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詩品》東漸日本的故事

《詩品》東漸日本，是一個優美的中國故事。

鐘嶸《詩品》我國齊梁時代第一部詩論著作，以其“思深而意遠”“深從六藝溯流別”（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成為“百代詩話之祖”。《詩品》不僅是中國文學理論的經典，而且是世界文學理論的經典。在進入日本詩人、歌手的“期待視野”以后，東漸日本；并對日本文學、日本和歌的創作與理論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那么，《詩品》是如何東漸？何時東漸到日本的呢？

最早把《詩品》帶回日本的很可能是遍照金剛（公元774—835），俗姓佐伯，名空海。他于唐貞元二十年（公元804）至元和元年（公元806）在中國留學，與中國僧徒、詩人多有交往。回國時，他帶走了大量的漢詩漢文典籍，應當時日本人學習漢語和文學的需要，排比編纂而成《文鏡秘府論》一書。

《文鏡秘府論》第一次引用《詩品》之名。《文鏡秘府論·天卷·四聲論》征引了隋代劉善經《四聲指歸》，其中引用了《詩品》論聲律的幾段文字：“潁川鐘嶸之作《詩評》（即《詩品》），料簡次第，議其工拙。乃以謝朓之詩，末句多謇，降為中品。侏儒一節，可謂有心哉！”“又云：‘但使清濁同流，口吻調和，斯為足矣。至于平上去入，余病未能。’”“嶸又稱：‘昔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曰：宮商與二儀俱生，往古詩人，不知用之，唯范曄、謝公頗識之耳。’”

幾年后，唐元和末年（公元820）前后，日本天長四年（公元827），良峰安世等人總其成的日本漢詩《經國集》中，又有《詩品》的消息。在《經國集序》里，有明顯模仿、化用《詩品》成句的地方，如：“譬猶衣裳之有綺縠，翔鳥之有羽儀”，明顯來自《詩品·晉黃門郎潘岳》條“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琬琰圓色，則取虬龍片甲，麒麟一毛”，明顯化用了《詩品·晉中書潘尼等人》條“文彩高麗，并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清拔之氣，緣情增高”，明顯出自《詩品·晉太尉劉琨》條“善為凄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可見，《詩品》在公元820年前后即傳入日本并開始流傳，《詩品》的語言句式，以及所包含的思想內涵，已被日本詩人引用、接受，成為他們思想和語言的一部分。

最有說服力的證據，還是七十年后，寬平二年（公元890），藤原佐世奉敕編纂的《日本國見在書目》中明確著錄了：《詩品》三卷（見“小學家”類）、《注詩品》三卷（見“雜家”類）。可證《詩品》傳入日本的下限，當在公元890年此書成書以前。

《詩品》對日本和歌的影響

《詩品》對日本和歌的影響，直接體現在對紀貫之《古今和歌集》的影響上。《古今和歌集》是繼《萬葉集》之后，第二部有重大影響的和歌總集。延喜五年（公元905），由第六十代醍醐天皇下詔編選，延喜八年至十三年，紀貫之等進呈；選詩一千一百余首；前后有紀貫之所作“真名序”（漢文序）和“假名序”（和文序）。

這兩篇序文論述和歌的起源、本質特征和社會功用，揭示了和歌發展的歷史，品評歷代歌人的優劣，提出了一整套和歌創作及批評的理論；奠定了日本和歌美學的基礎。因此，一千多年以來，不僅“二序”被日本人奉為圭臬，視為珍寶；紀貫之本人也受到日本詩學界普遍的仰戴，并被尊為和歌理論和散文文學的開山祖師。但紀貫之的《古今和歌集序》，是在全面學習、繼承、祖襲鐘嶸《詩品》的基礎上構建的。

紀貫之不僅吸取了鐘嶸的美學理想，且從作意、章法、結構乃至遣詞造句、語言修辭上師法鐘嶸《詩品》，并受《詩品》散中夾駢行文風格的影響，一些詞句和比喻，如“此意強而才弱也”“文繁而意少”“其情有余，其詞不足”“其詞花而實”“巧詠物”“首尾停滯”“半為婦人之右，難進丈夫之前”等等，都直接運用或化用了《詩品》的成句。

