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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人類境況”的產生引發了當代科幻文藝生命倫理和審美范式的變革。網絡科幻小說的敘事實踐則是這種變革的話語表征。網絡科幻小說在“反人類中心主義”敘事倫理的支撐下所構建的后人類生命形式、“游牧身體”體驗、生命倫理觀與生命政治學，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文藝審美活動對于現實社會治理模式與組織規范體系的一種“虛構性預演”或“想象性建構”。網絡科幻小說借助于這種建基于科技與人性、生命與政治、審美與社會關系等維度之上的冷靜思考與批判，充分地發揮了科幻文學以“技術狂想”、“后人類敘事”和新思維范式來反映、干預和改造現實社會中人類自身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以此承載“科幻現實主義”的敘事正義與藝術倫理，呈現出符合時代特色的審美價值觀與方法論，構建科幻文藝生命政治學的理論話語體系。

關鍵詞：副本模式；游牧身體；生命政治；中國網絡科幻小說；“后人類敘事”

一、科幻精神與網絡科幻小說

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當代社會，科幻文學的重要性日益明顯，科幻文化則代表著時代的先聲。經典科幻文學是基于一定科學技術基礎上對人類自身以及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或合理或不合理的推測或假想，它通過投射、推論、類比、假定和闡釋等言說方式，建立某種與傳統敘事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的話語秩序，并在它們所構建的文本體系中刻畫和描摹特定的人物角色，敘述他們通過科學觀察、假設或實驗來對某種時空環境里的事物或情境進行探索、發現、甄別和驗證的過程，呈現出一種超越經驗世界的虛幻現實。[1]因此，“科幻是一種開放、多元、包容的文類，并不是只有所謂的‘硬科幻’才是科幻，真正的科幻不分軟硬，它們都是基于對或然情境下人類境況的推測性想象。”[2] 科幻文藝對于未來世界或“后人類境況”的“寓言性建構”是將現實生活的隱喻體系編碼成想象力的象征結構，以此揭示人類的現實生存境況，其用意在于將現實生活納入到特定的闡釋、表征和批判話語范疇之中。“后人類境況”的現實語境刺激了科幻文藝審美范式的變革，并最終引發文藝工作者關于人類生命實踐之未來向度的敘事編碼與想象。

此外，科幻文藝還可以穿行于任何可能性的時空關系中，自由地探討各種科學問題、社會趨勢與生命觀念，如通過技術設想來探討解決現實矛盾的方法，書寫“擬真性”的歷史狀況，展現由多元生命價值觀統攝的宇宙社會生態等，以此來揭示社會文明的發展變化，“闡明人類和其他族群及世界的關系”[3]（P.11），揭示人性的深度與生存的價值。因此，科幻文藝的本質在于它更希望借助構想未來的多重可能以達成諷喻現實的目的。它不僅是一種“幻想的科學體系”[4]（P.130），還是一種“變異”了的現實主義，或者說反思式的現實主義。科幻文學不僅事關科學技術幻想、超驗知識探索和生命價值塑造，還包含科幻作家對“審美烏托邦”的意識形態建構或反思。

科幻文學緣起于歐洲，20世紀中葉在英美迎來“黃金時代”，形成蔚為大觀的科幻文藝思潮。中國現代科幻意識萌生于20世紀初，中間幾經斷層，到20世紀末產生了新的創作高峰。“自從科幻進入中國之始，這個文類已被歸化，在前所未有的新穎想象之下，流動的是‘中國復興’的宏偉情節。”[5]（P.61）在科技強國的背景下，新一輪傳媒革命不僅推動了科幻文藝的傳播，更激發了中國作家創作科幻文學的熱情，傳統科幻作家劉慈欣、郝景芳斬獲科幻小說最高獎“雨果獎”則刺激了中國科幻文學的集群式爆發。網絡科幻小說在新世紀20年的發展尤其突出。“就文體的意義而言，網絡這個媒介造就了網絡科幻文學；反之，網絡文學因互聯網這個新媒介具備的超文本、超鏈接、交互敘事等媒介特征而產生了一種接近現實又與現實保持疏離的‘科幻感’。”[6]（P.196）

