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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2020年的新作《來世》以一戰前后德英等西方殖民國家在東非的爭奪為歷史背景，講述了戰爭對個體和集體生活的影響。本文結合新歷史主義觀點，從歷史的過程、歷史的敘述、歷史的認識三個層面對《來世》中的歷史書寫進行解讀。在歷史的過程層面，古爾納注重其特殊和復雜性，用空間化的歷史去映照個體的身份困境和選擇的矛盾；在歷史的敘述層面，古爾納結合“大”“小”歷史并進的敘述方式，用戰爭的殘酷去反襯群體生存的力量；在歷史的認識層面，與歐洲中心主義話語的進步史觀不同，《來世》體現了一種循環的歷史觀。

關鍵詞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 《來世》 新歷史主義 歷史書寫

導 言

2021年新晉諾獎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1948—）既是一名移民作家，也是一名教授后殖民文學的學者，其求學、任教、寫作、科研等一系列實踐活動幾乎都圍繞著“移民”和“殖民”這兩個關鍵詞展開。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和《來世》，圖片源自Yandex）

從題材上來看，古爾納2020年的新作《來世》（Afterlives）是一部歷史小說，聚焦的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在東非的殖民史。作為非裔移民作家，古爾納對殖民歷史的書寫迥異于西方作家，然而，更引人深思的是，他也并未遵循非洲后殖民作家的慣有立場，例如以阿契貝為代表的第一代非洲英語作家堅持與西方殖民主義者區分的反殖民主義書寫方式和以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為首的第二代非洲英語作家提倡通過浪漫化非洲的過去來對抗歐美帝國書寫的民族主義書寫方式。古爾納認為，前者是狹隘的，后者又過于理想化。在蘇西拉·納斯塔的訪談中，當被問及他對阿契貝和提安哥的非洲敘事有何看法時，古爾納的回答是：“這類虛構是粗糙的。在許多情況下，不穩定的社會之間要實現共存必須進行協商，而這些作品顯然簡化了協商的復雜性和困難。沒有什么地方比我長大的東非海岸更復雜的了。”古爾納希望通過沒被排除在外的相互關聯的空間去重新定義“非洲”。在他看來，索因卡、阿契貝、提安哥這些作家為了給非洲的過去創建有效的敘事，犧牲了歷史的復雜性，犧牲了“對我理解歷史和現實十分必要的其他敘事”。文學對歷史的再書寫不應只是被用來逆寫帝國、澄清事實真相，而更應去展現更多非洲當地的社會范式，讓敘事重新回歸非洲。古爾納直言：“我從不認為自己是穆斯林作家，也不認為自己屬于任何其他范疇……我也不認為自己是后殖民主義者。”在對殖民歷史的書寫中，古爾納的立場比較模糊，他會揭示、展現多方的互動、摩擦與協商，卻并不作出判斷。也正因古爾納的這種不確定性，1994年出版的《天堂》就曾被布克獎的評委們認為沒有“表現出有關歐洲殖民的后殖民故事”，沒有滿足讀者對后殖民小說的期待，認為它“不夠非洲”。

古爾納看待歷史的方式與新歷史主義的某些觀念十分契合。新歷史主義的“新”處之一就在于它包含了歷史觀念的變化。與傳統的歷史哲學相比，它在歷史的過程、歷史的敘述、歷史的認識這三個層面皆有不同程度的反撥和反駁。古爾納也相信，“寫作能夠挑戰歷史本身，并以話語的方式將其揭示”。在其新作《來世》中，古爾納的歷史書寫同樣體現了這一點。通過三代人的不同選擇，《來世》講述了戰爭對個體和集體生活的影響，展現了東非海岸小鎮普通民眾平凡又偉大的生存經歷，深刻揭示了歷史的錯綜復雜。本文結合新歷史主義的觀點，從歷史的過程、敘述、認識這三個層面嘗試著去解讀《來世》中的歷史書寫。在歷史的過程層面，古爾納注重其特殊性和復雜性，用空間化的歷史去映照個體的具體困境；在歷史的敘述層面，古爾納采用“大”“小”歷史并進的敘述方式，用戰爭的殘酷去反襯群體生存的力量；在歷史的認識層面，與歐洲中心主義話語推崇的進步史觀不同，《來世》的歷史書寫體現了歷史的循環。

