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97年，對于中國科幻而言，是特殊的一年。

那年7月28日，第二屆國際科幻大會在北京舉辦。這不僅是一次科幻迷期盼已久的“盛會”，還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一股科幻熱潮，被評為年度十大新聞。

1997年，對于鄭軍來說，也是特殊的一年。

作為科幻迷的他，不僅在大會現場見證了中國科幻的高光時刻，更是在年底發表處女作《資產評估》，正式踏上科幻創作道路。

25年過去，中國科幻走出小眾圈層，走入大眾視野，甚至在世界科幻領域刮起“中國風”；當年的青年科幻迷也已成為知名科幻作家、三屆華語科幻“星云獎”得主。

在中文科幻作家中，鄭軍可謂獨樹一幟：他自1999年起專職寫作，成為科幻圈鳳毛麟角的職業作家；他兼具科幻作家、評論家、研究者、科普作家等多重身份，寫小說之外，他編纂科幻資料、撰寫科幻史和評論著作——在他斬獲“星云獎”的作品中，除了兩部小說，還包括一部科幻理論著作。

在創作上他也很“另類”，比起如今流行的腦洞大開、建構異世界，他更喜歡以現實為背景，將科幻元素融入其中。他很注意為科學幻想找到現實依據，通過走進科研院所、了解科技工作者、追蹤科技前沿動態，獲取創作靈感。他認為：“作者一定要真正了解科學，而且不是坐在屋子里看一些二手資料，要真正和同時代的科學家們去接觸。這樣的科幻小說才真正有質感。”

“對于國內很多科幻作家來說，寫科幻是看重其中的‘幻’。而我寫科幻，是看重其中的‘科’。”在歷時20余年創作的《臨界》系列小說中，他將“科”字重新定位于科學事業和科學工作者。主人公楊真就是一位既懂高科技又專攻心理學的“科學人”。小說中，她由青澀的新手警察，成長為“高科技犯罪偵查局”中獨當一面的女偵探，面對形形色色的高科技犯罪案件，揭示人性的復雜與科技的邊界。

“科幻圈一直強調想象力。”鄭軍認為，過度強調“想象力”對科幻發展并不一定是好事，因為科幻最終還是要回歸“人的故事”。“科幻小說和任何小說一樣，來源于作者對現實生活的觀察。”

他的“精神導師”是前輩作家葉永烈。鄭軍從葉永烈身上吸收到的，不僅是基于現實的創作方法，還有他對中國科幻事業的滿腔熱情和使命感。

如今的科幻創作，亟待新鮮血液注入，但鄭軍對此表示樂觀。采訪中，他提到自己為一群五年級孩子講課的經歷：“一個孩子舉手，問我人類什么時候能夠達到‘第二文明層次’，讓我很震驚，他說的是上世紀50年代一位蘇聯宇宙學家提出的概念。這說明現在的孩子閱讀面已經非常廣了。”

在系列新作《科學少年三部曲》中，他描繪了一群高智商少年，探討“面對更聰明的后代，社會有沒有做好準備”。“他們需要的舞臺遠比我們寬廣。”鄭軍說，“他們會創立自己的時代，而不僅僅是繼承我們這個時代。”

在新華社全媒體欄目“大家悅讀課”錄制現場，鄭軍專門帶來了一個裝滿科幻“年代記憶”的帆布包：有早期的科幻作品、科幻期刊，還有中國第一本科幻迷雜志《星云》。鄭軍笑著說：“和別的作家不一樣，我除了要介紹我的作品，還要跟大家講講什么是科幻。”

科幻作家要走進科研院所，寫出的小說才有質感

草地：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接觸科幻的？對您影響最大的科幻作家和作品都有哪些？

鄭軍：我10歲開始接觸科幻，那是1979年，當時《科學畫報》《我們愛科學》《少年科學》等雜志都開有科幻專欄。蘇聯作家葉菲列莫夫的《仙女座星云》、阿·卡贊采夫的《太空神曲》，還有一些早期的日本、美國科幻，當然也有我們中國科幻前輩葉永烈、鄭文光老師，那一代人的科幻作品對我影響非常大。

