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1980年代，一大批中國現代著名作家重新煥發青春，積極參與文學活動，推動了“問題”作家作品的平反，領導了1980年代的各級文學機構、文學期刊和文學評獎，創作了《隨想錄》《歸來的歌》《杜晚香》《洗禮》《干校六記》等著名作品，重版了重要的個人舊作或作品集，參與了中外作家之間的文學交流，為他們舉辦的紀念活動也成為1980年代文學的重要事件。這些文學活動體現了中國現代作家人生晚年的思想意識與藝術追求，構成了新啟蒙與現代派之外的另一部1980年代文學史，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史料來源。

關鍵詞：中國現代作家 1980年代 文學活動

1980年代，一大批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已經產生較大影響的作家又重新煥發青春，積極參與文學活動。他們積極推動了“問題”作家作品的平反，領導了1980年代的各級文學機構、文學期刊和文學評獎，創作了《隨想錄》《歸來的歌》《杜晚香》《洗禮》《干校六記》《洗澡》等著名作品，出版了重要的個人舊作或全集、文集、選集，參與了中外作家之間的文學交流，為他們舉辦的紀念活動也成為1980年代文學的重要事件。他們的這些文學活動不僅有力推動了1980年代文學的繁榮，同時也帶來很多復雜因素。可以說，他們對1980年代文學的影響十分深刻。在推進“當代文學歷史化”“重返八十年代”的學術思潮中，這一現象應該引起足夠重視。

這些作家在1980年代的文學活動基本上處于一個“兩不管”地帶。研究現代文學的學者認為，他們在1980年代的文學活動屬于當代文學的研究范疇，而研究當代文學的人則認為這些作家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作家，他們的文學活動自然是現代文學的研究對象。再加上大家普遍認為，在1980年代這些作家基本上處于人生的暮年，不會再有什么大的作為。所以，無論是從1980年代的文學現場還是從四十年來的文學史研究來看，中國現代作家①在1980年代的文學活動一直處于被忽視的狀態。基于中國現代作家1980年代文學活動的重要意義及其研究現狀，我們認為對其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十分必要。

一、“問題”作家作品的平反

在1940至1970年代，相當一部分作家因為各種原因被打入另冊，十年浩劫結束以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很自然地得到了平反改正，但也有少數作家因為一些特殊的原因，其平反過程阻力重重，復雜而又坎坷，爭取平反甚至成為他們晚年最重要的生命活動。在這些作家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丁玲和胡風。對這些作家作品的平反過程進行研究，一方面可以揭示他們人生暮年的生命寫照，同時也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1980年代中國文壇的復雜關系。

對于丁玲在1980年代中國文壇的表現，學術界一直存在著很大的爭議，不少學者也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但是，如果爭議和研究的焦點不能夠關注到丁玲在1980年代為自己平反所做出的各種努力，這些爭議和研究也就很難說是真正做到了知人論世。而實際上，“丁玲晚年的大部分時間處于爭取徹底解放——即歷史問題平反的狀態之中。丁玲的晚年心態及晚年形象，受到歷史問題平反這一因素的嚴重制約”②。如果我們不能理解“南京自首”問題給丁玲帶來的巨大壓力以及1980年代丁玲為洗清當年的冤屈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我們就很難理解她在1980年代為什么那樣對待沈從文，也難以理解她跟周揚的沖突何以到了那種水火不容的地步，也無法明白她為什么在1983年6月30日開始撰寫長篇回憶錄《魍魎世界》，而僅僅一年之后她就終止了這部尚未完成的回憶錄的寫作。丁玲寫作這部回憶錄的唯一目的就是“把當年的真實情況，原原本本地寫出來，訴說給人們”，并以此推動“這一重大歷史錯案”③的徹底解決。基于這樣的目的，當1984年8月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經中央書記處批準，發出《中組發九號文件——關于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以后，當年的8月23日，《魍魎世界》的寫作就自然終止了。在此意義上，我們或許也可以說，寫作《魍魎世界》對于丁玲而言是一件十分痛苦而又艱難的事情，當她的歷史問題最終得到徹底解決以后，她就再也不愿意繼續這部回憶錄的寫作了。這可能跟大多數中國現代作家晚年的回憶錄寫作都不相同。

