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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鄉記》，江子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純粹Pura 出品，2021年12月

曾幾何時，我們的鄉村面目是清晰的。

我們說到鄉村，就會很清晰地想起田地、民居、祠堂、族譜、祖墳、池塘、草木、動物,想起一整套的民俗和文化倫理。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鳥語花香，炊煙裊裊。“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亡賴，溪頭臥剝蓮蓬。”“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

在傳統文化里，“鄉村不僅是一個地理空間，更是一套生活經驗、一個美學對象。”（南帆語）

這一整套生活經驗和審美體系是明確的，不容置疑的，它宏大又微觀，深刻又淺易。它規范著每個人的言行舉止，塑造每個人的靈魂。因為經過很多年的積累，具有超常的穩定性。

因此我們過去對鄉村的印象，它是獨立的，自給自足的，是恒定的，幾近于靜止。相比城市的瞬息萬變，它幾乎不動。它是安詳的，平靜的。它有頑強的生命力，再大的災難都毀壞不了它。只要這套體系還在，即使遭到極大的破壞，它能在短時間內就能得到重建——它有著極強的再生能力。

正因為鄉村文化的獨立和其強大的生命力，古往今來，它一直是文學的重要母題。古代的田園詩，當代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白鹿原》，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都是這一主題的重要成果。

然而隨著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我們的鄉村發生了質的變化：

田地、祖墳、民居、祠堂、池塘、草木、動物、族譜都在，可作為主體的人大多不在了。他們都去了城市，務工、居住或就讀。

我曾去過一個據說古代非常繁盛、出過很多官員的村莊。村子里幾乎看不見人。接待我們的鄉鎮干部告訴我，這個村莊戶籍上有一千多人，可是今天全村的人有43人。

只有徹底的貧困人口和殘障人員，以及老人，才把鄉村當作最后的安息之地。

鄉村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田地的耕種者已經不是農民，而是資本租賃。我一初中同學，就做我的村莊的田畝承包商。不過他不組織生產，他將承包到的田地轉包給了他人。

人與動物的關系已經不那么親密了：沒有人養豬。牛也不視為必需，因為很少有人耕地了。即使耕地，也是用的鐵家伙。

那一整套的民俗和文化倫理已經難以為繼。比如婚宴已經找不齊一整套樂隊了。新居上梁，已經找不到唱詞的人了。春節舞獅舞龍的習俗，已經多年不見了。那套過去維系村莊秩序的倫理，已經變得岌岌可危。

當然也有許多新的增長：比如宗祠，所有村莊的宗祠都重新修建過，并且都建得夸張而奢華，都是清朝宮廷風格；比如許多新房，都是出門打工或在外工作的人蓋的，風格是對城市別墅的模仿；比如村口都有紅色的磚塔，是過去中秋節時搭建瓦塔的風俗的戲仿……

村莊面目日漸模糊了，城市與鄉村的界限不再清晰。過去的對鄉村的認知，已經遠遠不夠用了。

這種變化讓鄉村書寫變得無比困難。如此情況下如何書寫鄉村？在城市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鄉村書寫還有多少價值？該如何書寫鄉村與城市、農民與土地、現代與傳統，消逝與生長？

而我以為，當鄉村面目日漸模糊，現代鄉村寫作反而有了新的可能。

這是我創作鄉村主題散文集《回鄉記》的原因。

在這部散文集里，我以我的故鄉——江西吉水縣楓江鎮下隴洲村及所屬的贛江以西區域為經，以從上世紀初到如今的百年時光為維，努力探尋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下人的命運變遷，文化的變遷，文明的遺存、消逝與增長，弱者對精神安放之地的尋找，道德的自我救贖可能，新的時代里異鄉與故鄉的關系……

那也是詩人楊萬里、《鶴林玉露》作者羅大經、五使西域的外交家陳誠、地理學家羅洪先等先賢的故鄉，是一個具有霸蠻、血性而詩意的文化性格的鄉土。這塊土地上發生的種種，其實有著中國的典型意義。

我毫不諱言，作為一名純種的鄉村后裔，我懷著一顆為故鄉的寫史之心——當然也是當下鄉土中國的寫史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