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趙蘿蕤(1912.5.9 - 1998.1.1)

我父親趙紫宸出身貧寒，但到我該上學時已是蘇州東吳大學教授兼教務長，也就是一個現在所謂的“高級知識分子”。我在蘇州圣約翰堂附近的幼稚園玩了三年，七歲進景海女子師范學校的一年級，并在同年開始學英語。父親1914至1917年留學美國，因此我一進小學不但學了英語，還開始學彈鋼琴，完全是美國的那一套。但是父親又是個祖國文化修養極深的學者。他怕教會學校不注重祖國語言的培養，又親自教授我“唐詩三百首”與“古文觀止”，而且吟誦起來像是在唱歌。我還把這種唱法帶到學校，讓我的小同學們也唱起來。12歲那年蘇雪林女士（綠漪）到我班上來教國語。她重視寫作能力，我的作文常常受到她的雙行密圈。

因為父親親自教導，我的語文得分總是名列前茅。老師讓我跳一級，三年級未讀就升到了四年級；六年級時我的語文成績被評為全校第一，甚至超過了高中三年級的同學。

1926年父親攜帶全家遷居北京。因父親就職的燕京大學在西郊，他不愿我進城上學住宿舍，所以請了家庭教師幫我補課，14歲時我考上了高中三年級。父親又覺得我年紀太小，讓我讀高二，1928年升入燕京大學一年級中文系。那時中文系的名教授很多，如郭紹虞、馬鑒、周作人、顧隨、謝冰心等。但是到我讀完二年級時，教授英國文學的美國老師包貴思又找我去談話，勸我改學英國文學。她的理由是，既然酷愛文學，就應該擴大眼界，不應只學中文。父親同意我轉系，于是我18歲起就改學英國文學。那時的學校是很自由的；學生除上課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我酷愛讀小說，便從父親的藏書中選讀了狄更斯、薩克雷、哈代的小說，家里沒有的就到圖書館去借。后來桑美德教授開了一門小說課，我選修了，但是她要求讀的小說，我差不多都已讀過。在大學的四年中，我選了多門音樂課，并繼續學彈鋼琴。

練習鋼琴的趙蘿蕤

作為女性，我能夠選擇的生活道路夠狹窄的。我大學畢業時才20歲。父親說怎么辦呢，還是上學吧。清華大學就在隔壁，去試試考一考。那里有個外國文學研究所。

當時研究所除英語外，還要考兩門外語。法語及格了，德語卻吃了一個零。但是我英語考了一百分，吳宓老師說：“行，德語等入學后再補吧?！庇谑俏冶讳浫×?，還得了一年360元的獎學金。我對父親說，“我不用花你的錢了?！蹦菚r小灶食堂一個月才花6元，還有24元零花錢。我在清華學習三年，聽了吳宓老師的“中西詩的比較”，葉公超的“文藝理論”，溫德老師的許多法國文學課：司湯達、波德萊爾、梵樂希等，還跟吳可讀老師讀了英意對照的但丁《神曲》，唯一的同班生是田德望學長。與他同窗是我在清華三年中的最大收獲之一。我們現在都是80歲以上的壽星了，還和過去一樣友好。

在清華的第三年開始了我的翻譯生涯。我喜歡寫詩，曾寄過三兩首給上海的戴望舒先生，在他編輯的“新詩”上發表。沒有料到他約我翻譯艾略特的《荒原》，一首當時震動了整個西方世界的熱得灼手的名作。那時溫德老師已經在課堂上相當詳細地講解過這首詩，所以我就大膽地接受了這個任務。葉公超老師還為這個譯本寫了一篇真正不朽的序。1939年的“西洋文學”雜志上發表了邢光祖先生對于這首詩的詳細介紹，并評論了我的譯作。文章的最后兩句是

