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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初，隆裕太后偕宣統帝溥儀在乾清宮頒布退位詔書。“關于清帝遜位后優待之條件”，第三款規定：“大清皇帝辭位之后，暫居宮禁，日后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也就是讓遜清皇室先在紫禁城居住，然后再移居頤和園。溥儀退位后，頤和園也作為遜清皇室的私產，歸清室內務府管理。在帝制已被廢除的形勢下，社會各界強烈要求將頤和園對外開放。

民國時期游人在頤和園

民國時期的頤和園

莊士敦力促溥儀移居頤和園

民國二年（1913年）四月二十四日，步軍統領衙門（清代機構，民國初本打算撤除，后因能彌補民國警力之不足，直到1924年裁撤）制定了《瞻仰頤和園簡章》，根據該簡章的規定，所有參觀者必須經外交部批準，發給門照后并通知清室內務府，才能入園參觀。后來，又改為外國人參觀由外交部批準，中國人參觀則由內務部或步軍統領衙門辦理。同時，對于參觀頤和園還有人員身份的限定，即只允許“政、黨、軍、學界”人員參觀，而“女界”不得入園，并規定各界每次入園參觀者僅限10人，且三天前就得將參觀者的姓名、年齡向有關部門進行申報后才能入園參觀。即便如此，頤和園限定在農歷每月逢六日才開放，每次參觀時間為上午9時至下午6時。

這一時期，頤和園遠不是真正的開放。沒多久，北洋政府財政困難，政府還要給皇室400萬元的經費，為增加收入，1914年5月，步軍統領衙門與清室內務府形成默契，“于開放游覽之中，寓存籌款之意”，頤和園正式向社會開放。

當時的《頤和園試辦游園售券章程》，將游覽時間定為每日早8點至下午4點，進門券每張售大洋一元二角，排云殿、南湖、諧趣園、玉泉山等處需另外購票。開放以后，每月平均賣票收入約2000元左右，并逐年增多。其中三分之二歸清室內務府，三分之一由步軍統領衙門掌握。

溥儀雖然已經退位，在紫禁城“暫居”了好幾年，且一直沒有主動搬出紫禁城而移居頤和園的打算。直到一個外國人的到來，才漸漸改變了這個局面。他就是莊士敦。

莊士敦（雷金納德·F·約翰斯頓）是蘇格蘭人，曾獲英國牛津大學文學碩士學位。自1898年起，莊士敦歷任香港英總督私人秘書等職務。他曾遍訪中國名山大川，熟悉各地風土人情，還通曉中國歷史，是個“中國通”。

1919年3月，由李鴻章之子李經邁推薦，經當時的民國總統徐世昌與英國公使館聯絡，莊士敦被清王室聘為溥儀的英文教師，來到紫禁城執教。他的到來，給溥儀帶來了很多西方的信息，還有西方的生活方式。

莊士敦還力主溥儀對內務府進行改革，其中一項就是極力主張清室移居頤和園。莊士敦認為移居頤和園有利于溥儀在身體、精神和智力方面的健康發展。

經過與內務府斷斷續續的斗爭，1924年5月23日，莊士敦被溥儀任命為頤和園的主管，就在這一天溥儀還決定和皇后一起去游訪頤和園。沒過多久，1924年11月，溥儀被馮玉祥趕出紫禁城，莊士敦的職務也便中止。莊士敦主持頤和園管理的時間不過短短五六個月。在這段時間里，他為管理和整頓頤和園采取過一些積極有效的措施。

最初，面對頤和園內機構的臃腫、人員眾多的現狀，莊士敦把那些只領薪水而不干實事的人稱為“食客”，有機會便裁減冗員。頤和園里一位身居要職的官員去世，立即有人向莊士敦推薦繼任者，而莊士敦卻宣布這一職位是多余的，予以撤銷。

