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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學術的發展總是由時代所推動，時代是影響學術發展最具決定性的力量。現代中國的學術發展就與中國現代化進程桴鼓相應。

1949年以來，隨著中國社會、中國歷史翻天覆地、波瀾壯闊的巨變，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已經完成了兩次大規模、全方位、根本性的學術轉型。第一次是1949年開始的從民國學術到共和國學術的巨大轉型，第二次是1978年開始的從“以階級論為綱”的哲學社會科學到“以現代化為綱”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巨大轉型。而從黨的十八大前后開始，正在經歷著、進行著第三次巨大轉型，也就是從“以現代化（西方化）為綱”學術范式到“以本土化（中國化）為綱”學術范式的轉型。這三次轉型猶如學術史上席天卷地、此起彼伏的三波巨浪，構成了七十多年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壯麗景觀。

從民國學術到共和國學術的轉型

民國學術，即通常所說的從五四至1949年的中國現代學術史，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實驗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兩大思潮的對抗史。大體說來，實驗主義在民國年間特別是抗戰以前居于正統地位、主流地位，馬克思主義則處于邊緣狀態和半地下狀態。民國時期重要的學術機構、學術團體和學術刊物大部分是實驗主義的陣地，核心學術資源幾乎全部被實驗主義領袖胡適的門生故舊所掌控。

1949年后，隨著政權鼎革，學術界也乾坤倒轉，革命的勝利者奪取了學術機構的管理權、學術期刊的經營權和學術話語的主導權。從民國學術向共和國學術的轉向已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共和國學術對民國學術的置換，即是用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學術來取代以實驗主義為思想背景的學術。新中國成立之初大大小小與思想有關的運動，矛頭最終指向的就是胡適的實驗主義。1958年后，實驗主義已被徹底打倒，在學術界聲名狼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取得了獨一無二的權威。中國現代學術版圖至此已被完全重繪。

民國學術與共和國學術從表象上看屬于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段，二者之間的差異實質上是兩種由來已久的學術路數的分歧和對立。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四方面：第一，在學術與時代的關系上，前者執守“為真理而求真理”的為學理念；而后者則主張撤除學術與時代、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藩籬，力倡學術向政治靠攏。第二，在理論與材料的關系上，前者強調“拿證據來”，“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沒有材料就不說話”；后者則強調理論預設的先決地位，尤其將其作為治學的首要環節，甚至認為“不用正確的理論來分析研究，史料等于廢物”。第三，在宏觀與微觀的關系上，前者認為一個字的古義的辨識與天文學上發現一顆恒星有同等價值，主張小題大做，選題越小越好、越冷偏越好，走向極端者則沉醉于對細枝末節的追逐之中而不能自拔；后者則一直致力于研究社會歷史與文化思潮的大變動、大關節和大轉折，傾心于宏大敘事的建構。第四，在普及與專精的關系上，前者走的基本上是一種學院派的路子，注重研究高深學術；后者強調知識學問向大眾普及，為大眾所接受，發揮思想改造和精神動員作用。這兩種學術路數的現代較量發端于五四時期，前者一度占居上風。而1949年之后的中國學術史，是民國學術潰不成軍、共和國學術高歌猛進的歷史。

這一時期共和國學術的顯著特點是階級觀點的盛行和學術與政治的一體聯動。可以說，此時大多數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直接從屬于“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的思想路線，并一度成為這一思想路線得心應手的工具。哲學社會科學在這一期間發揮著“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雙重作用，既被用來揭示和強調“原始社會結束以來的人類文明史都是階級斗爭史”，又被用來作為現實中正在進行的“階級斗爭”的武器來使用。從“武訓傳批判”到“《紅樓夢》研究批判”，從“胡適批判”到“胡風批判”，從“反右”到“文革”，一個接一個的“批判”，集中展示了哲學社會科學在這一時期的功能。如同改革開放初期人們所反思的：歷史學只能講階級斗爭，不能講階級社會是不同階級的對立統一；只能講農民戰爭對歷史的推動作用，不能講封建統治階級也往往采取調節矛盾的措施；文學批評只能強調作品的政治性，不能強調作品的藝術性；只能講階級性，不能講人性；哲學上只能講“對立與斗爭”，不能講“折衷與調和”。此時的哲學社會科學已淹沒于彌漫一切的階級斗爭敘事之中。

