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不可測知的希望是多么固執而悠久，

中國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和遼遠呵……

——穆旦《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

一、在中國的“山巒、河流和草原”上

抗戰軍興，平津淪陷。華北、華東高校的師生們走出象牙塔和亭子間，束裝遠行，奔向高山峻嶺、原野鄉村。

艱難的遷徙流亡，對于西南聯大的師生而言，是一次全新的生命體驗，更是一次精神的重大轉變。他們看到了山河破碎、民生多艱，見識了菜色的面龐和辛酸的苦楚，經歷了頻繁的輾轉和無盡的征途，終于和整個民族一起浴火新生，西遷南渡遂成二十世紀壯麗的文化傳奇，中國教育史上的百年絕響。

在那個山河鼎沸的歲月里，西南聯大仿佛具有一種偏冷的色調，那是一種不太會被時代與政治的喧囂所感染，又不容易為后人歸納總結的氣質。博物學的思想與文化傳統，不期然成為一個嶄新的視角。

18世紀歐洲詩人達斯廷·道伯遜曾寫過一首詩，描述那個時代博物學家們的日常生活：“他喜歡水車輪的吱吱聲，他喜歡駐足歌唱的畫眉，飛舞于他的桃樹間；他愛看落日的余暉，返照于爬滿常春藤的果園的墻，或歇一霎神，諦聽遠方的櫸樹林的布谷聲。”如赫胥黎所認為的那樣，博物學發展了一種觀看事物的新方法，這種方法有助于培養人的“新感性”。倡導博物學，目的也不是求得科學上驚天動地的大突破，而在于“常識的完備，趣味的高尚”，“通物理，順人情”。

烽煙起，家國亂。戰火將西南聯大師生困于邊地，但他們絕地求生，在邈遠的春城構筑了一個寧馨靜好、生趣盎然的世界。他們與中國的山川風物親密接觸，實踐著各種與博物學意旨類似的研究、書寫和生活方式。“連天烽火”與“閑情野趣”，這本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景，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歲月中，二者竟令人驚詫地巧妙配合。這是西南聯大師生流亡中的自我錘煉，“亂世游心”的狀態，彰顯了他們協調內心與外在環境之間沖突的努力，并最終產生了一種獨特的精神境界。原本穩坐書齋不聞窗外事的教授們，漸漸接通了與云南山水自然之間的血脈；處于不同生活境遇的流亡學生，也獲得了各自所需的文化滋養。在這個意義上，博物學有效參與了西南聯大的精神塑造。

《大學一解》是梅貽琦在主持西南聯大常務工作期間，熬了一夜寫出要點，后由清華教務長潘光旦代擬的文稿，1941年4月發表于《清華學報》第十三卷第一期。這篇文章最能集中體現梅貽琦的教育理念，其中也閃爍著博物學的生動光澤。文中認為，在承平歲月里，大學生課業過重，沒有時間去仰觀宇宙之大，俯察萬物之盛，品味自然萬物的美感與生機，也沒有多少自修時間來消化學問，獨立思考的空間打不開，難以達到自我修養的目的。然而在戰亂之時，“全校師生不得不作臨時遠足之計，或走森林，或隱空澗，或趨巖穴，或登丘壟”，仔細想來，的確有很多不期然的收獲，“耳目所接受之刺激，思慮所涉獵之對象，或為屬于天人之際之自然現象，或為屬于興亡之際之民族命運，或為屬于生死之際之個人際遇，要能一躍而越出日常課業生活之窠臼，一洗平日知、情、志三方面之晦澀、板滯、瑣碎、藐小而使之復歸于清空廣大與活潑之境！”