類似的情況還有胡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重大案件應該說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最大的一個歷史案件，牽涉到的人數“按正式的資料統計達兩千多人”。④而這一案件的平反卻并不容易，從1980年第一次平反，到1988年胡風去世3年以后他本人獲得徹底平反，這中間牽涉到多少復雜的歷史問題，胡風的家人和他那些與他一起受難的朋友又為此付出了多大的努力。這一艱難曲折的過程實在是解讀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一個難得的個案，值得深入細致的探討。僅就文學方面而言，胡風就撰寫了6篇回憶錄⑤和《胡風晚年作品選》等作品，梅志撰寫了《往事如煙》《伴囚記》《在高墻內》等三部重要回憶錄，曉風編輯出版了《胡風評論集》《胡風雜文集》《胡風論詩》等作品選集，這些努力與其他方面的工作一同為胡風案件的徹底平反，為徹底改變人們心中胡風的歷史形象，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二、1980年代的文學創作

對于這些作家在1980年代的文學創作，學界關注較少。實際上他們中的不少人在1980年代仍在堅持文學創作，其創作構成了1980年代文壇的另一道風景。當我們說1980年代是文學的黃金時代時，其不言自明的所指似乎就是1980年代前期的新啟蒙文學和后期的現代主義文學，這當然是不錯的。但是，在承認這種基本文學格局的同時，我們同樣不應該忽視一大批中國現代作家在1980年代的文學創作。他們的創作，包括其舊作、文集的出版同樣是構成1980年代文學黃金時代的一種色調。由于這些作家名氣更大，其作品的發行量也往往十分驚人，在1980年代前期，他們的創作普及面可能更為廣泛。所以，在討論1980年代的文學創作時，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作家的作品。他們在1980年代的創作主要包括三類。

純文學創作。雖然這些作家已經進入人生暮年，創作力整體衰退，但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作家創作出一大批較為優秀的作品，有些作家在這一時期的創作甚至成了他們創作道路上的又一個高峰。“經過近30年的沉寂之后，在改革開放的八九十年代，他們的創作激情，好像‘鳳凰涅槃’，重新獲得了藝術生命。”⑥在這一時期，巴金創作出了他最著名的5本散文集《隨想錄》；艾青創作出了著名的詩集《歸來的歌》；曹禺寫出了他的又一部劇本《王昭君》；楊絳寫出了她創作生涯中最著名的三部作品《干校六記》《將飲茶》和《洗澡》；作為一個作家，韋君宜的兩部重要小說《洗禮》《母與子》都是在這一時期創作出來的；也在這一時期，丁玲一邊為洗刷自己的清白而奔走呼告，一邊又創作出《在嚴寒的日子里》《杜晚香》《母親》等重要作品。在這一時期創作出版的重要作品還有：臧克家的詩集《憶向陽》、姚雪垠的長篇小說《李自成》第二卷第三卷、陳敬容的詩集《老去的是時間》、冰心的散文集《三寄小讀者》、端木蕻良的長篇小說《曹雪芹》、陳白塵的劇本《大風歌》、聶紺弩的詩集《散宜生詩》、沙汀的長篇小說《青坡》《木魚山》《紅石灘》等。這些作品與反映中國現代作家1980年代創作新貌的“近作叢書”22冊構成了1980年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受到更多關注。

回憶錄創作。作家回憶錄的寫作在1980年代是一個十分突出的文學現象。《新文學史料》《魯迅研究資料》《東北現代文學史料》《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中華文學史料》《文教資料簡報》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期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新文學史料叢書”，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中國現代作家論創作叢書”，香港三聯書店的“回憶與隨想文叢”，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駱駝叢書”，茅盾、巴金、胡風、丁玲、冰心、夏衍、臧克家、陽翰笙、徐懋庸、楊絳、陳白塵、陳學昭等作家的回憶錄和回憶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胡風、丁玲、沈從文、馮雪峰、瞿秋白等作家的文章、著作大量出現。在中國新文學史上，如此集中、大規模地發表、出版作家回憶錄，前所未有。近四十年來，由于受1980年代文學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影響，這些回憶錄往往被認為缺乏文學性，不僅不被當時的文學批評所重視，而且在后來的文學史敘述中也沒有留下應有的位置。因此，對這一規模宏大的作家回憶錄進行整理研究，不僅有助于我們檢討以往的現代文學研究成果，而且對于我們進一步探討1980年代的文學思潮、文學生態，全面書寫1980年代文學史具有重要意義。

