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新時期以來，蒙古族詩歌的題材內容更加豐富，風格樣式也更為多元。但無論如何發展變化，作為“根性”因子和身份標識的“民族性”都始終存在?！懊褡逍浴迸c愛國情懷、現代性訴求、民族歷史回溯、生態關懷等書寫向度融在一起，構成了表述方式的多樣化，彰顯出蒙古族詩人試圖將“民族性”與現代性、時代性以及文學性有效整合的詩學追求。

關鍵詞：蒙古族詩歌；民族性；多樣化；堅守；變通

新時期以來，蒙古族詩歌在很多方面都有了新的發展：老、中、青三代詩人形成“合流”，創作隊伍更加壯大；在寫作技藝、語言運用、主題開掘、題材發現、思想揭示等方面也多有創新。然而，于“變”之中又有“不變”?！氨M管經歷著‘現代性’的發展進程，不同民族都體驗著共同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經濟運行模式，面臨著相似的全球性文化一體化、消費主義、資訊快車的挑戰與機遇，但很大程度上在文化內核中依然葆有其獨特性……它（民族——引者注）的深層的心理、信仰、認知模式、精神觀念、集體記憶、文化積淀，也許會如同水面下的冰山穩固地潛藏，難以遽移消解。不變的這個部分就是所謂的‘民族性’。”蒙古族詩人們既保持個性又善于變通：一方面，始終以“民族性”為寫作根本，無論是運用母語還是漢語，無論是借助敘事還是抒情，無論是現代性追求還是本土化書寫，都或隱或顯地彰顯出民族個性，具有很高的辨識度；另一方面，他們又努力貼合時代與現實，通過詩歌寫作技藝的多樣化嘗試和主題內容的多維度開掘，“與時俱進”，提高和擴展自身，創作出一批具有時代性、現代性、文學性的優秀文本，顯示出了銳意進取的時代精神和敢于創新的可貴勇氣。

蒙古族詩人這種既執著堅守又善于變通的詩學追求，呈現在詩歌文本中便是“民族性”表述的多樣性。這既體現在表述方式上，也體現在表達維度上。從表述方式上看，“民族性”或作為典型意象，以碎片化方式顯現于詩行；或作為思考的起點，引領詩人由此觀照世界；或作為深層文化精神，內置于詩歌文本深處；就表達維度而言，“民族性”通常不作為單獨主題出現，而是融合在愛國情懷、現代性追求、歷史回溯、生態關懷等其他寫作向度和主題之中。借助這兩個層面的多樣擴展，詩人們以多聲部的“復調”形式發出了既具有濃郁民族特征，又富于鮮明時代特色的獨特聲音，呈現出一種綜合性的詩意美感，促進了蒙古族詩歌的多元發展。同時，他們也以寫作實踐有力地證明了，“民族性”并沒有過時，而是可以與時代性、文學性、現代性等多種追求共存共融的詩學新理念。

一、融注在愛國情感中的“民族情感”

“六十多年來,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民族主義思潮中，貫穿始終的主旋律正是對祖國的認同，這一主旋律……成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貢獻的彌足珍貴的思想資源?！边@對蒙古族詩人而言也不例外。愛國情感以及祖國認同是當代蒙古族詩歌持續抒寫的主題，只是在不同時期，表達方式不同。新時期之前，尤其是建國初期到60年代，由于時代的影響，蒙古族詩人更多是將民族情感包裹在愛國情感之中，以愛國情感為主，情感表達方式更為宏大和寬泛，情緒也更加激昂。巴·布林貝赫的《心與乳》，納·賽音朝克圖的政治抒情詩《狂歡之歌》、《紅色的瀑布》，杜古爾蘇榮的《歡樂的草原》都是此類典型之作。新時期以來這一情況有所變化：情感傳達更加細膩具體，不再是單純的激揚奔騰，而是或高昂或內斂，或深沉或激越；表述方式也更為多樣，愛國情感不再作為單一顯在的主題存在，而是與民族情感緊密相連，融合一處。兩者以“二重唱”的方式和諧存在，或者民族情感內包于高揚的愛國情感之中，或者愛國情感內化在深沉的民族情感之中，從而實現了“家”“國”雙重認同的共同建構。

愛國情感與民族情感的完美融合，在新時期老詩人的創作中已經初見端倪。蒙古族當代著名詩人巴·布林貝赫于1979年，也就是新時期之初創作的長詩《命運之馬》，便是雙重情感表達的經典之作。“馬”所蘊含的多重隱喻意義，將這兩種情感訴求聯系在一起，并經由“命運之馬”這一具體意象傳達出來。詩歌的核心意象“命運之馬”，至少存在虛實兩重寓意：一方面是實指，特指內蒙古博物館頂上矗立的一座騰空躍起的白色駿馬雕像，同時又具有濃厚的隱喻意義，“象征著蒙古族在黨的領導下的新生和興旺”；另一方面，“馬”這一意象本身又與蒙古民族的歷史文化以及精神息息相關：馬是蒙古族人民的親密伙伴和戰友，馬文化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蒙古族被稱譽為馬背上的民族等等。通過對“駿馬雕塑”、“馬”的意象以及“命運之馬”這三者共同產生的隱喻及聯想意義的多重疊加，愛國情感與民族情感被串聯到一處。再加上對“馬”的神性特征的挖掘，以及“上馬”、“下馬”、“再上馬”這些富于形象性、隱喻性、變化性行為的描述，詩人將蒙古民族的歷史與中國人民的奮斗史聯系在一起，實現了愛國情懷、憂患意識、民族情感的完美融合與傳達。