馮友蘭把人與宇宙同一的境界稱之為“天地境界”。這天地境界，就是博物學的精神，令在苦難中輾轉掙扎的學生們頗受感召。馮友蘭戰前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是長沙臨時大學和西南聯大的籌建者之一。流亡至長沙時，他住在位于集賢峰側白龍潭之上的一個學校里，這里的景色之美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山云變幻，遠峰出沒，既擅風光之美，又具形勢之勝。在其《中國哲學簡史》的最后一章，曾憶及當年百味雜陳的感受：“其時，正處于我們歷史上最大的民族災難時期；其地，則是懷讓磨磚作鏡，朱熹會友論學之處。我們正遭受著與晉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運。可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神奇的環境”。在西南聯大，馮友蘭完成《貞元六書》，認為抗戰勝利將開辟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所以他要在時代變換之際，建構新理學的思想體系，以天地境界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開闊的壩子濃翠可喜，田疇如織，青山明媚。綠色的豆苗、黃褐色的麥田在谷底起伏，沿途都是蕉林、榕樹，還有似錦的木棉、雅致的茅屋與靜謐的炊煙。這里是昆明宜良縣的伏獅山巖泉寺，錢穆就在寺里寫成了《國史大綱》。著述之余，他遍覽山嶺上下景點，銜遠山，橫清溪，村舍儼然，楊柳夾道，在云南一年四季都開的三角梅漫山遍野，盡入眼底，撫慰著一代史家的方正性格和家國情懷。

西南聯大大學校門

那一代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學人，大多在幼時受過舊式私塾教育，對中國傳統博物學（比如本草學、園藝農書、花譜、博物志、地理方志等）并不陌生，之后又受西學影響，如王竹溪、吳大猷、曾昭掄、華羅庚、陳省身、黃子卿等，他們留學西方，系統的自然科學知識正好與中國人文傳統互為補充。加上昆明閑適的生活格調與西南聯大自由寬容的文化氛圍，塑造了他們率性從容的名士風度，在磨難中也能夠安之若素，隨遇而安。

最令人聞之色變的一次與大自然的交會，當然出自中國的天才詩人穆旦。在他的氣質里，終生都摻雜著荒原和大自然的精神元素。

穆旦在學生時代隨湘黔滇旅行團輾轉千里，沿途隨讀隨撕背完一部英漢辭典，最后到達昆明西南聯大。途中他寫下組詩《三千里步行》，“澄碧的沅江滔滔地注進了祖國的心臟，濃密的桐樹，馬尾松，豐富的丘陵地帶”。他以“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著遠方”的魯濱遜比喻聯大師生：一路行來，他們“以同一的進行的節奏/把腳掌拍打著松軟赤紅的泥土”。

穆旦于1942年2月參加赴緬抗日遠征軍，任隨軍翻譯。此時自然所給予的當然不再是安撫，不再是溫柔的擁抱，而是九死一生。在胡康河谷（緬語意為“魔鬼居住的地方”）的原始森林里，日光被層層疊疊的密林遮蔽得一絲透不進來，天昏地暗，虎嘯猿啼。河谷瘴癘橫行，據說因為有野人出沒，當地人把方圓數百里的無人地帶統稱為“野人山”。四圍活動的生物，是在瘋長的草蔓里爬行的惡獸巨蟒，以及從腳踝爬上來、從樹葉上落下來的吸血螞蟥。泥深沒膝，暴雨如注，人們找不到路。穆旦身染致命性的痢疾，被恐怖的吸血螞蟥噬咬著，從戰友的尸體旁一次次掙扎爬起，在斷糧八天、失蹤五個月之后，奇跡般地到達印度。

“那白熱的紛爭還沒有停止/你們卻在森林的周期內，不再聽聞”，歷史、戰爭和人都將被遺忘在那“靜靜的山坡上”（《森林之魅》）。穆旦在余生沉思著自己煉獄般的野人山之行，原始森林的生機與衰敗，永恒與瞬間，人生的游牧與棲居，變遷與凝固，自然成為一種類似宗教的存在，以至于他從此對野人山的過往經歷緘口不語。借助胡康河谷，他對自然的認識超越了悲喜，一種孤獨已經深入骨髓，流進血液，至死方休。