文學批評。從文學史的角度考察，這些著名作家在1980年代的文學批評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他們基于自己在文壇的地位與影響，對青年作家進行扶植和提攜，如茅盾、巴金、孫犁等。一類是基于自己的文學觀念和創作經歷對1980年代的一些文學現象提出批評，這種批評有時被視為文學發展的一種阻力，如丁玲與青年作家之間的隔閡、艾青在朦朧詩問題上的表現等。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區別，關鍵不在于他們是否關心青年。其實在1980年代，這些老一輩的作家對青年作家都是比較關心的，比如丁玲，就曾多次面向青年發言，跟他們交流心聲，寫下了《沉痛地告別過去 勇敢地面向未來——致青年人》《生活、創作、時代靈魂——在中央文學講習所第五期與青年作家談創作》《我這二十多年是怎么過來的——一九八〇年六月在中央文學講習所的講話》等，對青年作家進行鼓勵和指導。但是，“晚年丁玲執著地向中青年作家傳道送經”，卻讓人感覺到她只是在“扮演著現代版的膠柱鼓瑟者的尷尬角色”。⑦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這些老作家所秉持的文學觀念與1980年代文學環境之間的關系。所以，從中國現代作家與青年作家之間的關系出發，我們不僅可以看出這些著名作家在1980年代文壇上的具體表現，而且可以進一步闡釋中國當代文學史內部的各種復雜關系。

三、對1980年代文壇的領導

在1980年代，尤其前期，茅盾、巴金、周揚、曹禺、丁玲、張光年、陳荒煤、林默涵、賀敬之、李季、艾青、馮至、夏衍、沙汀、陽翰笙、嚴文井、韋君宜等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成為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中國文聯、中國作協、人民文學出版社等重要宣傳、文化、文學團體或出版機構實際或名義上的領導人。他們的存在一方面對于恢復中國文學的啟蒙傳統、繁榮當代文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也使得1980年代的中國文壇充滿了變數。

在1980年代，《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等文學期刊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它們不僅是文學作品的重要載體，發表了很多獲全國優秀短篇中篇小說獎、詩歌獎甚至茅盾文學獎的作品，同時也是文學發展的風向標，積極推動了1980年代文學從現實主義向現代主義的轉型。在1980年代前期，中國現代作家在這些期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80年代中期以后，他們逐漸與這些期刊脫離關系，除年齡原因外，大概與文學思潮的變化也不無關系。

就文學體制而言，1980年代文學與1950至1970年代以及1990年代以后中國文學的區別在于，設立了全國優秀短篇中篇小說獎、茅盾文學獎等文學獎項，而且其影響力也是1990年代以后的文學評獎無法比擬的。1980年代文學獎項的評委中，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占有相當的比重，主要有茅盾、巴金、周揚、艾青、丁玲、張光年、李季、冰心、夏衍、沙汀、艾蕪、陳荒煤、林默涵、韋君宜、嚴文井等。在評獎制度的建立、獲獎作品的評選等具體工作中，中國現代作家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對1980年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都需要辯證分析。

正是因為這些德高望重的著名作家的存在，在1980年代早期，文學界的思想解放才得以順利展開，新文學的啟蒙傳統才能夠重新啟程，新時期文學的繁榮局面才能夠順利出現。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及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上，茅盾作了《解放思想，發揚文藝民主》的講話，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此指作家而言，也指領導而言。”“題材必須多樣化，沒有任何禁區；人物也必須多樣……創作方法也該多樣化，作家有采用任何創作方法的自由。”“我認為我們的口號應當是文藝民主下的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沒有文藝民主而空談‘雙百’，是南轅北轍。”⑧1978年，巴金對文藝領導工作提出批評：“文藝創作的主管部門不要抓得太緊，管得太死。”“要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就要有個藝術民主的局面；這里設‘禁區’，那里下‘禁令’，什么都由少數人說了算，不見得很妥當。”⑨并呼吁說：“希望我們各級文藝主管部門的領導愛惜人才，尊重作家和作家的勞動。”⑩1980年代被稱為文學的黃金時代，其繁榮局面的到來，最根本的原因當然在于整個社會開放包容的大好氛圍，但是，具體到文壇來說，這些著名作家的呼吁和支持也是一支具體而又有力的推動力量。