《命運之馬》所顯現出的兩種情感的融合性特征，在新時期其他蒙古族詩歌中亦非常鮮明。蒙古族老詩人阿爾泰，在1990年創作了詩歌《祖國》，該詩把對祖國的情感具象化為日常生活的細節，進而與蒙古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聯系在一起，具體可感，真實可觸：

祖國——從擺在窗前的朝陽，

從杯中的奶茶，

開始——

我細細地品味，

奶酪與石粒同樣甜美。

2002年，阿爾泰又創作了同題詩《祖國》，在寫法上與前一首有異曲同工之妙：祖國不再是觸不可及的抽象存在，而是被詩人具象化為“額吉的微笑”、“蒼穹般深遠的長調”、“圣潔的鮮乳”等鮮活的細節，變成了隨時隨地可感可觸的，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具體存在。通過對祖國情感的具象化處理，詩人阿爾泰將民族情感與對祖國的贊美和摯愛融匯在了一起。

與老一代詩人相比，更為年輕的蒙古族詩人的情感表達更加內斂，這并不意味著對國家和民族情感的淡化，反而因為運用“內收而輕露”的抒情方式更顯濃釅與綿長。在《秋天，我向祖國敬禮》一詩中，詩人多蘭首先確認了自己的故鄉，進而點出自己的民族身份，并將故鄉比喻為母親，“在世界高聳的肩上，/白云在蒙古包的天窗上澎湃/那里有我熱愛的故鄉”。然后，以“母親”意象為紐帶，通過“敬禮”這一具體行為和“愛”這一抽象行為，詩人將對故鄉（民族）和祖國的情感合而為一，“我愛我的祖國/就像愛我的母親/我向祖國敬禮/就像孩兒對著媽媽”，表達了詩人的無限熱愛之情，完成了“家”與“國”的雙重禮贊。

另一位詩人勒·楚倫巴特爾的詩作《我是祖國的孩子》，用因果式的關聯句“我是祖國的孩子，/所以，我要傾訴”作為首句，在整篇詩歌中又以間隔復沓的方式多次重復這一中心句。通過與祖國關系確認的方式，詩人確證并亮明自己的身份，并借助“馬頭琴”、“長調”等典型意象，將鮮明的民族性特質融入到“祖國的孩子”這一身份之中。從對“我”的成長歷程的擴展性描述來看，詩歌中反復書寫和強調的“我”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個體代詞，而是意在指稱作為族群的蒙古族人民，具有集合性人稱代詞的特性。詩人通過國家和民族身份的雙重確認與族群情感的代言性表達，抒發了蒙古族人民對祖國的深深眷念之情。都仁吉日嘎拉的詩歌《祖國啊，我是你詩歌奔騰的靈感》，運用高聲部甚至是吶喊式的抒情方式，憑借詩人對祖國作為其詩歌寫作靈感來源的感謝之情，大聲地宣告對祖國之愛。在寫作方式上，都仁吉日嘎拉采用了個人成長歷程回溯的方式，并將民族印記和民族性特征融入其中，“那牧童手中咔咔作響的羊踝骨/那催我入眠的勒勒車之顛簸/那額吉攪拌酸奶時搗動的木杵/那少女粉唇中婉轉嘹亮的長調/祖國啊，你是我詩歌悠揚的旋律”。

在具有鮮明現代性特征的長詩《靈石之嘯——獻給祖國》中，詩人特·官布扎布把頗具隱喻意義兼“神物”特質的“靈石”作為情感寄托物，賦予其獻祭者、旁觀者、見證者、敘述者等多重身份，通過“靈石”對其一生的自我描述，重新敘說了祖國的艱難發展歷程以及興衰榮辱史?！白鎳笔銓懸约啊办`石”的隱喻看似好像與民族性毫無關聯，但是，在詩歌的字里行間不時跳躍出的某個意象、場景以及隱喻，還是有意無意地透露出隱藏在詩人靈魂深處的民族印記，以及詩人對民族的深沉情感。比如“千年時光，如羊群/游牧其間/晴朗萬分/捉摸不定的天光/顯得十分遙遠”，以“羊群”喻“時光”既新奇又特別，再加上“游牧”一詞的使用，更具有鮮明的蒙古族日常生活印記；又如“冷漠的沙海/我是從這里啟程的/額吉的目光/撫照著我”?！邦~吉”這一獨特稱謂的存在，彰顯了其蒙古族語言的屬性，對人生“出發地”的強調，則點出了“民族性”是詩人認識和觀照世界的起點。這些比喻、意象和場景的存在，為詩人的先鋒筆法和現代性眼光鐫刻了鮮明的民族印記，堪稱“家”“國”雙重情感融合的佳作。