一、歷史的過程：空間化的歷史與個體的身份和選擇

在歷史的書寫和建構中，重要的不僅是時間，還有空間，新歷史主義在本質上排斥歷史的線性發展，提倡將時間空間化。《來世》采用第三人稱間接敘述和多重敘事視角的手法，從不同人物的視角去講述各自的選擇和命運，就是把一個個個體置入具體歷史地圖的坐標中，敘述自己的歷史，講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個個此時此地，力圖將歷史還原為“本來的狀態”。小說的敘述不是被情節所推進，而是以人物和空間為線索。《來世》中的人物，時刻都面臨著空間位置的移動，“失去”著舊的身份。“失去”的常態化使個體身份不再固定，而是隨著地理空間的變化而隨時發生變化，個體一直處在身份的“失去”和“重塑”的過程中，如古爾納所言，“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一直對人們解決‘身份’的問題很感興趣……我一直在探索人們如何重塑自己、改造自己”。

古爾納曾說：“在這個世界失去了位置，這個想法激勵了我全部的創作經驗。” 《來世》中，德國軍官也對參加非洲土著兵團的哈姆扎說：“你在這個世界上失去了位置。”這句話不僅適用于哈姆扎，也適用于小說中的其他人物，他們幾乎都是在原本的生活空間里被一次次地“連根拔起”后，又不得不重新在與自我、他人、社會的互動中一次次重塑和改造自己，重新找到并確立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空間和位置：哈里發的雙親在遙遠的家鄉雙雙病逝，留下他“在世上孤零零的……在一個不是自己家鄉的小鎮上過著一種無用的生活”，直到娶了阿莎為妻后哈里發才算重塑了自己的身份；阿菲婭的哥哥大伊利亞斯小時候離家出走，被德國莊園主養大，后又參軍；哈姆扎年幼時被賣掉，還沒成年就參加非洲土著兵團，戰后孤身一人回到小鎮，沒有家人也沒有朋友，一切都要重新開始；德國軍官原本生活在德國一個寧靜的小鎮上，為了所謂的帝國和“文明的使命”他來到非洲，陷入那場“毫無意義的戰爭”中。

以前的歷史觀念往往強調歷史的單一性和整體性，抵制差異和矛盾，而新歷史主義則注重歷史過程中的差異性、矛盾性和碎片性，否定單一的歷史，肯定歷史的豐富和復雜性。古爾納對歷史過程的書寫同樣拒絕這種單一性和整體性，他拒絕給人物貼上簡單的標簽并進行價值評判，而是回到歷史發生的空間現場，分析人物做出的歷史選擇和人生發生轉變的機緣，深入到人物和歷史的具體空間情境中去，詳細描繪出人物與他者、社會的互動，也毫不避諱其間可能出現的各種摩擦和錯位，呈現出更為真實而內在的人物心理和歷史。古爾納對小說中幾個主要人物的刻畫都著力體現其錯位、矛盾、復雜的地方，盡力還原一種微妙卻真實的生存狀態。哈里發和阿莎的婚姻一直存在嚴重的信仰矛盾，“他認為她向神祈禱和引用《古蘭經》經文只是一種個人風格習慣，但他后來意識到這對她而言不僅是知識和修養的體現，更是嚴肅的虔誠”，阿莎則“努力控制自己對哈里發的不耐心”。身為非洲人的大伊利亞斯卻極力擁護支持德國的殖民統治，認為“德國人有天賦且聰明。他們知道如何組織、如何作戰……最重要的是，他們比英國人更友善……德國人可敬又文明，他們來了之后，做了很多好事”。阿菲婭被哈里發和阿莎當作養女，但阿莎卻因擔心哈里發愛上阿菲婭而對她有很強的戒備，并采取了嚴格的管束，所以阿菲婭對阿莎的感情除了感激之外，也有不滿和憤怒，她對哈姆扎說：“阿莎阿姨有一顆痛苦的心。她痛恨我是一個年輕的女人……她不希望我有魅力又年輕……她內心積攢了太多怨恨，使她變得刻薄。”德國軍官和德國路德教傳教士，一個代表武力，一個代表精神，按理說最有理由被刻畫成反面人物，可在小說中，這兩個人也呈現出多面的復雜性。在軍營中，德國軍官對哈姆扎表現得甚是親近，時時護著他，并且親自教他學習德語，但對待其他非洲士兵和平民卻如同螻蟻一般，戰火摧毀了無數的非洲村落，殘殺了無數的非洲生命，他卻視作理所當然。德國牧師醫治好了哈姆扎，他的傳教堂也保護和救治過不少非洲人，但這些行為卻是出于一種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態，他覺得歐洲人代表進步和文明，而非洲則代表野蠻和落后。小說敘事視角的去中心化讓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視角，從他們的視角去審視各人的選擇，以及與此緊密相關的過去和未來。

