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晉江有一座小山，叫雙髻山，山腳有塊大石頭，上邊有摩崖石刻，線刻，是一匹馬。何喬遠《閩書》：“唐末，羅隱乞食于羅裳山下，山下人侮之，隱乃畫馬于石，每夜出食禾，人追之，則馬復入石，山下人乃禮馬。隱乃畫樁系馬，馬不復出。今其跡了然。”晉江有羅隱一系列傳說，但很多人并不知道，那句很有名的詩也出自羅隱：“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這句話，一千多年來一直被誤讀……

無 言 之 緣

那時，我在《中國作家》編輯部上班，《中國作家》和中國作協在一起，是臨時用房，一組二層防震棚，在沙灘文化部大院里邊。我們在文化部大樓南邊，北大紅樓在我們南邊。下班時，騎車出文化部，往南拐，十字路口左拐，上五四大街，北面是中國美術館，我在那里看了董希文的《開國大典》、羅中立的《父親》，還看過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和羅丹的《思想者》。南拐是王府井大街，左邊先是華僑大廈。有裂縫的華僑大廈要不要拆掉，中國要不要這聲爆炸？《人民日報》對此有過一場記憶猶新的辯論。接著是北京人藝劇場，我在那里看過老舍的《茶館》、田漢的《名優之死》、郭沫若的《虎符》、迪倫馬特的《貴婦還鄉》、彼得?謝弗的《上帝的寵兒》。到燈市口，東拐，到東單北大街，右邊有協和醫院。再東拐東堂子胡同，那里有我們北大老校長蔡元培的故居。橫穿南小街到趙堂子胡同，而后是趙家樓胡同，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頂著就是北總布胡同，我到家了。我騎著車，讀了一部中國現代史。

趙堂子胡同口，馬路牙子上邊，有一小片磚地，一個瘦瘦的老人就站在那里。他好像不需要太大的地方，有時走幾步，有時就站著。站在一部史書上，不需要太大的地方。我到那里，只是把車騎得慢一點，向他行注目禮，點一下頭，招招手。他也向我點頭，一個微笑，有時也抬一下手。我知道他是誰，他不知道我是誰。我們總在這里相遇，但沒有說過一句話。我記得有好幾年時間。后來，他沒再站在那里，我路過那里，也要駐足。若是坐車，要往那里望，車開過去，我也總要回眸。

有的人活著

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還活著

……

他是詩人臧克家，活了99歲。我認識他多年，沒有和他說過一句話。

據說北京有7000條胡同，我把我們北總布胡同稱作中國第一胡同，火燒趙家樓，中國現代史第一頁就是從這里翻開的。

北總布胡同往南，頂著的是東總布胡同，對著的是四川駐京辦事處，右轉再南拐是貢院西街，到頭是長安街，過大街是海關。右拐，那時還沒有長安大劇院，走一小段，是國際飯店。我在那里參加當時煤炭部組織的一次文學評獎。就記得他們給從來沒得過獎的蕭軍一個獎。午餐我被安排和中宣部一位副部長同桌。有一位作家一直在給他匯報自己的創作。那天，在那張飯桌，我只是吃飯、喝酒，人家舉杯我也跟著舉杯。

心口呀莫要這么厲害地跳，

灰塵呀莫把我眼睛擋住了……

手抓黃土我不放，

緊緊兒貼在心窩上。

……

這位副部長是詩人賀敬之。

出國際飯店，長安街那里有一站。我從北總布胡同家里出來，也是到這里，坐1路公共汽車，過天安門，到六部口下車，往北走一段到《北京文學》編輯部。1989年到1995年，我騎車。1994年，北京10位作家和《北京文學》發起新體驗小說創作。我從北京向東南飛1700公里到福建晉江掛職體驗生活。改革開放，從東南沿海翻開新的一頁。晉江在海峽西岸。

晉江有個藍鯨詩群，我不會寫詩，我是局外人。他們經常組織活動，請來很多著名詩人，除大陸的，還有港澳臺及東南亞華文詩人。他們七嘴八舌，我插不上話。不一樣的是，一位白發老人在我的本子上寫了幾個字：相見恨晚。并簽了名：洛夫。

