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自新文學誕生以來，農民一直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形象體系，作家們一直在努力地進入農村和農民的世界，并鮮明地體現在創作中。如果簡單勾勒一下農民形象的譜系，如閏土、阿Q、老通寶、小二黑、朱老忠、梁生寶、許茂、陳奐生、高加林、福貴、白嘉軒……一個個形神畢肖、真實可感的農民形象深深鐫刻在廣大讀者的腦海之中。中國文學中這些農民形象的認識價值和美學意義，不僅在于他們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人物典型，是農民命運的縮影，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也是中國歷史的親歷者、見證者，包蘊著博大恢弘的社會容量，生動地體現著中國社會尤其是廣大農村深刻的歷史性變革。然而，步入新世紀以來，為什么鮮有讓我們耳目一新、念念不忘的新農民形象？農民經典人物的弱化或者說農民形象民眾影響力萎縮的原因何在？新一代的創作中，還有哪些可圈可點、印象深刻的農民形象？新農民形象的塑造是否能夠迎對更加豐富、多元、復雜的社會生活？本次東湖論壇，將圍繞“新農民形象塑造的‘得’與‘失’”這樣一個話題，展開多維度、開放式的文學思考，探索農民形象塑造的發展新路。

李漢橋（湖北第二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

"農民一直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形象體系"，如果從"得"的方面來看，或者說某種成就，那就是新文學塑造的農民形象不僅在千年來的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即使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獨樹一幟的。十九世紀以前的歐洲文學多是英雄、騎士的傳奇，幾乎沒有出現真正的農民形象，即使有，也多半扮演著貴族的附庸人物，就像唐吉坷德里負責插科打諢的桑丘。十九世紀后的文學對于農民形象的描寫也充滿了"傲慢與偏見"--要么像巴爾扎克描述的那樣野蠻、狡猾，要么像屠格列夫對農民溫順、忠誠奴性品格的贊賞。返觀中國新文學中的農民形象，有論者曾總結過多個"第一"：第一批展示國民性弱點的農民形象，像阿Q、閏土、祥林嫂；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農民英雄形象，像朱老忠；第一批婦女主人翁形象的李雙雙、張臘月、吳淑蘭。伴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變遷，這樣的"第一"可以一直列舉下去，這說明了中國作家的原創性與接地氣，他們塑造了特定歷史時期的人物典型系列，成為了中國歷史的見證者、親歷者，鮮活地表現了中國社會尤其是廣大農村深刻的歷史性變革。

如果從"失"的方面來看。當時過境遷，我們回頭看那些經典的農民形象，同樣也充滿了歷史局限性，比如"教科書"一樣的農民斗爭史與創業史。有些作家始終在尋找，如沈從文、汪曾祺、張承志、李杭育甚至陳忠實等，他們總是在一個最偏僻、最貧窮、最古樸的地方尋找一種清潔的精神資源，這種資源看起來美麗、純真，但是資源的功能卻是脆弱的，那些帶有牧歌或者挽歌情調的農民書寫是無法直面現實遭遇的；有些作家選擇了固守，如莫言、賈平凹、路遙、閻連科等，他們筆下的農民形象生命力頑強、堅韌，但是他們的價值只能與鄉土同在，他們的情感永遠停留在農村，他們的故事反復在大地上輪回。還有些作家雖說走出了鄉土，但也因此斬斷了故鄉的臍帶，關于鄉土的記憶早已漸行漸遠，同時低估了人性的復雜，從而導致簡單化、扁平化、符號化農民形象的批量出現。以上是我對這個話題的一點淺見，希望拋磚引玉，打開一個寬泛、富有延展性的話題，大家可以從歷史的、現實的、哲學的、文化的各種角度切入并展開探討。

葉李（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我們曾經有過很經典的農民形象系列，老通寶、梁生寶、孫少安、孫少平兄弟等，一列全是這些形象，如果比對經典，肯定今天覺得不夠"新"才會有這樣的問題。我們提問背后的思維方式或者基本的價值訴求是什么？還是對一種盧卡奇說的總體性觀念，總希望對于農民形象的塑造能夠看到歷史的本質、時代的本質，要把這個本質提煉出來。現在是否應該反思，我們去呼喚新農民形象的時候，這種本質論還是不是一定合理了。舉個例子，福貴是不是農民呢？這個形象挺經典的，雖然他是很符號化的，但是換言之，梁生寶就不是符號化了嗎？有一個作品叫做《世間已無陳金芳》，陳金芳其實也是農民，她就是農民工，她進了城以后其實沒有轉換身份，一直在底層漂浮，后來憑借黑社會老大的力量在社會底層去打拼，積聚了一些社會資本，又開始從事坑蒙拐騙去非法集資，但是我們能說從這個文本里面，她根本上擺脫了"農"字號的那種身份嗎？這個作品獲了很多獎，我們也覺得寫得很好，為什么就沒有覺得這是一種很好的新農民形象呢？

