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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頂》，殷健靈著，新蕾出版社2022年1月第一版，28.00元

為留守兒童故事打造了一面明凈的“鏡”，也點亮了一盞溫暖的“燈”。

文學可以是映照現實本來樣子的“鏡”，也可以是指向生活應有樣子的“燈”。留守兒童現象是中國由農耕社會走向現代都市化進程中產生的問題，從政府到民間，都對此現實問題持續關注和幫助，近些年的兒童文學也有諸多這類題材的寫作，以非虛構性的報告文學或虛構性的小說來呈現留守兒童的生存困境和對家庭親情的渴望。殷健靈的《云頂》是其中的一部獨特之作，選擇了“童伴媽媽”這一由中國扶貧基金會啟動的留守兒童關愛項目為題材，她在《后記》中評價：“‘童伴媽媽’項目是一種真正的進步，從關愛留守兒童的物質生活，到守護他們的精神成長。這是經過這么多年，人們對‘留守兒童’問題所給出的充滿人性化的關愛方式。”懷著對這一項目的敬意，她寫下了這部充滿熱力且優美的兒童小說，為留守兒童故事打造了一面明凈的“鏡”，也點亮了一盞溫暖的“燈”。

文學創作是需要下地種植的莊稼活，不是凌空蹈虛的閉門造車。在當代“方便面式”的快速寫作，即用“素材的油炸面+藝術的調料包+語言的白開水”的沖泡中，對生活的誠意和對文學的敬意都會被稀釋。“深入生活”被不少高產作家當成了一句懸掛的口號，即便有些創作看似飛快地響應著時代的呼吁、晃動著時代的面影，但是往往也會因為缺乏生活的浸潤而顯得虛浮、蒼白和乏力。盡管《云頂》也是一部主題出版中的“命題作文”，但它是一部接地氣、有根基的作品，身處上海都市的作者不是僅憑間接的報道和個人的揣想去編織故事，而是踏入貴州大山，尋訪“童伴媽媽”和留守家庭，以實地涌出的深切認知和鮮活感受，鋪展出熱氣騰騰的生活以及生活中流溢的點點滴滴的眼淚與歡笑。

“童伴媽媽”的故事會讓人們想起“SOS孤兒村”的故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兒童文學和兒童電影中也隨之出現了謳歌無私奉獻的孤兒村媽媽們的形象，為時代留下了一幀幀鮮明的藝術剪影。作為表現新世紀“童伴媽媽”項目的現實主義小說，《云頂》既以細致真切的筆致捕捉紛繁的人事光景，也以溫情柔軟的筆觸探察人物幽秘的內心世界，塑造了諸多血肉豐滿的形象，包括與“童伴媽媽”身份相關的多個成人形象和兒童形象。春曉媽媽、楊果爸爸放棄了在城市打拼的家業，帶著女兒苗苗回到貧困的山區家鄉，接手“云頂小學”，全心全意地照料和幫助一群群留守兒童。盡管這對父母是凸顯主題的“角色”，但他們并不是符號化和概念化的思想載體，而是有著豐沛情感和個性的“媽媽”和“爸爸”。春曉媽媽曾有傷痛的童年經歷，所以對留守孩子們的遭遇更能感同身受，她總是細心地呵護孩子們稚嫩、敏感、因缺愛而受傷的心靈，也不露聲色地維護孩子們的自尊。正如苗苗所留意到的：“媽媽只在夢里哭，白天，媽媽明媚得好像一朵向日葵。”在作為留守兒童大家庭的云頂小學，春曉媽媽擔當的是撫慰孩子的慈母身份，而楊果爸爸則更多擔當起嚴父的職責，引領孩子性格和精神的發展。他一次次牽著小石頭的手去野外，幫助他克服懼怕黑暗的心理陰影；他邀請從本鄉走出去的科學家進校講座，以榜樣來激發孩子們對外面世界的向往。但是作者并沒有把“好人”形象完美化，也寫出了他們因為拒絕收下“猛獸男孩”而盤旋在心底的歉疚。他們是云頂小學的太陽和月亮，用皎潔而溫暖的光輝沐浴星子般的留守孩子：因常年被關在黑暗中而怕黑的小石頭，外表不干凈但卻慷慨分發零食的舒柳曼，交不起學費而主動幫忙干活的金枝，受困于魚鱗病卻一心想上學的香卉，改正了偷盜習性、立志于制茶的李千萬等，每個孩子都有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但幸運的是，他們都在云頂小學找到了可以安放身心的港灣。愛意漫溢、熱力四射的云頂小學，也為孩子們未來的遠航奠定了情懷和方向。