……

霧正升起，我們在茫然中勒馬四顧

手掌開始生汗

望遠鏡中擴大數十倍的鄉愁

亂如風中的散發

當距離調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

一座遠山迎面飛來

把我撞成了

嚴重的內傷

……

三位大詩人，我和他們相遇，但沒有說過一句話。

我在《無緣之緣》里說，有幸遇到艾青、張志民、蔡其矯三位大詩人，卻沒有學會寫詩，現在想起來，我還遇到臧克家、賀敬之、洛夫三位大詩人，我雖木訥，還是受到影響，愛讀詩。

北 京 三 劉

北京三劉，最早是誰說的？

我不知道。

近日，劉慶邦在《北京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北京三劉”說法何來》，說：“之所以把我們三個劉氏兄弟放在一起說，是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我們都在《北京文學》發了有一定影響的作品。劉恒發表的是中篇小說《伏羲伏羲》，劉震云發的是中篇小說《單位》，我發的是短篇小說《走窯漢》和中篇小說《家屬房》。從我所保存的報紙資料里看，第一個在文章里說到‘三劉’的是作家許謀清。”

我的腦子還有點蒙。

劉慶邦說：“許謀清寫‘北京三劉’的這篇文章發表在1990年2月13日《北京日報》副刊‘廣場’的頭條位置，題目是《北京文學和北京作家群》。他在文章里列舉了劉恒、劉震云的一些作品后寫道：‘有人說叫二劉也可以，說叫三劉也不是不行。熱心的讀者在刊物中還可以發現，還有一個劉慶邦。他的年齡比二劉還大一點，正在走向不惑，一個作家的成熟，不能簡單地以年齡而論。’”

劉慶邦接著說：“從文章的口氣不難看出，把我與二劉相提并論是勉強的，對我來說，把我列入三劉之一有忝列之嫌，頗讓人有些捂臉。可三的神秘魅力再次顯現出來，這個說法還是很快傳播開去，并從北京傳到了外地。”

我有些記起來了。

只是我仍然不明白，我不是評論家，在文壇也沒有一官半職，當時怎么會有這樣的話語權？

北京文學活動比較多。作家經常可以聚聚。在回龍觀筆會跟劉慶邦安排在一個房間，好像是在通州區筆會和劉震云安排在一個房間。

記得有一次活動，看演出，有一個節目是拋繡球，每位作家都得到一對繡球。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牧走到我這邊，他說，許謀清，你有一對雙胞胎兒子。我這一對繡球也給你，你回去，一人給一對。北京人一開始不懂得吃魚頭，吃魚頭是南方人。一回，林斤瀾把魚頭夾走了，劉慶邦說，許謀清也吃魚頭。林斤瀾笑著說，那咱哥倆一人一半。在農科院采風，午餐時，上了一盤紅紅的肥肥的大豬腳，一人一個，女作家不好意思，就說咱們一人分一半。好吃，吃完了又說，要不，咱們再分一個，成了大家哄笑的話題。

北京作家講哥兒們，相當于晉江的老兄弟。北京作家聚會，總感覺很溫馨。

《北京文學》發起新體驗小說創作，劉恒、劉慶邦和我都參加了，那段時間接觸比較多。我從北京到福建晉江市掛職，最大的損失就是離開了北京作家群。

我兒子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常常談劉恒、劉震云、劉慶邦，他們在影視上都很有成就。

一次回北京，有一天晚上，接一個電話，我沒聽出他是誰，他讓我猜，還是猜不出來。對方說：“冠軍，劉冠軍。”筆名劉恒。好幾年沒見，也沒聯系。第二天，我們一起喝了回小酒。一起吃飯的還有他老婆和我老婆。關系又接上了。我跟劉恒，多一層關系，用劉慶邦的話說“劉恒的嬌妻是許謀清介紹的”。接著，劉慶邦就發揮開了：“我送給你一個老婆，你給我一個中篇還不行？”（《許謀清印象》，發表在《小說家》）今年，北京一位朋友在組一套作家散文自選集，韓小蕙推薦了我，需要幾位名家的推薦語，我打電話給劉恒，他很快就發過來了。

