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要“重返故鄉”，想來想去，還是聊聊我的讀書史吧。我最值得自豪的人生履歷是——我把我所有上過的學校，都讀沒了。

我沒有上過幼兒園，也沒有上過大學。我的小學在村莊里，許多年后撤掉了。我的初中校園也沒有了。我在杭州念的中專，省衛校，那里已經變成了高檔住宅區，原來的中專變成了浙江省醫學職業技術學院，遷去他處；后來又改名為杭州醫學院，再遷他處。

工作后我參加了自學考試，念的是杭州大學中文系。拿到畢業證書時，杭州大學也沒有了，證書上寫著“浙江大學”。

拿到證書的時候，我特意帶了一本書，在老杭州大學的草地上坐了一會兒，讀了幾頁書。這樣，我到底也算是真的“在杭州大學讀過書”了。

我精神上的故鄉，也是這一所一所的學校吧。

民辦老師

劉老師在黑板上布置了十道數學題，然后轉身去教二年級的語文。一小時后他又來給我們批作業。我把本子交上去，發下來時，我見上面赫然打著十個紅叉叉。

我沒憋住，大哭起來。

接下來正是吃中飯時間，整個中午我都悶悶不樂，甚至牛二這一伙人口沫橫飛講神雕俠侶的故事時，也絲毫沒吸引到我。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的數學題怎么就做錯了。

我們的小學校就在河對岸的小山上，劉老師也是本村人，“民辦代課老師”是我多年后才曉得的說法。那時候他每天騎個自行車到學校，車后座上一般都夾著一把鋤頭，早上或中午的空閑時間，以及傍晚放學后，他都得抽空下田去，給抽穗的水稻灌點水，在絲瓜地里挖幾鋤，反正都是諸如此類的活計。

聽說他是小學畢業，初中沒畢業——不過教教我們這些小毛孩子，就算有點難度的知識點，他琢磨幾下，也就通了，哪像現在……那時有啥東西是難的？

下午又來上課時，劉老師在教室里，當著全班十幾位同學的面，對我說：“早上是我自己弄錯了，你是對的；你把作業本拿來，我改過來。”

我倒有點不知所措了。作業本再拿下來時，我看到紅叉叉全被圈掉了，邊上畫著鉤，底下寫了一個大大的“100”。

民辦代課老師的工資不高。劉老師同時要種田種地，遇上農忙時，他就要在家里割稻插秧，好在我們各家都忙，雖說我們只是孩子，也要下地幫忙干活。這樣，學校正好放上兩天農忙假。我還記得，曾經全班同學出動，幫劉老師割了一天水稻。

劉老師要是家里有事，比如要去鄰縣抓豬崽、進城買化肥，就不能來給我們上課。這樣，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會來代課，讓我們朗讀幾篇課文，做些數學習題之類的。其實，能管著我們，不讓我們鬧翻天就成。我記得那時，師母還挺漂亮，只是有些胖。她手上舉著課本，皺著眉頭一言不發，在教室里來回踱步，倒還真有些教書的樣子呢。可是，她也只是讀到初中沒畢業。要是師母也正好有事，劉老師就會讓他的弟弟來代課。好像還有一回，劉老師的一個遠房親戚也來代過一次課。

后來我去鎮上讀初中，再后來又去了外地讀書，于是很少再見到劉老師。有一年暑假回來，突然聽說他已經不教書了，因為是“民辦”，不能繼續教了。又過了幾年，我參加了工作，一次回老家我在村口看到他，他正坐在大樹下抽煙。我大聲地喊他一聲：“劉老師！”他神情有點落寞，仍笑著說：“你回來了。”我點點頭。大概，已經好多年沒有人再叫他“老師”了。

不當老師以后，他沒有太好的謀生手段，種田不擅長，做生意更不行。曾當過兩屆村干部，似乎是村委委員這樣的職務，但基本上，當村干部也是沒有什么收入，不算正業。村莊里的小學校，許多年后也沒有了。村小并到鄉中心小學，村里的孩子要走很遠的路去上學。