新時期蒙古族詩歌中，愛國情感與民族情感的融合性表達，通常借助“第三個”具有中介性質的事物或意象來實現，比如上述詩歌所提及的“母親”、“故鄉”、“詩歌靈感”以及“靈石”等等。當然，最為常見的意象和事物乃是“母親”和“故鄉”等。“母親”、“故鄉”或者其他典型意象，在作為勾連兩種情感的媒介和紐帶的同時，也時常作為參與者，與愛國情感、民族情感一起，構成多重意義的疊加。這些典型媒介物以既可真實又可虛構的方式存在，將“國家”與“民族”合二為一，從而完成愛國情感與民族情感的雙重抒寫。

二、鑲嵌在現代性訴求中的“民族印記”

當代蒙古族詩歌的現代性探索大致始于80年代中后期，代表性詩人有特·官布扎布、特·思沁、寶音賀希格等，90年代以后，更多年輕詩人的詩歌作品同樣具有鮮明的現代性特征，如瓦·賽音朝克圖、海日寒、多蘭、滿全等。蒙古族詩歌所顯現出的現代性特征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寫作形式方面，側重于創作方法和寫作技藝的現代性嘗試，比如隱喻的大量出現、對語言本體的迷戀，意象的拼貼，場景的頻繁轉換以及超現實聯想等；二是寫作內容方面，主要指頗具現代性意味主題的引入。側重于對人的生命、存在、生死等現代哲學問題的關注與書寫。除了在詩歌文本層面所顯現出的現代性特質之外，蒙古族詩人在文學創作新平臺的發現以及使用，文學傳播方式等方面，也進行了非常有意義的現代化嘗試和探索。尤其是新世紀以來，除了在傳統的紙質期刊雜志上發表詩歌之外，還有些詩人開始了博客詩歌寫作；詩人恩克哈達更是借助電視等電子媒介，以“詩歌TV”的形式，將文字、聲音與畫面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有利于蒙古族（母語）詩歌的傳播。不管是寫作技巧還是題材內容的現代性特質，亦或創作平臺與傳播形式的現代化，蒙古族詩人在運用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現代性訴求的同時，并沒有喪失其民族身份屬性，“民族性”仍然是他們寫作的根本和基本立足點。新時期蒙古族詩歌的“民族性”，或者以正面表現的方式，隱藏在現代性訴求之中；或者以反面襯托的方式，包含于對現代性的批判與反思之中。

“現代性”與“民族性”的雙重詩學追求，在新時期蒙古族詩人的很多作品中都有著鮮明地體現。首先以寶音賀希格的詩作為例來闡說。寶音賀希格諳熟現代派的技藝與寫法，其詩歌也不乏對存在，對生命等頗具終極意義的現代性問題的思考。但是，他骨子里仍是一個典型的用現代技法寫詩的“蒙古族”詩人。寶音賀希格或者借助具有鮮明民族印記的事物和意象表達現代情感，或者將現代性思考巧妙地植入具有民族特征的事物之中，較為成功地做到了對“民族”與“現代”的綜合性思考。詩人善于從民族的事物中發掘現代主題，同時也善于將現代性融入到對民族文化的思考之中。比如他的《長調》、《馬頭琴》、《馬與馬頭琴》、《蒙古包》、《馬》、《草原》、《鷹死的時候，飛得最高》、《鷹》等詩篇，詩人借助具有鮮明民族特征的器物，傳達出對自我、生命、存在等具有現代意義的命題的理性思考?！堕L調》是對“長調”這一只需要韻律傳達，不需要借助語言表達的特殊歌唱形式的意義的思考：“有人問我長調歌詞為什么那么短/我說幾縷炊煙足以支撐一片藍天//有人問我長調究竟唱給誰聽/我說唱者是在確認無限中的自己//有人問我長調為什么那么悲涼/我說歡樂沒有必要那么悠長”；《馬頭琴》抓住了馬頭琴只有兩根弦的特點，通過南/北、上/下、東/西等方位的橫向拉伸，以及過去/未來的縱向延展，賦予其以空間與時間的全新意義，并通過由“馬”到“馬頭琴”的相關聯想，以及由量詞實指的“根”向名詞根本之“根”的諧音轉喻，指向了永生的命題——“你的樂器只有兩根弦/一匹白馬活在人間”；《馬》借助馬的睡姿，表達了對自然、對逝者的敬畏之情；詩歌《馬駒》通過與“馬駒”頑強生命力的對比，表達了詩人對自我安逸生活狀態反思和詰問，“我看著初生馬駒/為了站立而掙扎/對自己至今的安穩/不得不產生質疑”；《敖包》則通過敖包“圓形”的特點以及祭敖包儀式中“轉圈”的行為，引發了詩人對“圓”以及牽延出的人生是否有意義的形而上思考。

而在《鷹死的時候，飛得最高》中，作為物的“鷹”因其本身是“薩滿神圣家族中獨具特色的圣鳥，也是北方狩獵民和游牧民英武吉祥的象征”，更是蒙古族人民的圖騰之一，而具有原型意象的特征，且天然攜帶民族文化基因。寶音賀希格借助“鷹”的意象，表達了對開始與終結、瞬間與永恒的辯證性思考：“生命，就是無起點又無終點的大地/其最高點，就是永恒的位置//貓，找隱蔽的地方去死/死去比活著更屬于自己//鷹死的時候，飛的最高/于是與終生的重量一起摔下來”?？梢哉f，民族文化特質是思考的基礎，也是寫作和思想的起點，由此開始，寶音賀希格得以將視閾擴大，將視野擴寬，將思考加深，并在輕與重、瞬間與永恒、有意義與無意義等問題的追問之中，完成了對民族性思考與現代性主題的雙重深入。