20世紀80年代，潭柘寺《北京文學》筆會，吃了晚飯，天還很亮，我和劉恒走上一個小山坡，看到山坡的另一邊，是一個小山谷，很圓，點綴著兩三個小村子。不記得是誰的想法，走一圈。走一圈就走一圈，我們抬腿就走。走一小半，發現看是圓圓的一小圈，走起來可是一大圈，還歪七扭八的，不是圓的。剛才還是那么亮的天，唰一下就黑了，真的是伸手不見五指，只有碎碎的幾點小村燈火，偶爾的一兩聲狗吠。猶豫了，最好是退回去。狠下心，走。有點兒怕，身上也有點兒冷，幸好是兩人結伴同行。我們摸黑走了一個多小時，終于走到原點。

在潭柘寺，我記住高大的銀杏樹，它以扇形的葉子區別于別的樹的葉子，它以春夏淡綠嫩綠區別于別的樹的葉子的深綠墨綠，它以秋天一樹金黃區別于那些見了秋風就變紅的葉子。它是獨特、偉岸、高貴的一種樹。

從李一信的一句話說起

因為都屬于中國作協，我認識李一信。他到中國現代文學館，看過《林海雪原》的手稿，說過一句話，我老記著：沒有龍世輝，就沒有《林海雪原》。

龍世輝是《林海雪原》的責任編輯，他不但是伯樂，而且親自動筆修改。李一信看了原稿上修改的文字，所以說了那么有分量的一句話。

而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沒有龍世輝就沒有小白鴿。

由初稿《林海雪原蕩匪記》到成書《林海雪原》，我們就可以看出責編都做些什么。龍世輝責編《林海雪原》成為文壇佳話。但是，還有一點很重要，《林海雪原蕩匪記》是一塊璞玉。基于這一點，它也成就了龍世輝。作為編輯一樣有職業的成就感，滿腹經綸的龍世輝為什么一生只完成一本薄薄的書？這也算是人各有志。

后來，我們知道楊子榮原始素材里沒有打虎上山，沒有威虎山威虎廳，沒有胡彪獻圖（沒有聯絡圖），沒有舌戰小爐匠，沒有百雞宴。

是有座小山叫威虎山，但它不是《林海雪原》中的威虎山。

我說，沒有曲波，就沒有楊子榮。

《星光》不惑

我認識《星光》時，它是青春年少，現在《星光》不惑。《星光》原來是縣辦刊物，現在是市辦刊物。原來晉江是窮縣，現在晉江是富市。還有窮人，但出了很多土豪。一切都變了。

《星光》讓我想起創辦者李燦煌，那時我從北京來，到李燦煌家吃過地瓜干，煮湯，配醬油水小雜魚，是那時《星光》的味道，鄉村的味道。

那時，從北京回來，我住我們村。一天夜里，快12點了。我們村，我的小學校友許清泉(畢業于廈門大學)來找我，說要“半眠反”。我不懂什么叫“半眠反”，他給我解釋，就是半夜喝酒。那時窮，半夜還要喝酒，反了？于是，我記住這個“半眠反”。那天“半眠反”在我們小學校長陳德輝家，他是我姨的女婿，還是我小學的班主任。我和許清泉過去時，在他家候著我們的還有我們村的村主任許謀山。三道菜：紅蝦、白魚、炒米粉。一瓶白酒，忘了是什么酒。陳德輝老師和許謀山村主任都不會喝酒，一人只倒半酒盅，剩下的就我和許清泉對撅。兩個年輕的比兩個老點的能喝，仿佛成了后生比老者強的標志。記不清是“文革”末，還是改革開放伊始，鄉村蠢蠢欲動。酒后，各自回家。沒有月亮，走黑黑的村巷，有幾聲狗叫。

