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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元和十年（815）歲暮，身在江州 司馬任上的詩人白居易（772-846） 給他 的 好友元稹（779-831）寫了一封四千字的長信，后來題作《與元九書》，收入《白居易集》卷四十五。這封私人通信內容非常豐富，其中值得玩味深究的地方很不少。

從“詩歌大端”即基本的詩學理論來說，這封信里的立論大抵上是將先秦以來“詩教”老傳統與中古以來“緣情”新傳統做了一個綜合，堪稱有根有據，立足甚穩。白居易寫道：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圣賢，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

所以詩歌的作用就是“上以詩補察時政，下以歌洩導人情”，最終達成“天下和平”的大好形勢：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為了實現這樣美妙的理想，白居易自己大寫兩類詩：諷諭詩與閑適詩。前者是為皇帝了解下情提供參考，以有助于治理天下；后者是抒寫自己的生活和感情，從而與社會與他人和諧相處。這兩方面自己都已經盡力，在“抒下情而通諷諭”（班固《兩都賦序》）這一方面付出尤多。

白居易在這封信里要向好友傾訴的重點在于，自己按經典行事，寫了一批諷諭詩，完全合于儒家的大道，一向忠君報國，作為一名諫官（左拾遺），自己全心全意地盡到了責任；想不到結果卻非常之糟，竟然因此被貶官，發配到這遠離政治中心的江州來了，天涯淪落，令人痛哭流涕——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一大怪事！

二

按當時官方的說法，白居易由地位相當不錯的宮官太子左贊善大夫被貶為江州司馬，是由于他在宰相武元衡遇刺身死一事上越位先于諫官言事，以及他道德上的某種瑕疵，即所謂“浮華無行”“甚傷名教”（詳見《舊唐書·白居易傳》）。事實上后者純屬污蔑，前者雖說事出有因，但也只是表面文章；白居易本人認為，真正的原因在于自己先前寫的那些諷諭詩得罪人了，而且得罪了不少要人，自己是栽在這個問題上。白居易沉痛地向老友分析說：

凡聞仆《賀雨》詩，而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游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 大率如此，不可遍舉。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茍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仆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仆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 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 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于上耶？ 不然，何有志于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為什么這些詩會給白居易帶來許多麻煩呢？ 看看原作可以知道一個大概。其《賀雨》詩云：

皇帝嗣寶歷，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兇。遂下罪己詔，殷勤告萬邦。帝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元年誅劉辟，一舉靖巴邛。

二年戮李錡，不戰安江東。顧惟眇眇德，遽有巍巍功。或者天降沴，無乃儆予躬？上思答天戒，下思致時邕。莫如率其身，慈和與儉恭。乃命罷進獻，乃命賑饑窮。宥死降五刑，已責寬三農。宮女出宣徽，廄馬減飛龍。庶政靡不舉，皆出自宸衷。奔騰道路人，傴僂田野翁。歡呼相告報，感泣涕沾胸。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詔下才七日，和氣生沖融。凝為悠悠云，散作習習風。晝夜三日雨，凄凄復蒙蒙。萬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變愁為喜，歲易儉為豐。乃知王者心，憂樂與眾同。皇天與后土，所感無不通。冠佩何鏘鏘，將相及王公。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小臣誠愚陋，職忝金鑾宮。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為圣，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愿有其終。

這首詩的主題是歌頌當今皇上圣明，關心農業生產，大旱之年下詔罪己，獲得神效，天降喜雨，問題解決。詩中提到近年來的三大勝利，一是元和元年（806）一舉討平了割據稱雄的西川節度使劉辟，巴邛恢復了平靜；二是元和二年（807）又平定了妄圖謀反的鎮海節度使李锜之亂，江東形勢迅即歸于正常；其三就是當下求雨得雨的奇跡了，按《資治通鑒》（卷二三七）元和四年（809）條下有記載云：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余，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奉進。”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以為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系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人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于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于事。”

白居易等兩位翰林學士乘求雨的機會提出若干有利于民生的建議，得到認可以后恰好就下雨了，真是皆大歡喜。大旱解除后，白居易再接再厲，寫出自己的《賀雨》詩，其中全是潤色鴻業，為什么還有許多官僚認為“非宜”呢？問題大約出在結尾處的“敢賀有其始，亦愿有其終”這兩句上：似乎憲宗皇帝可能會有始無終，現在只是為了求雨才做了這么幾件好事似的。史稱憲宗皇帝“納諫思理，渴聞讜言”（《舊唐書·白居易傳》）；而在一般的官僚看來臣下應懂得規矩，哪里有當今圣上需要一介翰林學士左拾遺提出這種希望和教訓的道理？