早期共和國學術之所以呈現這樣的特點和形態，導因于1949年之前形成的戰時學術。就歷史學來說，延安時期的史學研究基本上屬于一種“戰時史學”體系。延安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也被納入戰時體制，帶有鮮明的戰時烙印。哲學同樣如此。一言以蔽之，戰時學術的特點是高度革命化。1949年后共和國學術很大程度上延續了戰爭年代創立的革命傳統。抗戰時期延安學術的影響尚局限于一定的區域之內，1949年后則輻射到全國。

當然，戰時色彩畢竟只是此時哲學社會科學的一面，另一面則是省思戰時學術，向專業化、正規化發展。戰爭的硝煙散去之后，學術研究在繼續強調為當下的現實政治服務的同時，也面臨著學科化的使命，學科化的必要性、重要性日益凸顯。從政策層面而言，“雙百”方針的貫徹實行為學術自身的建設提供了必要的氛圍和空間。1949年后，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們已開始自覺清算戰爭年代那種從一時政治需要出發研究學術的種種做法。范文瀾等學者保持著清醒的學術頭腦，試圖將新學術真正引入科學的軌道。比較典型的就是歷史主義思潮的興起。歷史主義是對歷史學的基本紀律規范的強調，成為克服、抵制教條化、工具化的有力武器。1960年代又出現了歷史主義對階級觀點的矯正和平衡，盡管最后以失敗而告終。翦伯贊強調歷史研究的“三基”即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力圖扭轉當時存在的種種偏頗，推動歷史學的健康平衡發展。1959年北京大學新設古典文獻專業，旨在培養整理中國文化遺產的人材，整理中國古典文學、史學、哲學方面的文獻。正如作為籌備人之一的翦伯贊所說：“這樣一個專業的設置，可以說把整理古典文獻工作提到了它應該受到的重視的地位。”顯然，這一措置與現實政治距離較遠，卻是學術研究的一項基礎建設。另外，一些學者對“以任務帶學科”、將學科建設納入政治任務軌道的做法表示不滿，盡力維持學術研究的獨立性、自律性。

學術研究的專業化離不開對包括民國學術在內的以往全部學術傳統的吸收和繼承。這就形成了民國學術與共和國學術之間某種藕斷絲連的關系。“抽刀斷水水更流”，民國學術仍殘存在置身新時代的舊學人的研究中。譬如，鄭鶴聲發表在1951年《文史哲》創刊號的《天王洪秀全狀貌考》一文，就主要運用考據方法，完全是舊傳統的延續。同年第2期黃云眉發表《考證在史學上的地位》一文，依然呼吁批判繼承傳統考據學遺產，再來一次“更新的考證高潮”。1956年鄧廣銘公開在課堂上提出年代、地理、職官、目錄是研究歷史的四把鑰匙，而沒有提馬克思主義。據稱，1958年之前，考據學風在山東大學歷史系一直占據統治地位，有“研究古代史，言必稱二陳（陳寅恪、陳垣）”的說法。