另外，莊士敦還引進了招投標的先進理念。當時頤和園里一些年久失修的建筑物要重新修整時，有人向莊士敦介紹了兩個承包商，他們多年來一直承包頤和園中的修繕工程，莊士敦原以為他們干得很好，就讓他們提出個臨時的估價，不料價格高得驚人。于是，莊士敦決定實行廣告招商投標，他在北京城里報紙登廣告，密封估價，價低者承包。這一新鮮動作，不僅使頤和園里的官員大為吃驚，報紙也議論紛紛。但此法效果非常好，最后中標者的報價僅僅是海淀那兩個承包商報價的七分之一。莊士敦的一些措施使得頤和園的局面大為改觀。

文人雅士賞游頤和園

1924年11月，馮玉祥的“國民軍”進駐頤和園后，民國政府的清室善后委員會和清室內務府將園內所有殿宇都進行了查封。在這一階段，頤和園變動不大，且依然實行對外售票開放的政策，門票維持不變。

當年一些文人墨客的游記，記載了頤和園的諸多細節。1925年，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吳虞，于7月9日（農歷五月十五）的日記中，記載了幾天前，他帶家人到頤和園游覽的情況：

五月十五日（舊歷），星期四，陰晴不定。同三女四女，坐汽車游頤和園。往來車費十元，酒資洋一元。門票洋一元二。入排云殿又買票，每人洋五角，諧趣園又買票，每人洋二角。西餐洋十元，飲茶洋七角六。汽車場停車費三角。購買的頤和園圖一張，洋一角。四女為予買棗木手杖一根，洋五角……湖中有舟，游湖可三元則至五元。

吳家父女三人游一次頤和園，竟花去大洋30多元，而根據吳虞同時期的日記可知，他在北大的月薪是260元，當時一般家庭的月收入在10元左右，一次游園，花去了一般人家近三個月的工資，如此昂貴的票價，自然不是平民百姓所能承受。

1928年7月1日，民國政府成立“內政部頤和園管理事務所”，接管清室辦事處頤和園事務所，頤和園自此正式成為公園。

盡管頤和園的門票比當時的其他公園要貴，但“湖山幽勝，殿宇崇弘”的頤和園還是受到部分人士的喜歡，特別是附近的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的學子們可以在春假、秋假時，購買預先出售、低于正常售價的門票，借此一窺皇家苑囿的真容，因此頤和園的游人日益增多。

頤和園也頒布了《臨時保管殿宇及嚴申門禁的辦法》，并逐漸建立起配套的一系列管理制度。除此之外，當時排云門內作為古物陳列廳開放，頤和園還用玻璃罩盛貯文物，廳內“設繩網加以指路牌，分析出入口、上下道，以免游人擁擠，使不得陳列幾案。”一時間，頤和園呈現出濃厚的文化氣息。

許多文化人曾到此游覽，并留下了無數佳話。上世紀三十年代，張大千客居頤和園，他的“密友”溥心畬常到頤和園做客。一天，兩人在頤和園談起蘇東坡的詩、文、詞，兩人談興頗濃。張大千畫興勃發，在紙上寥寥數筆勾勒了一葉扁舟，舟上一人仰首而坐。溥心畬心領神會，以宋元筆法補上赤壁山水，張大千不由大笑道：“好一幅《東坡居士赤壁夜游圖》！”

張伯駒租住頤和園

民國成立后，為了維持遜清皇室的開支，頤和園內的大量房屋對外出租。當時的聽鸝館、佛香閣、諧趣園、石舫、龍王廟等建筑都被出租，商人在這些建筑里開設了食堂、茶座、攝影室等。

1928年民國政府接管頤和園后，鑒于頤和園絕佳的風景，出租業務極有市場。1929年，頤和園管理事務所將全園存量房屋加以整修，開始向個人提供租住服務，并把園內出租房屋定位為“高尚休憩之所”。