算到如今，我又有好些年沒見過他了，也不知道他是否還好。有一年教師節，我想到他，寫了一篇短文獻給他。以前在語文課上，他讓我們用“永遠”這個詞造句，我造過一句話：“劉老師，你永遠是我的老師。”這句話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自行車

1991年，夏天還沒有結束時我上了初中。學校在離家三四十公里的一個小鎮上，這個小鎮再過去十幾公里就是外省了。雖然只是一個小鎮，對于我來說，它已經是大地方了，因為它幾乎是我去過最遙遠的兩個地方之一。另一個是我們的縣城。

我的小學生涯令人懷念，堪稱完美。過大片田野、一座木橋、幾塊竹林，翻兩個山坡，躲開一群鵝的追咬、幾條狗的遠吠，就到學校了。小學畢業我以全村第一的好成績考上了全縣最好的中學之一——常山四中。學校仍然處在一片田野之中，那是個偏遠的集鎮。在上初中的那個暑假我開始學騎自行車，因為從家到學校，有三四十公里路。自行車搖搖晃晃地學會了，仍不放心騎，就和別的孩子一起走路上學。

上了初中，我就離村莊越來越遠了。不過，那個年代村莊里的人都在往外走，每次回來時，帶回新鮮的玩意兒。大多數人都是出門去打工，去杭州、寧波或者溫州。一般來說，初中畢業就可以出去打工了，如果你沒有考上好學校的話。

穿過無數田野、十幾座木橋、不知道多少竹林，翻一個很長很陡的山嶺和許多小山坡，躲開更多的鵝和狗，才能到達學校。往事不堪回首啊，那長長的路真難走。書包很沉重，不僅有書，還有一瓶霉干菜和夠吃一星期的大米。一學期后我就下決心騎自行車上學了。那是父親的自行車。現在這種自行車早已經消失，就是永久二十八英寸的大自行車。二十八英寸的自行車后架上一邊是書包，一邊是編織袋，里面是不變的霉干菜和大米。再過一學期，自行車后架上多了我弟。我弟也上了初中。于是十四歲的我騎車帶著十二歲的我弟，以及雙倍的霉干菜和大米——大汗淋漓地彎腰騎行在每個星期天下午的上學路上。

除此之外，對20世紀90年代初，我并沒有留下什么更深刻的印象，因為無論是村莊還是上學的小鎮，都顯得非常寧靜。在浙江西南部的一個小縣城，對于一群剛上初中的少年來說，生活中幾乎沒有什么大事發生。

那輛自行車叮叮當當，修修補補，搖搖晃晃，吱吱嘎嘎，一直陪伴我讀完了整個初中。

音樂課

下午三點，要上一節音樂課。

聽說有音樂課，我們所有人發出一聲長長的歡呼。

很久沒有音樂課了呢。這是初二，每一分鐘都顯得那么金貴。但音樂老師的出現，顯然有些突兀，也讓我們有些莫名地驚喜。

我們的音樂老師，是年輕的大學生，畢業后來我們學校才兩年多。這是一所鄉村初中，整座校園都被黃澄澄的稻浪包圍著，遠離城市，也遠離村莊。我們的音樂教室，是在校園最偏僻的角落里，梧桐樹掩映下的一排平房，平房黛瓦背上，總是積著一層厚厚的朽葉。

音樂教室平日里多是關著的。音樂老師來了之后，校園里就時常發出叮叮咚咚的琴聲了——我們學校還沒有鋼琴呢，事實上，我們每個同學都并不知道鋼琴是什么樣子——那是一架風琴發出的聲音，音樂老師時常一個人在空蕩蕩的教室里彈琴，他的腳有節奏地踩著踏板，雙手輕柔地撫過琴鍵，臉仰著，眼睛微閉，那種陶醉的樣子，常常吸引我們這些孩子擠在教室窗外看他的稀奇。