比如說，如果我們把余秀華的經歷寫成一部作品的話，算不算新農民形象？那是一個典型農村文學青年的個人奮斗史、生命史、靈魂史。湖北有一個作家叫周春蘭，她有《折不斷的炊煙》，她也沒有幽閉在女性的個人視角里面，而是講一個鄉村文學青年的個人奮斗，也很勵志，這算不算新農民的形象，它有沒有成功之處？有些"80后"作家、"70后"作家的農村書寫非常有特色，像魯敏的《思無邪》《顛倒的時光》，包括付秀瑩的《愛情到處流傳》《陌上》這一類作品。

我也看了《金谷銀山》，扶貧文學作品，這個作品寫得很好，關仁山老師寫的作品，因為他還有農民命運三部曲，可覺得不是太成功，因為范少山這個人物形象有點像梁生寶，我覺得是新時代梁生寶買稻種的故事，他要追求一種純正中國血緣的稻種，于是要去開挖老祖宗的墳墓，那個棺材里面有真正沒有外來基因的稻種，因為這樣的稻種就能夠抵抗轉基因帶給我們的種種糧食危機，然后又能顯示我們的國家自信。這種描述上的神異色彩，恰恰是把今天的新農民、中國故事里面內蘊的中國意識進行狹義化處理以后的一種時代癥候，這一點需要我們去反思。為什么不能采取魯敏、付秀瑩的那樣一種農村"內視角"的方式去寫，沒有那樣激烈性和共性的展現，但是在那種農村日常生活的表達里面，你也會看到人性和人倫的建構、人性的美好或者說鄉村社會的某種價值，這些在今天仍然能喚起我們的激情。關于新農民形象塑造能否從這個角度去思考——如何從個人再生產意義上去拓展新的書寫維度。而這樣的書寫維度是中國經驗，也完全是可以屬于世界的。

裴亮（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當下的新農民形象問題，涉及到文化的童年、精神的原鄉的問題。所以這個問題背后對于新形象的觀照也必須帶有一種歷史的眼光、一種比較的視野。新農民的"新"，其實有一個歷史性維度：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時代，它的"新"都是發生變化的。比如說上世紀80年代的小說與"五四"比較，它當然是"新"的，可是往后看新世紀之后它又是"舊"的，所以這個"新"一定跟時代維度是密切關聯的。從這個角度出發，新農民的形象問題又是一個歷史的問題，所以要談論這個"新"一定要重視這個問題的延續性，要去觀照從近代以來特別是進入到民國時期以來這樣一種農民問題、農民書寫的問題，比如20世紀30年代的農村危機、救濟農村的提法，到后來的復興農村、鄉村建設、農村改進和土地改革制度，所以應該把這樣一個當下的新農民形象的問題放在這樣一種從近代以來，尤其是民國之后的歷史視野當中去回顧去梳理，只有這樣才能夠對新農民形象有一個清晰認識。

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倒置起來去看這個問題--新農民形象的"失"與"得"。"失"與"得"就是從歷史的角度去看我們曾經有什么樣的"失"，從而能夠從歷史的經驗當中獲取到什么樣的"得"。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失"，因為我們新世紀的中國鄉村社會轉型的急劇變化引起陌生化鄉村生活的經驗，使得新一代作家面對農民書寫問題時的手足無措，尤其是新世紀現代鄉村現代性的劇變，碾壓了我們既往比較熟悉的鄉村經驗。這樣一種問題就是我們的"失"。回到這種"得"的問題，梁鴻的《梁光正的光》這個小說特別適合討論所謂"新農民"這個話題。因為這個小說，我說它的"得"，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他寫得特別好，是因為他能把之前歷史上的"失"在某種程度上做一種有效性的彌補，因為梁鴻在寫《梁光正的光》的之前，有一系列的"梁莊"系列，他自己本身對于河南鄉土生活的經驗也是非常充分的，而且他自己在寫"梁莊"系列時，也是大量地收集到了第一手的生活材料。在梁鴻的身上，因為之前有"梁莊"系列，所以才有了現在的《梁光正的光》，這種一脈相承里面就是一種歷史的延續性。在梁老師的作品當中它的"新"就體現在：作品主人公事實上是有一種非常高的道德追求感，他叫"梁光正"，就是不斷想要通過寧可犧牲個體小家族的利益，也要去成全在精神層面某種道德上對于個人精神的追求。這樣一種新農民的形象，李敬澤曾有一種評語，說這是一種多面的農民形象，既有阿Q，也有魯迅的，反正是多面的。這種"新"農民形象就是傳統沒有的，因此可以從歷史繼承性角度來思考當下的這種"新"的問題。