為了便于規范管理，滿足不同租住者需求，事務所按照房屋原有使用功能、地理位置、周邊環境、面積大小、室內裝陳等情況，將房屋分為甲、乙、丙三等，到1936年共有60余處房屋出租。

鮮為人知的是，收藏家、書畫家張伯駒當時就是租客之一。1938年春，他租住在頤和園排云殿西側的云松巢，入住后，他曾寫過一首小詩：“池水昆明映碧虛，望洋空嘆食無魚。粗茶淡飯儀如舊，只少宮詹注起居。”詩后小注說：“云臺晚歲艱困，租居頤和園。一九三八年，余亦于頤和園租一房舍，時相往來。”張伯駒注釋中提到的“云臺”即是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他們兩人的住所相距不遠。

張伯駒與袁克定相當于遠房的表兄弟。張伯駒因其伯父張鎮芳無子，便過繼給了張鎮芳，張鎮芳是袁世凱長兄袁世昌的妻弟，由于這層關系，兩家來往比較多。據說，當時張伯駒去拜訪袁克定，袁克定正在用餐，吃食寒酸，吃的是窩頭片就咸菜，但袁克定還像過去似的胸戴餐巾，正襟危坐，張伯駒不禁感慨萬千，寫下了上面的那首調侃詩。

有趣的是，詩中有一句“望洋空嘆食無魚”，或許說的正是頤和園里一段關于魚的趣事。

1928年，頤和園回歸民國政府管轄后，改作公園對外開放。昆明湖作為北京西郊重要的湖泊之一，水產豐饒。新設立的管理頤和園事務所打算售賣昆明湖中的魚，作為一條增收的捷徑。

頤和園賣魚的消息傳出后，北平市民爭相購買，都以能吃到“皇家魚”為榮。然而好景不長，由于湖魚數量逐漸減少，魚價也越來越高，市民開始不滿起來。

同年，河北省宛平縣一位韓忠悃的人，申請承包頤和園昆明湖的漁業，“擴充利源，興辦漁業，維持湖山風景。”韓忠悃曾做過河道勤務，有水產養殖經驗，并愿按照政府的承辦準則施行。經事務所上報，北平特別市政府核查后，向韓忠悃頒發了捕魚執照，準予開辦漁場。

韓忠悃承辦漁場后，很多商人發現昆明湖每年出魚數量巨大，獲利頗豐，他們便聯名向北平市政府請示：“該園漁業自開辦以來，所產數量巨大，但湖內荷花水藻等物破壞嚴重，妨礙出產，應另行投標招商，以最多數承辦。”北平市政府也考慮到昆明湖漁業的長期發展需要，便在韓忠悃承租合同到期后，重新投標招商。

從檔案材料來看，此后有五六家漁商承租了昆明湖的漁場。而在這一階段，基本上沒有一位商人能夠完成合同承包期并續租，更有甚者還未期滿便自行宣布退出經營。這是為什么呢？

據檔案記載，商人在獲標開始經營之后，便大肆捕撈湖中的游魚，并高于市場價出售，當湖中可賣之魚捕撈得幾近枯竭時，商人也早已賺得缽滿盆溢。但因為放養魚苗，護育魚苗生長需要一定的周期，這段時期就無利可圖，所以很多商人在此時放棄承包漁場。北平市政府在經過了近十年的招商承辦之后，制定了《昆明湖漁場售魚投標須知》，將盈利的主動權把握在自己手中。

由于昆明湖的“皇家魚”熱銷，北平市面上甚至出現了冒牌貨。當時，政府還專門安排人員負責檢查昆明湖所出之魚的銷路，每日上午從昆明湖打撈上來的魚，須經專人同商家一同運至市場，政府在市場內部設置固定攤位，并設標識牌標注“昆明湖所產之魚”。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頤和園被人民政府接管，開始清退遺留在園內的私人租戶，昆明湖漁場也逐漸消失在人們視野里，頤和園迎來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