網絡科幻小說重塑了科幻文藝的敘事傳統和審美范式，“網生代”作家在繼承和發揚科幻傳統的基礎上，依托于中國文化視角和價值立場，在主題思想、創作方法和審美表達等層面都有新的突破。得益于自由開放的創作環境、豐富多樣的出版形式和高效便捷的新媒介，中國網絡科幻小說的成績舉世矚目，產生大量優秀作品，涉及星際戰爭與政治、“太空歌劇”和宇宙社會學、“廢土”與末世生存、人工智能和復雜形態智慧生命、混雜了奇幻、魔幻、玄幻、機甲、穿越等類型特征的“軟科幻”等多種題材。這些作品或重塑人與自然、社會與其他生命的政治倫理關系，或嘗試不同于傳統科幻敘事的創作手段與文本范式，或塑造多重身體面向的“后人類敘事”模式，展現出網絡科幻作家對于“科技與文藝”這一悠久人文母題的省思，構成了當代科幻文藝的“中國經驗”體系。

二、“星叢式”世界圖景與副本模式

“副本”又稱“別本”或“抄本”，在意義上與“正本”或“主本”對標。文學副本更接近“游戲學”中的“文本中的文本”，即“正本”故事線中的“支線”或“次級文本”。“‘副本’概念緣起于暴雪公司的網游《無盡的任務（EQ）》，其‘副本’包括‘團隊協作’‘獨立性’及‘冒險’，它允許玩家在游戲中建立一個‘地下城’（dungeon）或‘私人區域’，玩家及團隊可以在這個私人領域試煉、探索、冒險和戰斗。”[7]（P.152）網絡科幻小說敘事所建構的環繞“正本”的眾多副本形成了“星叢式”文本結構，為讀者呈現出主題多樣、價值多元、情感體驗多維的藝術生態，拓寬了科幻文藝的創作版圖，豐富了當代文學經驗范式。

最早將“星叢”（constellation）概念應用于認識論和社會批判的是本雅明，“他拒絕盧卡契的整體性結構理念”，主張用“星叢”既松散又聯結的存在狀態來說明概念與客體間非強制性的辯證關系[8]（P.69），暢想某種類似于“星座式不斷變化的整體格局”。[9]（P.318）阿多諾借用此概念并將“星叢”理解為一種辯證模式。作為哲學隱喻的“星叢意味著‘一群并列的、而非整合的變化元素，它們不能被歸并道一個公分母、本質性的核心或第一生成原則之下’”[10]（P.14-15）。“在星叢中，元素所體現的并不是它們所表達的東西，相反，它們形成了一個網絡或空間，在它內部，不斷發生著變化的元素是平等地處于同樣地位的，且不會被歸結為某個中心。”[11]（P.52）“星叢”模式揭示了“混沌宇宙”的內涵，即組成某個整體的各要素之間形成既彼此關聯、相互影響、和諧共生又各自具有能動、自主及動態變化特性的復雜關系。

文藝理論視域的“星叢”模式專指文學作品的復雜文本系統。網絡科幻小說的世界觀設定與文本結構的框架是“星叢”概念的哲學范式在文學敘事中的具象化顯現。首先，在故事層面，網絡科幻小說經常呈現游戲化敘事的路徑，它們以多元形態的“支線”環繞“正本”但又各自擁有情節獨立性的副本來構建區別于傳統敘事的文本網絡。商業化寫作決定了網絡科幻小說的文本形態，“超長篇”的敘事容量和“分層化”故事情節是其體現“星叢”結構的典范形式。網絡科幻小說同其他類型網絡小說一樣通過“日更”形式創作，即作者每日按照三至五千字的容量將已完成的稿子上傳網站，然后構思新的情節，周而復始，直至完本，這種創作模式決定了在漫長的敘述中會出現大量游離于“正本”之外的副本存在。如《小兵傳奇》就在“打怪升級”的“游戲爽文”模式中創造了唐龍獲得資源、裝備（武力）升級、擴充地盤、星際爭霸和統一宇宙等副本組成的文本網絡。多副本共存的狀況也引發了小說結構上的動態平衡，即作者階段性的創作構思往往會影響到某些副本的質量，以此產生整個“星叢”網絡中某些副本相對精彩，另一些則因為作者靈感枯竭或思路受阻而質量下滑甚至“斷更”成為“太監文”。例如彩虹之門完成《地球紀元》前四卷后曾持續“停更”了近兩年后才創作第五卷。其中第三卷《時間旅者》和“番外篇”《恒星人的反擊》這兩個副本最精彩，第五卷《星塵信使》則因為“爽文模式”不彰而被讀者詬病。又如“星空奇遇”題材開山之作《大宇宙時代》前半部分地球末日、沙漠之星、“惡魔族”等副本的寫作都極為出彩。如果認真打磨，小說原本可以為中國讀者構建類似于《星際迷航記》系列那樣具有史詩氣質的“太空歌劇”，但終因作者遭遇創作瓶頸以及受到資本裹挾而草草完本，著實可惜。

