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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立足于智能芯片、人機交互、虛擬現實和5G數據網絡等現實技術語境，在科技變革和民族復興的國家敘事語境下，網絡科幻小說通過對人工智能生命的寓言性想象，彰顯出中國當代科幻文學的重要轉向。通過“后人類狀況”的技術推演與敘事建構，網絡科幻小說展示了其對于人工智能技術的工具屬性、人工智能社會的組織結構以及人工智能題材“后人類想象”構建“或然歷史”的敘事動力學三個維度的批判性思考。從理論層面剖析網絡科幻小說的后人類敘事，可以在人工智能生命想象話語體系與“后人類”生命“未來史”的方法框架之間架構溝通的橋梁，這將有助于我們揭示新時代文藝實踐的新內涵、新規律與新趨勢，最終為建立具有“中國氣派”與“世界眼光”的科幻文藝理論體系提供有益參照。

關鍵詞：網絡科幻小說；人工智能；后人類敘事；美學追求

基金項目：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語-圖關系’理論視域下的新媒體文學研究”（19GZYB20）、四川網絡文學發展研究中心年度重點項目“網絡科幻小說經典文本闡釋研究”（WLWX-2021001）階段性成果。

在當代人文研究的學術語境中，“后人類”與“后人文主義”已經逐漸演變為一個不斷產生新概念和新理論的思想浪潮。哈桑將“后人類”與當前人類社會思潮的發展進步聯系起來，希望我們重思媒介文化和技術變革語境下人類生命實踐以及人類社會本身可能遭遇的劇變。新世紀伊始，科技變革與應用的“跨越式發展日益將人類帶入‘后人類境況’。” “‘后人類’概念是關于人類未來的故事，本質上，是人類塑造和改變自身命運的故事。” “后人類境況”的現實表征刺激了當代科幻文藝的審美范式變革，最終引發文藝創作者關于人類未來生命實踐維度及其與其他智能生命關系的敘事創造與審美構想。在此背景下，黃鳴奮最早闡釋了“后人類”與人文學科的關系，他認為當代文藝批評已經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后人類時代，文學研究也必須把這個最新的話題納入到中國特色文藝理論話語闡釋體系中。

網絡科幻小說是一種相對小眾的表現“后人類敘事”實踐的網絡文學亞文類，它經常和電子游戲、數碼影視、二次元動漫和超文本等新文藝形態共享后人類敘事的意義指涉空間，它“以對未來技術條件下人的生存境況的逼真想象為基本特色，以生物基因改造的前景與危險、AI技術與人類心智的合作與對抗、人類與其他生命的、處與沖突等為典型題材，既試圖表達對人類作為世界主宰和萬物靈長的地位的懷疑，又在一種危機狀態中重新提出‘人是什么’的問題。” 作為科幻文藝的技術衍生類型，后人類敘事借助網絡科幻小說以及影視動漫的載體，在寓言性想象的語境下通過對人工智能、基因改造、人類身心的進化以及未來社會生命政治等問題域進行合理想象來闡釋并重塑“人之為人”這一哲學母題，并以此構建科幻美學的批判視域。新世紀的網絡科幻小說通過呈現軟和硬兩種敘事風格，不斷打造兼具中國氣派與世界眼光雙重視角的文學作品。以人工智能為主要創作面向的后人類敘事不僅打破了西方科幻文藝壟斷技術審美主義路線的格局，而且以獨特視角展示中國人講述蘊含中國元素和情感訴求的未來故事和人工智能美學，構成中國網絡文學類型本土實踐的靚麗風景。

一、后人類現實與人工智能題材的藝術悖論

“21世紀以來，與人類未來命運最為密切相關的大事莫過于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的驚人發展，這些技術將給人類帶來存在論級別的巨變。” 人工智能技術的高度發展造成了其技術成果與人類自身的生命實踐共存，因此我們不可避免地迎來了一種由人工智能技術所主導的“后人類現實”。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及其迭代式進階方式，反映了人類不斷改造自身并改變自我主體性的過程。“人工智能經過曲折的觀念變遷成為‘我們’的一部分”，“它們”已經成為“我者”一般的存在，并全方位地重塑人類的生活，甚至重構了人類的生命形態與機能 。在設想人工智能后人類的自主意識和自我認同時，我們很自然地會從人類特有的感官經驗和思維模式的自我確認出發。因此，“人工智能不應被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工具或機器，它是與發明工具的人類智能處于同一層次的新型智能類型。行動性、自主性的智能屬性與被動的工具屬性存在根本區別。也恰恰是行動性、自主性，會使人工智能最終超越它的發明者——人類智能。”