四、出版個人舊作和作品集

在1980年代，許多中國現代作家都重版了自己的重要作品和作品集。這些作品的出版一方面繁榮了1980年代的文壇，另一方面也讓讀者對中國現代文學有了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給1980年代重寫現代文學史提供了可能。在出版過程中，作品集的名稱顯示了“全集”“文集”“選集”的等級劃分，出版機構也有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等不同的選擇。之所以出現這樣一些現象，除技術原因外，大體上也顯示了1980年代對這些作家文學史地位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考量。

以“全集”命名且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只有四部：《魯迅全集》（1981）、《郭沫若全集?文學編》（1984）、《茅盾全集》（1986）和《巴金全集》（1986）。這四部全集的出版顯然是官方行為，顯示了很高的文學史地位。“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編纂工作是在胡喬木的指導、林默涵的主持以及‘魯編室’具體執行政策、編寫注釋條目的背景下，前后歷時近四年完成的。”11“由胡喬木主持《魯迅全集》編注工作，調林默涵為胡助手，秦牧、馮牧管具體工作。”12為編輯出版《郭沫若全集》，中共中央批準成立了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茅盾全集》的編輯出版工作也是由以周揚為主任的《茅盾全集》編輯委員會完成的。《巴金全集》“是我國首次出版的健在作家的全集”。“在編輯過程中，全書各卷的篇目大都是與作家本人商定或經他過目，一些文章在發稿前曾經作家本人看過，多數卷的校樣也經作家本人通讀。”13大概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雖然《巴金全集》與《魯迅全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享有同樣的規格，卻并沒有專門的編輯委員會。

“全集”之下就是“文集”，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在1980年代出版文集的主要有老舍、曹禺、周揚、丁玲、趙樹理、瞿秋白、何其芳、馮雪峰、李季、冰心、張天翼、臧克家等。但這里面的情況也不大一樣。按“魯郭茅巴老曹”的傳統排序，老舍和曹禺在1980年代也應該出版全集，然而現實并非如此。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老舍文集》，直到1999年才出版《老舍全集》。1988年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了《曹禺文集》，直到1999年《曹禺全集》才由河北省的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由此，我們是否也可以提出一個疑問：在1980年代“魯郭茅巴老曹”的排序是否也并非那么被普遍接受？出版這些文集的另一種現象是，老舍、周揚、瞿秋白、何其芳、馮雪峰、李季等人的文集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顯得比較“權威”；冰心、張天翼、沙汀等人的文集是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相對比較“民間”；曹禺、田漢的文集是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體現了一定的專業色彩；而丁玲、臧克家、趙樹理等人的文集則是由家鄉的出版社出版或編輯的，似乎家鄉人民在為他們提供支持。14《沈從文文集》《郁達夫文集》由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聯書店聯合編輯出版也頗為值得玩味。它一方面似乎體現了作家身份的敏感、權威出版社的謹慎，另一方面也似乎體現出1980年代歷史語境中的開放與突破。

比“文集”更低一個層次的是“選集”，以這種方式出版舊作的作家就多得多了。其中最為著名的有兩套叢書，一套是人民文學出版社與香港三聯書店聯合出版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一套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人文社與香港三聯的叢書分在中國大陸發行的簡體橫版和在香港發行的繁體豎版，設計講究、印刷精美，影響頗大。四川兩家出版社的叢書，涉及作家很多、印量很大，也很有影響。1980年代，四川的這兩家出版社出版了很多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在文學圖書還十分貧乏的年代里，它們為推動中國文學的復蘇和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它們和它們的領導者李致不應該被歷史忘記。