唐代要算是比較自由的時代，在“權”之上還有更高的“道”，民為貴君為輕，這樣的原則大家也能認同；但真的跑出來向皇帝說這一類帶有勸誡指導意義的話，仍然顯得“非宜”。白居易書生氣太濃厚了，膽子也忒大了些！ 事實上儒家理想主義未必能為現實生活所接受。白居易要小心點了。白居易的另一首詩《孔戡》也是寫得很不合時宜。其詩云：

洛陽誰不死，戡死聞長安。我是知戡者，聞之涕泫然。戡佐山東軍，非義不可干。拂衣向西來，其道直如弦。從事得如此，人人以為難。人言明明代，合置在朝端。或望居諫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憲府，有邪戡必彈。惜哉兩不諧，沒齒為閑官。竟不得一日，謇謇立君前。形骸隨眾人，斂葬北邙山。平生剛腸內，直氣歸其間。賢者為生民，生死懸在天。謂天不愛人，胡為生其賢？謂天果愛民，胡為奪其年？茫茫元化中，誰執如此權。

孔戡是中唐時代一位官階不高而名氣很大的正人君子，以敢于向頂頭上司提出意見著稱。他在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的幕府里任書記，曾一再義正辭嚴地向盧從史提出意見和規勸，盧從史雖然很不高興，總算還能聽取，后來孔戡離開了昭義，盧從史便放手為非了，終于垮臺。元和五年（810）孔戡去世后，韓愈為作墓志，著重記載了他高尚的言行——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于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后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得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于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

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 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吊于朝，處士相吊于家。

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勛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于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后。于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 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惟公無分寸私。公茍留，惟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后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唐朝散大夫贈司勛員外郎孔君墓志銘》）

白居易以其人為題的詩，熱烈歌頌孔戡的正直高尚的品質。敢于堅持正確的主張，而且公開發表，完全不顧個人的得失，在利祿面前則畏避退處——白居易認為一個正派的官員應當如此，他對孔戡的去世深表哀悼。

白詩本無可挑剔，但在當時許多只習慣于等因奉此、守住飯碗的俗吏，對于如此高調歌頌孔戡很不以為然，他們大為“不悅”。上司的話是一定要聽從，而且要照辦的！ 于是儒家理想主義者白居易于無意之中就得罪了人，后來終于要為此付出代價。

《賀雨》和《孔戡》之得罪人還不算非常明顯，《秦中吟》就要嚴重得多了。這一組詩包括十首，寫法略近于議論文中的“一事一議”，其中有些涉及一般的社會風氣，例如《議婚》談財富對婚姻的影響，窮人家的女兒不容易嫁，而富家女則成為搶手貨，全然不看那些小女子本人的素質；又如《傷友》說當年的貧賤之交一旦變得闊氣就不認識老朋友了，“曩者漆膠契，爾來云雨睽”——這樣一般地普泛地議論議論，大抵還不至于惹出什么麻煩：而一旦談到政治問題，涉及到具體人物，問題就出來了。典型的如《重賦》：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匹，繰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

夜深煙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端與寒氣，并入鼻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似云屯。號為羨余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

詩中指出，行之多年的“兩稅法”如今已經有了明顯的弊端，基層官吏橫征暴斂，說要把“羨余”上交國庫，獻給“至尊”，農民的負擔很重，而被迫交上去的繒帛卻在國庫里爛掉了。這樣的批評對象甚廣，甚至涉及“至尊”。

又如《輕肥》矛頭直指中唐以來氣焰極高的宦官，詩中主要的批評雖然在于他們生活上的奢侈而未嘗涉及政治問題，但已經是摸了老虎尾巴，得罪了“權豪貴近者”，后果很嚴重。

還有像《不致仕》，批評年老而呆在官位上不肯退休的高官，具體涉及的對象是口碑一向不錯的杜佑（735-812），后來杜佑的孫子杜牧（803-853）對白居易始終不滿，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秦中吟》中這首詩是早已埋下的一個遠因。