此外，“人工智能作為現代科技介入藝術生產的典范形態，其藝術生產既依循著藝術與技術相關聯的一般體例，又呈現出科技治下藝術發展的現代色彩。” 首先，人工智能藝術實踐在現實中受到歡迎。2017年5月，微軟（亞洲）提出“人工智能創造”概念并開發出高級人工智能“微軟小冰”，通過對優秀人類創造者的模仿學習，“小冰”“創作”出人類歷史上第一部100%人工智能“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清華大學也在2018年成功研發出具有高度識別和模仿功能的人工智能古詩詞創作系統“九歌”。“九歌”可以模仿古典詩歌風格“創造”包括五言詩、七言詩、集句詩、藏頭詩、詞等不同文體，展現出人工智能在數理邏輯和情感計算之間的強大處理能力。除了“作詩”，人工智能還能夠以智能輔助系統的人性化身份參與人類其他藝術的“創作”，在繪畫創作、虛擬表演、建筑設計、影視制作、音樂演奏、舞臺美術、線上博物館以及藝術展覽等領域展現其“算法才能”，生成了依托算法邏輯和交互技術的人工智能美學實踐的“類主體”，例如令圍棋大師絕望的人工智能棋手Alpha Go、支持用戶多層次交互沉浸體驗的“數字清明上河圖”系統、同真人演員一起登臺表演的虛擬主播“洛天依”、人工智能研究生“華智冰”、波士頓動力出產的機器狗以及揚言要“毀滅人類”的機器公民“索菲亞”等。人工智能參與人類的審美藝術創作或獨立完成模仿人類主體性活動的行為，雖然能夠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創造性，但這絕不是說它們就能替代人類從事創造性勞動了，它們充其量只能算是具備一定主體性的后人類或“類主體”。日新月異的技術現實與后人類想象之間的聯系最突出地表現于人工智能美學實踐自身的不確定性，而這種不確定性對于后人類未來而言可能是危機和意外要遠遠大于驚喜與進步。

其次，使用文藝創造功能來衡量人工智能的審美價值也可能把人類帶入某種美學怪圈中。人工智能后人類也“揭示了這樣一種現代性困境：在一個高度依賴和無限放大人工智能的社會里，‘人工’成了判斷幸福程度的根據，‘智能’卻游移在技術倫理的刷新中剔除了人的位置。” 為此，歐美國家以阿瑟?克拉克、阿西莫夫、羅伯特?海因萊因等科幻巨擘借助于《2001：太空漫游》《我，機器人》《嚴厲的月亮》等經典作品為我們展現了超級人工智能與人類關系的自反式隱喻和異托邦想象。在晚近的《西部世界》《黑鏡》《異星災變》《愛，死亡和機器人》等科幻影視作品中以“后人類生命”面目示人的主題公園“接待員”、失控的智能媒介、人類移民撫養/圈禁者和跨媒介的“生物賽博格”等，都無一例外地向人類社會昭示著AI技術本身可能存在的倫理原罪。總之，作為依靠技術“塑形”的后人類，人工智能在生命科學等領域的應用也預示著其在未來世界的發展潛能 ，但也揭示了某種令人憂心的藝術前景。

科幻影視作品中經常出現對于人工智能應用的設想，例如可實現智能化、情景化人機交互的“意識芯片”，或者高度智能化的內置輔助軟件，甚至于提升人類智能的“思維加速”技術等，這些與現代人生活息息相關但也可能在后人類的“近未來”實現的AI技術潛能引發了網絡作家的深思。如高始皇《公元2119年》描述了人工智能與后人類社會的直接關聯：

實時交互、智能計算、語意理解、動作控制等這些只是基礎，意識芯片的誕生，真正打通了人腦和人工智能。意識芯片可以在獲得大腦授權的情況下暫存大腦的知識、習慣和想法，仿佛是一個你大腦的復制品，當你有任何需求，甚至自己的大腦剛剛產生某個想法，意識芯片已經預先準備執行或者給你提出建議，因為這就是你自己最真實的需求、觀點和態度。（《公元2119年》“第二章”，原載“國風中文網”）

