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黃蓓佳，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江蘇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曾任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兒童文學代表作有“黃蓓佳傾情小說系列”16部、“5個8歲”系列長篇小說5部、“中國童話美繪書系”叢書等。

2022年是著名作家黃蓓佳從事文學創作的第50個年頭。50年里，黃蓓佳帶來了《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等超級暢銷書，也為讀者奉獻了《艾晚的水仙球》《童眸》《野蜂飛舞》《太平洋，大西洋》等諸多質地厚重的文學佳作。近日，黃蓓佳全新原創的兒童長篇小說《叫一聲老師》由江蘇鳳凰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小說以童真幽默的筆觸，勾畫出幾位縣城老師的苦樂人生，既展示了中國傳統師道的底蘊和精髓，又將為人師者的日常風骨表現得真切感人。綿長久遠的歲月、莊嚴有趣的靈魂、跌宕跳躍的文字、迷人又溫馨的影像般的場景，一切一切，成就了這部童趣滿滿又韻味十足的長篇小說。

《叫一聲老師》是“黃蓓佳傾情小說系列”的第16部，該系列收入了《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親親我的媽媽》《童眸》《野蜂飛舞》等曾榮獲 “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出版政府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的多部精品，部分作品被翻譯成法文、英文、德文、俄文、日文、韓文等出版。

作者訪談

跨進兒童文學園地 

進入一生寫作中的澄明之境

您創作《叫一聲老師》這部小說的靈感來源是什么？能否為讀者介紹下這部作品？

黃蓓佳：自五六年前，我停止成人小說寫作，兩只腳都跨進了兒童文學園地，基本上以每年一本、每本10余萬字的速度，緩慢而持續地進入到我一生寫作中的澄明之境。這種隨心所欲完全不受外力干擾的寫作狀態，好得不能再好。《叫一聲老師》便是我在2021年的所得。

該書與我前幾年創作的《童眸》《野蜂飛舞》《太平洋，大西洋》都不同，前面幾部對小讀者的文學素養和知識儲備有一定要求，年齡較小的孩子未必讀得明白。而這一部，我有意將受眾的年齡段擴大，二年級的“小不點兒”完全可以讀下來，初、高中生一樣可以讀得津津有味。當然，成年人愿意讀的話，更能夠與書里的故事和人物共情，有更多的感觸和感慨。無它，只因為我寫的是我小學時代的老師們，是生活在上世紀60年代蘇中縣城里小知識分子的苦樂人生，是他們趣味橫生又令人捧腹的點滴日常。綿長久遠的歲月，莊嚴有趣的靈魂，迷人又溫馨的影像般的場景，老師和學生在彼此生命里的陪伴和牽絆，這一切一切，我盡可能寫得童趣滿滿而又韻味深長。

該書的靈感來源，需要真實坦白的話，起因是我母親的去世。我的父母都是老師。母親一輩子當縣中老師，當班主任，40年教書生涯，學生無數，晚年隨我的弟弟定居深圳后，還有老學生千里迢迢去看望她，送她鮮花，請她吃飯。父親自幼聰慧，卻因家貧無錢去讀大學，高中畢業后即留校任高中老師，也是那時候的“奇葩”事情。他后來當縣文教局視導員，再當本地師范學校校長，最后在省教育科學研究所的領導崗位上退休。每次父親回到故地，都要被他的老學生們前呼后擁，享盡尊崇。

父親2014年去世，母親歿于2020年疫情之中，兩位老人都算高壽。父母去世后，我一直想著要為他們寫點什么。我已經寫了很多作品，那么多的人、事、生活，也該寫寫自己的父母。但是，思來想去，又發現我的父母一生都當老師，全部的時間就是圍著學生們打轉，沒有傳奇，沒有悲慘，更沒有驚天動地，流水賬式的記錄未必有人想看。于是，我就想寫本小說，寫寫我童年時代那些有趣的老師們，用小說紀念我的父母。

生活原型提供“火花”