青年時代的白居易意氣風發，鋒芒畢露，他只是想到這樣做一則合于傳統的理論和道德，二則也是忠于皇帝和國家的表現，應當說是立功的行為；可是他忘了，官場是一個必須尊重高層和領導的地方，也是內卷很厲害的名利場。到很久以后，當白居易成了資深高官的時候，他才把官場的這一套完全吃透，終于收拾起早年的銳氣，平安為官，過他的舒服日子去了——當然他也從未做過什么壞事。

《與元九書》里提到的《登樂游園望》和《宿紫閣山北村》問題更大。前者追究元稹被貶往江陵的責任。查此事完全是宦官作威作福、以勢壓人造成的。《舊唐書·元稹傳》載：“宿敷水閣，內官劉士元后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襪而走廳后。士元追之，后以箠擊傷稹面。執政以稹少年后輩務作威福，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明明是宦官劉士元作威作福，沖進元稹業已先行住進之廳，而且動手把人打傷，后來卻反咬一口，誣說是元稹作威作福，于是就貶了他的官。中唐政治空氣之惡濁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白居易此詩為好友元稹鳴不平，于是他也就得罪了宦官，而執政的宰相卻完全站在宦官一邊。

《宿紫閣山北村》直截了當地抨擊在宦官領導下的神策軍（御林軍），他們竟然像強盜一樣搶奪老百姓的私人財產：

晨游紫閣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余喜，為余開一尊。舉杯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余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主人退后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

中尉是神策軍的領導，他的表現簡直就像是強盜頭子，而其人正得到皇帝的恩寵。這首詩不稍假借地深刻揭露神策軍的罪惡，捅了“握軍要者”這個巨大的馬蜂窩，甚至還有一點把皇帝拉出來陪著挨批的意思。這首詩乃是白居易諷諭詩中力度最強的一首。

《登樂游園望》得罪了宰相，《宿紫閣山北村》得罪了神策軍中尉。在皇帝之下，這時唐朝的中樞有兩大權力部門，一是以宰相為首的高官集團，一是由宦官組成的特殊團伙，白居易左右開弓，把這兩邊都得罪了，如此，則他自己離翻車看來已經不遠了。

何況白居易還有一組五十首詩構成的《新樂府》，也像《秦中吟》那樣，一事一題，涉及中唐社會政治生活中大量的負面現象，加以暴露批評，得罪的方面就更多了。批評社會現實的詩人，在官場里一定會大碰釘子，他自己的日子一定好過不了。魯迅曾經指出，在西方詩壇上曾有一種“摩羅詩派”，該派“大都不為順時和樂之音”，“以語平和之民，則言者滋懼”（《墳·摩羅詩力說》）。而白居易自己在《與元九書》中則說：“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 況仆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用很大的力度暴露問題的詩人在官場里一定沒有什么好果子吃，白居易安慰自己說，自己現在尚能保住五品官，每個月有四五萬薪俸，已經很值得感謝了。

從白居易這一席聊以自慰的話里可以感到，他對于官品和官俸其實是很在乎的（參見陳寅恪先生《金明館叢稿二編·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這樣看來，他將與諷諭詩告別，大約乃是早晚的事情。

三

經過江州貶官的挫折，四十四歲白居易人生態度開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敢說敢干、積極進取、大膽干預政治社會，一變而為求穩求安、謙退自保。這一變化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歷程，其間的轉折點即在江州。

初到江州時，白居易也還寫了些諷諭詩，而其內容、調子同先前在首都時寫的那些很有力度的作品相比，已經有了相當的不同。在他自編詩集的第一卷里，《放魚》一首題下有注云：“自此后詩到江州作”，后面還有《文柏床》《潯陽三題》（《廬山桂》《湓浦竹》《東林寺白蓮》）和《大水》，讀一讀這六題新詩，可以明顯地感到，他詩歌創作的方向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轉換。《放魚》詩云：

曉日提竹籃，家僮買春蔬。青青芹蕨下，疊臥雙白魚。無聲但呀呀，以氣相喣濡。傾籃寫地上，撥剌長尺馀。豈唯刀機憂，坐見螻蟻圖。脫泉雖已久，得水猶可蘇。放之小池中，且用救干枯。水小池窄狹，動尾觸四隅。一時幸茍活，久遠將何如。憐其不得所，移放于南湖。南湖連西江，好去勿踟躕。施恩即望報，吾非斯人徒。不須泥沙底，辛苦覓明珠。