即使是當權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也沒有將民國學術一筆抹殺，而是表現出由衷的尊重和認可。例如，胡繩就對民國學界盛行的考證之學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史料的外形考訂和內部考訂“都是必要的，都需要用科學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去進行”。“近代西方的和中國的資產階級史學都著重地在這些方面做了工作。許多中國的史學家們繼承了清朝的‘漢學家’們的工作，并且利用了從現代歐美傳來的各種科學知識和比較精密的邏輯觀念，而在史料的考訂上，取得了不少成績。他們的這種工作，現在看來，并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了。他們的工作成績和工作經驗不應當被抹煞而應當加以接受，加以發揚。今后我們還應當有計劃地進行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訂、注疏、翻譯（譯成現代普通話）等等工作，并且使史料學成為有系統的科學。”史料工作繁重，仰賴各種輔助性的專門知識（如古文字學、年代學、古文書學、古文獻學、歷史地理學、版本學、印鑒學等等），需要一批專門的史料學家來承擔。“史料學家是整個史學家隊伍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胡繩還強調，“輕視史料學家的工作是錯誤的。因為歷史發展的科學規律的認識必須建立在豐富的確實的材料的基礎上，所以在有的情況下，史料學的研究成果，甚至對于解決某個歷史問題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決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研究和史料工作看作是互相對立的”。若以為“不懂得和不能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史料學家所做的工作都是沒有價值的，都不能有助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研究，那是不合乎事實的。如果以為只要根據歷史規律的認識，就可以任意地選用史料，任意地制定這種史料和那種史料的價值，而無須傾聽一些史料學專家的意見，這更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態度，這種態度是我們不贊成的”。當然，胡繩并未如一些民國學者那樣將考證之學奉為正宗。他對以往考證工作局限性的批評也非常嚴厲。但這至少可以折射出，由于追求專業化的需要，共和國學術并未與民國學術一刀兩斷。實際上，現在來看當時最具價值的學術成果，也大都是由舊學根底深厚的學者通過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將考證方法融匯到共和國學術范式中完成的。可以說，早期的共和國學術，脫胎于“戰時學術”但又出現了種種走出“戰時學術”的努力，試圖告別民國學術卻又與民國學術血脈相連。共和國學術與民國學術之間既有斷裂又有延續。此時的哲學社會科學處于科學化與革命化的張力之中。但可惜的是，隨著后來極端化思潮的泛濫，學術研究最終被極端政治所吞噬。1978年，共和國學術終于迎來新的黎明、新的起點和新的天地。

從“以階級論為綱”學術范式到“以現代化為綱”學術范式的轉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由一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為龐大的階級斗爭來締造的。在那個時代，階級斗爭是推動文明進步最重要的杠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一開始就說：“迄今存在過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毛澤東也指出：“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中國革命的勝利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尤其是無產階級經典作家對階級斗爭歷史作用所作的系統論述，都凸顯出作為理論工具的階級分析方法所具有的強大的實踐屬性和巨大的闡釋力，因而，在共產黨人奪取政權后，階級分析方法當然成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支配性范式。關于此點，上文已有詳論，此處不贅。

從學術范式轉換的角度講，階級論范式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首先，它以極大的同情改寫了人類文明史，將幾千年來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推上歷史舞臺的中央，使被剝削被壓迫階級不僅在歷史主義的意義上得到解放，同時也在倫理主義的意義上得到解放。階級論范式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重要的理論工具，是二戰以后席卷東西方的左翼文化及革命思潮的最醒目的理論旗幟，其歷史價值絕不能抹殺，也不容否定。第二，它和現實緊緊結合，有力地配合著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第三，在幾十年間，中國學術界以它為中心，建立起嶄新的學術體系，全面重塑了中國哲學、歷史、文學的學科面貌。以史學為例，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史學會就以階級斗爭理論為指南，編輯出版了《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這套叢刊包括《義和團》《太平天國》《回民起義》《戊戌變法》《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辛亥革命》《捻軍》《洋務運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北洋軍閥》《抗日戰爭》等共13部專著，3400多萬字，為共和國史學的發展奠定了一塊重要基石。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杰出代表郭沫若、翦伯贊、范文瀾、呂振羽、侯外廬等前輩學者，也是在階級斗爭學說的指引下取得了輝煌的學術成就。上世紀五十年代，范文瀾曾指出：“歷史的骨干是階級斗爭。”胡繩也認為，“把人民的革命斗爭看作是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內容，就能比較容易看清楚中國近代史各種政治力量和社會現象”。近代史研究中影響廣泛的“革命史范式”，正是抓住了階級斗爭這一主線，才能在波詭云譎的中國近代史演化中，穿過重重歷史的迷霧，辨別出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方向，進而把握了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規律。可以說，在改革開放前，階級斗爭學說被整個馬克思主義史學陣營視為研究歷史現象、總結歷史規律的不二法寶。

令人遺憾的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實踐出現了波折，日漸強化的“階級斗爭決定論”思想導致出現了歷史性偏差，這也給學術界的階級論范式帶來了毀滅性災難，使階級分析方法演變成極端的“泛階級論”，敗壞了階級分析方法的聲譽。正是出于對“階級斗爭理論”對哲學社會科學功能的狹隘理解，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我們把當代學術門類中的主要成員如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法學、經濟學等等同于西方文化，把西方文化等同于帝國主義文化，進而幾乎將其全部否定，與其長期隔離。而我們閉關自守的這幾十年，恰好是西方哲學社會科學飛速發展的時期。教訓何其慘痛！這是迄今為止現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所遭受的最大挫折。