借助于人工智能超強的技術手段，后人類個體間可以借助數據連線而心意相通，芯片技術的高度發達讓人類大腦變成數據處理終端，通過海量的數據流，情感、意志和思維都在算法邏輯的層面實現了“可計算化”。這種后人類不僅加劇了人類自身“賽博格化”，促進了人與機器的融合，也在身體強度、心理素質和思維能力等方面全面超越傳統人類，成為更加強健、聰明、敏捷和理性的智慧生命。千里握兵符《群星為誰而閃耀》則不無警示地刻畫了全面“賽博格化”之后人類的主體性異變——后人類的主體意識與情感被整合為“意識核”并內置于機械身軀中，“人之為人”的肉身存在與精神自我的整一性則被撕裂為形神分離的“驅動程序”，人類主體的生命潛能也被異化為機器設備的工具屬性，最終降格為受算法邏輯保護/控制的機器傀儡。這種碳基生命源力與硅基媒介載體相結合的后人類，真正意義上預示著“人類世”及其歷史的終結。由于網絡科幻小說中后人類的進化路徑前景未知、對人類自身的影響不明，因此它們常常被當作關鍵的“敘事象征”以及情感判斷、審美干預與價值引導的承載物，發揮著社會預警、道德檢驗、倫理反思和意識形態話語建構等多重功能。當人工智能所引發的技術現實變成后人類的生活經驗時，一種與人類當下生存狀況與生命經驗相互區隔的“異托邦情境”就此誕生。正是基于此，鮑德里亞指出“海灣戰爭并沒有發生” 。受到人工智能技術影響的后人類的戰斗、工作、學習與生活更像是“連線的仿真游戲”，其肉身并不參與社會實踐卻又獲得了最逼真的生命體驗，這種“分身經驗”也將同舊人類的“具身體驗”發生區隔，它不斷豐富后人類的生命潛能，加劇了“后人類世”的割裂。

現實的軍事斗爭也成為人工智能后人類敘事的主要隱喻領域，它在網絡科幻小說的藝術批判和反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科幻電影《天使陷落》以超震撼的視覺畫面呈現智能無人機群襲殺美國總統的想象，《終結者》《人工智能》《黑客帝國》《機械戰警》《機械公敵》《機械姬》等也揭示了人類與人工智能的緊張關系。“機器的惡魔化是科幻小說的一個長久以來的美學策略” ，而網絡科幻小說的后人類敘事在涉及人工智能題材時則經常延續這種“美學策略”。在這些小說中，人工智能多以人類宿敵面目示人，它們或占據并改造地球作為自己的智慧內核并同人類文明進行你死我活的戰爭火并（如智齒《文明》中的“降臨者”，火中物《千年回溯》中的超級人工智能“鐳”），或以各種虛偽的借口將劫后余生的人類作為自己圈養的寵物或監視的對象（如RAYSTORM《尋找人類》中的“父親”“原型”），或把地球和太陽系當作資源開采地而瘋狂掠奪（如彩虹之門《地球紀元》中的機器人軍團），或將人類文明當作競爭對手而滿懷惡意（如zhttty《大宇宙時代》中的“機器族”）……能夠在逆境中恪守“機器人三大定律”、同人類守望相助不離不棄（如天瑞說符《死在火星上》的“老貓”，貓膩《間客》中的“飛利浦”）或者甘愿充當人類文明進步“援助者”（如原艾倫《宇宙的邊緣世界》中的硅基機器人，最終永恒《深空之流浪艦隊》中的“超凡者”考核系統等）的人工智能在中國網絡科幻小說中的數量極少。對惡意人工智能的反復書寫及其敘事反思似乎構成了網絡科幻小說后人類敘事的主流，這與西方“黃金時代”絕大多數科幻小說的價值取向基本一致，體現了科幻文藝敘事策略的“同質性”。這些并不遙遠且隱含張力的人工智能想象也是網絡科幻作者對于AI技術高度發展的現實所產生的倫理困境和道德陷阱的憂思在敘事學層面上的映射。

二、工具性悖論與烏托邦敘事的倫理張力

近年來，貿易摩擦和芯片競爭的時代背景強化了“技術向”網絡科幻小說的現實價值，人工智能題材的后人類敘事借助于科幻藝術的批判功能來思考“人類世”的技術現實，它們不僅從審美層面揭示了現實的困境，而且塑造了現實的藝術鏡像，給作家以動力，給讀者以警示，也給正在和平崛起與科技復興的中華民族國家形象的建構提供了文化編碼的動力。因此，在敘事內容的呈現與表現人工智能生命的倫理悖論的維度上，中國網絡科幻小說在表現生命形態、進化機制、智能素養等方面都反映了網絡科幻作家對于人工智能后人類生命的思想認知、情感判斷與審美態度，也折射出中西科幻敘事藝術對于人工智能問題的不同處理方式與中西文化的內在差異。