音樂老師耀眼的純白襯衫、斯文的金絲邊眼鏡，甚至真的與這個校園有些格格不入！他的雙手白皙，手指很長，在打籃球時，他的兩手也擺著彈鋼琴的姿勢。這真是惹人笑話。

他給我們上的第一節課，是讓每個人上臺唱一支歌，他說了三遍，仍然沒有人第一個站出來。“這樣吧，”他說，“每個人都要輪著唱一支，我來給你們伴奏。”

那時候我們除了會張嘴扯兩句“鞋兒破，帽兒破，身上的袈裟破”，幾乎沒有人能完整地唱一支歌。少數同學跟著家里的電視機學會了唱“流行歌曲”，可我們聽著，總覺得不是一個調兒。

在音樂老師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勵下，終于有同學帶著無法克服的羞澀，開始唱歌。風琴的聲音不緊不慢地附和著。唱歌的同學常常會忘詞，于是他常停下來苦苦思索，然后接著唱，而琴聲始終忠實地跟隨著。

午后三點的陽光，溫暖地從窗外投進教室，把婆娑的樹葉晃晃悠悠地映在我們的課桌上。同學一個接一個上臺唱歌，長的一兩分鐘，短的也就兩句三句，而音樂老師始終微微笑著，一邊彈琴，一邊轉頭望著風琴邊的歌者。

唱的歌各式各樣，有七八人都是唱《義勇軍進行曲》，也有人唱《一條大河波浪寬》，花樣百出。唱歌在挨個進行，沒有輪到的，就坐著聽，并嘲笑別人，輪到自己唱時，又被別人嘲笑。還有的，已經趴在桌上，在溫暖的陽光里睡去，口水從桌沿滑下，拉起了長絲。

有位同學叫葉子文，輪到他了，他站在風琴邊，憋了半天，臉已經紅到耳根，仍是開不了口。葉子文對音樂老師說，我真的不會唱歌。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而臉更紅了。

音樂老師笑了，他說，沒關系，你隨便哼哼吧。

葉子文又想了半天，囁嚅著說，我會唱那首歌。

然后他開始唱：“兩只老虎兩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沒有耳朵一只沒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大家訇的一聲大笑起來。整個教室氣氛達到了高潮。甚至屋頂沉積的灰塵都被我們的笑聲震動飄落下來，浮動在陽光斜照的空氣中。睡覺的同學也被這笑聲驚醒，用手抹了抹嘴角的涎水，迷惑地詢問：笑什么？大家笑什么？

音樂老師也在笑著，他的手沒有停下，還在為葉子文伴奏。

那節課上完了，甚至拖延了大家的晚飯時間，但是大家都覺得很過癮。葉子文的歌聲更給我們帶來很多快樂。下課的時候，音樂老師說，唱歌本來就是為了快樂。“而且——”說到這里，音樂老師神情鄭重起來，“唱歌，還可以讓我們的心靈到達很遼遠的地方。”

就是在他的音樂課上，我們聽到了小虎隊，聽到了羅大佑，聽到了《東方之珠》和《蝴蝶飛呀》，也聽到了《命運交響曲》，那“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的樂符一聲聲像敲在我們的心上。

后來，我們就有了一個小小的合唱團，每個星期四晚上，我們十個男生和十個女生都會悄悄地聚集到這間音樂教室里來唱歌。在那里，我們第一次知道了“和聲”，也第一次知道“男聲部”“女聲部”“高音”“低音”。我們甚至合唱了《長江之歌》《黃河大合唱》這些歌，雖然我們唱得不怎么樣，但我們唱歌的時候，一定會很投入。

每當我們在唱歌時，音樂老師就會發出一種微笑，那種微笑一直鼓勵我們張大嘴巴，發出聲音。

一年以后，就是初三，我們的音樂課從課程表上被剔除了。好多次我們從音樂教室外面走過，常常有些無以言說的遺憾。

在初三的最后一個學期，每一個主課的任課老師都把我們的時間抓得緊緊地，語文老師會在每一個早自修時來到教室，讓我們背誦古文和詩詞；數學老師會在中午一直盯著我們，把他發下來的試卷做完；英語老師來晚了，只好搖搖頭，但是在第二天早自修時，他會提前半小時出現在我們面前，這一個早自修，我們只好背單詞。至于晚自修時間，更是幾個老師爭奪的重要對象，他們輪番出現在教室，把我們搞得無所適從。