其次，網絡科幻小說人物“具身性”生命經驗也不再以單一面貌呈現在同一性的時空結構中，波詭云譎的幻想敘事驅動角色跨越平行世界、暢游星辰大海、穿梭過去未來、置身“芥子須彌”甚至漫游數字空間。如《深空之下》與續作《深空之流浪艦隊》都展示了“具身性”生命體驗在不斷涌現的副本故事線所建立的平行世界中的“塌陷”。《深空之下》描述了后人類通過“內置”智能芯片而實現“光速思考”并進階超級文明俱樂部。他們不僅能夠在多維世界中以“數據化”的形態生存，也可以將生命數據裝載到某種“生化裝置”的“假體”或“濕件”中，變成某種“控制生物體”（即“賽博格”）的加強版。[12]（P.314）他們更“看重（信息化的）數據形式，輕視（物質性的）事實例證；認為意識/觀念只是一種偶然現象；認為人的身體原來都是我們要學會操控的假體，因此，利用另外的假體來擴展或替代身體將變成了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法來安排和塑造人類，以便能夠與智能機器人嚴絲合縫地鏈接起來。”[13]（P.3-4）《深空之流浪艦隊》則描述了后人類的進化，他們將意識數據存儲于虛擬世界，以“量子態”在數字海洋中輪回、永生。為了證明人類文明進化路的艱辛，小說建構了“櫻花世界”和“潮汐鎖定的星球”這兩個精彩副本來描述主角張遠帶領“NT新人類”在宇宙中探索冒險。可見，網絡科幻小說通過對其內置“副本世界”的不同設定來豐富人物的生命體驗和角色功能，改變傳統文藝一元化的身體經驗再現與敘述方式，以此提升敘事技巧和充實科幻文藝的審美內涵。

再次，網絡科幻小說在傳播層面也充分融合“單向、雙向、多向傳播與線性傳播、非線性傳播”等不同形式，生成了一種多節點、動態性和網絡狀的“星叢傳播”模式。[14]（P.154）“副本敘事”所產生的閱讀感受與游戲經驗類似，它既是小說文本通過不同副本搭建多維故事線并以此表達科幻文學對人生多元偶然性以及多層次生命體驗的一種反思，也反映了新時代網絡新文藝接受的新趨勢，即通過不同內容載體實現文本審美價值的跨媒介、跨文化和跨學科傳播。時下，網絡科幻小說的受眾群體不再局限于傳統科幻文學的小眾圈層，書本、影視、動漫、游戲、自媒體與其他衍生文藝生產場都活躍著網絡科幻粉絲的身影。2019年末，蘊含科幻元素的熱門IP《慶余年》的“網改劇”所引發的現象級傳播和跨媒介互動就是這種趨勢的典型體現。通過網絡社區討論、電子書閱讀、線下出版營銷、“影游互動”與動漫改編等不同于傳統文藝的傳播途徑，網絡科幻文本的再生產空間及其審美價值也因跨界傳播而獲得無限的“增殖”潛能。

三、“遍歷性”文本路徑與游牧主體

“遍歷”（ergodic）是計算機程序用語，指操作指令沿著某條搜索路線依次對樹（或圖）中每個節點均做一次訪問。“遍歷算法”的運行結果是在數據空間中產生各種節點網絡和“文本簇”。文藝理論視域中的“遍歷”是指某種文本類型的話語系統，“其符號源于作品中并非微不足道的要素所產生的路徑。遍歷現象亦見于某些類型的控制論系統。這些系統是作為一種信息反饋回路而工作的機器（或人），它們將在每次被卷入時生產一種不同的語義順序。”[15]（P.68）“遍歷”文本完全區別于傳統文學敘事的文本路徑和話語框架，網絡游戲、互動戲劇、超文本和自帶敘事副本的網絡科幻小說都是這一理論范式在審美實踐中的體現，“遍歷”呈現了這類文本內部“正本”與副本、情節主線與支線、“主本”與“番外”間的交互關系，對其人物角色的動作行為、形象塑造和藝術價值生成產生能動影響。