我的“海土”系列就是在這樣的土壤中產生的。我的“海土”系列第一部中篇《鬼街》首先發在《星光》，再發《鐘山》。

這些是往事。

現在《星光》不惑。我說的不惑指的是年齡，四十而不惑。

三十而立。也許因為“文革”，晚了十年。那時北京作家群里，講四十而立，這是一個關，你必須在40歲寫出名堂來，否則就沒戲了。

我40歲前后，和兩位南方籍北京作家頗多接觸，一位是汪曾祺，一位是林斤瀾。《當代作家評論》主編林建法和我去汪曾祺家，只帶一壇黃酒，有時還留在他家吃飯。林斤瀾收集酒瓶，一回我去他家，就帶一個空酒瓶。那時，我請他們開講座，沒有講課費，沒請吃飯，還自己坐車來。林斤瀾只提一個小小的要求，你得告訴我你請的都是一些什么人。人以群分。后來，我寫了《我感覺到的汪曾祺》《賀斤瀾老七十大壽》，都發表在《當代作家評論》。

汪曾祺60歲寫《受戒》，有人雄心勃勃說，我用幾十年努力，不信寫不出一篇《受戒》。我可知道什么叫“難”，全中國幾十年，都沒有再出一個汪曾祺。

我在晉江掛職，有一年，福建籍評論家何鎮邦打電話給我，汪曾祺、唐達成（中國作協原書記）和他會在元宵節路過晉江，讓我接待一下，機票有人出。后來，何鎮邦來電話說，出機票的人不出了，來不了了。幾個月后，汪曾祺駕鶴西去。多年后，我們請了很多作家來晉江，我總覺得遺憾，晉江錯過了汪曾祺。

晉江那時沒幾個人知道汪曾祺，不懂得汪曾祺的價值。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紀事》沒讀過可以理解，但應該知道他的京劇《沙家浜》。很多人在KTV里唱他寫的《智斗》，嗚呼。

四十而不惑，但不是一到四十就能不惑，有些人活了一輩子都不能解惑。

1983年，《北京文學》組織了七八個人的舟山筆會。這次筆會，改變了我的人生，我寫了混沌初開的《孩子?大海?太陽》。它竟然也改變了大作家林斤瀾的人生。我們從舟山回來，中間在杭州逗留幾天，就回了北京。林斤瀾卻順路回了一趟老家，之后創作出版了新作《矮凳橋》（小說集）。汪曾祺很少談論別人的作品，但他是林斤瀾的文壇好友，寫了一篇《林斤瀾的矮凳橋》：

斤瀾在北京住了三十多年，對北京，特別是北京郊區相當熟悉。“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寫過不少表現“社會主義新人”的小說，紅了一陣。但是我總覺得那個時候，相當多作家，都有點像是說著別人的話，用別人也用的方法寫作。斤瀾只是寫得新鮮一點，聰明一點，俏皮一點。我們都好像在“為人做客”。這回，我覺得斤瀾找到了老家。林斤瀾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敘述方式，于是有了真正的林斤瀾的小說。

按汪曾祺的說法，林斤瀾是六十而不惑。

四十而不惑，意思是40歲了，人就應該不惑。真正達到不惑，其實并不容易。

《星光》四十，我說《星光》不惑，是一個祝愿，是對《星光》筆耕不輟的作者們的美好祝愿。

晉江人的歌

晉江人想要有一支自己的歌。

有一支自己中意還能唱響的歌，可遇不可求。

晉江人和全國人民一起唱《社會主義好》（希揚詞，李煥之曲）。改革開放后，晉江人情有獨鐘，唱《愛拼才會贏》（陳百潭詞曲，歌唱家葉啟田代表作品），而且把它唱響了。閩南人唱閩南語歌，晉江人又以“敢為天下先”聞名，讓人以為它是為晉江人量身定做的歌。張明敏春晚唱《我的中國心》（黃霑詞，王福齡曲，歌唱家張明敏代表作品），晉江人把他請到晉江唱。春晚有《愛的奉獻》（黃奇石詞，劉詩召曲，是歌唱家韋唯的代表作品），晉江人也唱了起來。所有這些，當然沒有一支是專為晉江人寫的歌。可是，有一天，我發現，這里邊藏著一個小小的秘密。《社會主義好》的作曲李煥之，晉江籍。《愛拼才會贏》詞曲作者陳百潭，臺灣人，晉江籍。《我的中國心》的演唱者張明敏，香港人，晉江籍。《愛的奉獻》詞作者黃奇石，晉江籍。