音樂課、體育課，已經徹底從我們的校園生活里走開。曾有個中午，我們幾個男同學剛吃過中飯，看見有低年級的同學在操場上玩籃球，就手癢起來，過去運動了一下。手上還沒起泥呢，數學老師已經黑著一張臉，站在操場邊上了。他讓我們站成一排，又從掃把上取下幾根竹枝，讓我們一個個伸出左掌，他要抽打掌心。不打右掌，是因為右手還要寫字。竹枝抽下來的瞬間，每個人都發出了號叫。

很多人站在邊上看。音樂老師剛要騎一輛自行車準備出去，這會兒就扔了車，沒管黑著臉站在邊上的數學老師，徑自過來，挨個看我們的手。我們把手掌藏在身后，一言不發。

就在這事發生后，第二天，音樂老師來到教室。那天下午有一節本是音樂課，但這節課已名存實亡太久。音樂老師說：“這節課，我們還是放到音樂教室去上，我們很久沒有聽音樂了。不愿意去，要做習題的同學，仍可以不去。”

他說完這話，下面響起了一片歡呼聲。

那天下午四點，音樂教室坐滿了人，所有人都到了。叮叮咚咚的風琴聲，混合著我們的低低吟唱，從鋪滿朽葉的瓦隙間飄出，在梧桐樹與無邊稻浪上空飄蕩，隨風傳出很遠。

文具紛飛

寒風凜冽啊，寒風凜冽。我們七八個人站在黑暗中瑟瑟發抖，每個人身上只穿了一條短褲。

操場上悄無聲息的，我們誰也不敢出聲，只有前面一支香煙冒出忽明忽暗的一粒紅色的光。

煙抽完了，副校長把煙屁股一彈，紅色光點在黑暗中劃出一道弧線，落地了。副校長說：“半夜不想睡覺是不是？我帶你們出來吹吹風。現在還想講話嗎？”

我們誰也不敢回答。那是20世紀90年代初，我們在一所縣屬中學上初二或是初三。該所中學處在一大片田野中間，空氣很好，天很藍——這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學校教學質量不錯，中考成績在全縣數一數二，有幾位老師以對學生極其嚴格而出名，聽說過有一名化學老師一個耳刮子把某學生的耳朵打聾了。

這名副校長，又是我們的語文老師，虎背熊腰，身形威武，平時我們都很怕他。那天晚上是他值班，宿舍樓熄燈后，我們宿舍的人還躺在各自床上聒噪不停，不曉得什么話題這么有吸引力。當我們還沉浸在一片歡聲笑語中時，副校長站在了我們的宿舍門外。他把所有人像小雞一樣拎出被窩，命令我們不要穿衣服，下樓，到操場上去吹吹風，涼快一下。

這是冬天了啊，空曠操場上的夜風必然是冷的。當我們的牙齒上下直打架的時候，副校長讓我們交代是誰帶頭吵鬧的。說實話，我們哪知道是誰帶頭吵鬧呢，都差不多吧。所以沒有人交代。不想交代是不是？副校長說，那好，分成兩排面對面站好，相互打兩個耳刮子，要用力！

兩個耳刮子打完，手也熱了，臉也熱了，站在風里果然也不那么瑟瑟發抖了。副校長又帶領我們去操場邊上一個地方，那里弄堂風最為強勁，在那里我們繼續展示了十幾分鐘的“風采”，直到剛剛熱乎起來的手和臉重新變冷。裹著大衣的副校長扔掉了又一個煙頭，我們才洗心革面地回到了宿舍，重新鉆進了溫暖的被窩。