新時期的蒙古族詩人們，既試圖努力貼合現代，又無法割舍對民族根性的堅持，這在其他有著鮮明現代性傾向的詩歌文本中，表現得同樣鮮明。瓦·賽音朝克圖的詩，一方面具有“去民族化”特征，無論是寫人還是寫物都帶有典型的現代特征，比如《啤酒》、《決斗——致普希金逝世153周年》等，另一方面又無法完全擺脫民族基因的根本性影響，因而在現代性追求過程中，又不時顯現出鮮明的民族印記，比如詩歌《草》、《黑駿馬》等。同寶音賀希格的詩歌創作類似，瓦·賽音朝克圖同樣是借助具有鮮明民族印記的典型事物和意象，表達獨特的現代性思考。以詩歌《黑駿馬》為例，“黑駿馬”這一意象與回族著名作家張承志筆下的“黑駿馬”在語義上形成“互文”，本身就具有很明顯的民族特性，在此基礎上，詩人又頗具創造性地在寫法和主題兩個方面進行了現代性“創造”：經由“黑”顏色這一特征，并借助轉喻、博喻、聯想等修辭手法，將“黑”駿馬與詩人的生命聯系在一起，仿佛“黑駿馬”已經與詩人的靈肉合為一體，進而表達對黑駿馬以及其所寓意的民族的深深眷戀之情。

比夜黑/比影子黑/比靈魂黑/你是我情欲的顏色/是我無聲無息激動的顏色/是我青春的顏色/是我疲憊已久掙扎的顏色/你是熊熊燃燒生命的黑炭/是我為情受傷心口的黑血/你是干旱草原的蒙古眼睛/是博愛這顆地球的信念/你那俊美的四蹄真誠奔騰/我已墜入你深深的黑色里

特·官布扎布的詩歌，則側重于感覺描寫和直覺表現。在詩歌《蟈蟈聲·不眠之夜》中，詩人以都市人回憶或追憶的方式，通過典型意象“蟈蟈”及其叫聲，以及“放牧”與“歸牧”兩個相對應的行為，表達了思鄉（草原）之情。其他詩歌如《夢》、《青春》、《遠行》等，草原、山野、小草、馬群、蒙古包、牧歌、套馬桿等意象的出現，在現代性直覺表現、思緒捕捉和情緒表達的背后，同樣透露出一縷民族氣息。

除了在正面表達現代性訴求過程中，時常顯現出民族印記之外，新時期蒙古族詩歌對民族性的表述，還有另一種方式，那就是反面映襯。即通過對現代性委曲批判的方式，來表達對民族傳統的懷念及對民族文化的熱愛之情，藉此表達詩人們對于現代性的反思，以及對民族文化傳承危機的憂患意識。寶音賀希格的詩歌《洋蔥一樣的北京》，把北京形象地比喻為“洋蔥”，意在說明都市雖然發展迅速，先進繁華，但是卻是以最天然和單純之物的喪失為代價，“北京像個洋蔥//我的房子在/東北三環邊上/而我家在六環外/長城之外/在大興安嶺西南麓/一條小河邊//我每次切洋蔥/都要流淚/實在切不下去/就從十八層的窗戶/往外看一看//月亮出現的很突然/原來她只有一環”。用漢語寫作的蒙古族詩人白濤，則表達了對長期生活在都市的蒙古人儼然已經忘掉民族之本的擔憂，“啃著面包喝礦泉水，漸漸/和馬蹄、歌聲、膻汗味兒產生出距離……目光被水泥墻阻隔/腳步開始輕盈，聽見有人/在談論北方家鄉或草原/也好像與自己無關……慢慢想不起母親的故鄉/羊油和奶水的濕痕/還隱約印在胸襟……”同樣的思考向度，在色·烏力吉巴雅爾《最后的酒館》中亦有所表達。齊·莫爾根的《都市紀事》，雖然沒有使用直接與民族有關的意象，但是在他筆下所著重描寫的“十字街”、屬于現代性的“孤獨”、“醫院”以及打破夏日正午寧靜的叫賣冰棍的“老人”等事物和場景的背后，其實隱藏著一個與都市形成對比的隱在遠方空間，這一空間指向的是草原。

蒙古族詩人兼學者海日寒認為：“現代化路向和民族化路向是貫穿整個蒙古族當代詩歌史的兩條基本脈絡，但實際上，這兩條脈絡并不是涇渭分明的對立物，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叉互動?！笨梢姡绾翁幚砗枚叩年P系是包括蒙古族詩人在內的當下少數民族作家需要面對，且不可回避的一個重要問題，這關系到詩歌未來的發展路向與生長可能。蒙古族詩人們無論是借助民族身份反思現代性，還是在追求現代性過程中堅守民族立場，都恰好說明“民族性”與“現代性”兩者關系的錯綜復雜以及關聯性，同時，也顯示出詩人們既堅守又開放的詩學立場，以及試圖將民族性與現代性融合在一起的自覺努力。通過對接、嚙合、聯動甚至博弈，蒙古族詩人們完成了對于民族性與現代性這兩個重要命題的雙重深入與思考。