在重新出版舊作或作品集方面，有幾個作家也很值得關注。《周揚文集》出版的規格不低，出版社也很權威，出版的時間也不算晚，但全部五卷出版的過程卻頗為曲折。1984年出版了第一卷，直到十年之后的1994年才出版了第五卷，而且，第一卷的印數是4300冊，到第五卷時就只印刷了300冊。這部文集的出版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周揚在1980年代的歷史命運。胡風的情況在逐漸向好，但也并非那么順利。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胡風評論集》，沒有文集，也沒有選集。人文社與香港三聯書店給那么多作家出了選集，其中沒有胡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胡風選集》時已經是1996年了。還有張愛玲，她在1980年代是以慢慢“浮出歷史地表”的方式復現在讀者面前的。1985年，《臺港文學選刊》第5期發表了她的《沉香屑——第一爐香》，同年，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說集《傾城之戀》。198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原本選印”叢書影印了她的小說集《傳奇》。1987年，《海峽》第1期發表了《沉香屑——第二爐香》《茉莉香片》，《中國故事》第2期發表了《紅玫瑰與白玫瑰》，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長篇小說《半生緣》。復出的過程不僅邊緣而且低調，整個1980年代，張愛玲也從未以“選集”以上的規格在中國大陸出版過自己的作品。

五、參與1980年代的中外文學交流

隨著整個社會的對外開放，1980年代的中國文學開啟了對外交流的大幕。“許多作家的‘年譜’等資料顯示，‘新時期’初期的中國作家國際交流活動非常頻繁，有些作家還未來得及平反，就已投入了接待外賓、出訪國外等工作中了。”15中外文學交流自然包括很多層面：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既有作家之間的互訪，也有作品之間的互譯；更深層的還應該包括文學作品的傳播和接受。但就1980年代的中國而言，由官方支持的作家之間的互訪顯然占主導地位。由于老一輩的現代作家影響更大，而且大多身居高位，所以，在1980年代的中外文學交流中他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中國現代作家參與的中外文學交流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境外出訪，二是接待來訪。由于1980年代的中國文學主要處于對外開放、向西方學習的歷史時期，所以，我們主要梳理1980年代中國現代作家的出訪活動。就1980年代的作家出訪而言，最值得關注的現象有兩個：一是聶華苓創辦的“國際寫作計劃”，1980年代邀請了蕭乾、丁玲、艾青等中國現代著名作家。1978年，聶華苓攜全家回中國大陸探親，其間，她尋訪了冰心、沈從文、艾青、丁玲、夏衍、曹禺等很多著名作家，并希望他們能夠訪問愛荷華。經過聶華苓的不懈努力，1979年，蕭乾成為首位訪問“國際寫作計劃”的中國大陸作家，隨后的幾年里，艾青、丁玲、陳白塵等作家也陸續到訪。16在回憶這次出訪的經歷時，丁玲十分中肯地說，“國際寫作計劃”“確實是一個國際活動的中心。各個國家的文學情況在這里交流。作家們可以在這里接觸、理解各個國家的文學現狀，可以在這里接受新鮮文學的血液”17。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是這些已經進入人生暮年的老作家拉開了中國作家“走向世界”的序幕。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國際筆會。1980年代的中國作家急切需要與各國作家加強交流，比較重視與國際筆會的關系，先后成立了中國筆會中心、中國廣州筆會中心和上海筆會中心，分別由巴金、歐陽山和柯靈擔任主席。“國際筆會由凱瑟琳?艾米?道森?斯科特夫人于1921 年在倫敦創立（另一說是英國小說家高爾斯華綏創立），筆會宗旨是促進各國作家間友誼與智力合作，致力于保障作家權益、爭取言論自由并免受政治迫害的非政治非政府的作家組織。”“國際筆會中國分會于 1929 年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任會長，秘書長是邵洵美。”181930年代以后，因為戰爭等原因，中國作家基本停止了參與國際筆會的活動。1980年4月17日，“中國筆會中心在北京成立。巴金當選為中國筆會中心主席”。同年12月11日，“‘中國廣州筆會中心’在廣州成立，歐陽山為主席”。19日，“‘上海筆會中心’在上海成立，柯靈任主席”。19中國筆會中心成立以后，積極參與了由國際筆會主辦的相關文學交流。如，1981年9月21日至25日，國際筆會第四十五屆大會在法國里昂舉行，“以巴金為首的中國作家代表團一行九人出席了大會”20。1982年4月11日至18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在日本東京召開“亞洲作家討論會”，“中國筆會中心副會長艾青到會作了關于民族文化與文化特征的發言”。21從相關史料的梳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80年代中國國門再次打開，中國文學再次擁抱世界時，中國現代作家作出了突出的歷史貢獻。