吳佳燕（《長江文藝》雜志社副主編）：

關于新時代農民形象塑造的"得"與"失"，從三個方面來談：

第一，所謂的新農民形象，是一個比較的結果，即與過去所有的農民書寫相比，提供了什么新鮮獨特的經驗，是"寫什么"和"怎么寫"的推陳出新。不光是指寫新的農民，也包括對農民的新的寫法。這里的"新"，是"舊"的流變與生長，隱含的是時代的變化、農村的變化對農民的影響和改變。如社會的轉型、城鎮的擴張、科技的發展、國家的政策對農民勞動工具、生活方式、村情人心的影響。農民形象的新與舊，不是一個割裂的關系，而是一個傳承與生長的關系，所以我們會看到中國新文學史上關于農民形象的書寫譜系與長長名單。當我們談論新農民形象塑造的時候，一定要有"變"與"常"的概念，時代環境的變化多少會對農民有些改變，但也有一些關于豐富人性的東西，關于對真善美的永恒追求，關于鄉村文明中的美好遺產等等，是可以穿越時代、歷久彌新的。

第二，農民形象塑造對于當下主題創作的啟示。農村新人，指新的農民形象，包含新的時代內容，但不一定都要去正面的塑造、為了呼應時代進行政策圖解，更不是以前扁平化的高大全形象，它一定是豐富、立體、復雜的；它不一定只寫當下時代現實，也可勾連歷史文化、民間傳說，如老藤的小說；它不只為時代書寫，更是為人的寫作；它不是單向的維度，城與鄉、上與下、外來與本土之間的影響一定是雙向的，如韓永明的小說。

第三，新農民形象的塑造尤其要書寫農民作為現代人的成長。比如農民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像韓永明《春天里來》的夏香久，不務實，愛美愛唱歌，喜歡種老品種玉米，打破了對農民的慣性認識；比如塑造農民形象的新寫法，像老藤的小說與歷史故事民間傳說嫁接，把農村題材寫得像懸疑小說一樣跌宕起伏；比如當下農村如何留住人的問題，像老藤的《戰國紅》中便涉及政策引領下到農村參與鄉村建設的城市干部、留在家鄉有知識文化和信念追求的本土才俊、以及主動到農村謀求發展的外地商人，他們都是激活農村生命力的主體人群；比如農民進城形象的新書寫，像陳倉的《父親進城》系列是對陳煥生進城的延續和升級，不僅寫城鄉發展差距帶給農民的沖擊感受，在城市的鏡面上反射出底層生活的艱難、生命的悲涼，也釋放出城市的光芒和人性的善意，重在用人性的善與愛去縫合城鄉裂痕，盡量去做城鄉之間的橋梁與紐帶。農民進城者除了農民工，還有一個巨大的群體就是因為子女在城市成家立業而進城的老人，如劉汀的小說《人人都愛尹雪梅》、王棵的小說《天涯》，他們到城里幫忙帶孫輩，他們的生活、精神狀況以及養老問題。一邊是在是家鄉的地方感到面目全非，一邊是在有家人的地方感到無家可歸，他們的身心該如何安頓？這些問題，值得被關注與思考，同時也為新的農民書寫提供了巨大的空間與可能。

陳國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教師）：

我主要談一下近來農村新人形象的問題。這里所說的農村新人是指文學作品中走在時代前列具有特定時代精神的理想人物。他們的思想觀念、人格結構、行為習慣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召喚著讀者對農村進行富有時代特點的未來想象。可以說，時代同構、精神引領是農村新人形象的基本文化內涵。新世紀以來，如何敘述當下鮮活的鄉村經驗，講述"中國故事"？怎樣描寫農村新人形象成為當前小說創作的重要命題。一些具有藝術抱負和歷史責任感的作家，在進城者、返鄉者以及鄉村干部等農村新人形象的塑造方面做出了可貴的藝術探索。