在多維視角空間化的敘述下，古爾納筆下的人物身份跳出了殖民書寫中常見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白人與黑人、男性與女性之間簡單的二元對立框架。古爾納遵從具體的歷史語境，展現東非海岸的城鎮社會中矛盾交織的復雜圖景，展現每個不同的個體在社會和歷史轉變的關口面臨的各種可能性和做出的各種選擇，以及由此帶來的不同后果。正如評論家格雷厄姆·哈根所言：“作為作家，古爾納有意采取一種笨拙的閾值立場，為了打破固化的身份假設，他有意識地疏離。他不是完全或一以貫之地融入‘后殖民的異國’。相反，為了將自身文化聯結的流動輪廓重新書寫成模糊非洲、穆斯林和英國等身份標簽的內容和敘事模式，他言說縫隙，表達矛盾，制造分裂。”

二、歷史的敘述：“大”“小”歷史的融合

歷史是由許多聲音、許多力量組成的故事，不僅統治者、強者起作用，被統治者、弱者也在起作用。“新歷史主義……旨在將首字母大寫的單數的‘大歷史’（History）解構轉化成眾多小寫復數的‘小歷史’（histories）。”在《來世》的敘述中，古爾納不僅讓眾多被湮沒的“小歷史”發出了聲音，更重要的是，他并沒有就此否定或推翻“大”歷史，而是將個體的“小”歷史與官方正統的“大”歷史并行，在“大”“小”歷史的互相映照和相互襯托下，越發凸顯戰爭的殘酷和群體生存的力量。

《來世》這部小說所講述的故事時間跨度八十多年，全方位、多角度地表現了東非桑給巴爾和坦噶尼喀地區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60年代間的戰爭景況、社會生活及人情風俗。從19世紀末歐洲列強在非洲爭奪地盤，德國進軍非洲，成立東非德國公司開始，到20世60年代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成立，小說囊括了這幾十年間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如馬及馬及起義、兩次世界大戰，這幾乎是非洲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一段時期。加納著名歷史學家阿杜·博亨（Albert Adu Boahen）指出：“非洲歷史上從未像1880到1935年之間那樣發生了如此多的變化，而且變化如此迅疾。”因為敘事視角不同，古爾納切入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小說由四部分組成：以哈里發和大伊利亞斯的視角為中心的第一部分算是主線故事的前傳，在人物的客觀成長經歷和時代歷史背景上著墨頗多，敘述語氣疏離而平靜；而在第二、三部分中，雖然同樣以第三人稱敘述，從故事的兩個中心人物哈姆扎和阿菲婭的視角出發，分別講述戰爭前線和戰爭后方的生活，但古爾納有意識地轉變了敘述風格，加入了更多的人物主觀敘述和心理刻畫，更加淋漓盡致地體現出戰爭的荒誕殘酷、戰爭對社會和個體的傷害；第四部分又回到客觀的非虛構寫作模式，哈姆扎和阿菲婭的兒子小伊利亞斯去德國尋找與他同名的舅舅的下落，借閱了很多檔案信息，揭秘大伊利亞斯去向之謎。總而言之，古爾納對事件的歷史書寫體現出了“大”“小”歷史交織的特點。

在第一部分的敘述中，哈里發個人的成長生活史與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并行，像是兩條平行線。在記述哈里發生活中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或事情之后，古爾納會穿插著宣布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幾個段落的開篇都是個人的小事與歷史的大事并置的模式：

他開始學徒的那一年，德國人來到了鎮上，跟他一樣，待了整整五年。這些年也是布希里起義的時間。

......