給人物“打扮”關乎審美和動手能力

小說是虛構的藝術，但是我們總忍不住想要把作者和書中主角對應。《叫一聲老師》更是如此。一方面，該書采用了第一人稱視角；另一方面，小曈的人物設定與您本人確實有很多相似之處。所以，書里的故事都是您小時候的故事嗎？其中有多少虛構成分？

黃蓓佳：書中小城的生活環境是真的，我讀書的那個學校是存在的，溫馨可愛書香氤氳的教師大院曾經也有，后來拆除了。每次提筆描寫記憶中的過往，心里總有無盡的感傷，這是人生走向遲暮的毛病：念舊，傷懷，慨嘆，痛恨過的一切都成了美好。

總體來說，小說是虛構的藝術，我以往的大多數作品，虛構為多，有生活原型的少之又少。但是《叫一聲老師》不一樣，其中林林總總的人物，尤其是那幾位特別有趣的老師，在我腦海里都有參照者。這里面有我父母的影子，有我童年時代的小學校長、語文老師、數學老師、音樂老師的影子。感謝他們，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了那么多濃墨重彩的記憶。我的成長過程中，關鍵時刻若沒有幾位老師的提點、鼓勵，或無意識之中眼神動作的照拂，肯定不是我今天的樣子。正因為如此，我要把該書獻給我的父母，以及所有愛過我的，和我愛過的老師們。

但是，小說畢竟是小說，不是紀實文學，會有很多夸張、渲染、描述、雜糅、編造的成分。寫得好的小說，與人物原型一定要有距離，而且是相當的距離，甚至完全寫反了也有可能。原型僅僅是提供讓作家靈光一閃的火花，讓作者腦子里有那么一個人遠遠地站著，接下來如何給人物“穿衣打扮”，那就是作者的事了，是關乎審美能力和動手能力的事。

具體到我，我出身教師家庭，對老師們有一種格外親近的感受，是貼心貼膚的那種親近，所以我努力把喜歡的老師寫得有趣，讓他們個性鮮明、眉眼生動，是活生生地站立在我們之中的一個個“人”。我也希望讀者們能夠認可我的這一點小心思，能夠喜歡我的喜歡。

《叫一聲老師》里講了五個關于老師的故事，從中我們看到愛笑的慕老師、叉魚高手萬老師、美的化身愛老師、和“費馬大定理”較勁兒的錢老師，以及小曈的那對有點兒迂腐又有點兒可愛的父母……該書的亮點之一，在于它表現了教師職業的兩種身份：作為普通人，老師們也在經歷著小人物的掙扎和沉浮；但當他們站上講臺，體現的是為人師者的堅韌和風骨。您是怎樣理解教師這個職業的？書中描寫的幾位老師有您特別欣賞和喜愛的類型嗎？

黃蓓佳：在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教師是一個非常大的群體。僅僅在我的家族里，我的父母、公公、叔叔、弟媳都是中學老師，我先生和弟弟當過大學老師，我自己高中畢業后也曾在小學校代過幾個月課。童年和少年時代我自然是生活在教師大院里，成家生子后，整整15年時間，因為住著公公學校的房子，仍然是扎在教師群堆里，只不過大院改成了樓房而已。論對教師群體的認知，我覺得我應該算是到位的。在日常和工作中，他們經常會分裂為兩種人格。在日常，他們既卑微又清高，格外較真又明察秋毫，常常專斷獨橫（用管理學生的方法去管理生活）又慈愛溫暖，目標高遠，也容易怨天尤人。在職業生活中，他們堅定執著、一絲不茍、要強好勝，全部身心撲在教學事業中，愛學生勝過愛家人，把職業理念和榮譽、成就、尊嚴，看得至高無上。

我的母親，就是集這些矛盾人格之大成的一個人。正如我在小說的最后一章里寫到的，她對于我們姐弟四個，管理得嚴苛又精細，原則性大于靈活性，可敬勝于可親，以至于我們都認為她做老師比做母親成功。