“我走進了另一種文化圈子；在時間上，我幾乎走回了好幾個世紀。我頗為真切地認識了人類生活的比較原始的式樣；也毫無壁障地認識了自然的偉大及其威力。”在西南聯大中文系任教的邢公畹如是說。那一時期聯大師生的寫作形式靈活、內容生動，除了小說詩歌外，還有抱著“了解之同情”的社會生活描述、旅途風景敘寫，向讀者多層次展示云南自然環境與現實生活的真實圖景。在這個文化想象建構的過程中，教師、學生們用真實的足跡建構的西南聯大，有共同的面相，也有不同的側影。

“顧吾中國，則夙以普崇萬物為文化本根，敬天禮地，實與法式，發育張大，整然不紊。覆載為之首，而次及于萬匯，凡一切睿知義理與邦國家族之制，無不據是為始基焉。”（魯迅《破惡聲論》）博物學本身就具有一種自由教化的力量，能給予學習者心游萬仞、返觀自我、塑造自我的機會，使學習者能在與自然的交流中，自主提升才智、拓展個人品格。

在內外交困的時代里，西南聯大頑強地固守著某種與大自然相關的價值體系，承載著一種獨特的信息與形質，守護著一種大致恒定的精神。正所謂“窮年箋草木，志切觀物象”，遭逢世變，投止名山，薈萃斯文，“天地人”之三合，促使南渡師生在萬物生機之中，培育了超逸日常生活之上的精神生活，涵養了思想、意志自由的天地境界，也漸漸接通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精微血脈。

二、櫛風沐雨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12月南京陷落，在日寇炮火逼迫下，剛剛在長沙組建起臨時大學的平津師生喘息未定，席不暇暖，只好再度拔營起寨，西遷昆明。

剛從清華畢業留校的吳征鎰，加入校方發起的湘黔滇三千五百里長途跋涉，一路以自己的雙腳丈量生動但貧瘠的土地，親近前所未遇的山水和人事。他從出發就開始寫《“長征”日記——由長沙到昆明》。這是個人的紀行與心史，亦是此次“教育小長征”唯一存世的完整記錄，包括每日氣候、實際行程和路上所見地理景觀，以及“所見有記憶價值的人和事物”，行文質樸，往事歷歷分明。正如卞之琳所說的“沉睡的地圖在動了”，旅行、記錄、采集與勘測，戰時的“博物志”自有其特殊的文學表達。

在日記里，吳征鎰多次提及自己的老師李繼侗教授。李繼侗本就患有腿疾，仍決定和學生一起步行入滇，臨行前曾寫信給家人：“抗戰連連失利，國家存亡未卜，倘若國破，則以身殉。”作為長沙臨時大學生物系主任，李繼侗也有沿途觀察西南山區植被情況的初衷。

李繼侗是我國植物生理學的開拓者，植物生態學與地植物學的奠基人。他曾在耶魯大學學習林業，是中國在此專業獲美國博士學位的第一人。“小長征”初始，他就狀況不佳，只好由學生背扶走一段路，而后勉強自行走動。押運行李的人可以坐拉行李的汽車走，但李繼侗拒絕了，堅持每天步行。

吳征鎰本人也是頭三天腳起泡，第三天以后才能夠正常行走。他們沿途一天只能吃兩餐。西南地區人煙稀少，旅行團每天必須趕到較大的村鎮吃飯住宿，加上沿途學習考察，每天行軍三十到五十里不等。

翻過懸崖峭壁，穿越激流險灘，他們風餐露宿，“常在農舍地上鋪稻草過夜，往往與雞鴨犬豕同堂而臥”。有時路途較順，披著星光一走就是二三十里路，稍一休息天就亮了，抬眼就能看見教授坐在石碑上寫日記。

教師輔導團由黃鈺生、聞一多、袁復禮、曾昭掄、李繼侗、吳征鎰等十一位教師組成。師生們所有的裝備，是每人軍裝一套、綁腿一副、草鞋一雙、油布傘一把，以及由一路必需之生活用品打包的八公斤行李。正是隆冬季節，他們冒著嚴寒，翻過武陵、苗嶺、烏蒙，蹚過湘江、沅江、資水……風雨途中，仍然有一些教授盡力西服革履，保持著留學時養成的風度。