1976年10月，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開啟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轉折。改革開放最迫切的任務是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技術，與國際接軌，全面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徹底擺脫落后的局面。以后來者的身份趕超世界現代化進程，是這一時期全國上下的奮斗目標。從改革開放之初，西方思想文化像潮水般涌入中國。八十年代那種此起彼伏的對西方理論的狂熱，很多人至今記憶猶新。這次對西方學術文化的引進，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次相比，無論從熱度上還是從規模上講，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整個八九十年代，我們幾乎是饑不擇食地引進西方理論，可以說，西方一二百年間的學術發展歷程，我們只用了短短一二十年的時間，就走了一遍。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耗散結構論、接受學、士紳理論、年鑒學派理論、市民社會理論、公平正義理論、文明沖突理論、地方性知識、文化資本、知識考古學、新文化史、公共領域理論、解釋學、符號學、福利社會主義、制度經濟學、后現代主義、建構主義、解構主義、新符號論和女性主義等西方新思潮、新觀念、新方法，都在“拿來主義”的口號下，大規模引入國內。二戰以后幾乎所有的西方學術大師，都在中國有數量龐大的擁躉。那些年學術界所展開的學術討論，也多與西方學術大師有關，隨口舉出的就有詹明信熱、福柯熱、哈貝馬斯熱、布爾迪厄熱，等等，一浪高過一浪。以至于有人提出，西方社會科學作品在中國學術的主導影響，是改革開放年代中國學術發展最為醒目的特點。

拿筆者的專業史學研究來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的交流日益增多，二戰以后幾乎所有的西方史學思潮都在中國史學領域產生了波瀾。無論是年鑒學派，還是美國中國學，抑或是眾說紛紜的后現代主義的歷史哲學，都對中國史學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社會史的繁榮，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中國社會變革與年鑒學派主張碰撞的結果。九十年代以后后現代主義在中國的登陸，也再次證明了當代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已經同頻共振。全球史、環境史、醫療史、身體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等等這些在西方興盛一時的史學品種，在中國史學界均產生了熱烈的回響。與西方史學一樣，當代中國史學也經歷了一個社會學化、經濟學化和人類學化的過程。區域社會史的繁榮，與美國中國學著名學者施堅雅與柯文的提倡和示范都有著緊密的關聯。這種對西方史學論著的大規模翻譯、學習與模仿，左右了中國大陸歷史學40年的走向。

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從孤立于世界學術大家庭之外到全面融入世界學術主潮，閉關自守狀態的被打破，是近40年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根本原因。這40年，是1949年后大陸哲學社會科學最為活躍、最為繁榮、最富生機的40年，學術創獲也是此前任何時期所不能比擬的。嚴格說來，這一輝煌局面的出現主要是拜“對外開放”之所賜。正是以西方為樣本，我們才建立起完備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總之，正是通過大量西方理論的引進和使用，我們才真正成為世界學術共同體的一員。這是我們理解第二次學術大轉型的關鍵所在。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與世界接軌在取得巨大的成就的同時，也帶來極為明顯、不容忽視的副作用。這主要表現在，對西方學術大規模的引進，使得我們已經習慣于在西方的理論框架下來思考，我們的學術生產已經無法脫離西方式的“操作系統”。基于大數據的定量研究顯示，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里，塑造“中國心智”的哲學社會科學成就，既不是對傳統典籍的傳承和沿襲，也并非立足本國的當代研究，而是對西方學術名著經久不息的翻譯、學習、研究和傳授。這一期間形成的“中國心智”，完全是一種“外向型心智”。研究表明，這期間影響“中國心智”的，除了馬恩毛鄧，就是德（亞里士多德、康德、薩義德、龐德、赫爾德、科林伍德）爾（海德格爾、卡西爾、黑格爾、托克維爾、韋伯〔爾〕、貝爾、波斯納〔爾〕）克（哈耶克、洛克、諾奇克、克拉克、布萊克、拉塞克）斯（諾斯、科斯、霍布斯、羅爾斯、哈貝馬斯、吉登斯），是他們形成了改革開放年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閱讀和研究語境，構成了中國學人思考和回答“中國問題”的起點和歸宿。如果不能改變這一態勢，當代中國學術可能永遠只能是西方學術在東方的回響，在世界學術格局中，我們永遠只能是一個牙牙學語的孩童。