當哈里發去為阿穆爾·拜爾沙拉工作時，防衛隊的非洲土著軍團……還不知道馬及馬及起義將要在南邊和西邊爆發，這將會是一次可怕的起義，引發德國及德國非洲土著軍團們更兇殘的殺戮。

這種平靜客觀的敘述語調和內容讀起來像是在閱讀博物館里的資料介紹，營造出一種讀者與歷史的距離感及歷史的真實感。然而，在第二部分，平行并進的兩條線交匯成了一條線，個人的歷史完全匯聚到大歷史的潮流中，變成了大小歷史的合奏。小人物直接參與歷史，這跨越了個人歷史與官方歷史的界限，使二者既相互印證又相互補充。小說最精彩的章節之一，是經由哈姆扎的視角對戰爭和死亡的正面描寫：

皇家海軍正在向該鎮開火，戰火摧毀了建筑物并殺死了數不清的居民。事后誰都懶得去數了。德國治療傷員的醫院是皇家海軍打擊的目標之一，但那只是戰爭的偶然厄運。當一切都結束，英國人要求停戰時，他們的大部分裝備都被拋在后頭，數百名士兵死在大路和鎮子的街道上。還有無數搬運工被殺死或淹死，沒有人去費心計算他們的數量，無論是當時還是整個戰爭期間。

小說中對戰爭這段歷史的再現，是用正面的直接描寫完成的。例如，哈姆扎在前線作戰的部分中有很大的篇幅詳述德軍與英軍對戰的細節：雙方軍隊人員的組成、軍人的日常生活、各自占領的地理區域、行軍方向、軍事實力的對比、戰事情況的實時說明等。在哈姆扎跟隨德軍部隊行進過程中，有士兵扎營和戰爭場面的具體描寫，也有哈姆扎的心理活動變化的描寫。哈姆扎主動加入軍隊的動機是逃脫舊生活，而不是出于對民族和國家的熱愛或是對德國殖民者統治的認同，他對戰爭的認識還相當淺薄。等到他真正見識到戰爭的殘酷，他感到恐懼、沮喪、不安，到最后是麻木和認命：“戰爭將他生命中的美好碾碎，讓他看到殘暴的驚人景象，讓他學會了謙遜……他認為這是人不可逃避的命運。”在洶涌奔騰的歷史潮流面前，個體別無選擇，只能被迫卷進這一洪流，在其中痛苦掙扎，且人生會因此而永遠改變。在小說的第三部分，古爾納敘述的重點轉到了人們戰后生活的重建，采用了非常現實主義的對普通人物日常生活的描寫。戰爭作為已經發生過的歷史，成為故事的背景，它雖已成為過去，但陰影仍在，它徹底改變了哈姆扎的人生，也極大地沖擊了小鎮和平和富足的生活。哈姆扎回到小鎮，此時的小鎮剛剛解除封鎖，商貿停滯、民生凋敝、治安混亂，身無分文、無依無靠的哈姆扎靠著執著、吃苦和誠實的優點取得了納舍爾和哈里發的信任，有了工作和住處，并結識了美麗的阿菲婭，建立了自己的家。