他們一路瞻仰古跡，瀏覽名勝，去少數民族村寨，或者在桃源、深谷、村鎮、酒肆觀察民風民俗，“沿途考察，隨處皆有所獲得。”不管天氣好壞，李繼侗都細心觀察沿途動植物的生長和分布情況，采集動植物標本。每見到有代表性的植物，師生們一起大呼過癮。途經雅安，他們就發現了幾個前所未見的物種。

接受實業教育的學生，對與學業有關的事物尤為關心，雖然行程與條件不允許做規范考察，但他們仍留心沿途地質、地理、氣候、礦產等自然情況。有人在山腳偶然發現一枚寒武紀三葉蟲化石，轟動了整個旅行團，大家都懷著極大的興趣，紛紛去尋找。經過楠木鋪，又有人拾到一種形如卵石的金黃色礦石，據說附近山上俯拾即是，經地質系同學辨認是黃鐵石。在貴陽停留期間，團員們參觀了貴州省建設廳的化驗室，了解到當地煤、石油、鐵、汞、銅等礦產的分布與儲量。在地質調查所，他們還看到了從震旦紀到第三紀的礦藏標本。渡過金沙江時，地質學的師生一致認定，那個云霧繚繞、僅有十幾戶人家的大峽谷里蘊藏著豐富的鐵礦和煤礦。

袁復禮教授是位一生走遍江南漠北的地質學專家，他一路手提地質錘，不停地敲石頭，向學生講述地質地貌。見到感興趣的巖石露頭，他就取出小本子做素描。時為土木系二年級學生的楊士德在旅行日記中寫道，袁復禮教授“鼓勵同學沿途多多考察，隨處皆可有所獲得，如山的高度，地名，地質構造，化石搜集，氣候的記載都是有用的”。

人類總是在理解自然世界的過程中理解自身。博物學不僅是某種“物質文化研究”，它還是一個知識體系，而且是人類理解和體認世界的基本范式。進一步說，窮究草木之理的“深切凝視”，才是認知世界更為根本的前提。天地化育、萬物生長，每個人都需要從自身的生命體驗出發，建立與自然本真的聯系。

每到一地，旅行團都會作短暫停留，由教授領隊，帶領學生們瞻仰古跡，瀏覽名勝，去少數民族村寨，或者當地的集市去看看民風民俗，了解當地風土人情。劉兆吉在聞一多的指導下，沿途發掘記錄，在田畔、牧場、茶館、街頭向遇到的農夫、兒童們搜集，訪問中小學、民眾教育館和其他文化機關，請他們代為從墻垣上的涂鴉中搜集，同時搜集當地印行的各種歌謠抄本，一路共采得各地區、各民族民間歌謠兩千多首。后來劉兆吉將其編成《西南采風錄》，交商務印書館出版，朱自清、聞一多、黃鈺生分別為此書作序。書中所錄均是質樸民謠，字里行間滿是鄉野之氣、自然心懷，且不脫日常生活經驗，由此打破了師生們過去固有的“國風”之概念。

西南聯大部分教師合影

在常德，旅行團停下來休整幾天，然后溯沅江而上。聞一多、曾昭掄和一些同學坐在一條船上，把行李鋪在船板上，上蓋蘆篷，逆水行舟，看水流湍急，船夫背縛背板，腰纏竹索，在崖岸上伏地而行，這情景讓師生們大為震動。

過沅江行十余公里，就到桃花源。“一溪春水吹云津，流出桃花片片新。”這是人們曾經感懷的風景。武陵秦人或能在山林避難，然而在日寇鐵蹄之下，哪里還會有什么世外桃源？旅行團租借民房住下，有些惘然地聽農婦講桃花源的風水，講桃花源的故事。吳征鎰在其《“長征”日記——由長沙到昆明》中記：“桃花源……無疑問是假托的，中國人好古往往如此。”