第一，進城者的城鄉悲歌。同樣是寫進城的失敗青年，石一楓的小說《世間已無陳金芳》具有更多的時代氣息；付秀瑩則在長篇小說《他鄉》中，采用多聲部的創作方法形象地書寫翟小梨由鄉村進入城市，最后又回歸家庭的成長經驗和情感道路。陳金芳、翟小梨是新世紀以來從鄉鎮出走的眾多農村青年之一，他們艱難曲折的命運是城鎮中國底層青年真實而又平凡的寫照。陳金芳的命運直面城市結構的閉環現實，而翟小梨的奮斗之路則形象地書寫了在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性別與社會的沖突中成長為具有鮮明主體性的農村新人形象。新時代作家試圖重建中國鄉村精神的努力，顯示了年輕作家的藝術勇氣和創作雄心。

第二，返鄉者的鄉村戀曲。土地制度變遷書寫是鄉村小說的主要內容，這為小說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像"土改"之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合作化運動之于《創業史》、家庭承包責任制之于賈平凹的農村改革小說一樣，土地流轉這一農村土地制度的變化也被《麥河》等小說給予了審美再現。某種意義上說，曹雙羊在鸚鵡村土地流轉中的作用與意義，與合作化中梁生寶的作用大致相同。但是，他們在性質上有著很大差別。梁生寶倡導的合作化主要是發展計劃經濟下的集體勞動的傳統農業，而曹雙羊發展的則是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現代規模農業。此外，人性品質上也有很大不同，梁生寶作為社會主義新人，"政治圣潔、道德崇高"。而曹雙羊則是淳樸與狡黠、聰明與貪婪融為一體，是內心深處的土地情結喚醒了他對善的追求。曹雙羊這種心理復雜的"新的形態"，正是時代復雜性的重要表現。

第三，鄉村干部的成長與蛻變。當前，我國鄉村振興進入扎實推進階段。精準扶貧書寫續接了現當代文學鄉村書寫傳統，塑造了富有時代特點的農村或鄉鎮干部形象。對于鄉村干部形象，我們并不陌生，如梁生寶、鄧秀梅、蕭長春、高大泉等人物形象已經成為幾代人的文學記憶。今天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歷史進程中，一些作家響應時代召喚，飽含深情地書寫鄉村，取得了豐碩成果。如滕貞甫的長篇小說《戰國紅》、趙德發的長篇小說《經山海》、韓永明的中篇小說《酒是個鬼》等。他們打破了城鄉二元對立的書寫范式，在精準扶貧的偉大事業中聚焦個體的精神成長，特別是扶貧干部個體的成長。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形象，塑造文學新人形象是歷代作家的夢想。像曹雙羊、范少山這樣的返鄉者以及陳放、吳小蒿、王大用這樣的農村（扶貧）干部新人形象又給我們帶來新的時代特征，他們的成長性和復雜性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復雜而又孕育著勃勃生機的時代精神面貌，為當下中國經驗的藝術表達提供了可貴的人物形象基礎。

蕭映（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我思考的角度是一個比較的角度，因為我把非虛構寫作的農民形象與虛構寫作的農民形象在做一個對比研究，看看在他們的寫作塑造中間存在的交集，這個交集無論在技巧上，還是在形象的內涵方面有沒有可以去挖掘的、互相學習借鑒的方面。我準備將付秀瑩的小說作品與梁鴻的小說《中國在梁莊》展開對比。特別是付秀瑩的小說《陌上》，付秀瑩是一位70后的女作家，我們也可以把她筆下提到的那個地方當作虛構的"方村"。結合關于新農民形象的塑造，對比研究一個非虛構的"梁莊"和一個虛構的"方村"。

第一個問題是：通常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那么怎么樣的一方水土養出怎樣的一方人？無論是"梁莊"還是"方村"就是通常所說的一方水土，他們在那里生活的或者塑造出來的人物形象就是通常我們所說的養出來的一方人，在付秀瑩的《陌上》中，它的風景、風俗都寫得特別好，很細很美很空靈，也有平常說的很神奇的地方，但是實際上"方村"是一個什么樣的地方？實際上的"方村"是一個比郵票還小的地方，也可能是中國很多非常小的村莊的一個縮影，但是在付秀瑩的作品中間，我們絲毫看不出來它是一個比郵票還小的地方，它的風景風俗，還有很多地方都能給我們以美、神奇，甚至是震驚，正是這樣一方水土養育出了她作品中間的一類農民形象。這樣一群農民或者說是已經逝去的一群農民，但是他們的生活傳統、家族傳統延續下來了。