書里描寫的幾位老師，都是我欣賞和喜愛的。作為職業，作家塑造人物沒有親疏之分，好人要寫，壞人也要寫，中性復雜的人物更要寫。但是，如何寫，帶著什么樣的情感寫，會讀書的，一眼分明，瞞不過去。

在虛構與現實之間穿梭

在作品中制造真實感

讀者反饋說，該書寫得非常幽默。不少章節采用一種漫畫般的手法，夸張地表現了老師們生活里的糗事、囧事，讓人物顯得生動鮮活。您寫這些時，有參照對象嗎？

黃蓓佳：我寫的時候，每個人物都有個原型的影子在眼前晃悠。但是成書后的人物，與我腦子里參照的那個形象，已經差之千里。

例如，會叉魚、教地理的萬老師，寫他的這一章時，我腦子里出現的是一個鄰居。他教中學俄語，后來特殊時期俄語課停止。他無事可干，在院里養了一大籠鴿子，把全部精力和愛心投在那些漫天飛翔、四處拉屎的鴿子身上。鄰居們其實都有怨言，但是知識分子們是不會直言無忌的，所有人對他的鴿子們都敬而遠之。成年之后，我回想這位教書無門的老師，心里有很多理解和同情。愛老師，參照的形象是我的小學音樂老師，她漂亮、活潑、熱情、爽朗，因為時代原因，她很年輕就被迫跟丈夫分開，獨自撫養三個孩子。歲月和生活的重負從來不曾摧殘她的活潑個性，某些方面她算是我小時候仰慕的人生坐標式的人物。當然，關于她和丈夫的團聚、她的天才孩子、她在生活中的可笑又慌張的窘相，都是為了把人物寫得好玩才創作的。

該書的講述者小曈是一個教師家庭的子女，這個角色有天然的“視角優勢”，雜糅了觀察老師的多個角度。您在描寫幾位老師時，不僅講述了他們在小曈童年時的故事，還交代了小曈長大之后，他們各自的命運。從創作角度說，相比于您多數作品的開放式結尾，為什么在這部作品里，要讓小曈對幾位老師有延綿多年的觀察，從而產生有點兒“蓋棺定論”意味的結尾？

黃蓓佳：兒童文學中，寫過去的生活選用第一人稱視角，天然地有一種娓娓道來的親切感，容易拉近時代與當下讀者的距離，也方便讀者在閱讀時共情。“共情”很重要，有了它，作品才能打動人心，直抵靈魂。

因為選擇了這樣的敘述方式，我干脆更進一步：在作品中制造真實感。如何制造？就要時不時地跳出作品營造的場景和氛圍，一步拉回到現實之中，讓讀者環然四顧，感覺人物就他的身前身后，是真實存在的。這樣寫的好處是賦予人物完整性，讓讀者讀到最后舒一口氣，好像一頓飯終于吃到最后一口，撫一下肚子，身心滿足。

當然，這樣的寫作方法有點冒險。過去和現實之間，如何架橋跨溝，讓這一步邁得毫不勉強，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不交代一下就跳不過去，這需要經驗和手感。一旦處理不好，會適得其反，破壞作品的完整性。總之，為什么這么寫而不那么寫，要看作品下菜碟，順其自然，水到渠成。

一個作家所有的創作，都與童年有關

您書中塑造了各種“大院”式的場景。例如，《漂來的狗兒》里的梧桐院、《野蜂飛舞》里的榴園、《太平洋，大西洋》里丹陽城外的大宅院……相對于《我要做好孩子》《童眸》《余寶的世界》里的“街巷”類場景，“大院”相對穩定平衡，能讓我們看到人物的很多共同性。您覺得，童年對您現在的生活有怎樣的影響？

黃蓓佳：同住一個大院中的居民，階層和收入基本處于同一水平線。寫這種大院里的場景，其實寫的是某個階層的生活場景。比如我在《野蜂飛舞》里生造出一個“榴園”，是為了集中描寫抗戰中的高級知識分子。《太平洋，大西洋》選擇一個江南大宅院做場景，也是為了方便關起門來寫一個幼童音樂學校的故事。這種相對封閉的場景寫作，省去了很多枝枝椏椏四處蔓生的情節，使得我可以更加全神貫注地寫好“這一類人”。