在家信中，聞一多感嘆沿途的奇遇：“投宿經驗，尤為別致”，五天以來“皆在農舍地上鋪稻草過宿，往往與雞鴨犬豕同堂而臥”，更不用說“沿途所看到的風景之美麗、奇險，各種的花木鳥獸，各種樣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種裝束的人，真是叫我從何說起”。他甚至還拿起擱置已久的畫筆——“途中做日記的人甚多，我卻一個字還沒有寫。十幾年沒畫圖畫，這回卻又打動了興趣，畫了五十幾張寫生畫”，并由此生出一個想法，“打算將來做一篇序，敘述全過程的印象，一起印出來作一紀念”。

走出清華閣樓的聞一多，形象越來越不同于原來那個“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詩人，在真正走向大自然后，他內心篤定，越來越樂觀和昂揚。他最感興趣的，還是沿途少數民族地區的風土、服裝、語言等。跟隨聞一多采風的中文系學生馬學良回憶，每到宿營地，聞一多就帶著年輕人走家串戶，采風問俗，在破舊的村舍里和老鄉們坐在一起，觀看少數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從中考證《楚辭》與當地民俗的關系。當隊伍行進到一個苗寨時，聞一多看到路旁一座小廟內有一個人首蛇身的石頭神像，造型獨特，他長時間在石像前徘徊不去。他說自己多年來只在古籍中見過描述，從未得到實物佐證，今天終于看到了。這成為他后來一篇重要論文的參照物。

他們走過貴州花溪、黃果樹瀑布、沿途鐘乳石洞等等，在貴州品嘗又甜又大的黃果，與苗族同胞開聯歡會欣賞蘆笙歌舞，感受到精神上前所未有的愉悅，“頗得物我兩忘，萬念俱消之趣”。

一路觀風景、悉人文、品世情、哀國運，知識精英們就這樣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走入了社會底層，既感懷河山之秀，又深憾民生多艱。聞一多反思自己過去“對于中國的認識，其實很膚淺。今天，我要用我的腳板，去撫摸祖先經歷的滄桑。國難當頭，我們這些掉書袋的人，應該重新認識中國了！”

師生們目睹了中國人在面對外來挑戰時所表現出的能量，這一切都使得充塞于胸的憂患意識、復興民族的使命感激烈迸發。雖然中國學人素來就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傳統，但論及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和自我真正意義的群體求索，則首推此次長旅。

經過六十八天的跋山涉水，行程三千五百余里的湘黔滇旅行團，終于在1938年4月28日抵達昆明。殘酷的戰爭迫使他們流亡，沉重的現實徹底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狀況，卻阻隔不了他們追求學問的熱情，也影響了他們的思考和表達方式。從都市走向鄉村的錯綜體驗中，他們也發現了大自然固有的樂趣，對人與自然的關系也有了更深切的體驗。湘黔滇“小長征”使得師生們的人生境界呈示出更大的格局，正如一位學生后來說，在西南聯大高遠舒朗的精神結構中，一定有此次長旅艱苦卓絕的淬煉在里面。

三、原野的風，梳櫛心靈

“一入勝景關，看見大片平地，大片豆麥，大片陽光，便有這個印象。在途中盡量幻想昆明，是怎樣美麗的一個城市，可是昆明的美麗還是出乎我們的預料。一樓一閣，以及小胡同里的矮矮的墻門，都叫我們懷念故都。城西有翠湖，大可數百畝，中間有‘半島’，四周樹木茂盛，傍晚陽光傾斜，清風徐來，遠望圓通山上的方亭，正如白海望景山。”（錢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初抵云南，同學們的激動和贊嘆經久不息。歷經顛沛流離，旅行團成員和先行到達的幾千名師生一起，在昆明安頓了下來。

西南聯大校舍

云南之遠，天地之大，退開一步，真有海闊天空之感。通往國外的滇越、滇緬公路正在興建之中，方便從國外進口圖書、儀器設備，也便于了解國際學術和科研發展的動態；云南的民族多樣性，山川與生物的多樣性，蘊藏著不菲的學術價值；更有翠湖云水，滇池波痕，更兼碧樹如染，天空瓦藍，最適涵養自由的靈魂。