從“以現代化（西方化）為綱”學術范式到“以本土化（中國化）為綱”學術范式的轉型

無論在近二百年的中國近代史和百年黨史上，還是在七十年的共和國史和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歷史上，黨的十八大都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伴隨著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我們國家在思想文化上也進入了新時代。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到訪曲阜，并就弘揚傳統文化發表重要講話；2014年9月24日，總書記又在國際儒聯發表重要講話，全面論述了儒學在當代中國的意義；2016年5月17日，習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大戰略任務。2021年5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回信中更明確指出：“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讓世界更好認識中國、了解中國，需要深入理解中華文明，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深入闡釋如何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回答好這一重大課題，需要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這一切都雄辯地證明，整個中國的精神氣候、文化氣候、思想氣候已經發生深刻的變遷，一個思想、理論和文化上全面的、立體化的本土化時代已經到來。我們可以滿懷豪情地宣布，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正在開啟第三次大轉型。

在我看來，這次大轉型可以概括為，從“以現代化（西方化）為綱”向“以本土化(中國化)為綱”轉型，其實質是從根本上擺脫對西方化的學科體系和理論體系的依賴，著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彰顯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具體而言，這次大轉型將表現為從與西方接軌到與傳統接軌、從“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從批判傳統到禮敬傳統、從追求西方化到追求本土化、中國化。它將從根本上重塑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品格，使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重新建立與東方這片廣袤大地的關系。

第三次大轉型擔負著特別重要的歷史性使命。首先，它將從根本上改變過去一百多年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在本土化與西方化、傳統與現代兩極之間嚴重失衡的狀況。正如前文所述，現當代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以及這個體系的所有層面和板塊，包括理論工具、基本預設、方法路徑等，基本上是一種對西方學術全盤性的橫向移植。雖然這套體系對當代中國學術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同樣，這套來自西方的理論體系和中國經驗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脫節。不得不承認，這一脫節幾乎是當前學術界所有重大問題、重大缺憾的根源。

其次，它將使中國學術徹底擺脫當前愈演愈烈的“知識短缺”的尷尬。40多年來，中國以快速工業化進程為特征的經濟奇跡十分驚人，不但基本完成了從延續了五千年的農耕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用一兩代人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兩三百年所走過的路程，而且這種轉型走的還是一條迥異于西方的獨特道路。中國模式已經在實踐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的崛起、中國的經濟發展道路已經顛覆了許多西方社會科學的基本結論。這些成就用西方的“經濟模型”和“社會模型”是無法解釋的。無怪乎德國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專家韓博天驚呼：當下流傳甚廣的現代化、民主化以及政府轉型理論對解釋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充其量只提供了一束微光，中國罕見的發展軌跡對政治變遷的傳統理論和模型都提出了挑戰。可以說，中國道路在理論上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概括與總結，在世界上也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我們必須承認，當前中國學術并沒有跟上國家發展的步伐，在發展基于中國經驗的“模型”方面，中國學術界還遠遠沒有滿足國家對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期待。托馬斯·庫恩有言：“科學革命通過擺脫那些遭遇重大困難的先前的世界框架而進步。”當代中國的實踐早已突破現有西方理論的邊界，這是第三次學術大轉型的底層邏輯。

再次，它將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開拓新的發展路徑。第三次大轉型決不能停留在喊喊口號，關鍵是怎么辦。在我看來，我們必須在當代學術和中國傳統文化之間建立起新的關聯，換句話說，第三次大轉型必須充分挖掘和利用傳統文化這座寶庫。這是因為，傳統是我們的文化屬性，傳統蘊藏著我們的文化基因，傳統奔騰不息地生發著我們的主體性，傳統是連接中國式現代文明的臍帶，因此，第三次大轉型，必須扎根于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傳統之上。只有扎根傳統，才能克服第二次大轉型過度西方化的偏弊，找到第三次大轉型的支點。