奇怪的是，第二天竟然沒有一個人感個冒、著個涼啥的。那時大家身體都好著呢。更沒有人把這事告訴家長，哪還有臉說啊。再說，這種事也太正常不過了，學生不聽話，老師管得嚴，家長不知道多開心。

我的同桌鄭同學生性調皮，他父親與我們數學老師是老熟識，數學老師甚至被邀請去他家吃過幾次飯、喝過幾頓酒，鄭同學父親也一次次委托該老師，無論如何要抓緊這孩子的學習，“不聽話就打”。有一次，大概因為數學作業沒有完成，鄭同學在晚自習時被勒令雙膝跪在掃帚柄上。掃帚柄是一根硬木頭，膝蓋下也是骨頭，沒什么肉，學過物理我們都知道，雙膝與木頭的接觸面積很小，壓強很高，這是極痛的酷刑。該同學跪上去時，臉上表情都痛得扭曲了，一些女同學干脆都不忍心再看。但數學老師硬是對著手表，看他跪足十五分鐘才讓他下地。下地時該同學搖搖晃晃，差點站不起來了。

數學老師還擅長用飯盒、鉛筆盒、黑板擦敲頭。飯盒是鋁制飯盒，四十多歲的數學老師力大無比，一飯盒敲在同學頭上，飯盒立刻扁成了麻花，若有剩飯則立即稀里嘩啦地灑落一身，視覺效果奇佳。鉛筆盒一記敲下去，則立即解體，鋼筆、圓珠筆、尺子和圓規會飛遍教室的每一個角落。

我有一次也被敲過鉛筆盒，初三第二學期某次課外活動，我在操場上打籃球，數學老師突然出現，把同學們叫進教室補習。我因在籃球場上玩，沒有聽見，進教室的時候，數學老師就爆發了：“還有幾個月就要中考了，還在玩！”

他抄起我課桌上的鉛筆盒，就往我的腦袋上砸下來，砸完了說：“成績好怎么樣，成績好我照樣要打！”我只是很心痛我的鉛筆盒，它本來就不新了，這會兒更是四分五裂（后來的中考成績我竟然奪了全縣第一名）。

跟這兩位強悍的老師相比，個子不高的地理老師則只是從語言上給予同學們“惡評”，例如“你這只大肥豬”這句話，就被一次次用到某位偏胖又稍顯遲鈍的男同學身上。

現在我寫下這篇文章，并非想翻舊賬，事實上我們或許早已原諒了那些體罰過我們的老師。我只是想說，我們要歷史地看待問題——那個年代這真的只是校園里的一種常見現象。可能現在的孩子們都無法想象。

事實上，現在的校園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大多數老師根本不敢動學生一根毫毛。

實驗課

初三那年填報志愿，我報的是中專。成績好的同學都報中專，如果不報中專報高中，老師還去家里做工作——怎么不讀中專呀，怕考不上是不是？你成績這么好，不用擔心，沖一沖。

好了，中考成績發榜，全縣第一名。

向村里最有文化的老人咨詢讀什么學校好，老人顫抖著嘴說，哪朝哪代，你看，醫生都有飯吃。

好，學醫吧。

什么專業呢，根本也看不懂，哪個分高填哪個。

就這樣，我進了省衛校，讀醫學檢驗。說白了，就是驗血的。

不過，學醫真難。什么都要背。有一段我根本無心向學，什么統計學、微積分這種課，我聽得是稀里糊涂。專業課都是死記硬背，也懶得背。臨到考試了，實在覺得沒法拿這種成績回家去交差，就捧著16開、六七百頁的專業書，什么《醫學化學》《醫學生物學》《生化檢驗》《病理學》《臨床檢驗學》《微生物檢驗》《免疫學》種種，躲到距學校不遠的省圖書館，在那里狠狠地看上幾天書，考試出來，成績都很不錯。

不過，在衛校，我們這幫學醫學檢驗的被公認為“最具自我犧牲精神”。

上實驗課，我們常常“捉對廝殺”，干些“相互迫害”的勾當。第一次上生理實驗課，測血型。老師給每個人發下來幾顆似鋼筆尖樣的東西，亮閃閃地泛著銀光。老師講解了幾分鐘動作要領后，我們開始兩人一組，分別在對方身上做起了實驗。