云南境內山嶺盤結，谷深山高，溝壑縱橫，交通阻隔而地域閉塞。二十世紀初期，談及云南，人們更多把它想象成“瘴癘之區”“荒蠻之地”，《夷區鳥瞰》中有這樣一首流傳于云南邊地的歌謠：“三月四月瘴煙起，新來客盡死，九月十月瘴煙惡，老客魂亦落。”在真實的歷史上，云南也確實大多與案犯發配充軍、災年逃荒流浪、戰時遷移隱居聯系在一起。“狂暴而兇悍的原野”“黑沉沉的激流”是埃德加·斯諾看到“云南”二字時的聯想。

然而，這都是以中原為中心的邊地想象。當云南的自然山水景觀進入流亡師生真實的視野中，神奇稀有的自然景觀和豐富多彩的民情風俗，立即被賦予了一種新的意義：“幸而入了云南境，風景佳絕……看那遮沒山頭的叢莽，看那自山谷間一直長得和山頭齊了的森林，看那仿佛為這豐盛的生命喝彩的滾滾水流……我沒有一分鐘閉眼，我卻要看個飽。”（李長之《昆明雜記》）

博物學寫作者，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作家，他們是具有人文素養的學者、散文作家，同時還是具有科學意識的博物學家，甚至不少還是具有探索精神的旅行家、冒險家。他們既能在書齋里潛心靜坐，又能在野外漫步觀察，在高山、森林、山谷、平原和河流間游歷，與江海湖泊、游魚走獸、草木禽蟲、流云煙霞親密交融。

從初入云南那一刻起，一種海闊天空的博物學氣質，就開始在聯大師生的內心生根發芽。在他們眼中，邊地的男人們同大自然抗爭，終日辛勤勞作，鍛煉出健碩體魄，“正是救國的鐵軍”、國家抗戰的“勁旅”。女人們穿著紅綠相襯、鮮艷奪目的服飾，赤足背著超過自己體重的柴火向城里走去，有一種很得體的風采，找不著一點所謂東方的病弱之態。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邊地人民特有的血性和更近自然的生存，正可作為對照來反思戰爭。

博物學要呈現的，是具體的經驗，也就是未受知性干擾過的經驗。抗戰前，云南被稱作中國的“堪察加”，意味著那里最外圍、最孤立、開發程度低。這樣的山水自然，正好讓聯大師生“獨于天地精神往來”，用最純凈原始的眼睛來看待。

林間蝴蝶飛舞，寺院的紅瓦和金色塔尖于萬綠叢中露出，一片舂米聲中，擺夷姑娘擔著籮筐踏歌而來。叢林遍地，竹屋清溪，水牯白鷺，樹聲、鳥聲與女子高亢之情歌彼此應和。滇西“夷民皆聰秀，勤勞刻苦，不好爭訟，頗具古風，然社交公開，則又有歐人之風度；此情此景，甚是動人”。這是清華大學生物系1938年畢業生姚荷生的文字。當年12月，姚荷生參加了“邊疆實業考察團”，在西雙版納地區一年有余，歷經了旅途的艱辛。姚荷生試圖對滇西錯綜復雜的自然場景進行真實描述，使讀者能夠身臨其境，感受云南的復雜性與多樣性。

民間的博物知識不具有數理知識那樣的普適性，往往只“適合于局部地理、生態環境、文化”，它與環境的兼容是有限度的，而且必須依靠個人的田野經驗來獲取。《水擺夷風土記》一書記錄了姚荷生的調查感受：“中間過匪區，經虎窟，歷瘴鄉，渡弱水，出生入死者屢矣。留邊地兩月，淫雨將至，瘴煙欲起。”像他所敬仰的徐霞客那樣，姚荷生尋找著云南邊地人民生活方式中與古代中原文明的相關之處，其考察和研究活動歷經重重困難，但也使他的作品充盈著原始曠野的邊地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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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自《當代》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