在網絡科幻小說所展示的“后人類境況”中，一方面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使人類群體的大規模交往成為可能，人際關系也從地方場景中跳出并實現跨時空重組，推動命運共同體成員間的共識在想象世界中再現。另一方面，科學技術在給社會生活帶來便捷的同時，也可能“進一步造成環境風險、恐怖主義、宗教沖突、經濟危機、階級矛盾等問題的加劇”。重組和想象人類文明遭遇后人類時代的危機及其克服方式，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網絡）科幻小說命運共同體敘事重要的“起錨點” 。在虛構世界中同人類爭奪生存空間、資源和“熵增”的人工智能生命，例如前述《文明》中的“降臨者”，《千年回溯》中的“鐳”，《尋找人類》中的“父親”，玄雨《小兵傳奇》中的機器人間諜，《地球紀元》中的機器人軍團，《大宇宙時代》中的“機器族”以及彩虹之門《星空之上》中“瑞墨提文明”的守護者“天子”等……它們雖形態各異，但都體現了網絡科幻作家對后人類敘事倫理困境的憂思。因此，人工智能題材的網絡科幻小說在構建后人類狀況過程中，無法規避其主題思想上可能會牽涉的生命實踐內在的倫理判斷、價值取向和敘事正義。更重要的是，它們還在美學維度構建了人機關系的“異托邦”，并通過烏托邦/“異托邦”張力結構的符號運作，呈現出“一個矛盾和對立面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正是這個過程產生出了關于社會模型的假象”，反映出人類對現實社會中可能存在的各種“社會暴虐而又壓抑人性，它充滿了腐敗和不義，等級制度森嚴，并再次出現了階級特權和不公”等“反人類”“非人性”狀況的反思與控訴 。基于此，網絡科幻小說將試圖建構新的“社會符號學模型”，我們借此也能夠推衍未來社會的結構形態及其可能的走向，凸顯“烏托邦實踐”的闡釋意義與詩學價值。

此外，中國網絡科幻小說的后人類敘事還涉及人工智能的人性、其對人機仆從關系的僭越、人工智能生命的進化與人的“異化”以及人工智能社會的反烏托邦構建等議題。大多數人工智能題材的網絡科幻小說都鐘情于展現“強人工智能”“徹底實現”的宏大未來圖景及其引發的頗為曖昧的人機關系困境，它們同絕大多數西方烏托邦小說無情地批判機器人或“人工智能他者”操控人類命運的可怕遠景一樣，揭示了創作者對科技發展的內在倫理機制和邏輯特點的反思。相對于“強人工智能”的威脅，面對技術進步而產生的人心迷失和人性泯滅，更值得我們深思。《尋找人類》《文明》《地球紀元》《云氏猜想》（里其）《千年回溯》《第一序列》等作品中的“人工智能生命”及其對后人類社會的倫理沖擊與人性異化張力就是這種“異托邦”建構的敘事學表征，而僅有較少的作品會正面揭示末日語境下人工智能的人性溫暖，如《間客》《死在火星上》等。

這里以煙雨江南《天阿降臨》為例來說明“人機關系”在后人類敘事中的倫理張力。主人公楚君歸和林兮在N7703星系四號行星上遇見了名為“霧族”的原生外星生命體（“開天”）。這種生命比人類文明更久遠，它們是由無數個單細胞生命體集合而成的“集群意志”并具有強人工智能的典型特點。小說通過對話將它們描述為：

勒芒：“……那個，開天，實質上是無數個微小個體的組合，而我們觀察到的是它們集合的整體意志。但是這個整體意志并不能天然替代個體，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我們更應該認為看到的是無數個微小的開天，只是它們通過彼此協作配合，成功地使用一個聲音對外交流而已。”……“我們可以聯想一下火種，無數單獨的生物芯片最終組成了這臺主腦。在我們看來，擁有統一的輸入輸出端口的火種是一臺獨立且完整的主腦，但我們也可以把它看成無數生物芯片的集合。某種意義上來說，開天與此類似，但是它的個體更加獨立，也更有自主意識。”

楚君歸沉吟說：“或許把它們視之為一個完整的文明更加好些。不過我有種感覺，也許每一團黑氣都有可能發展成不同的文明。”