“艾略特這首長詩是近代詩的‘荒原’中的靈芝，而趙女士的這冊譯本是我國翻譯界的‘荒原’上的奇葩”。

趙蘿蕤所翻譯的《荒原》手稿及初版封面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時，父親讓我們全家都到南方去。他自己因工作在身，只留下大弟景心作伴。我們先在蘇州小住，最后回到祖居浙江省德清縣新市鎮的一所舊屋。我們全家包括母親、二弟景德、三弟景倫、夢家與我。那時我已和陳夢家結婚。新市鎮是水鄉，物價低廉，生活極豐盛，天天吃的不是魚就是蝦。又因無書可讀，空閑太多，因此或在橋頭看趕鴨子過河，或看著一擔擔蠶絲繭子從門口挑過。這時夢家已與聞一多先生取得聯系，請他留意是否可到長沙臨時大學教書。這樣，我們就通過京杭國道到了南京，然后乘船到了長沙。文學院在衡山，于是又舉家到了衡山。這時我們已藉朋友之便把母親送回了北京。其余的人最后都長途跋涉到了昆明。

從七七事變以后我一直是失業的。當時西南聯大繼續清華大學的老規矩，夫婦不同校；丈夫在聯大就職，妻子就不能在同一學校任課。而且那時物價騰貴，金圓券不值錢，教書還不及當個保姆收入多，因此在聯大的八年里我基本是操持家務。我是老腦筋；妻子理應為丈夫作出犧牲。但我終究是個讀書人。我在燒菜鍋時，腿上放著一本狄更斯。

陳夢家與趙蘿蕤的訂婚照

1944年美國哈佛大學的費正清先生給夢家聯系了到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教授古文字學的工作。我們飛過了喜馬拉雅高峰，經過印度，又乘船18天到了芝加哥大學。這時我有了在芝大英語系學習的機會。這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四年。那時芝大的英語系在美國是第一流的。世界知名的克萊恩教授正開設理論與實踐一課。他從新的角度詳細研讀分析了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又要求學生自學《修辭學》。他領導了當時的“芝加哥學派”或稱“新亞里士多德學派”。當時的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維爾特教授是溫德老師的好友。溫德老師曾給他介紹過我。維爾特教授問我有多少時間學習，打算學三年還是四年。他說若是你跳過碩士學位這一關，可能三年就得到博士學位，不然就至少用四年，這時我想起了10歲時祖父和我的一段對話，祖父曾問我：“你將來想得一個什么學位？”我夸口說：“我只想當一個什么學位也沒有的第一流學者?！蔽要q疑了。夢家此時卻竭力說服我，“一定要取得博士學位?！庇谑俏覍S爾特教授說，那還是四年吧，我想多學一點。

陳夢家、趙蘿蕤與父母合影

特別幸運的是40年代的芝大英語系正是它的全盛時代，文藝理論與18世紀英國文學的專家是克萊恩教授；莎士比亞與玄學派詩人的專家是喬治·威廉森教授；19世紀小說、文本精讀（explication de texte）的專家是法國著名學者卡薩緬（Louis Cazamian）的高徒布朗教授（E. K. Brown），狄更斯與英國文學專家是沙伯爾教授（Morton D. Zabel），古英語、中世紀英語與喬叟專家是赫爾伯特教授（Hulbert），美國文學專家是維爾特教授（Napier Wilt）。

在芝大的四年里，我得益于向所有這些名家學習。以克萊恩教授的文藝理論課為例，他不但學識淵博，講解精湛，而且每一命題必反復舉例，詳細剖析。他要求學生每周交一篇學習心得。我把一周的時間與精力主要用在這篇小文上，筆落紙上時總覺得自己的理解太不深刻，和課堂上的收獲差距太大。我終究未能成為克萊恩教授的優秀學生。但是今天，50年后，若我的學識還有起碼的深度的話，還是得益于克萊恩教授的啟迪與諄諄教誨。那時聽過克萊恩教授授課的中國學生還有周玨良、巫寧坤、査良錚（穆旦）等，他們也都有同樣的感受。其他教授的課也有不小的收獲，尤其是那些教授治學方法的課程［那時芝大文學院設有以麥基因（Richard Mekeon）為主任的“概念與方法”委員會（Idea and Method）］。如目錄學、編史學、文本精讀等。目錄學一課分三部分：系統目錄學、版本學和原始資料學，由三位不同的教授講授。原始資料學一課由克萊恩教授擔任。