第二個問題是：付秀瑩的作品，是把它作為一個純虛構的作品，還是當作一個非虛構性小說來閱讀？在不同文體借鑒之中，同樣都有人物形象，這個人物形象塑造的技巧相互之間有什么樣的可以去借鑒的地方。盡管非虛構寫作與虛構強調的不同，但是同樣都有人物、同樣都有生長環境，一個什么村也好，作為一個什么莊也好，它們構成人物形象成長的背景。這之間它們的關聯度在哪里？我非常想寫這樣一篇文章，討論在非虛構寫作中間的"梁莊"中的人物是怎么樣塑造出來的，雖然是非虛構的、真實的，但是它也是有自己的人物塑造，而在付秀瑩虛構性的小說中間，它的"方村"中的人物是怎么塑造出來的？這是我想去做的研究。

第三個問題是：新農民形象有沒有類型化？以前講農民的形象，如果說要用一個詞作為一個界定，當然不見得很準確，它的形象我們讀起來是"收斂性"的，它是在日常生活中間表現出來的通常所說的一種農民形象，沒有我們通常所說的震驚或者張揚，但是現在的新農民形象是開放性的。這個問題我們目前還在思考，希望在今后的討論中將這個問題談得更具體。

劉天琪（湖北省作協創研部一級主任科員）：

現在了解新時代的農民形象更多是在抖音、小紅書這些社交媒體的視頻上，我發現真的是高手在民間，李子柒、蜀中桃子姐、胖妹這些博主的粉絲都是幾十萬的，她們的生活方式，比較接地氣的語言，還有勤奮更新，以粉絲為上帝的態度非常吸引人，也非常解壓，如果你在吃飯時看這些博主的視頻還會特別下飯，討論塑造新農民形象其實也可以多方面學習，看看網絡上的農民博主怎么樣在短短幾分鐘視頻里面，讓大家喜歡她這個人以及喜歡她的作品。當然現在更多從文學史角度分析新農民形象塑造的案例，"得"與"失"的總結還是要厘清新農民形象的概念和邊界問題。

首先，新農民形象到底是"新"在哪里？什么樣的形象才能叫做新農民？通過分析文學史當中的農民形象和對這些形象的定位和評價，其實是可以得出一兩個答案，比如說魯迅筆下的阿Q到底是不是新農民，他不是，他是一個典型人物，甚至可以說他是一個舊農民，是舊中國農民性格的縮影，也是反封建矛頭所指的這種對象，他是一個文學新人物，沒有辦法把他定義為一個新農民。由此我們思考到底什么樣的形象才能稱之為新農民？比較典型的柳青筆下的梁生寶，這個人物的特性是什么樣的？在于兩個方面，作品前半部分顯示出梁生寶作為50年代的農民，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現實存在之間的這種同構性，也就是說梁生寶這個人物與時代重大問題、與時代風向之間有相互投射和相互闡釋的可能性，甚至說他就是這個時代的"傳聲筒"，我在這里用"傳聲筒"這個詞并沒有貶義，只是說明他們之間精準的對應關系，這是就人物的現實性來談的。

其次，這個人物必須要有一種前瞻性和革新性，梁生寶比同時代的其他農民形象應該來說是更加先進的，看問題也是更深遠、更準確，也是更高于現實的。柳青當年之所以對嚴家炎先生的批評不服氣，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柳青認為梁生寶的形象上其實是寄托了他對農民形象理想的狀態，這個形象并不是完全囿于現實的。當我們總結阿Q和梁生寶這兩個不同文學作品當中的農民形象，是否可以這樣理解，之所以稱之為新農民其實是離不開他身上的一些特性，比如現實基礎、時代色彩、革新精神和一種理想情懷。但是我們也會做一種反思，當我們反思這樣一種理想的標準時，我們可能會更覺得它更偏向于社會政治的標準理想，而缺少一種審美的理想，也就是說這種性格過于完美、過于高大全，在真實性上就往往會打折扣，當然這也是我們現在已經意識到的問題和教訓。所以說到底是如何塑造新農民形象？寫作者首先必須準確理解新農民形象的標準是什么。