三、潛隱在個人記憶與民族歷史深處的“民族根性”

著名學者朝戈金在論及文學“民族性”的五個闡釋維度時，首先談到的就是歷史的維度。重新進入歷史，打撈有益的傳統文化資源，是詩人葆有歷史意識，并藉此打量當下的有效手段。新時期以來，蒙古族詩人們同樣將筆觸伸向了族群的歷史和個人記憶的深處，從民族語言、身份特征、族群屬性等維度入手，通過“對比”、“追憶”、“回溯”、“尋根”等方式，實現了隱藏在詩人靈魂深處與潛藏在歷史深處的民族根性的跨時空對接，進而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再次確證。

詩人們通常以第一人稱“我”的形象出現，或者將作為個人的“我”從“蒙古人”這一族群中提出取來進行重點論述；或者將“我”的個性和特點藏起來，放置于“蒙古人”群體中，進行普遍化和一般化處理，通過族群屬性的確認來表明自己的民族身份。將“我”進行個性化處理的詩歌比如白濤的《因為我是蒙古人》，那·斯木吉德的《我是蒙古姑娘》等；將“我”置換為集合名詞的詩作有白濤的《蒙古人的家鄉》、《蒙古人的草原》、《一個蒙古人和他的河流之歌》，納·呼和詩貴的《有一戶人家，曰蒙古》，多蘭的《蒙古人》等。多蘭的長詩《蒙古人》用博喻兼暗喻的方式，把“蒙古人”一詞替換為多個詞語，反過來又將這些詞語的含義都賦予“蒙古人”，通過不同類型、不同屬性的詞語以及由此所生成的意象對“蒙古人”內涵加以擴展性和細節化填充，將蒙古民族的歷史、性格、生活習性、文化習俗、宗教信仰等諸方面內容生動具體地描繪出來。全詩所有的句子都是以“蒙古人是”這樣具有肯定意味和主體性高揚意味的句式作為開頭。比如以下詩句：

蒙古人是成吉思汗

蒙古人是歐洲廢墟

……

蒙古人是射中靶心的黑翎箭

蒙古人是寧斷不彎的硬筋弓

……

蒙古人是崛起的夢想

蒙古人是世界上最后的句號

詩人通過“蒙古人”意象，重新溫習了蒙古民族的奮斗史和輝煌史，也藉此表明自己對這一族群身份的深刻認識以及無限自豪感。

通過與具有民族特征的典型“物”和“人”的情感對接，完成對民族文化和歷史的再審。典型之“物”主要包括蒙古馬及同類意象、長調、蒙古包（氈房）、 馬頭琴、歷史著作等等。它們已經不僅僅是單純的物，而是民族文化和歷史的濃縮和載體。在詩歌《蒙古秘史》中，詩人恩克哈達形象并具體地描述了這一歷史著作的多元性意義。在詩人看來，它既是一本書，一部民族史，同時也可以是人，是馬，是火，是水，是弓，是箭等等，記錄和書寫的是蒙古民族的全部。此外，以“蒙古馬”及其衍生意象為表現主題的詩作也非常之多。這類題材的詩作不單純是對馬的贊譽，更多是對其所負載的民族精神的挖掘和顯示。巴·布林貝赫的《命運之馬》可看作是新時期這類題材詩作的開端之作，詩人借助蒙古族民歌“我的駿馬飛騰起來/我的精神抖擻起來”這種類比的方式，將“駿馬”與“蒙古人”，乃至蒙古民族聯系在一起，形成了命運的“同構”性。詩人蒙根高勒創作的同題詩《命運之馬》，賦予了蒙古馬以人格的力量，借助馬的命運軌跡和生命歷程的勾勒和描述，刻畫了蒙古族人民堅忍頑強、執著不屈的高貴品質，深情演繹了一曲充滿復調美感的生命壯麗樂章：

逐水草而生的夢想與風骨

逐野火而生的踢韻與嘶鳴

一脈血汗隨你鋪向慷慨高歌的中心

鋪向我素世襲的壯麗人生

……

那奔騰的生命的律動

任誰也擋不住迅猛的春潮和流響

粗重的喘息間傳遞著愛的秘語

猶如貫穿我們五臟六腑的烈酒

命運之馬以它火焰般飄揚的身軀

輻射泥濘的曠野和每一條道路

……

除了上述兩位作家之外，其他詩人也有此類詩作，比如阿爾泰的《蒙古馬》、蘇尤格的《蒙古馬》、塔·額勒恒格的《蒙古馬》、策·孟根額爾頓的《蒙古馬——駿馬之功 摯友之情》等等。這些詩歌有的將“蒙古馬”塑造為蒙古人的摯友、是蒙古人性格品質的象征，也是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見證，“在人群中你是駿馬/社稷江山的捍衛者/在駿馬群中你是人/蒙古人堅韌的性格”；有的化身為蒙古族歷史的參與者與見證者，參與并見證了人民輝煌而艱辛的奮斗歷程，“我的蒙古馬留守在了草原/它曾與蒙古民族榮辱與共/它非凡的貢獻贊頌不完……”除了“蒙古馬”意象外，與“馬”有關的其他意象，更是作為時常出現的意象，不時顯現于詩行，這在很多蒙古族詩人的筆下都有所表現，此處不再一一列舉。