新歷史主義把過去所謂單數大寫的歷史，分解成眾多復數小寫的歷史，從而把那個“非敘述、非再現”的歷史，拆解成一個個由敘述人講述的故事（his-stories,her-stories）。故事的內容也從宏大的民族國家、英雄史詩等方面的敘事轉向普通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社會文化的描寫和記錄，旨在發現、補充和重構那些被湮沒和被邊緣化的人物和歷史。古爾納在小說中描繪了一幅戰爭中和戰爭后的小鎮眾生相，巨細靡遺地展現了東非地區的風俗人情、飲食男女、婚喪嫁娶、家長里短等日常生活的小細節。如在哈里發家的門廊上，幾個人常常傍晚聚會談天說地；又如阿菲婭及其兩個女性好友從年少時就定期聚會聊天，一起相互陪伴和相互守望著度過最難和最好的歲月；再比如哈里發一家和拜阿沙拉一家既仇視又默默互助。毋庸置疑，戰爭帶走了很多生命，摧毀了很多美好，對個體和社會都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但憑借著求生的本能，憑借著家人、朋友間的團結互助和愛，生活在小鎮上的這群人們，有戰爭的親歷者、存活者，也有戰爭的見證者，他們團結在一起，扛過了戰爭的殘害殺戮和戰后的貧瘠困窘，縱然遭受重創，依然選擇了接受過去，創建新生活；在經歷失去、錯位和重塑自我的過程中，身邊都不乏來自家人、朋友甚至是陌生人的善意和幫助，無論內在自我多么脆弱，外在環境多么惡劣，都能夠互相陪伴和扶持，依靠著家庭、友誼和愛，他們能夠跟歷史的苦難抗衡，支撐著度過艱難歲月，而沒有被歷史沖進黑暗的溝渠中。這是對人性的肯定，更是對生存的肯定。他們的生活證明了，無論“大”歷史如何不堪回首，個體的“小”歷史卻總包含生存的努力和欲望，而這也證明了無數“小”歷史的超歷史價值。誠如李澤厚先生所言，所謂“歷史本體”，“只是每個活生生的人（個體）的日常生活本身。但這活生生的個體的人總是出生、生活、生存在一定的時空條件的群體之中，總是‘活在世上’‘與他人同在’”；這種“與他人同在”的個體的歷史，同時也是一種“小寫復數歷史”。

三、歷史的認識：歷史的循環和世界主義

古爾納寫作的重點不僅僅是殖民和戰爭的歷史，更重要的是這段歷史對個體和群體的影響。從古爾納對個體和戰爭的歷史書寫中可以得出，小說的標題《來世》有以下兩個層面的內涵：

一方面是個體歷史的延續。小說中的人物有各種各樣的延續關系。《來世》延續了《天堂》主人公優素福的故事，在《天堂》的結尾，優素福加入了德國殖民防衛軍的非洲土著兵團，而根據《來世》中哈姆扎向哈里發提到的自己的過往可知，他正是從商人家中逃出來去參軍的優素福。阿菲婭和哈姆扎給兒子取名伊利亞斯，以紀念阿菲婭那自從參戰后就杳無音訊的哥哥伊利亞斯，其中延續和重生的含義不言而喻。哈姆扎同時也是德國軍官在戰爭中死去的弟弟赫爾曼的某種延續。哈姆扎受傷后，德國軍官不顧行軍作戰的方向，把他送回傳教所醫治，這不僅是因為他對哈姆扎有同性之間的喜愛之情，也是因為哈姆扎讓他想起了自己在戰爭的大火中犧牲了的弟弟。

另一方面則是群體歷史的延續。對以東非地區小鎮為代表的非洲人而言，擔負著被殖民的歷史繼續生活下去就是廣義上的“來世”。而在小說中，女性群體的延續和傳承意味特別明顯。從阿莎的媽媽到阿莎再到阿菲婭，三代女性雖然都面臨女性身份必須承擔的相似痛苦和折磨：比如疾病，阿莎的媽媽“總是生病……某種東西從里面吞噬了她”，阿莎步入老年后也患上了類似的病；比如生育，阿莎嫁給哈里發后，連續流產三次，阿菲婭婚后也經歷了這種痛苦，即便萬分小心，第一個孩子還是離開了；但即使是在這種命運循環往復的生活中，改變和希望也在悄然中發生，尤其是在阿菲婭身上（Afiya在斯瓦希里語中的意思是“健康”），相比上兩代女性，她更勇敢，更能忍耐，也更懂得什么是愛。在這種群體生命的循環中，體現出了一種生生不息的群體力量。