《古今和歌集》開其端，歷代日本天皇都下詔編纂和歌，如《和歌三代集》《和歌八代集》《和歌二十一代集》，其中大部分和歌集序，都不同程度地受《詩品》影響。

日本學者對《詩品》的研究

《詩品》東漸日本以后，出于對漢詩創作及和歌理論建設的需要，從天長年間（公元824—834）開始，到明治（公元1868—1912）時代，日本詩人對《詩品》經歷了一個從感性上學習、摹仿、化用，到理性上分析、研究的過程。

20世紀以來，《詩品》更是引起日本學者研究的興趣。明治四十一年（公元1909），兒島獻吉郎的《支那大文學史》中設有專門章節來論述《詩品》。20世紀30年代，青木正兒在《中國文學概論》中也提出了一些新問題，如認為《詩品》應為一部五言詩選的附錄。

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詩品》在日本學術界形成新的熱點，最令人注目的，莫過于“《詩品》研究會”的成立。昭和三十七年（公元1962），日本立命館大學教授高木正一和高橋和巳發起成立“《詩品》研究會”，對《詩品》的字詞、典事、義理、觀念，進行全面的研討。參加的學者有：京都大學教授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清水茂、興膳宏、田中謙二、尾崎雄二郎，東京大學教授福永光司，東北大學教授村上哲見，神戶大學伊藤正文、一海知義，廣島大學小尾郊一、鈴木修次，東洋大學教授船津富彥，立命館大學教授白川靜、笠原仲二，以及島根大學、名古屋大學等二十多位教授，可謂集中了日本漢學有關方面的精英和新銳。從“《詩品》研究會”的成員看，其人員分布之廣，研究水平之高，都是空前的。是日本承認《詩品》在日本的影響，并對研究感興趣的最好證明，它直接形成了日本的“《詩品》熱”。

二十多位教授根據自己的專長，在研究上作了分工。有人專事文字校勘，有人專作詞章訓詁；有的擅長思辨哲學，有的作旨意的闡發。從不同的角度，對《詩品》進行逐字、逐句、逐行、逐段的研究，然后將成果匯集成《鐘氏詩品疏》在《立命館文學》上連載發表。高木正一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修改、加工，完成并出版了《鐘嶸詩品》，標志著日本學者的《詩品》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詩品》研究會成立期間，韓國文理科大學的車柱環教授，法國法蘭西學士院的保羅·戴密微博士也參加了討論（高木正一《鐘嶸詩品》前言）。因此不妨說，這是一個以日本學者為主，由韓國學者和法國學者參加的國際《詩品》研究會。這使《詩品》研究出現了一個高潮。

《詩品》東漸日本的意義

第一是揭示了中、日兩國的文化親緣。在中日文化雙向交流的大背景下，《詩品》“吟詠情性”的詩歌本質論、“四季感蕩”和“人際托怨”的詩歌發生論，及其詩歌史觀和美學理想，在影響和歌理論和創作的漫長過程中，與日本民族文化、審美心理相融合，已和諧地進入日本民族獨特的美學結構之中，成為日本和歌精神和民族審美意識，如“雅”“佗”“寂”“物之哀”等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第二是促進文化上的雙向交流。在新世紀，東亞各國不僅在政治、經濟上，也應在文化、學術上互相交流、互相合作；加強對異質文化和不同觀念的理解。《詩品》作為中國漢字文明的重要產物，在千年的流傳中，現在已經融入了東亞各國文化的血脈，成為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精神財富。因此，在東亞的平臺上，東亞各國學者相聚在一起，“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在學術交流和切磋中認識歷史，取長補短。這在國與國之間，學術與學術之間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第三是增強民族自信心，提高國際話語權，消除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詩品》對中日后世文學所產生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這使得《詩品》研究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學問。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文化傳統的國家，創造了燦爛輝煌的古代文化，以《詩品》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文論，是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瑰寶。因此，我們要重視中國古代文論，重視《詩品》，特別要揭示其走出國門，影響日本和東亞文化史的全過程，無疑有助于提高國家的文化影響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

（作者：曹旭，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