六、1980年代的作家紀念活動

1980年代前期，有很多中國現代作家的紀念活動，這不僅因為在此期間他們有很多人去世，而且因為此前去世的作家也需要紀念。這些紀念活動在1980年代至少包含著三層意義：告別故人，安慰家屬；為作家平反，為文學正名；參與1980年代的文學史重寫。

1980年代中國現代作家的紀念活動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與他們相關的追悼會、遺體告別儀式或骨灰安放儀式。這類活動在1980年代前期顯得特別密集。我們以收集現代文學三十年歷史資料為創刊目的的《新文學史料》為依據，進行簡單梳理，就可以發現這種現象。1978年，《新文學史料》第一輯開設了“悼念”欄目，發布4條信息：首都隆重舉行郭沫若同志追悼大會、在郭沫若同志追悼大會上鄧小平同志致悼詞、老舍先生骨灰安放儀式在京隆重舉行、著名作家柳青同志追悼會在京舉行。1979年第二輯的“悼念”欄目發布了阿英追悼會、趙樹理骨灰安放儀式的信息。第三輯上有陳夢家、李長之的追悼會信息，第四輯有田漢、徐懋庸、鄭伯奇，第五輯有邵荃麟和豐子愷。從1980年第1期開始，在“悼念”欄目發布相關信息的作家有：馮雪峰、周立波、李季、馮乃超、成仿吾、許欽文、張天翼、田間、胡風、丁玲、朱光潛、聶紺弩、白薇、葉圣陶、沈從文、蕭軍、師陀、周揚等。在梳理相關信息時我們還發現，他們紀念活動的規格存在著明顯的區別，這種區別一定程度上顯示了主流意識形態對他們的評價。這種評價大概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第一，作家職位的高低。如郭沫若、茅盾的追悼會都十分隆重，國家領導人和文學界領導都有多人參加。1978年6月18日，郭沫若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天安門、新華門、外交部下半旗致哀，首都各界及群眾近兩千人參加了大會。中共中央送了花圈，華國鋒等國家領導人參會并送了花圈，葉劍英主持追悼會，鄧小平致悼詞。221981年4月11日，茅盾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都各界人士兩千余人參加了追悼會。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送了花圈。華國鋒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參會并送了花圈。鄧小平主持追悼會，胡耀邦致悼詞。23第二，左翼作家尤其是被“經典化”的作家更受重視。如趙樹理的骨灰安放儀式和柳青的追悼會，規格都很高。1978年10月17日，趙樹理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中組部部長胡耀邦、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中國作協主席茅盾、全國文聯副主席巴金等送了花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譚震林、全國政協副主席宋任窮、中宣部部長張平化、文化部部長黃鎮等參加了儀式。儀式由周揚主持，劉白羽致悼詞。241978年6月22日，柳青的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送了花圈，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出席追悼會，陜西省委書記章澤主持追悼會，中國作協副主席劉白羽致悼詞。25第三，作家的文學成就、社會地位不容忽視。如老舍的骨灰安放儀式，也有國家領導人和著名作家出席。1978年6月3日，老舍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吳德主持骨灰安放儀式，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沈雁冰致悼詞。26最后，作家的特殊身份也應考慮在內。例如胡風，1985年6月8日去世，1986年1月15日追悼會舉行。從去世到舉辦追悼會，間隔半年有余，如何評價胡風恐怕是個關鍵原因。

第二類紀念活動是紀念文集的發表或出版。文集的不同規格也顯示出對中國現代作家的不同評價。其中，文學成就是主要影響因素，但意識形態也是重要原因。《新文學史料》中的紀念文集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一是紀念專欄，如“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特輯”“懷念郭沫若同志”“悼念茅盾同志”“懷念老舍”。二是研究專欄，雖以“研究”為名，但主要發表紀念文章，如“瞿秋白研究”和“胡風研究”。第三種類型是放在其他欄目中，不以“專欄”為名，實際上仍是對作家的紀念，如1982年第4期“作家與作品”欄目有紀念潘漢年文章5篇，1983年第4期“戲劇史話”欄目有紀念王文顯文章6篇。從紀念專欄到研究專欄再到并入其他欄目，不同的編輯方式所顯示出來的不僅是對作家文學史地位的判斷，也包括對作家身份敏感程度的顧及。