一時失志不免怨嘆

一時落魄不免膽寒

那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

無魂有體親像稻草人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

有時起有時落好運歹命

總嗎要照起工來行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愛拼才會贏

懂閩南話的比不懂閩南話的唱得好聽。每個詞意晉江人都明白，晉江人唱這支歌是從心里唱出來的，晉江人唱得好。

史鐵生陜北插隊，不明白為什么老鄉把饅頭叫“紫錘”，后來查問，才知道是為了紀念隱居“不言祿”的介子推，終于明白了，“紫錘”是說走音了，是“子推”。

唱《愛拼才會贏》，除了閩南人，“稻草人”（丟草狼）經常唱錯，唱“丟草狼”順嘴，好聽。我說過，晉江人用兩種語言思考：普通話、閩南話。要知道晉江人，得懂一點他的第一母語閩南話，至少懂得三個字：人叫狼，狼叫龍，龍叫靈。狼、龍、靈，組成晉江人性格：野性、馳奔、心有靈犀。這里有一句詞，“總嗎要照起工來行”，除了閩南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最主要的是“起工”這個詞，也是說走音了，這是一個老詞，是“紀綱”，到民間，就是做人不能亂來，要有底線。晉江人不會唱錯，所以，他們在總結晉江精神時把“誠信”和“拼搏”擺在一起。

這首歌是存在語言障礙的，它為什么能在全國唱開？這是一支寫給拼搏者的歌，這又是一個拼搏的時代，晉江人在拼搏，全中國人都在拼搏，所以這支歌不脛而走。這是一支有魂魄的歌，加上詞意通透，自然得到大眾的青睞，“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愛拼才會贏。”嘩啦啦，如同一面旗幟。因這是一首閩南語歌曲，就總覺得那舉旗的是晉江人。

《愛拼才會贏》《我的中國心》《愛的奉獻》，葉啟田、張明敏、韋唯用他們的歌喉掀起一個一個熱潮。時隔70多年，第十四屆全運會，張嘉譯、閆妮合唱《社會主義好》，一樣振奮人心。

晉江出那么多歌者，他們一定能唱響晉江。

于是，我開始尋找晉江歌者的人生軌跡，李煥之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李煥之，人民音樂家。原籍福建晉江。1919年出生于香港，曾就讀于廈門雙十中學、泉州培元中學，1938年到延安，在魯藝師從冼星海。畢業后留校任教。冼星海對他有很大影響，李煥之多次指揮《黃河大合唱》，并參加《白毛女》的創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團團長、中央歌舞團藝術指導、中央民族樂團團長，1985年，當選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20世紀50年代是他的創作高峰期，當年創作的《春節組曲》已成為我國春晚必演曲目；《社會主義好》影響了新中國幾代人。

“七個音符，一部人生”，這是李煥之80歲生日時寫下的人生總結詞。

1950年，李煥之仿佛聽到一種召喚，接受一種使命，承擔一種責任，開始為國歌配置和聲。1951年，組團赴東歐各國巡演，演奏國歌，他就為國歌編配了管弦樂總譜。有人對李煥之所作所為作了生動的比喻，因國歌作曲者聶耳匆匆離世，它就像一座宏偉建筑，完成框架，來不及裝修，李煥之完成了這重要的裝修工程。1953年，中央指示要組織作曲家為國歌編配一份標準的管弦樂總譜。1954年，經過評審，周恩來總理批準確定李煥之為國歌編寫的和聲和管弦樂隊配器及鋼琴伴奏譜作為發放到全世界的正式版本。

然而，這段故事卻鮮為人知，連他的長子，國家一級錄音師李大康，也是30年后，在錄制國歌立體聲版本時，才知道國歌的管弦樂總譜是他父親的作品。

奧運會，中國健兒登上領獎臺，穿的是晉江品牌安踏制作的領獎服，國旗升起，同時奏響的是晉江人李煥之為國歌編配的樂曲。

晉江人仿佛是一個盡心盡力投入的合唱團員，和大家一起唱響中國人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