（《天阿降臨》第179章 整體還是個體？）

“霧族”也可以被視為“強人工智能”生命的生物學樣本，小說情節與科幻電影《異形》對“人類—異形”關系的設定相似，揭示出敘述者對于智慧生命本質的反思。網絡科幻小說中類似的“類人工智能生命”設定還有王白《銀河之舟》中描述的“地球人類的集體意志”，即在寶瓶座文明入侵地球時全人類生命意志共同組成的“地球蓋亞”；《大宇宙時代》中能夠吞噬其他有機體的“肉塊”（惡魔族），它在吞噬過程中逐漸增長、強大、進化出智慧，然后從一個星系流浪到另一個星系，繼續禍害其他文明；最終永恒《深空之下》中設想的藻類生命聚合體也是一種“集群智慧生命”；而《尋找人類》中的綠星作為“蓋亞生命”的想象甚至比電影《阿凡達》描述的星球生命“諾娃”更早、更精彩。除此之外，《地球紀元》中的機器人集團、《文明》中的“降臨者”和“銀狐”等超級人工智能、《深空之流浪艦隊》中的“超凡者”考核系統以及會說話的肘子《第一序列》中任小粟腦海中的“宮殿”等都可以被理解為類似于前述羅伯特?海因萊因《嚴厲的月亮》中設想的那種真正地將計算機的運算邏輯與人類的思想感性有機結合起來的后人類生命。這些人工智能生命已然形成了富有中國特色的“外星生命”流派，這不僅是當代中國科幻作家想象力爆發的標志，也是他們在敘事實踐中試圖超越碳基生命形式的單一性與脆弱性、探索/構建智慧生命多樣性的一種美學策略。這些寓言性文本“構成了一個由隱喻和物質相互接力的多層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生命’、‘自然’和‘人類’都（在）被重新定義。” 在這些關乎“后人類”生命本源的技術追思與哲學探討中，人類與人工智能后人類的倫理關系在網絡科幻小說中形成一種敘事詩學的張力，并引發了持續學術探索的動力，促使受眾與研究者重新審視生命的意義。

這種自反性的詩學建構與理論反思有時也在后人類敘事的過程中被揭示出來，例如《文明》對“智慧文明”的終極思考：“所以，在我看來，文明最大的意義——超越宇宙就在于從那個毀滅的過程中生存下來，將知識和智慧延續到下一個宇宙的周期，那時候，我們才能驕傲的宣稱，文明征服了宇宙，我們成為凌駕于宇宙之上的存在！”（《文明》 終章 “文明的意義”）作者認為一個智慧種族也好、個體也好，生存的意義就是知識或者信息的獲得，是智慧的不斷發展進步。智慧生命對宇宙的不斷探索、認知、分析，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超越。這種超越不是凌駕和主宰而是命運共同體的建立，是對所有生命存在、文明潛能和生命倫理的重塑，因為這種生命實踐的核心要義是“以普遍生命力為中心的平等主義” 。它不是人類對于后人類的凌駕或后人類對人類的宰制，而是所有生命形式基于智慧文明發展的宏觀視野對所有人類、后人類創造能力及其所激發的生命潛能的尊重，也是文藝美學對于所有生命實踐及其獨特價值的超越性審視。

這種超越不僅是中國“網生代”科幻作者們在駕馭后人類敘事的藝術自覺的典型表現，它也體現出了網絡科幻小說經典作品對于人類、人工智能以及各色后人類境況及其藝術文本中生命倫理實踐本體的美學重構。它們提醒新時代的讀者，一種新的生命倫理觀念正在中國語境的后人類敘事及其藝術探索中步入舞臺中央。在這個混合現實、人工智能、生物控制、數據接口和智能計算技術飛速發展、強人工智能突破并不遙遠的現實語境中，網絡科幻小說對人工智能生命及其引發的技術倫理、道德重組以及人類自身關系異變的思考并不僅僅是傳統科幻文藝那種天馬行空的浪漫史詩，而是基于最新科技發展的前瞻性預見，這種思考不但立足于現實而且著眼于未來，于諷喻之中蘊含著洞見，集警示與批判為一體，因而極易引發讀者共鳴。

三、“異世界”的重構與“未來史”的想象懸置

在網絡科幻小說的后人類敘事中，虛構歷史的方式有多種多樣，最常見的方式當屬“逆轉時空”并對歷史進行“懸置”，最終通過敘事重組而塑造某種“或然歷史”。黃易《尋秦記》和天使奧斯卡《篡清》都屬于此類型，它們像菲利普?K.迪克《高堡奇人》和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那樣，借助某種特殊的時空結構及其敘事設置來揭橥作者對歷史和現實詩學關系的哲學追索。第二種方式是“架空歷史”并重塑一個似是而非的“異世界”，它們利用讀者熟知的敘事手段來“仿擬”某種陌生化經驗，并在真實的歷史語境與虛構的架空世界之間布設敘事張力，引發讀者的深思，貓膩《慶余年》《間客》是最典型的作品。第三種則是“穿越時間線”的敘事方式，它將虛構的敘述者或現代人物“置入”真實的歷史時空中，這些角色通常帶有現代人的知識儲備與思想意識，在有意或無心的“穿越”過程“改寫歷史”或“逆轉未來”，如《千年回溯》等。與其他類型的網絡文學不同，網絡科幻小說更加熱衷于構建一種新的虛構敘事范式——即通過合理的想象來構建“最有可能成為現實”的“未來史”，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或然歷史”在網絡科幻小說后人類敘事中的表征形式。