殷健靈在兒童文學創作領域有著深厚造詣，無論是立足于歷史追索還是現實投射，都注重人物形象的深度塑造，也注重篇章結構的新穎創造，幾乎每一部小說都努力探索別致的式樣。《云頂》在敘事章法上，總體采用散點聚焦，以某個人物為焦點展開一章以第三人稱敘述的故事，而苗苗的第一人稱敘事則作為主旋律穿插其間，形成起起伏伏的線索，貫穿首尾——這在字體上也與他人的故事相區別，直觀地呈現敘事角色和調性的不同。殷健靈向來擅長刻畫女孩細膩幽曲的心理世界，《云頂》中以苗苗為視角綿延的敘述，雖然單純得細聲細氣，但是里面涌動著一道道清流、蕩漾著一圈圈漣漪，映照著動人心弦的風景。她在云頂小學耳濡目染，從爸爸媽媽的言行中學到了許多重要的為人處世的理念，比如要讓身世境遇不一樣的孩子在云頂小學感到“一樣”：“媽媽說，很多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一樣’。沒有人被瞧不起，沒有人被欺負，我們被同等的對待，雖然這樣很難很難，但是我們也要努力做到。”她也從爸爸那里觸摸到人生的真諦，在爸爸看來，掙錢和做官“和他現在正在做的事，那是兩樣沒用的東西，走著走著，它們都會丟失。我們不需要太多的錢，也不需要看不見的權力，我們只要安安穩穩地生活著，彼此滿滿地愛著”。在爸爸媽媽的春風化雨中，在和留守小伙伴們的攜手同行中，苗苗的精神“苗木”也在茁壯成長，從起初的小委屈到之后對父母的理解，她懂得了感恩，也樂意去給予。“當小伙伴們擁有了爸爸媽媽的愛，我的愛一點沒有減少，反而，我也擁有了他們。我在他們中間，不再孤獨，還看見了頭頂以外的天空。天空，我想不出還有什么比天空更遠的了。它比外面還要遠，遠得沒有盡頭。”苗苗見證了“童伴媽媽”（爸爸）們的汗水與淚水，也與小伙伴們的憂喜相共情。在遠離塵囂的的云頂小學，她的天地變得更為廣闊和明朗。

在《云頂》的結尾，苗苗預想著未來：“我還知道，總有一天，我會離開，會走得很遠很遠……但我在心里編織了一個小小的夢——我的離開，是為了最終的回來，為了那些留在我身后的人，為了那些已經走出去、最終也要來的人。”這個結尾，讓我想得到美國拉美裔作家桑德拉·希斯內羅絲(Sandra Cisneros)在其名作《芒果街上的小屋》(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1994)的結尾，簡潔有力地抒發了少女埃斯佩朗莎的心聲：“有一天我會對芒果說再見。我強大得她沒法永遠留住我。有一天我會離開。……他們不會知道，我離開是為了回來。為了那些我留在身后的人。為了那些無法出去的人。”作為邊緣族裔的埃斯佩朗莎的堅定中包含了沉重的苦澀與傷感，而殷健靈筆下苗苗的設想則是輕盈甜美的憧憬，她的關于“離開與歸來”的展望，與小說開頭她父母的“離開與歸來”相呼應，寄托了薪火相傳的意愿和召。

雖然這是一部以現實主義為本色的小說，但其中也吹拂著浪漫主義的清風，不僅是在敘事中常常接入對于山林風景的傾情描繪，而且更是由于其內在的詩意底蘊。作者采訪的一個地點是盛產茶葉的元頂村，小說以此為故事環境，但改以“云頂”為題，有其寓意，是用“云之端”來象征“純真、高潔與渺遠”。她把此書獻給“童伴媽媽（爸爸）”們，獻給所有關注和守護留守兒童成長的人。“從‘走出去’，到‘走回來’——這是中國鄉村振興的美好愿景。到那時，鄉村的孩子才不會‘失愛’，一家人完整地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這才是人們向往的‘最好的生活’。”作者將現實關懷與詩意觀照相融合，將過去、現在和未來相聯系。當苗苗看到肖書記暢想的云頂未來真在一步步變成現實時，她由衷地感慨：“原來，在真實的世界里也可以創造童話。”安徒生說：生活本就是一個童話。殷健靈在大山深處“童伴媽媽”的故事花叢中，復現了一個溫煦的“童話”，童話里有真實、純潔與渺遠。

在小說封底，作者以詩意的語句來抒情言志：“我想走到田野里去，看幼小蠻荒的生命綻放，我想尋覓清澈與干凈，還有人間久違的高尚。”讀完這部小說，縈繞在我耳畔的，是春曉媽媽教留守兒童們唱的歌曲《馬蘭謠》：“這里是我的家，這里有我的愛，外婆唱過的童謠，我會把它唱到青山外。”這首歌謠，也是作家以故事傳達的旨意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