特別是《仙女座星云》，它是真正從科學角度來設想未來的。小說的時代背景是公元3000年，現在很多科幻作品，特別是好萊塢科幻片，如果寫一千年后的未來，經常是一片陰暗，世界末日，房倒屋塌。當年葉菲列莫夫卻描述了一個光明的未來，并且完全是基于科學推測寫出來的，他是蘇聯科學院的院士，有自己嚴謹的科學推理。

草地：您特別推崇凡爾納等前輩科幻作家。他們面對外部世界的樂觀進取精神，是不是當下科幻創作中比較缺少的？您的創作是否也在試圖找回前輩們的樂觀精神？

鄭軍：我小時候不太愛讀凡爾納，因為覺得不夠神，寫得太接地氣了。但是成年以后重讀，覺得他是真正扎扎實實講科學進步，尤其是講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知識怎樣成為力量。現在很多科幻作品對未來充滿悲觀態度，恰恰是因為他們沒有知識，不知道人類未來要向何處去，比如面對人口爆炸、資源危機等問題，不知道怎么辦，所以才悲觀。而當年的人們是通過科學找到自己的路。

中國科幻的老前輩葉永烈、鄭文光、童恩正等人，他們年輕時國家是很貧弱的，他們希望科學能夠改造自己周圍的現實，能夠富國強民，其實是帶有一種很悲壯的責任感來寫科幻的，并不是坐在屋子里，把它當成一種業余愛好和樂趣。我恰恰從這些前輩的作品中獲得過這樣的感受，希望把它延續下來。

草地：您認為優秀的科幻創作應該具備哪些要素？

鄭軍：科幻有很多流派，大家的標準不一樣。我認為作者一定要真正了解科學，而且不是坐在屋子里看一些二手資料，要真正和同時代的科學家們去接觸，要走進科研院所，接觸他們的實踐，甚至要知道不同學科的實驗室里都擺著什么東西，這樣你寫的科幻小說才真正有質感。我也遵循這樣的創作原則。

就由我們這代人開始，努力把科學變成主流文化

草地：從1997年您發表第一部小說算起，至今已有25年。中國科幻在這25年間經歷了哪些發展變化？

鄭軍：最大的變化就是受眾群體在迅猛地增加，遠遠超過人口增長，也超過學生總數的增長。現在很多年輕的企業家、基層干部、科學工作者等，幾乎都是科幻迷，他們從小就通過各種各樣的載體接觸科幻。我是“60后”，在我們同代人中間要是提科幻，到現在很多人仍然不知道，也不接觸。年紀越小的后輩們，他們中間的科幻迷群體越大，這是我這25年來最明顯的一個感受。

草地：除了寫科幻小說，您也一直在從事科幻研究和科普工作，支持您不斷寫作的動力是什么？

鄭軍：我們說得稍微遠大一點，格局開一點，中國傳統上是沒有科學文化元素的，總得有一些人先把它引入中國文化的基因中來。如果需要的話，那么就由我們這代人開始，努力地把科學變成我們的主流文化。這是我20多年前的想法，也是我長期從事科幻最根本的動力。

草地：您曾經在2011年出版的科幻簡史《第五類接觸》后記里提到“下一個世界科幻文學的中心在中國”，而且您判斷科幻在中國主流化的轉折點是在10年后，也就是2021年。今年已經是2022年了，您當初的判斷實現了嗎？

鄭軍：當時我還有一個判斷，在未來10年內中國科幻作品會獲得世界大獎，這個已經實現了。現在是有史以來中國科幻作者和作品數量最大的階段。不光涌現了很多科幻作家，社會各界的精英都在寫科幻，比如悟空號的總工吳季老師、企業家梁建章等。科幻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潮流。

科幻迷群體是最大的科幻人才庫

草地：您在書中也特別關注了科幻迷群體，您怎么認識他們對中國科幻的推動作用？

鄭軍：科幻這種文學藝術門類，不像主流文學有中文系，大量學生都在研究世界文學經典，會有學術傳承。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一個學校發科幻的文憑。那么現在從事科幻的這些人從哪里來？只能從當年的科幻迷中間來。今天的科幻作家、科幻編輯、科幻評論家、科幻導演都曾經是十幾二十年前的科幻迷。所以，科幻迷就是一個最大的科幻人才庫。