譚杉杉（華中科技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較之新農民形象塑造的"得"與"失"，目前我更關注的是農村和農民的消失。談及農村和農民，最核心的關鍵詞是土地。法國社會學家孟德拉斯曾指出"所有的農業文明都賦予土地一種崇高的價值，從不把土地視為一種類似其他物品的財產。"農民歷來都有著難以言說的土地情結，然而世易時移，在傳統鄉村向現代城鎮變遷的過程中，土地逐漸失去了它的崇高價值，在資本面前淪落為商品，伴隨著土地的被交換，城鎮取而代之，鄉村消失了，農民也消失了。格非的《望春風》就描寫了一個農村--儒里趙村的消失。在資本的碾壓之下，儒里趙村被整個拆掉了，承載著歷史記憶的祠堂也被夷為平地。居住其間的鄉民們有的順勢而為成為資本的代言人，有的遷入新居進入工廠轉變為市民，還有的固守在被拆除又被棄置的儒里趙村廢墟中。無論如何，他們都主動或者被動地放棄了"農民"這一身份。現實中的大量農村或許未被拆除重建，然而農民的土地財富價值觀也已經由凸顯到下降，傳統的農業勞作因不能帶來財富所以不再受重視，而將土地視為生命根本的情感價值亦隨著代際變遷而逐漸消失。對離開鄉村進入城市的農民來說，土地逐漸成為了一種負累，既無法繼承也無法創造價值，只能任其荒蕪。

當代日本被認為正在步入"無緣社會"，即喪失了地緣、血緣、社緣的社會。當我們進入今天的農村，實則也可以看到一個"無緣社會"。"農民"遠離故土，失去了對土地的情感，在剝離"農民"這一標簽的同時，他們失去了與家鄉的關聯，既無意還鄉，又無法還鄉；大量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的存在則標示著血緣和親緣的淡漠與喪失；然而來到了城市并不意味著能夠確認新的身份，面對城市這個龐然大物，主體性缺失的農民們更無力去建立社緣。至于那些留守鄉村的農民，無論他們多么留戀土地，他們再也無法"入土為安"。蘇童的《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以詩意的題目講述了一個非常殘酷的故事：渴望被土葬的爺爺讓孫子把自己活埋了。

回到"新農民形象的塑造"這個主題，面對消失的農村和農民，創作者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態度，讀者希望讀到什么樣的農民形象？落伍、彷徨、失敗的農民，靜觀、守望、智慧的農民，還是開拓、探索、創造的農民？理想的新農民形象和真實的農民形象究竟有多遠的距離？此外，作為評論者的我們，究竟是將農村、農民視為與我們無關的一個"問題"進行探討，還是真的認為農村、農民與我們休戚相關，當農村變為一個無緣社會，當那天悄然來到的時候，我們是否也與他們一樣陷入了無緣的境地？我認為只有審慎地思考"消失"，才能更進一步去探討"新生"，才能去探討新的農村和新的農民的生成。

李雪梅（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

"新農民形象"的"新"，首先強調的是時間意義上的當下性，是當下鄉村變革中成長起來的新型農民形象，同時這種"新"也指向基于新型農-地關系形成的新型農民文化人格。近年來文學中的新農民形象大體上有兩類，一是在鄉農民，二是進城農民。在鄉的新農民主體是基層干部和返鄉農民，他們共同構成的農村新人群體，不同于傳統意義上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出現了很多知識型、產業型農民。進城農民的大量出現，從根本上改變著中國長期存在的城鄉社會經濟的二元結構狀況，極大地推動了城市乃至整個中國的改革進程。

劇變的鄉村給作家帶來巨大的寫作難度，如何理解和書寫當下鄉村的新變化，是每一個寫作者需要面對的新課題。個人經驗和歷史經驗是作家理解當下鄉村的兩種重要途徑。如朱朝敏充分調動個人生活經驗，重新進入故鄉百里洲，而賀享雍的十卷本的《鄉村志》在建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的現代化進程中探討農民與土地的關系。這些創作將當下鄉村置于改革開放四十年或整個二十世紀的革命視野，甚至整個中國歷史進程，有利于在更深廣的意義上理解新時代的歷史性意義，建構新時代的鄉村審美經驗。但在城市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作家的鄉村經驗日益匱乏，越來越難以理解和適應當下變革中的鄉村。比如關仁山《金谷銀山》中的返鄉農民范少山帶領白羊峪走共同富裕道路，明顯具有向柳青及其《創業史》致敬的意味，小說中多次出現《創業史》以及對梁生寶買稻種經典情節的重寫，簡單地重復六十年前的思路，脫離鄉村的真實生活，遠離農民的真實形象。又如當下火熱的扶貧敘事，像《迎風山上的告別》中，深山里的每個殘障孩子都因為過人的文藝天賦脫貧，《豬嗷嗷叫》的結尾用一句"村里的野豬養殖場弄起來了！村里的人都順利脫貧了！"宣告勝利，或許都有些失之理想化。

