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知識分子的形象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敗壞的呢？

其實在《論語》里還是可以的。《論語》雖然不是一本小說，只是一本語錄集，但我是當小說來讀的，因為其中刻畫了一群春秋時代的知識分子形象。當讀到“子見南子”篇孔子急赤白臉地對學生子路賭咒發誓說“天厭之！天厭之！”，讀到“公西華侍坐”篇“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讀到孔子在“鄉黨”篇侃侃而談他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我不禁心醉神迷！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尚且健康和美好的人格，以及健康和美好的師生關系。

除了孔子和他的學生，古代還有一個知識分子的形象是我很熱愛的，那就是蘇東坡。人人都愛蘇東坡。這家伙不但才華橫溢，還有情有義有風骨，還好吃——如果蘇東坡不好吃，那他在我這兒就算“白璧微瑕”了，或者“瑕不掩瑜”。不論哪一個，反正是有“瑕”了。張岱說人無癖不可與交，我是人不好吃不可與交。一個不好吃的人，我認為基本不是一個天真的人。而蘇東坡呢，那是可以借用金圣嘆夸贊李逵那句話來形容的——“是上上人物，一派天真爛漫到底。”

就因為蘇東坡，我對宋代的看法是很好的。丹納在《藝術哲學》里說，藝術作品和藝術家的產生，是離不開他所處的時代的，有什么樣的時代，就有什么樣的藝術和藝術家。那么，可以產生蘇東坡這樣光輝燦爛理想人格的宋代，怎么說都應該是好的。

但知識分子的形象后來就成了《儒林外史》里那個“中了！中了！”的范進和不摁滅一根燈芯就死不瞑目的嚴監生，成了《圍城》里那個畢業于克萊登大學、回母校講“梅毒和鴉片”的方鴻漸，就成了魯迅筆下“茴字有四種寫法”的孔乙己和想“咯支咯支”洗一洗的四銘，成了大眾酒桌上的“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獸”。而最文雅的形象，也不過是錢理群先生所謂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我不知道吳敬梓、錢鍾書、魯迅等人是不是要對知識分子形象的坍塌負一定責任，反正，現在知識分子的形象確實不怎么樣了。

所以寫知識分子，好像就要寫可恥和墮落。一個沒有廉恥的猥瑣的知識分子是更可信的。理想灰飛煙滅，風骨蕩然無存，本來應該清風明月、落英繽紛的桃花源，結果比名利場還名利場。這已經是整個社會對知識分子和高校的刻板印象了。這也不算冤枉了知識分子。在高校教書幾十年，每天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都是這些知識分子。

說這么多，我倒不是在說知識分子比別的“分子”更糟糕，而是說知識分子不比別的“分子”更好——這是問題的關鍵，當知識分子不比別的“分子”更好時，別人阿諛他也阿諛，他甚至比別人阿諛得更文采斐然；別人追逐名利他也追逐名利，甚至比別人的姿勢更妖嬈，這就喪失了知識分子基本的身份立場。畢竟知識分子是有自己身份屬性的。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里說，知識分子應該持一種廣義的“懷疑和批判”，是“失敗的諸神”。而我們現在溫順的、洋洋得意的、勝利的知識分子太多了。甚至按埃科的定義——知識分子是要有創造性的、要生產新知識的——如果一輩子只重復教授一門關于海德格爾的課，也算不上知識分子。

某個評論家對我說，阿袁，你要寫出教授靈魂的痛苦，這樣小說才更深刻。

我知道他是好意，但我對此還是要謹慎行事。一方面我不迷信痛苦，我贊同加繆所說的，痛苦并不比快樂更有意義。另一方面，我也沒有看到多少靈魂痛苦的教授。中國教授的痛苦，至少我認識的大多數教授的痛苦，是不太抽象的痛苦，它們往往和利益得失有關，諸如沒有當上副會長之類，如果一個中國作家非要像西方作家——比如菲利普?羅斯、比如戴維?洛奇、比如索爾?貝婁——那樣來寫一個教授的靈魂如何痛苦、如何救贖，我認為他寫的不是一個中國教授，至少不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教授，而是一個想象出來的合乎教授身份和合乎批評范式的文學形象而已。

所以《縱我不往》的主人公季堯，他也不是一個痛苦的教授。這從最初的題目《親愛的生活》可以看出來——小說的題目改變過好幾次，從《親愛的生活》，到《子衿》，到《縱我不往》，每一個名字都和小說主題有關，但側重點有所不同。《親愛的生活》側重點在季堯對生活的謳歌。小說依然寫高校，依然寫教授，可以說，它是我高校系列小說的延續，但也有兩個不“依然”之處：一是小說的主人公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了，之前我的小說基本是寫女人的，我曾經戲言“文學是女人學”；二是它刻畫了一個高校“青椒”形象，他不再是當下大學敘事中“墮落的高校”里的一個“墮落的教授”，一朵盛開在這個時代的“惡之花”，不再是那個隨世俯仰、八面玲瓏、仕途春風得意的入世者陳季子，也不再是那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出世者蘇不漁，而是——從某個意義上而言——“失敗的諸神”之一。他對高校學術生態、教育現狀有十分清醒的認識和反動，比如“不識好歹”地拒絕申報國際交流學院胥院長建議的“讓薛寶釵走向世界”的文化項目，拒絕當留學生戲劇社指導老師，拒絕校長參加他的讀書會等，以致因為這些“不識好歹”“不識時務”的拒絕得罪了領導，后來在職稱評選中因為“非升即走”的政策不得不離開學校。這些都是季堯“不往”的方式。小說取名《縱我不往》的意旨也在于此。

作為一枚高校“青椒”，季堯這些“不往”的行為，在當下其實并沒有典型性。如果要刻畫一個 “典型環境下的典型人物”，小說中另外兩個人物鮑小白或者何況，應該作為小說的主人公，畢竟當下高校的大多數“青椒”，經過這些年的熏陶和培育，已經十分適應高校的生態環境了，他們努力發論文，努力申報課題，努力把“學術的裙帶”系得十分妖嬈。而季堯這種“青椒”呢，不說是絕跡的“恐龍”，至少是瀕危的“鸮鳥”了。在小說中，系主任老尚幾次三番地把季堯說成一只傻乎乎的“鸮鳥”呢。

小說最后的“幾介居”，建筑在廬山腳下，很容易就讓人聯想到桃花源了，但與其說它是桃花源，不如說它是海德格爾的“詩意地棲居”。因為季堯們——“幾介居”住了不少因為“非升即走”而來此的“青椒”——并沒有像陶淵明那樣過起了高蹈的隱士生活，而是仍然孜孜于學術與教育，孜孜于美食書籍，他們牢騷滿腹，又繾綣深情，始終和教育和生活相濡以沫、相親相愛，且沒有悲壯的舞臺表演意味，而完全是一種樂在其中的日常姿態。可以說這既是季堯們的一種“不往之往”，也是我作為一個高校教育者，對我們的教育以及當下“青椒”們面臨的困境所作的一種可能性思考和詩意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