家僮出去買菜，有兩條魚還是活的，白居易就把它們放養在池子里，后來覺得池子太小，不是長遠之計，干脆放到連通著大江的南湖里去，愿它們“好去勿踟躕”，又特別聲明說，自己的放生并不追求對方有什么報答。南方水鄉各地買賣魚蝦一般都要是活的（死魚死蝦很不值錢，還往往賣不出去，至今仍然如此），白居易由北方初到江州，覺得稀罕，遂特別為此作詩。這樣的作品很接日常生活的地氣，與政治社會完全無關，自不會得罪任何人。

《文柏床》也是如此，只是加了點哲理在里面：

陵上有老柏，柯葉寒蒼蒼。朝為風煙樹，暮為宴寢床。以其多奇文，宜升君子堂。刮削露節目，拂拭生輝光。玄斑狀貍首，素質如截肪。雖充悅目玩，終乏周身防。華彩誠可愛，生理苦已傷。方知自殘者，為有好文章。

文柏材質甚好，有紋理華彩，就被砍伐加工做成家具，有“好文章”適足以自傷自殘原是《莊子》里早就發表過的感慨，白居易此時忽然也致慨于此，也許同自己的遭遇有點關系吧。以老生常談入詩固然也未嘗不可，但意思有限。

《潯陽三題》也是就植物發抒感慨的。三題之前有小序云“廬山多桂樹，湓浦多修竹，東林寺有白蓮華，皆植物之貞勁秀異者，雖宮囿省寺中，未必能盡有。夫物以多為賤，故南方人不貴重之。至有蒸爨其桂，剪棄其竹，白眼于蓮花者。予惜其不生于北土也，因賦三題以唁之。”物以稀為貴，以多為賤，實乃人之常情，特別加以歌詠，不可能有多少新意，也難有力度。

《大水》是就江州城鄉一帶多發大水一事來寫的，這本來很容易聯系到應當關心民間疾苦、加強水道疏浚等等主題上來，借以“補察時政”，不料白居易卻另有著眼點：

潯陽郊郭間，大水歲一至。閭閻半飄蕩，城堞多傾墜。蒼茫生海色，渺漫連空翠。風卷白波翻，日煎紅浪沸。工商徹屋去，牛馬登山避。況當率稅時，頗害農桑事。獨有傭舟子，鼓枻生意氣。不知萬人災，自覓錐刀利。吾無奈爾何，爾非久得志。

大水一到，一般人受害，唯有行船的師傅可以比平時更多獲利。詩人告誡他們，這種得利是不能長久的！ 這樣立言也許會得罪“傭舟子”，那是毫不可怕的。

白居易變化得很厲害了。《與元九書》里說：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 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首。至于貫穿今古，覙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 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本來有志于挽救“詩道崩壞”、欲以大寫諷諭詩來“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白居易，在稍經蹉跌之后就變成竭力避開敏感話題，發些無關痛癢的感慨了。他本來有點不滿于杜甫，認為其人足以裨補時闕的作品未免太少，不料他本人離杜甫尚有很大的差距！

白居易認為，自己的被貶，跟先前寫了那么一批諷喻詩有關。主觀動機與社會效果完全相悖，令人十分悲痛，簡直無話可說！既然事情是這樣，那么只好改變自己。詩人后來文學態度同《與元九書》中正面闡述的主張形成巨大的拐彎，其轉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受不了貶官這樣的打擊。

杜甫終身堅持他的理想主義，風骨硬朗；白居易則靈活多了，后來在“牛李黨爭”愈演愈烈的艱難歲月里，他一直悠然于局外，沒有受到任何傷害，所以《舊唐書·白居易傳》稱頌他“放心于自得之場，置器于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他又活到將近八十歲，在唐代詩人中要算是一大壽星。在這樣的格局里，早先那種鋒芒畢露的諷諭詩便擱筆不寫了。

就逐步成熟了白居易而言，諷諭詩只是他不可以持續發展的一段早年的奮斗史。《與元九書》其實是寫來同過去告別的，但是他并不承認過去的理想主義有什么錯誤，錯就錯在崇高的儒家理想如今行不通。

古代作家中放棄早年理想的大有人在。白居易曾自稱“我有鄙介性，好剛不好柔”（《折劍頭》），事實上他還是能夠剛柔相濟的。白居易寫諷諭詩雖然不免虎頭蛇尾，其前后的人生態度也有相當大的變化，但他自編集子的時候仍然將諷諭詩列在最前面，《與元九書》自然也鄭重編入——儒家的詩學原則他并沒有忘記。對于這樣的態度，文學史工作者應予理解之同情，他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偉大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