對鄉村內蘊的生機估計不足是新農民形象塑造的普遍問題，其直接后果便是對農民主體性的漠視。事實上，當下農民面對的主要不是生存的困境而是發展的困境，作家如何把自己從刻板印象中解放出來，是一個急迫的問題。朱朝敏《我們想要虞美人》里的覃老太，是一個令人難忘的農民形象，她對生命尊嚴和人間大道的堅守，完全顛覆了人們心目中刻板的農婦形象。更讓人震驚的是，覃老太從自己的家庭悲劇中看到了鄉村治理水資源和土壤的迫切性，參與到國際反農藥運動中去，這個看起來不合作的倔老太內蘊的力量和胸懷遠遠超出了人們固有的想象。還有像老藤的《戰國紅》、陳毅達的《海邊春秋》都注意到本鄉本土成長起來的新農民形象，這些新時代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也體現了新時代鄉村敘事的人民性內涵，都是有益的探索。

總的來看，無論是在鄉農民，還是進城農民，雖然在數量上并不少見，但堪稱經典的人物形象尚未出現，變革的鄉村內部新生的力量尚未受到足夠重視，仍有大量值得進一步發掘的創作空間。

樸婕（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今日提出"新農民形象"問題，源于對當下農民形象缺失的反思，或者說是針對它相對于曾經的輝煌而變得不那么醒目的狀態的反思。不過我想，我們需要澄清這個問題：是寫作者不再表現農民了，還是就算他們表現農民，讀者也認不出這是農民了？寫作者對農民形象的關注有所減弱，這一現象確實是存在的。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農民在體現中國問題上的位置減弱，寫作者的注意力也轉向了鄉紳階層。比如說《白鹿原》的中心放在了鄉紳白嘉軒身上，最智慧的角色表現為知識分子朱先生，而原本當代文學的農村題材，塑造的中心是農民，智慧和經驗也往往源自農民。所以相對于以往，農民形象確實有所減少。

但更多的時候，是即便出現了農民形象，讀者也認不出這是農民形象了。這存在兩種原因，一方面，是我們認知結構上的問題。我們慣于以某種特定形象去認知"農民"，而忽視現在的農民到底是什么樣的。另一方面，是農民的身份邊界確實有所變化。現在很多的農民都會進城務工，他們以"農民工"的身份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而同時，也有很多下崗工人群體，會與"農民工"從事同樣的工作。現在對這兩類群體有了一個新的命名，叫"新工人"。在這種情況下，我怎么識別誰是農民呢？

我們需要改變我們對農民的固有認知，去重新審視當下的農民，進而思考他們所能夠激發的問題。塑造"新農民形象"，是需要面對一個經濟逐漸虛擬化的時代、一個"擬象"的時代，重新定位"農民"（當然也包括其他人群）的位置。這種重新定位，有時不僅是在既有的世界中找到他們的位置，而是當發現他們的存在時，既有的世界觀就會隨之變化，這將帶給我們重新審視和展現世界的眼光。在這一方面，有些科幻寫作是值得注意的，比如劉慈欣寫了一些到太空站擦玻璃的農民工。當農民工出現在科幻中，我們對于未來的想象是不是就和比較常見的、賽博朋克式的世界有所差別了？而未來想象的變化，意味著我們對發展方向的想象有所變化。

順著這個角度繼續思考，建立當下"新農民"的新農民形象，正是對當下中國乃至全球經濟問題的反思和回應。從直接關系來說，是來自于前不久中國作協提出的"新農民形象"問題，但再往深層追溯的話，這應當是與我國進行鄉村建設、振興農業農村、重新塑造農民主體意識的需求相關的。為"新農民"定位，意味著中國找到一種表達自己獨特經濟發展經驗的方法，在文化層面上為自身發展的路徑提供依據，并向世界表達出中國的獨特經驗。

朱旭（湖北大學文學院講師）：

農民形象的"得"與"失"，首先必須弄清楚什么是農民，農民形象是什么？它的發展主體邏輯在哪里？也就是說農民的思維邏輯和行為方式應該符合他這樣的社會生長背景跟它的文化屬性的，反過來看也只有這樣的農民形象，你才能在他身上看到背后的文化傳統和精神實質，賦予了這個形象歷史的縱深。