一手捏住對方的無名指，另一手持針，飛速一扎，殷紅的血滴便會冒出來。很快實驗室里響起了一片鬼哭狼嚎聲。

我的同桌阿貓，他手指纖長，指肉并不飽滿，這給我的扎針帶來了難度。我狠勁捏住，一針扎下，阿貓怪叫一聲，我們睜眼細看，發現只有一絲血跡冒出，離實驗要求血量相差甚遠。我只好捉住他的另一只手，又一針，他大叫一聲掙脫，拼命擠壓痛處，然而結果仍然令人失望。我為自己的心慈手軟向阿貓表示歉意，阿貓把苦臉擠成笑臉，說沒關系，只是他比我心腸更軟。我大笑，落荒而逃。

回來時，見阿貓上身前躬在實驗臺上，神情怪異，細看才見他左手四指奮力將中指壓在臺板上，右手捏針躍躍欲試地做著模擬扎針動作。“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口中念念有詞。阿貓看我一眼，咬緊牙關，一針戳將下去，臉上表情當下由痛苦轉成了高興——成功了。

那一堂實驗課，據好事者統計，共有五位女生始終閉著眼睛癱在桌上，手掌攥成拳頭，身如篩糠。另有一位名叫毛根珍的女生，扎針時嚇得閉上了眼，結果針扎到了自己指上，成為實驗完成速度最快者之一。

后來到了第三年，我們專業課增多，扎針、抽血成了家常便飯，大家終于達到習以為常、面不改色的境界。

解剖課也令人生寒。那幢樓位于校園背陰處，走廊內氣氛壓抑陰森。實驗室內，福爾馬林的氣味刺鼻難聞，使人口干舌燥。我們三五成群，圍于一處，指點這是肝、那是肺。一個多小時后，人人被熏得頭昏腦漲，胸中惡濁難耐。還沒完，老師又對著各種各樣的病理標本詳細講解。終于聽到下課鈴響，無異于聽到天外福音，紛紛寬衣而出，拼命抽吸外邊的新鮮空氣。解剖課多排在午飯前，這令我們班上有減肥想法的女同學一舉多得，食欲盡失，不必再與飯菜做心理抗爭。而男同學大多無所謂，打來滿盤的豬肝菠菜湯，一邊吃還要一邊觀察分析，嚼得有聲有色。

那時同學中有一個傳說，某班某某凌晨夢游，徑自來到解剖樓內，翻窗入內……半小時后回寢室，自言自語道，味道不錯，就是淡了些。這傳說多由男同學說與女同學聽，后者無不哇哇怪叫，前者遂露出得意之色。

實驗課上得多了，“理論聯系實際”就自然而然潛移默化在醫學生的意識中，許多課程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實驗中完成。我還記得有一回理論考試，眾人埋頭答題，一個間隙里，我見到隔壁的陳洪把褲管卷到大腿上，手持一支鉛筆一道一道在皮膚上畫。那監考老師走過來問，是不是想作弊啊？陳洪紅了臉，指著考卷說：這道題是皮膚反射實驗。所有人哄堂大笑。

報紙與少年

上衛校，父親每月給我寄生活費一百五十元。那時都用匯款單，匯款單寄到的時候，傳達室老頭就把收件人的名字寫在小黑板上。

小黑板上，每天都有很多名字。三三兩兩的同學經過傳達室，都會駐足一會兒。等錢花的同學，也每天都去小黑板前張望，看看有沒有自己的名字。

很奇怪，有段時間，小黑板上有個名字“悅誠”，掛了好久。傳達室老頭每天在小黑板上寫了擦，擦了寫。我日日從那兒經過，也不認得這個名字。

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份從老家衢州寄來的報紙，發現自己的一篇作文居然發表了。我這才意識到“悅誠”就是自己——狂奔到傳達室，老頭幾乎是帶著怨氣地把那張單子遞給我的。