草地：科幻創意有哪些來源？

鄭軍：有兩類科幻創作方式，一類是“高概念”方式：先開腦洞，再把創意落地。現在流行的一些科幻創意比如時空旅行，科學界是不研究的，但科幻迷們每天在討論。另一種，去當代科技前沿中尋找素材。比如凡爾納，寫的都是那個時代的科學家正在研究且尚未得出結論的東西。他的第一部作品《氣球上的五星期》，寫人類駕駛氣球穿越整個非洲——當時有氣球飛行，但飛不了那么長時間，只是理論上可以達到——他把理論上的推導變成了小說里的現實。這兩種方法，我學習的是后一種。

草地：先吸收科學知識，然后轉化為寫作素材。具體有哪些方法？

鄭軍：只要一個人愿意去跟蹤和收集科學前沿動態，總會在這方面有所成就。許多著名的科幻作家并非科班出身，比如《侏羅紀公園》的原作者邁克爾·克萊頓，學的是英語言文學專業，人們讀他的作品會覺得是一個科學家寫的。凡爾納當年學的是法律，也是典型的文科專業。

我的方法是長期跟蹤科技新聞，然后自己歸類。科幻作家不隸屬于任何專業，要把所有的科技前沿信息，從現代人的生活角度重新歸類。心理學家馬斯洛說過，用“問題中心”原則來代替“學科中心”原則——把知識打散了，帶著問題意識重新組合，融會貫通變成自己的學問。

應該用科幻講好當代人的故事

草地：2015年《三體》獲得雨果獎，成為中國科幻的標志性事件，科幻突然間進入大眾視野，并在海外引發巨大反響。您怎么看待科幻作品在中國文學海外傳播中的作用？

鄭軍：目前海外的當代中國文學研究，幾乎三分之一的論文是寫中國科幻的。如果你在國外，甚至會覺得科幻在中國是個最流行的文學門類。比起傳統文學，研究者可能更關注中國科幻文學。因為科幻有一個特點，它的基礎是科學文化，比如我們聊起火星，說的都是同一個火星，我們的理解和美國人、日本人的理解一樣，否則就沒法溝通。各國的傳統文化可能有門檻，但科學沒有，因此中國的科幻文學更容易受到關注。我印象很深的是，有日本學者幾十年如一日，系統地研究中國科幻文學，把中國科幻擺在中國歷史、社會文化的發展中去解讀，其資料搜集之翔實，連我們都做不到。

草地：可以說科幻文學是中國文學海外傳播中的主力軍之一。回溯科幻進入中國的歷史，它其實是一個舶來品。魯迅和梁啟超作為先驅，為激發國人的想象力，開始將科幻引入中國。在您看來，應該怎樣把傳統文化、中國元素融入科幻創作，講好中國故事？

鄭軍：魯迅和梁啟超那代人把科幻引進來，主要是傳播科學精神。而且魯迅先生不光是翻譯科幻小說，他早年是寫科普的，后來才成為大家熟悉的那個魯迅。

我認為講好科學故事和講好傳統故事，還不是一回事。比如說錄制現場這張背景照片，是“天問一號”獲得的珍貴影像。很可能我們會是世界上最早把人送上火星，然后再帶回來的國家。到那時，這就是中國故事的背景。所以我不覺得中國故事一定要從古代去尋找，當代的中國人正在創造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輝煌，更應該用科幻來講好當代人的故事。

科幻不預測未來，而是把別人預測過的未來寫進文學作品

草地：有觀點認為，科幻文學中的杞人憂天不是一件壞事，而是對現實生活中的人們起到了一定的警示和啟迪作用。您怎么看待科幻與未來之間的關系，科幻能預測未來嗎？

鄭軍：未來學有一個觀點，如果一個人對未來過于樂觀，你就給他講講悲觀的地方，如果他過于悲觀，你就給他講講樂觀的地方。總而言之，要給大家講一個現實的、理性的未來。這樣的結論同時也能運用到科幻中，我們要給人們塑造一種合理的未來預期，既不過于樂觀也不過于悲觀。

科幻不會預測未來，科幻是把別人預測過的未來寫進文學作品。當我們構思科幻小說時，更多的精力還是用在文學方面，比如人物情節、對話、文學描寫等。那些關于未來的預言，其實大部分都是同個時代的科學家、社會學家或哲學家們所做的。