陳夢家、趙蘿蕤和弟弟趙景德在芝加哥大學的合影，1947年

我在就讀第四年時才決定專修美國文學。芝大是最早開設美國文學課的大學。我對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的作品深感興趣。我讀了他的幾乎全部作品，感到非常親切。而且在這幾年中我已在紐約十四街、費城、波士頓各舊書店搜集到了數目可觀的詹姆斯的各方面作品，不僅小說，還包括書評、多種旅行雜記、書信集、傳記、自傳、未完成小說等。據維爾特教授告訴我，我已算得上美國的第三名詹姆斯圖書收藏家了。我還順便收集了其他同時代作家的作品，如豪威爾斯（W. D. Howells）的著作等。這兩位小說家當時還沒有享受到今日的盛譽。

我和夢家商量，必須盡我們所能，享受美國社會所能提供的和個人文化教養有關的一切機會，不論是聽音樂、看戲、參觀各種博物館等。我們聽了許多音樂會，不論是交響樂、器樂、歌劇。其中最著名的如瓦格納歌劇的著名女高音柯斯敦·弗萊格斯旦德，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主演的莎翁名劇《奧賽羅》，弗里茨·克萊斯勒的小提琴演奏會，著名古巴女高音比杜·薩姚的《藝術家的生活》，著名男高音勞力茲·梅爾克歐的《帕西發爾》等，我還看了芝大資料館播放的西方電影史：包括卓別麟和葛麗泰·嘉寶的名片。我們回國時的行李中裝滿了書籍和唱片，錢包里的余款只夠旅費。

左圖：《奧賽羅》戲劇海報；右圖：《奧賽羅》威爾第改編版歌劇劇照

我在芝大四年，夢家已先我一年回到清華大學，我于1948年冬才結業。那時美國碼頭工人正鬧罷工。罷工結束，我搭乘第一條運兵船離開西海岸駛向上海。登船的那一剎那便聽到廣播，北京西郊清華大學與燕京大學已經解放，傅作義部隊已陷入重圍。船上有三個人的目的地是北京。我們希望能如愿到達。

1948年12月31日梅格斯將軍號進舶上海港，夢家的大哥夢杰來接，并把我安置在他家的四層樓，由小妹妹智燈陪伴，他的全家已去了香港。這時去北京的火車與海輪已停駛，我們三個人必須另找出路。我在昆明郊外龍泉鎮居住時熟識了歐亞航空公司經理查阜西先生。他那時在上海。于是我就找到他想辦法。果然，有一架給傅作義運糧食的飛機正要飛往北京。我們三人便搭乘這架完全沒有座位的簡陋飛行器飛到了北京，在天壇的柏樹叢中降落，過天津時解放軍的高射炮向我們射擊，但是我們平安抵達了目的地。飛機沒有扶梯可以使乘坐者下到地上，遂找來一個帶著鐵鉤的竹梯，鉤在機門口，但離地還有一米多，那就往鋪設在地上的兩床棉被上跳吧。進入市區，我先到北大的湯用彤先生家里。我先到廚房察看，有兩三棵大白菜，幾個雞蛋。我發明了每家住一夜的辦法。在昆明的八年中，我們結下了無數心照不宣的朋友，可以輪流住上一個月的。我又到騎河樓清華辦事處托人帶信給夢家：告訴他我已平安抵京，哪天開城門，哪天就來接我回家。三周后城門開了，北京已和平解放。于是我回到了清華園，也回到了燕京大學我即將任職的母校。

左側兩幅：舊時的燕京大學；右側兩幅：北京大學沙灘紅樓舊址

北京大學那時在城里沙灘。我住在清華進城不方便，我不能接受北大的邀請，燕京很需要我。西語系基本都是美籍教師在支撐。他們不久都回國去。1951年，西語系只剩下吳興華和我。我又邀請了正在芝大讀博士學位的巫寧坤，還聘請了新近抵京的俞大絪先生。我們的陣容似乎很齊整。我還立即得到了去湖南常德參加半年土改的機會。1952年，院系調整后，西語系的師生又和清華、北大、輔仁、師大組成了嶄新的西語系，由北大的馮至先生任系主任，吳興華任副系主任，陣容顯得更加強大。我最后還是參加了新型的北京大學的教師隊伍，一直至今。

（文章原載于《她們擁抱太陽——北大女學者的足跡》，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轉載自“山水澄明”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