梳理當代文學史上的農民形象，比如上世紀50年代大家非常熟悉的梁生寶、《金光大道》《艷陽天》里面蕭長春、高大全的形象，比如說80年代的青年知識分子農民形象孫少安、孫少平、高家林等。但是這樣一些作家在塑造這樣一種農民形象時，重點還是放在了知識分子上面，而農民的主體性還是有一定的缺失。

新農民形象的塑造一直在講"新"，一直在講今天大家想到的李子柒這樣一些人物，可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跟這個時代的"共鳴"也有關系，聯想到在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李傳鋒寫的《白虎寨》獲得了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開篇他就寫到受到08年全球性經濟危機的影響，南方的一批打工妹迫不得已回到了家鄉，因為家鄉處于這樣的狀況，在看到了現代文明感受之后決定要振興家鄉、重新建設家鄉。李傳鋒談到，他寫這個小說的初衷是什么，他看到的農民不是莫言、賈平凹筆下的農村，也不是格非筆下的農村。他覺得土生土長的農村沒有被大家看到，具有主體性的農民形象沒有被大家看到，所以他要讓大家看到這樣一些東西，他就寫了出來，寫幺妹子這樣一群女農民工返鄉怎么建設自己家鄉的問題。所以，農民形象主體匱乏的背后，實質上也是鄉村主體性的被漠視或者是沒有被重視到，沒有看到它的真實的一面。

方越（湖北第二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

我想結合關仁山創作談談新農民形象的看法。關仁山筆下的新農民形象，表現出了新農民形象身上的歷史主體意識，所謂歷史主體意識，是農民開始意識到自己要去承擔這種歷史使命，就是要擔當起符合歷史潮流的社會責任。在經典小說當中，像《創業史》當中的梁生寶、《艷陽天》中當中的蕭長春等人物，他們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初步具備了歷史主體意識，帶領了當時的農民階層一起走向符合當時歷史發展道路的。

隨著中國的農村發展進入到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階段，中國小說如何去塑造具有歷史主體意識的農民形象？要回答這個問題不能脫離對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路徑的理解，很多作家認為農村的現代化進程就等同于是農民進城，進而農民在城市當中獲得跟城市居民同樣的身份、地位和權益，這個觀點也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里占據了主流位置，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新世紀以來的小說塑造了大量的農民進城的故事，《陳奐生進城》系列、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劉慶邦的《到城里去》、孫惠芬《民工》等等，這些小說的基本主題是農民去城市里面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農村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現實情況。

我想提出一個問題是農村的現代化進程是否就等同于農民進城，進而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關仁山認為農村的現代化建設更多去依靠農民自己來承擔，這是他對中國農村現代化的另一種理解。所以他在他的作品里面基本上就是描寫了這樣一個模式，先進城再返鄉的敘述模式，比如它的《麥河》和《金谷銀山》等等都敘述這樣一個模式。這些新農民形象，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承擔了建設現代化農村的責任，最終也就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主體意識的構建。關仁山筆下的新農民形象表現了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群體的進步，這些具有歷史主體意識的農民形象也是對當代小說中一個很好的完善和補充。

李沛芳（《長江文藝評論》雜志社編輯）：

關于新農民形象塑造的"得"與"失"，我談幾點看法：

第一，塑造新農民形象首先要正確認識農民，就要發揚習總書記所說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這樣一種文學精神，要多層次多角度認識農民這個形象，對農民的生活習慣、對于農民的生活精神世界要了然于胸，做到對這個現實對象的一個深入了解。

第二，我們現當代文學長河中塑造農民形象的作家不計其數，各種經典形象應接不暇，但就當下而言，新農民形象塑造方面還是存在一些問題，在形象塑造上有些片面化和理想化。當然還有更重要的問題是當下很多"80后""90后"的年輕作家，不敢甚至不愿去觸碰農民的精神世界和現實生活，對此我們應當貼近現實，真正地去引導作家移動自己的目光來切實地去觸摸新農民的精神世界和現實生活。當然我們在"70后"作家的作品中也看到了一些可喜的變化。比如說像《世間已無陳金芳》中的陳金芳，她來自底層，她身上不僅僅自帶苦難的標簽，并且她身上的那種倔強和頑強的生命力其實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也讓我們看到了新農民形象對于傳統農民延續的這種頑強的拼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