非洲傳統思想中沒有那種“歷史是朝著一種未來的頂點或世界末日而發展”的“發展”觀念。非洲人不相信人類行為和成就存在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對于非洲人而言，歷史沒有終點，而是按照日、月、季節、年的節奏一直循環往復，正如人類出生、結婚、生育、死亡的節奏也沒有終點。歷史按照自然規律循環往復地發生。

與歷史循環觀對立的是歷史的進步發展觀，在小說中以德國軍官和德國牧師為代表。他們秉承的理念是歐洲是歷史的創造者，是進步的，而非洲則是落后的代表。“歐洲人被看作是‘歷史的創造者’。歐洲人永遠是先進的、進步的、現代化的。世界其他各地或者進步緩慢，或者停滯不前……這是一種關于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在世界流傳的理論。其流傳的趨勢是從歐洲部分流出，流向歐洲以外的地方……歐洲永遠處于內圈，其他部分永遠處于外圈。歐洲是傳播的淵源，其他部分是接受者。”歐洲人來到非洲進行軍事殖民和傳教活動，自詡要把“三個C”，即商業（commerce）、基督教（Christianity）和文明（civilization）帶入非洲，理由是“因為我們更強大，所以擁有理應屬于我們的東西。我們正在對付落后和野蠻的人”。在一次散步聊天中，德國路德教傳教士指著夕陽下非洲的景色對哈姆扎說：“你知道，在這片土地上，從未發生過任何重要的事情……這片土地在人類成就史上無足輕重。你可以從人類歷史上撕下這一頁，且不會對任何事情產生任何影響。”在“歐洲中心主義”觀念的支配下，西方人普遍流行的看法是非洲大陸沒有自己的歷史。對非洲歷史的這種固有偏見貫穿了19世紀，且在20世紀初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這位歐洲中心主義的德國傳教士，對東非桑給巴爾地區兩千多年的歷史及其在跨區域跨大陸的商業貿易中的角色一無所知。古爾納筆下的印度洋圈世界豐富而多元，是最早體現世界主義的地方之一，不同的信仰和思想觀念在這里交匯。在歐洲殖民勢力滲透之前，東非地區歷史的形成就有早期世界主義的特征。公元4世紀從近東和中東傳入的基督教比歐洲的基督教歷史更為悠久。從公元1000年以后，伊斯蘭教也是東非海岸國家的另一個重要宗教，隨之而來的是文化混交產生的斯瓦希里文化。這片地區的歷史是多民族、多語言和跨文化的交匯史，它一直對印度洋和東方世界開放，早在公元10世紀的時候就吸引了大批亞洲人前往定居，阿拉伯商人們已經在這里進行了好幾個世紀的商貿往來了，“從遠古時代，阿拉伯半島和整個印度洋地區——尤其是東非沿岸、桑給巴爾島和馬達加斯加島——存在著相當規模的貿易往來”。《天堂》這部小說就是以阿拉伯商隊在非洲的行進為主要題材寫就的。在《來世》中，古爾納也多次提及這片土地上商貿的發達，如夏季季風時，成群結隊從海洋對岸來的商人們漂洋過海，貿易一直做到索馬里和印度西邊。“季風帶來了對岸商隊的船。他們的目的地是蒙巴薩或桑給巴爾，這些繁榮的小鎮有很多商人可以做交易。”