典型人物主要指在蒙古民族歷史進程中產生較大影響的領袖、帝王、民族英雄、作家等等。這其中，影響力最大的當屬成吉思汗。在詩歌中，詩人們通過各種方式與成吉思汗展開對話。蘇尤格的《成吉思汗的子孫》，通過對比的方式，確定了其與成吉思汗的關系，進而表達了詩人對“成吉思汗的子孫們”的精神現狀的憂慮，“成吉思汗的子孫/將十三世紀粘貼在額頭/喊著偉大的空話/粉飾自己的愚鈍/酒壇里浸泡問號/喝著唱著樂倒了”；滿全的長詩《成吉思汗》的主體部分以簡潔敘事加高調抒情的方式，重敘了成吉思汗艱辛而輝煌的戰爭史，附詩部分又借助其他人之口，以“頌歌”的方式，通過各種生動的類比，強化了成吉思汗的豐功偉績，從而使全詩在內容上和結構上具有層次感。寶·青克勒圖的《我會唱著歌兒飛翔》以虛構的方式，幻想著重臨歷史現場，“同幾百年前的可汗靈魂一起/共浸在優美的歌聲中/凝望著功與過的河流，漸漸變老/在如梭的歲月中嶄新依舊/在這血與乳之外別無潔物的世界上/在祈禱之外的須臾中永生”；寶音賀希格則以朋友的口吻，把“成吉思汗”從神壇降到世俗，通過“我”與“成吉思汗”的對比，完成了情感的對接，表明了詩人銘記民族歷史，傳承民族的決心：

我比你小八百歲。/我的手從沒握過血。//你的帝國比今天早八百年，/1206年的那個清晨，/在我的語言里一直拒絕傍晚。//鋼筆是由你的箭頭而做，/它用你旗幟的顏色書寫你的文字。/樂器是用你駿馬的靈魂而做，/它把你的草原拉成兩條并行的路。（《成吉思汗,你比我大八百歲》）

此外，描寫蒙古族其他歷史人物的詩歌亦是佳作迭出。比如呼·布和滿都拉的《忽必烈狩獵——鑒賞<忽必烈狩獵圖>有感》，海日寒的《尹湛納?！穬墒椎鹊?。蒙古族女詩人額魯特·珊丹更是創作出獻給蒙古勇士的散文詩長卷《十月之印象》。詩人這樣闡說創作初衷，她說：“我以勇士為題書寫草原，不僅僅是為了傾訴，而是在尋找一條血脈的河流……我是蒙古人，展示草原的壯美，蒙古人的慘烈情懷，揭示民族的血脈，古老文明所賦予我們的源流，是神圣的職責”。額魯特·珊丹的這段話，也同樣說出了其他蒙古族詩人深入民族歷史和個人記憶深層，挖掘并重提“民族根性”的根本意圖。

無論是對個體民族身份的確認，還是與蒙古族歷史人物的情感對接，以及對民族事物隱含文化內涵的再挖掘，都是基于民族認同和共同的民族情感。詩人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重新抵達了民族歷史深層，完成了對民族之根的銘記、堅守與延展。

四、包裹在地域書寫與生態關懷中的“民族情懷”

新時期蒙古族詩歌中的“民族性”，除了內置于愛國情感、現代性追求以及歷史探尋中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藏身之所”，那就是以“草原”為主要內容的地域書寫，以及由此衍生的生態主題。草原之于蒙古族詩人而言，是極為獨特的存在，一方面，草原是詩人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和故土；另一方面，詩人們無論是離開，還是永居此地，草原都是他們永恒的精神家園和靈魂居所。草原因兼有“故鄉”和“精神家園”雙重特性而被由衷贊美并深深眷戀。當作為“靈魂歸宿”和現實故鄉的“雙重家園”被破壞和踐踏時，自然而然會引起詩人們對草原生態問題的關注?？梢哉f，“草原”是喚醒蒙古族詩人生態關懷意識的起始點，然后將這種關懷推而廣之，由對家鄉生態問題的關注擴展為對人類生存環境的普遍關注，從而引發更為宏觀和深刻的生態思考。

在新時期蒙古族詩歌中，有許多描寫和書寫草原的優秀詩篇。比如白濤的《蒙古人的草原》，薩仁其其格的《草原》，阿爾泰的《我的草原》，斯日古楞的《我的草原》、《家是草原》，策·朝魯門的《神光草原》、《黃金草原》，滿全的《千里草原》，恩克哈達的《草原——另類經典》，查干的《草原人》等等。在這些詩作中，詩人們挖掘并闡述了草原的三重意義。首先，草原就是家和故鄉的同義詞，是詩人們永恒的眷戀之所。斯日古楞的詩歌《家是草原》就點明了草原作為雙重家園的特殊內涵：