草地：您提到了文學表達，科幻作家是不是普遍在這方面相對薄弱？科學創意和文學表達之間，應該怎樣平衡或取舍？

鄭軍：不光是中國科幻作家，全世界的科幻作家都一樣，因為文學的本質是人學，而當代科學的本質是自然科學，是研究物的。一個人天天研究礦石、天文、地理，可能跟人接觸的時間很少，不太去琢磨“人”的事情。如果科幻作家以這些素材來創作，就會不自覺地也對“人”比較忽視。當然很多科幻作家可能不覺得這是個問題，甚至有人認為科幻不需要有人物形象，只需要描述出一個科幻形象或是自然現象。當然這是不同的創作追求，我還是希望在科幻中描寫活生生的人。

只有充分研究歷史，才能夠描述未來

草地：您會不會從其他文藝門類里汲取經驗？

鄭軍：跟科幻最接近的一個門類實際上是偵探小說，因為二者都是推理，只不過偵探小說最終解的謎是人類社會中的矛盾，而科幻解的謎可能是自然現象，或者歷史之謎，等等。所以我很喜歡讀偵探小說等燒腦的文學。講歷史的我也喜歡，因為未來就是歷史的運用。你只有充分地研究歷史，才能夠去描述未來。像著名的科幻作家威爾斯，很多人讀過的最早的科幻作品，前三名里就有他。但是他最早翻譯到中國的作品是《世界史綱》，一本宏大的歷史著作。

草地：您的《臨界》系列小說，已經持續了20余年。您曾經指出“臨界”不是一個物理概念，是指人類正在走向一個關鍵點，如果越過這個點，社會就會失去對科技的控制。您在書中還專門設置了一個“高科技犯罪偵查局”，試圖阻止“臨界”狀態的到來。其實在很多的科幻作品中都能夠看到人們對“臨界”的擔憂。您怎么理解這種擔憂，又如何在作品中處理它？

鄭軍：首先這是正確的，即使沒有科幻作家去擔憂，其他人甚至整個社會都在擔憂。我在小說中用到的素材并不來自科幻，而是根據現實中的擔憂來創造這個故事的。很多科幻作品可能更多地著眼于戲劇性，并不真正去探討現象怎樣發生，或跟蹤每個領域都有哪些比較危險的前沿動態。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夠比較扎實地討論每一種高科技所帶來的負面作用，這是我創作《臨界》系列的初衷。

草地：您提到過一個很有趣的概念叫作“反科學的科幻”，能不能解釋一下它的內涵？

鄭軍：“反科學的科幻”其實從科學剛剛萌芽的時候就存在。反科學不是質疑某一個具體的科學知識，因為所有的科學家都在質疑自己領域的知識，否則科學就不能前進了。反科學是否定科學本身，認為科學作為一個事業不應該存在。最早的《格列佛游記》就有反科學的內容，再到十八、十九世紀德國的浪漫主義等，很多作家其實都是反科學的。他們覺得科學越多，人性越少，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公式。上世紀90年代，相關的創作進入中國，正巧中國的科幻迷幾乎都是那時成長起來的，所以很多人甚至沒看過以前還有另外一種科幻，這是我比較遺憾的。

一些寫作者認為，寫一個技術水平低于現在的背景，人性才能更多得到張揚。正好相反，我覺得將來如果技術得到發展，生活在一個高于現在的技術背景下，人性其實會更好。

草地：今年初熱播的國產電視劇《開端》，把科幻小說中的“時間循環”等概念帶進了大眾視野。對于科幻元素在影視劇中的運用，您有什么期待或設想？

鄭軍：關于時間旅行和時間循環的故事，其實用到了“高概念”式的創作方法。“高概念”是上世紀70年代美國電視電影界出現的名詞，要求故事一定要稀奇古怪，要特別有想象力。時間循環其實是一幫電子游戲迷的生活感受，打游戲可以讀檔重來，就把這種感受帶入科幻故事，不需要有現實的科學背景，就是一種開腦洞的行為。我們從《開端》受歡迎程度上來看，現在的人們完全能接受這樣的創作。如果放在20年前，可能人們都不知道在講些什么。但我個人不創作這類作品，我還是希望回到凡爾納的時代、葉永烈的時代，真正從科學前沿里找一找將來富國強民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