《叫一聲老師》寫的是蘇中小縣城里的中小學老師，場景特別簡單，一共兩個：作為生活區的教師大院，和作為工作區的一所全日制小學校。試想一下，如果“我”這個人物是嵌在街巷里，而不是沉潛在教師大院，那么主人公面對的世界、她眼中看到的喜樂悲傷，就要繁雜很多，變成了小城生活的雞飛狗跳，她就不會全心全意地去觀察“老師”群體，小說也成了一個普通孩子的小城成長史，就違背了我的寫作意圖。

我的童年生活分割為兩個世界，我在父母身邊時，自始自終生活在教師大院，是《漂來的狗兒》《叫一聲老師》里呈現的文學場景；我回到老家外婆身邊過寒假暑假時，身處的是《童眸》“仁字巷”里的場景。兩處場景基本上是兩個世界，交錯進入，給了我更多觀察形形色色人物及互不相關的生活的機會。對于作家來說，每一段生活都是不可多得的經驗，這樣的經驗是實實在在與自己成長歷程血肉相連的，是銘刻在生命記憶之中的。一個作家所有的寫作，都和自己的童年有關。生命里的所有掙扎，都是為了脫離出身和童年所賦予的桎梏。但是，寫在生命密碼里的東西哪能輕易消除？也由此，才帶來了寫作的神秘性、復雜性、悲劇性、沖動性。

您近幾年的創作對教育給予了很多關注。從《野蜂飛舞》里刻畫的流亡時期的知識分子群像，到《太平洋，大西洋》中亂世校園里的艱難守成，再到《叫一聲老師》里對中國傳統師道的底蘊和精髓的精彩描摹。這給人一種感覺，創作完《我要做好孩子》后，歷經多年，您對教育問題有了更加深度的思考，因此在題材上形成了某種回歸。您覺得是這樣嗎？據了解，您的下一部作品也是關注教育的，能否介紹一下？

黃蓓佳：對教育題材的關注，可能就是我出身教師家庭所帶來的，骨子里那種執拗。還可能就是我與知識分子打交道最多，最熟悉這樣的人群。總之，這是我的寫作生涯中潛意識在起作用，并非我有意為之。

提到的這些作品只是或人物、或背景、或故事與教育有關，算不上真正的教育題材。即便《我要做好孩子》，也只能歸類于“校園小說”。今年我手頭正在寫的小說，倒是真正寫教育問題的——教育對靈魂的沖擊，對生命軌跡的改變。這部小說我給予它的內涵更多也更重大，所以寫得比較艱難，磕磕絆絆不斷試錯，就是害怕題材太深刻了會造成孩子們的閱讀障礙。反復糾偏之后，總算進入平坦之境，現在快要結束，反而舍不得收尾了。希望這部比較嚴肅的作品也能得到孩子們的喜歡，并且，喜歡之外，能夠借助作品想一想：我的生命能達到什么樣的目標？

《叫一聲老師》近期出版，今年恰好也是您走上創作之路的第50個年頭。您對現在的老師和孩子們，有什么寄語？

黃蓓佳：童年是一張白紙，倒上什么顏色的顏料，就會染成什么顏色的紙張。對童年影響最深的，一是老師，二是閱讀。比同齡人稍多的閱讀，讓我成為了一個作家。小學和中學時遇到的那些優秀的老師，讓我長成了今天的良善之人。寫這本書，便是對老師們的一個致敬、一次感懷。

對老師們，我想說，老師是天底下最有成就的職業，對孩子的影響和提點，在孩子年幼時可能混沌不知，但是當他們將來有機會回顧一生時，“老師”永遠是他們心里最熠熠閃光的一個字眼。

對孩子們，我不知道該說些什么。懵懂的年紀，其實說什么都不會讓他們放在心里。那就讀一讀這本書，把“叫一聲老師”這五個字沉甸甸地讀出來，就什么都有了。

（蘇 奇/采訪、張聰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