我的遼闊無垠的草原……/你是英雄漢不動容的極至/我們靈魂的家園……/家在草原/家是草原/雄渾的每一座山峰/都是我們生命的積淀/奇美的每一條河流/都是我們愛欲的情結

詩歌中連續運用“家在草原”和“家是草原”兩個構成遞進關系的肯定句式，對于草原和家的關系進行梳理和予以確認，一方面強調“家”與“草原”的從屬關系，另一方面強調二者的“等同關系”，進一步強調了草原的家園屬性。哈·巴圖吉日嘎拉以“家”為題目，但是在內容里提及的卻是草原，同樣表明了對草原家園特質的認同?！跋肽钪?細雨綿綿的草原/我坐在時而刮起旋風的//山谷之外/……向往著雖遠有近的故土/想著炊煙的味道/我很溫暖//從天涯咫尺的故鄉/沿著云隙之光而來/我很溫馨”。其次，是通過對“草原”進行第一人稱屬性限定，即“草原”是“我的”，是“我們民族的”，從而確定“草原”的歸屬。草原是我（們）的家的屬性，決定了草原在詩人們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以及之于他們的重要意義。薩仁其其格的詩歌《草原》，強調的便是對草原由個人家園屬性到族群屬地的逐步確認，“草原是我的家/祖先的恩典/不能遺棄/……草原是蒙古人的家/從草原走出去的鐵木真/是舉起歷史的太陽/他的光芒照耀草原……草原是我們的魂/是來生之緣”，進而挖掘出了草原之于蒙古人的存在價值及永恒意義。最后，草原是蒙古族詩人思考的起點，也是觀照世界的基點，“天高地遠的曠野/賦予我不可泯滅的/世事源緣”?！安菰钡那皟蓚€意義，決定了蒙古族詩人們草原書寫的情感矢量和價值取向；后一個意義則對蒙古族詩人的生態關懷生成產生重要影響。

草原雙重家園的特征和獨特的民族屬性，使得詩人們面對草原的宏大壯美時，會情不自禁地表達敬意和贊美。無論是通過寫實，還是經由想象建構，蒙古族詩歌中的草原通常都是詩意而美好的。特·思沁筆下的《故鄉》，寶·青克勒圖呈現的《回家的傍晚》，以及道·德力格爾倉用心描繪的《寂靜的草原之夜》，都宛如悠揚舒緩小夜曲般安靜與和諧。當屬于“我的”和諧綠色家園遭到破壞時，詩人們會異常地憤怒和格外地痛心，進而關注草原的生態問題。在詩人齊·莫爾根看來，樹木的濫砍濫伐是破壞自然的惡劣行為，最終受到侵害的并不止是自然，還有人類自身，“伐樹的聲音/將我伐例//伐倒了/烏兒婉轉的歌聲/伐例了/明媚春天的情影/伐倒了/溪流潺潺的細語/伐倒了/茫茫霧靄的背影//伐樹的聲音/在沉迷難醒中/伐倒了自己無奈的身體”。堯·額爾登陶克陶模擬孩子和白云對話的場景，將白云比作“已經死亡的河流之魂”，間接批判了生態惡化給環境帶來的傷害，“從前我是/茫茫原野里/一條源遠流長的大河/白云說/是貪婪無比的人/將我挖開/把我汲干/奪走了我的生命/白云又言”。斯日古楞的詩歌《植被》從春天草原的風沙談起，借助對生態破壞態問題的看法，表達了對綠地消失的擔憂之情，同時也間接傳達出對于政府的退耕還林政策優劣的較為獨到的看法，即順應民心才是恢復人文生態環境與自然生態環境的最好途徑，“其實民眾是最好的植被/看你如何開放與保護/失掉民心的意志/一定會導致沙塵刮起”，從而挖掘出比實際生態問題更深刻的人文意義。在另一首詩《死亡臨界點——寫在1999錫林郭勒草原生態年》中，斯日古楞長句鋪陳，以不吐不快、不得不說的傾訴方式，描繪了草原生態被破壞的可怕景象，毫不掩飾地表達了自己的憤怒和憂慮，同時也心存美好希冀?！耙粭l一條的河流在無聲地哭泣/它們看到了枯萎干裂的河床/像僵尸一般恐怖的猙獰的姿勢/一個一個的海子默然的空懷/它們聽到了荒蕪蒼涼的回響/像招魂一般瘋狂地絕唱/大馬群在季節風的鼓動下/那種奔流如瀉的壯景消失了/大草原在星空的映對中/那種明凈遼遠的深邃不見了……人類曾經用雙手創造幾千年的文明/怎么會把草地的生靈逼得無路可走/怎么會把綠色家園肆無忌憚地揮霍……”