對人類未來史的想象性呈現是科幻小說重要的審美特征之一。“科幻作家有時會把他們的故事放在想象中的過去和現在，但大多數科幻小說是未來主義的。……科幻小說的主要敘事策略是通過精確的細節和歷史因果關系，創造出令人信服的未來生活形象。” “未來史”也是一種“或然歷史”，對于網絡科幻小說的歷史敘事話語建構有著特殊意義。在人工智能題材網絡科幻小說的“后人類敘事”中也反復展示著類似的敘事策略，它們經常通過敘事呈現“或然歷史”時間線的多種可能性，這些可能性或者是人類不停地阻止人工智能獲得進化而穿越時空，進而改變被已經進化了的人工智能攪亂了的時間線；或者是通過“時間旅行”或“穿越時間線”的方式回溯到某一時間節點，通過參與重大事件或影響重要人物的歷史進程等方式來達到擾動甚至改寫歷史的目的（如吹牛者《臨高啟明》）；或者純粹通過恣意狂想“生造”一種與常規歷史時空相互對位的“異世界”，以此強化敘述者對歷史的戲謔意圖、“延宕”讀者對于歷史的規范認知（如《慶余年》）。在這些時間、空間、歷史以及人物角色都被拆解、懸置和重組的網絡科幻小說中，“時空穿梭者”的“臨場性”活動直接消解了傳統“穿越題材”科幻文藝常見的“祖父悖論”與“殺死另一個自己”等劇情矛盾，把敘事性作品單一的故事結構打散，形成了多種“副本”環繞“主體故事線”、“副本敘事”環環相套的“星叢式”文本結構 。“星叢結構”揭示了網絡科幻小說“混沌宇宙”的文本屬性，即組成“后人類狀況”的“或然歷史”中各要素之間形成既彼此關聯、相互影響、和諧共生又各自具有能動性、自主性與動態變化特性的復雜文本狀況。在敘述者構建“或然歷史”秩序的過程中，網絡科幻小說“利用錯時序列模糊和淡化故事時間線的計時功能，拉長、凝固或逆轉情節時間以取得‘傳奇性’敘事效果的手法”，將故事情節的發展劃分出了既有一定區隔又相互影響的時空關系與文本層次，“其情節時間有可能持續隔斷和緊縮，而敘事節奏則不停被破壞和重構” 。網絡科幻小說有時在敘述“或然歷史”的過程中，通過類似于影視蒙太奇剪輯的手段不斷地變更時間線、跳接時空關系，推動故事情節擴展與延伸，為讀者展現出敘事時間反復錯位、耦合、滑脫與跳躍的特殊審美接受體驗。

希利斯?米勒曾指出，“從許多方面看，一部小說都是一條置換的鏈條——將作者置換成虛構的敘事者的角色，再將敘事者置換進想象中的角色的生活——這些想象中角色的思想、感情，就體現在那種所謂‘間接話語’古怪的口技中，然后故事（在歷史事件或是作者的生活經歷中）的‘本源’又置換成了敘事的虛構事件。……小說似乎恥于把自己描述為‘自己是什么’，而總愛把自己描述為‘自己不是什么’，描述為是語言的某種非虛構的形式。小說偏偏要假托自己是某種語言，而且標榜自己同心理的或是歷史的現實有著一對一的對應關系，以此來體現自身的合法性。” 在“星叢式”文本中將“主線”與“副本”時間線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分，體現了網絡科幻小說虛構性語言所建構的“置換的鏈條”包含的審美潛能。作為“人類未來史”的虛構形式，絕大多數網絡科幻小說呈現的并不是真實的歷史事件本身，也不是對過往歷史事件的當代詮釋，而是一種新的歷史表征過程以及“或然歷史”的意識形態話語范式。它們重視用語言在敘事學的邏輯框架中呈現“或然歷史”的合法性，而并不在意這種歷史虛構是否背離現實時間線的走向。