匯款單上清清楚楚寫著，十二元稿費。

錢不多，但是太激動興奮了。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篇文章變成鉛字，發在《衢州日報》上，題目至今記得清晰《第一次溜冰》。那徹頭徹尾是一篇學生腔十足的作文，六七百字。那時候，我們衛校附近的橫河公園有個燈光溜冰場，附近還有浙江省圖書館——在周末，我跟同學一起去橫河公園學溜冰。溜旱冰很流行。現在許多電影里，還會出現溜旱冰的場景，相當懷舊（如一部褪色的青春劇）。

也不知道怎么的，我就寫了一篇小短文，也不敢張揚，只是偷偷地抄在方格稿子上，做賊一樣，把信封投進郵筒。那封信的收件人，是“《衢州日報》編輯部”。

那時沒有手機，沒有微信，沒有電子郵件，想跟遠方的人聯系，必須靠寫信。

《衢州日報》，是我家里一直訂的一份報紙。在一個山村里，一份報紙簡直就是一扇窗戶，十多歲的少年低頭趴在報紙上，如小鹿俯首在山澗飲水。那時我們沒有什么課外讀物呢，這樣的閱讀是多么令人驚嘆。沒有人教過我，我從小學開始就自己學會了剪報，把感興趣的內容剪下來，分門別類貼在本子上，沒事時就翻一翻。

當我寫完那篇小作文時，不知道投到哪里，下意識地就投向了老家訂閱多年的《衢州日報》。

那應該是1995年。

在杭州讀書三年，大致也從學校圖書室里借了些書來讀。讀了哪些書，真的都不記得了。也是在那時候，有了自己買書的習慣，經常去解放路新華書店附近的一家兼賣舊書的書店逛逛，雜七雜八地買了些。路遙《平凡的世界》讓我記憶深刻，因為百萬字長篇，印在一本厚厚的紙頁上（盜版），讀得人眼睛好累啊。

學校的閱覽室有大量期刊，開拓了我的視野，于是我開始學著投稿。

過了兩年，我開始給《杭州日報》投稿。后來，連學校的語文老師都對我刮目相看，因為最多的時候我一個月能上幾篇稿，而他幾個月才上一篇稿。《杭州日報》的稿費比較高，一篇三四百字的短文，稿費居然有三十元。最多的時候，一個月我收到二百多元稿費。這無異于一筆巨款。我可以奢侈地去圖書館后門的弄堂里下館子炒兩個菜了，還能請同學一起吃飯了。

寫東西是一件令人沉醉的事情。每次在報紙上登個幾百字，就覺得人生無限美好，從此就迷失于此種游戲當中，再看不見拯救地球、振興中華等宏圖偉業。

1997年的暑假，我從衛校畢業，等待著分配工作。畢業前，老師問我想不想留杭。我說，留杭干嗎，不考慮。為什么？回家過年，那火車多擠啊！每次擠得我兩只腳不能同時放在地面上，擠得我七八個小時不能上一回廁所。

不留，堅決不留。

后來我跟很多人提起過不留杭的原因，可惜，沒有人相信。

回到老家，等待工作分配的那個漫長而燠熱的暑假，我唯一可以自娛的事情，就是躲在老家的窗下，寫下長長短短的句子。高樹上的知了叫得有氣無力，而現在想來，那個在窗下伏案寫文章的家伙，傻得可愛。