那么，現代學術如何與傳統對接呢，在我看來，一條蘊藏著巨大生產力的途徑是將傳統思想文化進行社會科學化的冶煉。習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講話中指出：“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中包含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這句話給我們以極大啟發：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必須對其進行社會科學化處理和冶煉。即按照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將傳統文化重新理論化、概念化、體系化，賦予傳統文化全新的現代學術屬性。如此，一則可讓傳統文化煥發出勃勃生機，二則有利于構建基于中國傳統和歷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一些學者在這方面已經做出很有意義的探索，如有學者采用現代兒童心理學的實驗結果，論證了孟子“性善說”的有效性；有學者以政治學為工具，將中國古代的“選賢任能”凝練成“賢能政治”這樣一個現代社會科學的概念。這些嘗試都為儒學的社會科學化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例。類似的課題還有許多，比如，儒家的“禮”，能否經過現代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審視并為其提供智慧？儒家的“法”，對今天的法學能提供什么樣的參考？儒家的“義”與“利”，對今天的經濟學是否仍然具有啟示？這些都是有待于深入探索的課題。

原創是學術生產的靈魂，是推動學術發展的樞軸。能否提高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原創性，是第三次學術大轉型的關鍵。沒有原創性，就只能跟在別人屁股后邊亦步亦趨；沒有原創性，就沒有自己的主體性，也就無從談起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只有緊緊扭住原創性這個牛鼻子，我們才能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提煉出具有標識性的新概念，提煉出中國學派的特色和優勢，當然，只有依靠原創性，我們才能贏得世界學術界的尊重，參與國際學術話語權的競爭，才能在世界學術大格局中牢牢守住自己的陣地。

說到本土化，或許會引起一部分人的擔憂，以為本土化意味著對世界文化的隔絕，意味著學術上再一次閉關鎖國。這種擔憂可以理解，畢竟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全球化時代。毫無疑問，全球化也體現在學術文化上，而且這樣一個勢頭不可阻擋。我們必須承認西方學術在許多方面是勝過我們的，在許多領域，他們是居于領先地位的。他們在學術創新上所表現出來的創造性更加值得我們學習。我們在承認學術發展受語境影響擁有個性的同時，也必須承認世界學術還有共性。最關鍵的是，文明互鑒的前提是相互了解。只有更充分的了解，我們才能創造出一種融合各國各族文明的當代世界文明。我們只有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學術，才能夠以此為對照來加深對于中國文化的了解。因此，把中國“中國化”的過程絕不意味著把中國孤立化或者說把中國孤島化，更不意味著與西方學術的簡單對立。那種關上門來自言自語、自說自話，甚至幻想回到復古守舊、與西方學術老死不相往來的主張不是我們所說的本土化。需要再次強調，我們所說的本土化絲毫不排斥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而是更加重視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更加注重引進和消化西方先進學術理論。我們不能以犧牲學術自主性為前提全盤接受西方理論，同樣，我們更不能以主體性為借口拒絕融入國際學術共同體。我們對本土化的追求是在全球化、國際視野下進行的。

本土化主張并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自晚清民初西方學術傳入中國以來，如何建立起本土的話語體系，如何與西方學術比肩而立，一直是歷代學人孜孜以求的目標。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者就舉起了“社會學本土化”的大纛，三四十年代的“學術中國化”運動，再一次反映了中國學人對學術本土化的憧憬。張光直先生早就斷言“中國提供了足夠的資料從它本身來擬定新的社會科學法則”。黃宗智先生也倡導“建立中國研究自身的理論主體性”。這些都在反映了華夏學人對于學術本土化的迫切愿望，也激勵著我們開展本土化學術的實踐。1902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曾經寫道：中國“學術思想所磅礴郁積”絕非“彼崎嶇山谷中之獷族，生息彈丸上之島夷，所能夢見者”！無論是上古還是中古，“合世界史通觀之”，皆“我中華第一也”。在任公看來，雖然近代以來中國學術令人汗顏地落后于世界，但中國學術定能“恢復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尚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于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者”！任公所言，反映了百多年來中國學人的共同愿望。這種“執牛耳于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者”只能是本土化的中國學術。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當不負新時代黨和人民的期許，更加自覺地走在時代前列，主動承擔起學術本土化的重大歷史使命，積極參與到第三次學術轉型的大潮中來，創造出更多具有創新性、標識性的研究成果。我們相信，共和國學術的第三次大轉型，必將以磅礴之勢書寫出中國學術新的篇章。

（本文作者為《文史哲》雜志主編，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