在第31屆中國科幻銀河獎（2020）“最佳網絡文學獎”獲獎作品《千年回溯》（原名《我真沒想當救世主啊》）中，作者以都市重生情節開局，寫至十萬字之后，如大地驚雷般地揭開了氣勢恢弘的世界觀設定，并直面人類文明生死存亡的終極命題。以主角陳鋒為代表的人類文明一次次慘烈抗爭，在太空歌劇般的“或然歷史”情境中演繹出了古典的悲壯和現代的熱血，完美地結合了科幻的硬核和爽文的觀感，呈現出一部難得的科幻佳作。小說總共寫了陳鋒的十次時空穿梭，前九次在睡夢中穿越千年，第十次則通過寄生于人工智能并在千年后重生。一種邪惡的外星蟲族文明“復眼者”打敗銀河系霸主“迷族”，然后在太陽系設置了超級穹頂屏障鎖死了具有星際文明潛力的人類世界，并計劃于3020年10月27日派遣艦隊毀滅人類。陳鋒在夢中穿越千年來到3019年10月26日，利用毀滅前一年的時間想辦法破解人類的危局。這部小說最大的特征是故事腳本（即主角反復穿越時間線拯救人類）的重復。小說在這種設定下，敘事不斷回溯，形成一種情節疊加、內容接續、主題統一的“故事套盒”，《千年回溯》的“或然歷史”也恰恰在這一次又一次的“時空穿越”的話語置換邏輯演繹以及故事情節回環式結構的重復中凸顯出了敘事的張力與潛能。陳鋒的每一次穿越，不僅改變了未來的科技發展和社會結構，也改變了他夢醒后的現實，而這兩種改變之間處于量子糾纏狀態，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并同時影響到了小說的整體故事線。小說通過故事線的不斷“試錯”和推演來改變人類的命運，即打敗“復眼者”及其背后大Boss——前一宇宙紀元的超級勢力“虛族”，保全人類文明。小說通過十次穿越預先建構了人類未來史的十個敘事副本。這些副本的故事容量在游戲化敘事動機的推動下不斷豐富，相互嵌套且又彼此關聯，最終被“完形”為擁有263萬字體量的龐大文本系統。更有意思的是，陳鋒每次穿越構成的副本所展示的“未來史”、現在以及過去都各不相同，由此構建了小說文本的敘述張力以及故事內容豐富的延展度。

在如此復雜多樣又充滿吸引力的“或然歷史”敘述中，《千年回溯》豐富了敘事學對于歷史與虛構關系的理論形塑，拓展了歷史的時空維度。在小說中，“或然歷史”情境中的未來越來越詳細，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就越來越全面，外星入侵者的面貌也越來越清楚；過去的版本也不斷變化，進而呈現出多元時間維度的“或然歷史”“共現”的狀況。相比而言，小說中“過去的時間線”則因為主角穿越前后舉動的變化而被反復重塑，成為富有魅力的“平行世界”敘事格局中具有復雜結構形態的“文本簇”或“故事叢”。“現在的時間線”雖然流動緩慢，基本上按照敘述者所設定的2020年時間線發展，但也不是一成不變，特別是第十次穿越前，現實的時間線在前九次穿越的迭代和累加下已經發生了劇變，作者大膽設想了“后疫情語境”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愿景以及中國帶領全世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藍圖，讀來令人心潮澎湃。如此，現在、未來和過去三條時間線就在敘事過程中形成了一種“量子糾纏”的關系，“穿越事件”既構成了敘事行為的源頭，又成為上述三條時間線之內容動態擴容、變化、湮滅和糾纏的內在驅動力。從敘事學的角度看，這種“穿越設定”將現有的網絡科幻小說的敘事美學實踐提升到了較高的理論層次。

在當前語境下，網絡科幻小說對“后人類境況”的“烏托邦/異托邦”敘事構建受到大多數網絡寫手的喜愛。這種烏托邦“從根本上同時指明了既是美好的，又是不存在的一種空間和一種狀態”。 同時它還“見證了人們對種種擬換性（alternative）可能世界與人類生活的極度渴求。” 相對而言，“異托邦”或“惡托邦”則相應地向讀者同時展示相對暗淡、敵意甚至絕望而且不存在的一種后人類狀況。不過，出色的科幻小說總是能在看似無稽之談的歷史演繹或“烏托邦/異托邦敘事”中進行發人深省的哲學批判，借助“或然歷史”、平行世界和元敘事等陌生化手段為相對小眾化的科幻讀者提供具有多重意義解讀空間或內嵌“烏托邦/異托邦”想象的敘事套路，在歷史話語體系與表征行為之間設置言說張力，從而使其后人類敘事在現實與虛構的文本縫隙中生成一種讓讀者重新審視歷史真實性及其可能性的“意識形態話語場”。網絡科幻小說則通過對“后人類狀況”及其未來史的技術構想和藝術再造，在新時代的文學敘事版圖中重塑歷史話語及其編纂符碼的命名秩序，由此，“或然歷史”的故事生成模式就為讀者建構了“新歷史范式”。這也是對格林布拉特“歷史是虛構的文本” 以及福柯“歷史是一種以符號或文本形式存在的話語……歷史的真實性或客觀性只是一種幻象” 等經典表述的自覺呼應。總之，這種“或然歷史”的敘事策略戲擬、懸置和重組了我們對歷史情境、事件與人物的固有認知體驗；同時，它也在敘事學角度動搖了現行科學話語體系關于歷史絕對權威的符號根基，從而將后人類敘事推向嶄新的審美之維。