十九歲。文字——當然——幼稚得很。門前每天會有郵遞員，騎著綠色的自行車來送報紙，收信件。而郵遞員的自行車鈴聲，也成為我每天最期待的樂音。

當然，后來我才知道報紙副刊是許多著名作家最初的出發地。報紙的副刊，曾滋養了多少文學青年；在閱讀物稀缺的時代，它又是多少普通人的精神家園。

1998年，我買電腦的時候，整個醫院都轟動了。

在醫院當醫生的時候，單身日子，十分快活。一個月三百多塊錢的工資，我愣是用兩年時間省出來六千多塊錢，買下了全醫院職工中，個人擁有的第一臺計算機。

那時只有院辦公室才有一臺，那時都叫計算機，還不叫“電腦”。

為什么買電腦？用方格稿紙謄寫稿件真是太累人了。

我那時候就開始努力學習打字了，五筆字型輸入法。我一下一下笨拙地敲擊鍵盤，看著屏幕上跳出一個一個方塊字來。

仿佛屏幕的原野上，開出一朵又一朵的花。

仿佛看到了一整片的繁花似錦。

中文系

我要什么時候才知道，世上居然有一個專業叫“中文系”呢？

到底，我是喜歡寫作的。

在縣人民醫院當醫生之后，我果斷地報名參加了漢語言文學的自學考試。

從來沒想過要靠文字吃飯，只是因為喜歡，并且覺得自己書讀得實在太少了——喜歡寫作，怎么可以不讀中文系。可惜，在上衛校之前，我聽都沒有聽說過中文系，更不敢想象，世上有人居然還可以把寫作當作職業。

那時候，自學考試過硬！每本書，我是扎扎實實從頭看到尾，又把輔導書從頭做到尾。

《古代漢語》據說是考了全縣幾年自考生里最高的分數。《古代文學作品選》《現代文學作品選》《外國文學作品選》讓我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

我估計后來我從事文字工作所要用到的所有知識，都是那幾年里打下的基礎。

那時心真靜。

單身宿舍樓里，同事們玩什么的都有，打牌搓麻將，通宵看錄像，還有上舞廳的，我都不會玩，就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在房間里看書。從來沒想過，要去改變人生。那時候看書，一點兒沒有功利想法，只覺得喜歡讀書，喜歡看書。學醫的人，學中文系有啥用呢？加不了工資，也評不了職稱。

讀了三年，把大專文憑拿下來了。回家我跟我爸說，現在我也是個大學生了。

我弟那時，已經考上了大學。我上中專那會兒，他考上了全市最好的高中，衢州二中，開始整天打籃球。直到高二，成績一落千丈，聽到老師說“高考”這才如夢初醒——原來不是跟大哥一樣，讀完這三年就有工作的，敢情，還要考大學啊！

這這這，怎么不早說！晴天霹靂呀。

他這才奮起直追，考上了大學。

都怪我這中專上的，把他給誤導了。

再后來我也還陸續讀書——從醫生到衛生局機關，到縣委大院，再跳到衢州日報社，最后還是跟文字打起了交道。這期間，還把漢語言文學的本科文憑拿到了，不過，自學考試這塊硬骨頭是啃不動了，電大。在《衢州日報》六年后，我來到了《杭州日報》。

現在回頭一看，原來當初所有的努力都是有用的——什么自學考試、窩在房間里讀書，什么買電腦學五筆打字、寫下厚厚好幾個筆記本的文字垃圾，讀什么《安徒生童話》《平凡的世界》，都是有用的——正是所有看似毫無用處的零碎昨天，一小片一小片地拼湊成了今天。

我報名參加中文系自學考試的時候，報的學校是“杭州大學”。

等我拿到大專畢業證書時，“杭州大學”已經沒有了，證書上赫然四個大字：“浙江大學”。

不過，至今“老杭大”人都只稱自己是“老杭大”的。“老杭大”，一塊閃閃發光的招牌呀，可惜了。

作者近照（攝于2021年）【周華誠，生于浙江常山。在《人民文學》《中國作家》《散文》《江南》《雨花》《散文選刊》《廣州文藝》《人民日報》等刊發表作品逾百萬字。著有散文集《江南三書（三種）》《陪花再坐一會兒》《素履以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草木滋味》《一飯一世界》《下田：寫給城市的稻米書》《造物之美》等二十多種，小說集《我有一座城》《沒人知道你在尋找什么》等多種。曾獲三毛散文獎、草原文學獎、浙江省優秀文學作品獎、中國百本自然好書獎等。作品收入各種年度選本。有作品被翻譯成英文、韓文、越南文等多種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