從思考向度上看，蒙古族詩人們因草原生態問題而引發的持續性擔憂，其最終指向是未來，具有鮮明的“未來性”。這種“未來性”主要通過兩種敘述手段來實現：一是借助過去、現在和未來三個時空生態環境的對比實現。恩克哈達的敘事詩《十三個骨節的盤羊角》，以個人家族史的方式，通過祖父與“干枯盤羊頭骨”故事的敘述，傳達了“保護神圣的大自然風水”和保持生態平衡的和諧之道。他的另一首詩《蒼天的駝羔》，關注的同樣是生態主題。詩人通過過去與現在生存環境的對比，陳述了駱駝因空氣污染、環境惡化而無法繼續生活在地球上，無法繼續庇佑人類并與人類相依為命的事實，委婉地批判了環境日益惡化的現實，“這就是駱駝，一個有靈性的美好動物/帶著主人留在它身上的美玉烙印/如今卻要返回蒼天了/刺鼻的鐵銹味彌漫荒漠，滿目瘡痍/穿梭的鋼絲網隔離你我，大地傷痕累累/人與自然冷漠地對視，世界變得如此渺小”。道·德力格爾倉的《三代人的風景》和寶·青克勒圖的《最后》寓意類似，前者通過三代人生活環境的對比，暗含了對隨意占有草原進行農業種植，從而造成生態惡化的批判，“乘鶴西去的祖父的年代 這里/草場茂密牛羊遍地/胡須垂胸的父親的年代 這里/農田連綿一望無際/上學識字的我的年代 這里/黃沙滾滾遮天蔽日”；后者則通過今昔環境變化的對比，以及對未來環境的想象，同樣直指故鄉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現狀，詩歌中彌漫著難以說盡的遺憾和哀傷，“圣祖成吉思汗的故鄉/有過狼群/父親的故鄉/有過羊群/我的故鄉/黃沙漫漫/最后留給女兒的故鄉……”

二是引入具有鮮明“未來性”特征的“孩子”意象，用以說明生態環境惡化危害性之大，影響之深遠。孟和巴雅爾的詩歌《孩子的話》，用祈求和呼告的語氣，借助孩子之口與沙塵對話，陳述了生態惡化的事實，并表達了祈求生態環境改變的美好愿望?！吧硥m，沙塵/請不要飄啦/飄入我的眼睛/會急煞我的媽媽/她在盼著我長大/家鄉啊/等我長大/我要用綠色把你美化……/地球啊/等我成人/我要用綠色給你美容/真的，真的，真的！/等我成人/我要用綠色給你美容/地球，我可愛的母親！”仁·斯琴朝克圖直接把關注視野擴展為“地球”上所有的“孩子們”：“讓我們把地球留給孩子們/以完整的形態親手交給他們/省略號把富饒豐美的地球留給他們/把碧綠的原生態環境留給他們/省略號把沒有冷戰陰影的地球留給他們/把人文思想的太陽一同留給他們……”

除了對現實生態的關注，詩人們又將這一關懷深入到以民族文化傳承為核心的文化生態問題之中，具有鮮明的“人文性”。前面所提到的《把地球留給孩子們》中就已經顯現出這一價值取向，要留給孩子的不但是一個干凈綠色的生態環境，更是一個健康文明的人文環境。因此，面對民族文化因現代性擠壓而可能變形甚至消失的事實，詩人們表現出獨特的人文關懷精神，“草浪/已向田壟遷徙/駿馬/已向屏幕遷徒/套馬桿/已向博物館遷徒/牧馬人的光榮/已向詞典里遷徒”。他們時常將現實生態與民族文化生態兩個問題疊加在一起，更顯出其思考的深度。又如那·呼和詩貴的此類詩作《根》：

假如草木的根須被斬斷/沙暴就是土地的眼淚/假如和平的根須被斬斷/炮彈就是世界的眼淚/假如自由的根須被斬斷/哀嘆就是我們的眼淚/假如母語的根須被斬斷/熱血就是思想的眼淚。

蒙古族詩人們以民族關懷為起點和立足點，卻又不局限于此。“未來性”和“人文性”眼光的秉持，使得他們的視野更加寬闊，思考也更為深入和超前。詩人們所關心的生態問題，已經不只局限于“我的”家鄉，而是以故鄉為起點，把眼光從草原伸向更遠、更廣闊的地域空間；也不再局限于現實，而是深入到文化生態領域，關注本民族文化的保護與傳承，顯示了對民族身份、地域與現實關懷苑囿的超越，具有普遍生態學與文化學意義。

結 語

正如學者朝戈金所說：“民族性是文學的身份標識。憑借這種標識，不同民族間的文學彼此區別，呈現出各自的鮮明特征。一個民族的文學，喪失了民族獨特性，就意味著沉沒和消亡。”“民族性”顯現在詩歌文本中，更深植于詩人骨血之中。它作為深層文化基因存在，是蒙古族詩歌的根本和靈魂，是其稱為自身，成為自身的根本保證。在此基礎上，詩人們繼承傳統，立足現實，包容開放，融匯變通。他們堅守而不保守、開放而不盲從，而是有選擇性地堅持、有辯證地吸收；他們敢于并樂于吸納有益的新元素與新事物，卻又不喪失民族個性。蒙古族詩人們用他們的寫作實踐，細膩并準確地詮釋了在新的時代和文化語境中，民族文化傳統和有益精神資源如何繼承，怎樣創新的問題，為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而獨特的貢獻。

范云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暨南大學博士后，內蒙古大學文學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詩歌，在《民族文學研究》《文藝爭鳴》《當代文壇》等刊物上發表論文50余篇，著有《現代漢詩“詞的歧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