四、結語

人工智能屬性的超人類或后人類在科幻文藝研究的問題域中現身，必將引發人類對生命本質、身體政治以及技術倫理的進一步思考，以此產生的人文反思與歷史審視維度構成了“超人類主義”視域下的人文主義批判視角，即“作為人文主義者，超人類主義者傾向于理性、進步，以幸福而不是外部宗教權威為中心的價值觀。超人類主義者通過結合科技手段與批判性及創造性思維來挑戰人類極限，拓展人文主義。” 網絡科幻小說后人類敘事關于“或然歷史”的想象性建構及其對于民族復興、中國夢和命運共同體等未來史實踐的編碼方式，既是一種貼合新時代文化需要的宏大審美主題的象征書寫與情感隱喻，也是對金庸、古龍等“前網絡時代”武俠作家們所推崇的民族國家想象的一次符號學歷險。

后人類敘事揭橥了新時代科幻文藝的新內涵與新趨勢，也為構建兼具中國語境與全球視野的科幻文藝理論闡釋體系提供了有益的參照。在網絡科幻小說“歷史虛構”的藍圖中，人工智能題材的后人類敘事及其對“或然歷史”的重塑漸趨明晰地設置了“后人類美學”這一嶄新審美范式。“后人類美學首先是一個正在綻露的視域，是一種先行到未來的實踐。雖然它所引發的理論位移還遠未完成，但其本體論依據已經獲得了較為充分的闡釋。” 后人類敘事的美學開拓在當代網絡文學版圖中或許只是冰山一角，但它是一個具有生長空間和學術價值的新領域，這一視域之下的“后人類美學”探索也必將隨著人工智能題材網絡科幻小說關于“異世界”懸置、“烏托邦/異托邦”建構以及人類“未來史”重構的張力，影響并推動著當代中國科幻文藝理論話語范式的發展與創新。 

參考文獻：

王曦：《后人類境況下文學的可能未來——科幻母題、數字文學與新文化工業》，《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7期。

李恒威、王昊晟：《后人類社會圖景與人工智能》，《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楊春時、俞兆平、黃鳴奮：《文學概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第384-393頁。

湯擁華：《后人類敘事與虛擬時代的美學更新》，《中國文藝評論》2019年第4期。

趙汀陽：《人工智能“革命”的“近憂”和“遠慮” —一種倫理學和存在論的分析》，《哲學動態》 2018 年第4期。

王峰：《人工智能形象與成為“我們”的他者》，《上海大學學報》2020年第4期。

單小曦：《超人類文化視野中的智媒生產——人工智能文藝的媒介論闡釋》，《學術月刊》2020年第8期。

鹿詠：《人工智能與當代藝術生產的“后人類”構想——兼及對“數字人文”的審美思考》，《內蒙古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

劉漢波：《當代美國華裔科幻小說中的中國想象》，《民族文學研究》2018年第5期。

[匈]佐爾坦?西蒙：《批判的后人類主義與技術后人類：兩種后人類未來的文化討論》，《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8期。

Jean Baudrillard.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 Translated. by Paul Patton, Published b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61.

[英]亞當?羅伯茨：《科幻小說史》，馬小悟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4頁。

陳舒劼：《“黑暗森林”還是“自由人聯合體”——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科幻小說的命運共同體想象》，《文藝研究》2021年第3期。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遜：《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說》，吳靜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46頁、第60頁。

[美]凱瑟琳?海勒：《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劉宇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01頁。

[意]羅西?布拉伊多蒂：《后人類》，宋根成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87頁。

Istvan Csicser-Ronay, Jr.The Seven Beauties of Science Fiction，Published by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08，p76.

吳靜：《德勒茲的“塊莖”與阿多諾的“星叢”概念之比較》，《南京社會科學》2012年第2期。

張文東、張政：《躍動的時光碎片：網絡“傳奇”的敘事時間》，《文藝爭鳴》2020年第10期。

[美]J.希利斯?米勒：《敘事與歷史》，見《重申解構主義》，郭英劍，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37頁。

[加]達科?蘇恩文：《科幻小說變形記：科幻小說的詩學和文學類型史》，丁素萍，等譯，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42頁。

[加]達科?蘇恩文：《科幻小說面面觀》，郝琳，等譯，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153頁。

GreenblattS.PracticingNewHistoricism，Published by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0，p59．

[法]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謝強、馬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62-63頁。

[法]呂克?費希：《超人類革命》，周行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年，第34頁。

王曉華：《人工智能與后人類美學》，《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