但在歐洲人的歷史和文學書寫中，這片區域卻被劃入無足輕重的地域，被邊緣化甚至直接被忽略。在世界史的書寫中，處于東線戰場的東非并非一戰的主戰場，因此也鮮有作家以此為題材進行創作，“很少有小說作品探究德國的殖民史”。正如海洋歷史學家麥克·皮爾森所言，在英文語境中，最近才開始的對印度洋史的研究，目前還存在巨大的空缺：本土經驗在資料中完全空白。印度洋在海洋史上未能得到充分研究，非洲在這片空間里的參與也完全被抹去。新歷史主義主張向歷史的裂隙、廢墟處聚光，試圖讓沉默的歷史發聲。古爾納的書寫正是在盡力糾正和補充歷史的遺漏和空白，不同于歐洲中心主義的進步史觀，古爾納極力想要展現的是歷史的參差和多元的共存。可以說，古爾納的作品是為了“全面表現、承擔起那些縈繞至現在，還未被言說、未被代表的過去”，探究用小說審美無意識而不是歷史意識的方式去表現歷史中的沉默。正如古爾納在訪談中所言：“我研究得越多，就越清楚地發現，人們對世界的理解和他們講述的故事通過大洋聯系起來……似乎海洋締造了一座座文化之島，它們漫布在更廣闊的列島之中，通過海路和商業貿易聯系在一起。”古爾納筆下的這片地理世界既有本土化的風俗，也充滿世界主義的元素。桑給巴爾島，這個印度洋海岸的小島，在古爾納的筆下，成為歷史上世界主義的最佳樣本。

結 語

古爾納撕開歷史上鮮有人書寫的德國東非殖民史，既是對被歐洲中心主義話語所忽略和遮蔽的歷史的撰寫和重繪，亦是對歐洲解釋歷史和世界的進步史觀的質疑、挑戰和消解。他自覺擺脫了那種迎合西方世界話語的殖民主義或是對抗西方霸權的民族主義寫作立場，在多重歷史與視野中，呈現出較為豐富的歷史圖景，構建了多層次、立體的歷史，揭示了個體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復雜、豐富和偶然。他進入歷史的具體情境，抓住具有典型意義的歷史細節，看到并描繪出了被遮蔽的具體個人、事件和地域的故事。古爾納的歷史書寫照亮了歷史的黑暗和縫隙處，刻畫了一群立體真實、豐富可感的小人物在大時代背景下的身份尋求和選擇，又在歷史的苦難中肯定了群體的力量和生存的可貴。更重要的是，《來世》記載的這段被歐洲中心主義忽略的德國東非殖民史，既是對歷史的補充和重構，同時也是對非洲和歐洲當下需求的回應。

歷史不只是既往完成的，而是一個開放的過程，延續至今并影響人們的認知和行為，而當今人們的實踐也在發展著歷史，闡釋著歷史并賦予歷史以新的價值和意義。過去即便已經成為歷史，卻永遠不會真正結束，它不僅存在于想象中，也體現在日常生活中，是我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古爾納認為，對非洲人來說，歐洲殖民主義及其影響是當代事件，重點正在于其當代性，殖民主義構成了許多非洲國家的過去，也形成了它們的當下。“對許多非洲人來說，歐洲殖民主義及其后果是緊迫的當代事件。我想強調的不是殖民主義，而是其后果的當代性……對許多非洲國家來說，盡管不是所有國家，殖民主義是歷史的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現在。”

與20世紀歐洲人打著帝國的旗號去非洲殖民相反，當今時代的一個浪潮是非洲人（難民）大量涌入歐洲，大量的人將面臨一個不斷失去在這個世界中的位置，又不斷地確立自己身份的生活，世界范圍內的人口流動是未來的總趨勢。“那種來自一個地方，卻生活在另一個地方的狀況，一直是我（創作）的主題，不是作為我經歷過的特殊經驗，而是作為我們時代的故事之一。”因此，如何應對殖民主義在非洲留下的后遺癥和非洲的難民潮給歐洲甚至是全世界帶來的尷尬處境，是歷史遺留下來的難題，答案需要通過回溯歷史的真相去找尋，回到歷史的具體空間和語境下去體察小人物的身份和命運選擇，去盡量還原那被歐洲中心主義話語所遮蔽和忽略的故事和地域，用非洲人民古老而有效的生存智慧和歷史哲學去挑戰西方的進步史觀，而這些，應該就是古爾納創作《來世》之時主要的思慮和意圖。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2年第2期，“諾貝爾文學獎”專題欄目，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