度化的一個里程碑，也標志著權威部門對科幻文學獨立性的正式承認。

余論：中國科幻共同體的未來方向

從現狀來看，無論時代大勢還是科幻自身的狀況，都不太可能再次出現僅憑幾位批評家的唇槍舌劍就讓科學幻想從所有的書店、報亭、網站、電視和影院中消失的情況了。但中國科幻產業要維持繁榮，乃至追求更進一步的發展，仍然需要從歷史和現狀中總結經驗：

第一，1990年代以來中國科幻的復興和今天整個科幻產業的生存全部建立在科幻市場的繁榮上，市場和消費者是中國科幻文學的生命之本。必須堅持了解市場、關心市場、培養市場，認真提高作品質量，為消費者提供高質量的作品。

第二，多元化發展是維持科幻產業安全的重要保證。多元化發展既包括對產品種類和營利模式類型的拓寬，也包括出版和發表平臺的多元化。應盡量避免過度依賴單一期刊、單一類型媒體、單一系統的出版發行渠道，降低風險。

第三，科學共同體仍將是科幻共同體的重要盟友，盡管二者的價值觀分歧目前看來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消弭，但在宣傳科技進展、增進社會公眾對科技 的興趣和理解方面，二者擁有共同利益。一方面這是科學共同體追求的核心價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對科學技術的了解和關注有助于提高公眾對相關科幻作品的興趣和審美能力，進而擴大和鞏固科幻產業的市場基礎。在一定的意義上，科學普及有助于促進科幻產業的增長。與此同時，國內外的實踐都表明， 在職科技工作者和正在接受訓練的后備役科技工作者一直是科幻作品的穩定消費群體，而反過來說，優秀的科幻作品也經常成為這些科技工作者最初選擇從事科技行業的重要誘因。

 

注釋：

1 Arthur B. Evans. “Hetzel and Verne: Collaboration and Conflict.”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001, Vol. 28, No. 1, pp. 97-106.

2 陳壽彭：《八十日環游記·序一》，施蟄存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 （1840-1919）》，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5頁。

3 魯迅：《〈月界旅行〉辨言》，《魯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 163~164頁。

4 梁啟超：《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第14號，1902年8月18日。

5 范苓：《明治“科學小說熱”與晚清翻譯——〈海底旅行〉中日譯本分析》，《大連 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

6 唐東堰、李欣儀：《〈科學〉雜志與五四現代白話文的形成——重新審視五四現代白 話文的產生及其現代性意義》，《學術探索》2009年第4期。

7 偰嫤、黃凱：《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分齡分類的出版探索——以商務印書館早期兒童文 學出版為例》，《探索與批評》2020年第2期。

8 沈氏兄弟中沈澤民當時是工程技術學校的在校生。此外《學生雜志》1916年刊登的署 名研深的《數氏家譜》和同年《中華學生界》刊登的署名捷臣的《蚊之友愛》，從內 容看疑似由具有相關知識背景的作者創作，但由于作者身份尚未查實，故存疑。

9 陂氏：《七天中三個禮拜日》，趙元任譯，《科學》1918年第4期。

10 晚清最后二十年出現的一些科學、科普性雜志，如上海科學儀器館主辦的《科學世 界》、上海龍門師范學堂科學研究會主辦的《科學一斑》、紹郡醫藥學研究社（紹興 醫學會）主辦的《紹興醫藥學報》等，也零星刊登過一些科幻性質的作品。盡管在 編錄理念上與《科學》及后來的科技、科普類雜志選擇、編錄科幻作品的理念有相似 性，但這些雜志大多本身存在時間極短，作品的數量少，質量也參差不齊（從作品的科學性上來說），而且與中國科學社等近代科技社團大規模興起后形成的科學派科幻 傳統沒有明顯聯系。因此本文以中國科學社代表的在西方接受訓練的第一代中國科學 家的參與作為中國科學共同體涉足科幻創作之始。

11 顧均正：《在北極底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版，第iii-iv頁。

12 上原 かおり：『顧均正における米國SFの受容 : 『在北極底下」を中心に』，『現代 中國』2015年第89號，第35~48頁。

13 葉永烈：《顧均正與〈和平的夢〉》，《世界科幻博覽》2005年第3期。

14 崔建平：《新中國科普發展史上的幾座里程碑》，《科普研究》2019年第5期。

15 27 董仁威：《中國百年科幻史話》，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9、329~355頁。

16 呂明：《武清籍楊大辛與天津知識書店》，《天津日報》2020年5月22日第20版。

17 呂明：《新中國首部科幻小說在津誕生》，《今晚報》2020年5月2日第7版。

18 據薛殿會本人未正式發表的回憶文章。

19 董仁威：《穿越2012：中國科幻名家評傳》，人民郵電出版社2012年版，第5~12頁。

20 童恩正在大學期間開始發表作品，其文學處女作是發表在《紅領巾》雜志上的現實主 義作品《我的第一個老師》（1957年），此后在其整個寫作生涯中發表的作品也都以 科幻小說和考古學專業論文為主，較少有非科幻的傳統科普作品。參見童恩正：《童 恩正年譜》，《古代的巴蜀》，重慶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34頁。

21 據陳宗周未正式發表的回憶文章《我知道的葉永烈和中國科幻往事》。

22 茍利軍：《停止自轉的地球真能去流浪嗎?》，《科學大眾（中學生）》2019年第4期。

23 鄭文光：《談兒童科學文藝》，劉文杰編：《作家談兒童文學》，湖南少年兒童出版 社1983年版。

24 甄朔南：《科學幻想從何而末？——兼答葉永烈同志》，《科普小議》，科學普及出 版社1980年版，第21~23頁。

25 于中寧、李逢武：《錢學森同志談科教電影》，《電影通訊》1980年第13期。

26 趙世洲：《不能只走一條道》，《科普小議》，科學普及出版社1980年版，第46~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