七、中國現代作家1980年代文學活動的歷史價值

程光煒認為，在新時期文學的初期，存在著一個“現代文學傳統”。27這主要是就中國現代作家在1980年代對青年作家的影響而言的。但是，大家似乎依然沒有自覺地將現代作家在1980年代的文學活動作為1980年代文學的一部分。基于學界的這種研究現狀，結合中國現代作家1980年代文學活動的豐富內容，我們認為，深入推進相關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首先，這些文學活動構成了新啟蒙與現代派之外的另一部分1980年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在書寫1980年代時幾乎沒有給這些文學活動留下應有的位置，而實際上，它們不僅是完整理解1980年代文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呈現出與新啟蒙、現代派不盡相同的文學風貌。從這些文學活動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不一樣的1980年代文學格局、文學思潮、文學生態和作家的精神人格。其次，它們體現了中國現代作家人生晚年的思想意識與藝術追求。在1980年代，中國現代作家大多已經處于人生暮年，經歷了歷史滄桑之后，他們在文學活動中體現出來的思想意識與藝術追求是我們完整理解中國現代作家以及中國現當代文學不可多得的文學文本和歷史資料。最后，它們還可以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提供史料支撐。在日益重視當代文學史料建設的當下，對中國現代作家1980年代的文學活動進行史料整理、文獻考辨、綜合研究，不僅可以提供一個“重返八十年代”的新視角，而且可以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提供史料支撐。

[本文為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作家回憶錄史料整理與研究” （項目編號：19YJC751052）、2020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創新人才支持計劃（人文社科類）“中國現代作家回憶錄史料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020-cx-021）的階段性成果 ]

注釋：

①本文的“中國現代作家”是指，1949年之前已經取得了較大文學成就、產生了一定文學影響，后因故中斷文學創作，到1980年代又煥發文學青春，重新開始文學創作的作家。

②⑦李美皆：《“晚年丁玲”研究》，蘇州大學2003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00頁。

③陳明：《題記》，《魍魎世界?風雪人間》，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頁。

④曉風：《編后》，《我與胡風》，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9頁。

⑤發表于《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3期至1985年第4期。此后發表于同一雜志的17篇回憶錄都是梅志根據胡風生前的手稿、日記、書信等材料整理而成的。

⑥陳亞麗：《文海晚晴：20世紀末老生代散文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⑧茅盾：《解放思想，發揚文藝民主》，《茅盾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134頁。

⑨巴金：《要有個藝術民主的局面》，《巴金近作》（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頁。

⑩巴金：《中國作家協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閉幕詞》，《巴金近作》（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頁。

11謝慧聰、李宗剛：《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體例及其文學史意義》，《江西社會科學》2019年第8期。

12夏衍：《1977年11月22日致李子云的信》，《夏衍全集16?書信日記》，浙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頁。

13于舟：《〈巴金全集〉出齊》，《中國出版》1994年第7期。

14《丁玲文集》198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臧克家文集》1985年由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趙樹理文集》由工人出版社、山西大學聯合編輯，1980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另外，1986年北岳文藝出版社又出版了《趙樹理全集》。

15鄧如冰：《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IWP）——中國作家“走向世界”的歷史語境》，《文藝爭鳴》2019年第10期。

16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的中國作家名單可參見聶華苓《中文作家——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和“作家工作坊”（1961-2007）》，《三生影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556-557頁。

17丁玲：《國際寫作中心》，《訪美散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5 頁。

18郭良正：《國際筆會與中國》，《鐘山風雨》2016年第4期。

19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研究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學研究年鑒（198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53、466頁。

20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研究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學研究年鑒（1982）》，中國文藝聯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424頁。

21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研究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學研究年鑒（1983）》，中國文藝聯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04頁。

22《首都隆重舉行郭沫若同志追悼大會》，《新文學史料》1978年第1輯。

23《沈雁冰同志追悼會在京隆重舉行》，《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2期。

24《著名作家趙樹理同志骨灰安放儀式在京舉行》，《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2輯。

25《著名作家柳青同志追悼會在京舉行》，《新文學史料》1978年第1輯。

26《老舍先生骨灰安放儀式在京隆重舉行》，《新文學史料》1978年第1輯。

27程光煒：《新時期文學初期的“現代文學傳統”》，《文藝爭鳴》2019年第2期。

[作者單位：信陽師范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