在網絡科幻小說“星叢式”文本系統中，角色成長、冒險、尋寶和戰爭等情節是在不同路徑的副本網絡中生成的。不同副本故事線對于人物形象及其情感關系的塑造亦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如此特殊的文本路徑設定與人物形象刻畫也必將產生新的敘事藝術與審美經驗。“遍歷式”文本使網絡科幻小說在敘事中產生了一種新角色，即擁有德勒茲意義上的“游牧身體”[16]（P.240-280）的形象。這類角色類似于網絡游戲玩家控制的虛擬人物，它們以“工具人”形式存在于小說的眾多副本中，參與任務，構建情節，探索小說中的各種“異世界”，“完形”故事情節的每個“節點”，進而展現小說的世界圖景。“游牧身體”“在屬于別人的土地之間遷徙，就像游牧民族在并非自己的寫就的田野上一路盜獵過去，掠奪埃及的財富以獲得自我的享受。”在此過程中，“文本于是成了文化武器，成了一片只供私人打獵的禁獵地。”[17]（P.174、171）這種角色受到敘事機制的控制，他們比傳統敘事的角色更具有“賦義價值”，類型也更加多樣，體現為從“具身體驗”向“游牧體驗”的過渡。“游牧身體”的生命體驗是區別于“具身體驗”的新審美范式，它是一種借助媒介技術將生命意識上傳、負載、寄生、同化、融合到“異己”的裝置或載體而實現主體“遠程操控”的生命實踐。“具身體驗”意味著我們無法同時身處多元時空環境，“游牧身體”則打破傳統文藝身體敘述對意識、心智和思維的束縛，因為在“賽博格化”、“數字化”和遠程躍遷的環境中，“游牧身體”可以“裂變”為近乎無限多的“替身”。他們的“運動不再是從一點到另一點，而是變為持久的，沒有目的和終結，沒有起點和終點。”[18]（P.506）借助于新技術接入數據空間的虛擬身體和數字替身，“游牧身體”不僅可以同時扮演多個角色，體驗多樣化的人生，改變時空規則，穿梭于不同的時空環境，甚至死而復生，直至永生。[19]（P.30）作為擴展人類身體經驗的文學表征，網絡科幻小說中的“游牧身體”是對后人類生命機能及其與現實關系潛能的“烏托邦/異托邦”隱喻。網絡科幻小說的后人類“游牧身體”經驗已經超越了傳統文學“具身體驗”的限度，從實在界進入“超空間”和虛擬世界，變成實打實的“數字化生存”和“超空間生存”，后人類身體的塑造和體驗也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維度。

網絡科幻小說的“游牧身體”主體在其“遍歷性”敘事空間、藝術創造與身體實踐的表征過程體現為三種類型。一是主體在游戲世界中的“數字替身”與賽博空間NPC角色的交互對話，如升級打怪、尋寶冒險與時空穿越等。這種“游牧經驗”讓小說中的人物通過肉身、能量、信息流與數據等多種存在形態來獲得主體性認知，如《重生之超級戰艦》中肉身被毀而棲身星艦主腦的蕭宇，當他進化成為“神級文明”后不僅重獲肉身，而且逆轉時空，讓毀滅的地球重現；《深空之下》中于易峰率領“新人類”阻擊被“數字病毒”控制的“阿米巴派系”外星人時利用“諾亞文明”的高維空間碎片指揮“數據戰士”同“數字病毒”戰斗，實現了肉身主體的“數字化生存”；《千年回溯》中陳鋒在睡夢中穿越屢經劇變的未來和現在，以此攪動時空秩序、實現人類命運變革，等等。二是“游牧身體”在未來世界的奇異旅程，如星際戰爭、星空奇遇與異界漫游等。在《文明》《尋找人類》《宇宙的邊緣世界》等作品中，高度發達的星際穿越、躍遷技術徹底解放了后人類的身體機能，使其借助不可思議的科學手段達成沖出太陽系，穿梭不同維度的時空乃至征服星海的宏圖偉愿。三是后人類借助技術改造實現社會分化，或因植入智能輔助芯片而提升理性與智能變成“超人類”。智能輔助、芯片接口、生化克隆甚至“意識上傳”等技術推動《大宇宙時代》《銀河之舟》《云氏猜想》等標志性作品的后人類借助“思維加速”突破科技瓶頸、充實“科技樹”，或以統一意識共存于多元軀體中，或作為“生命數據終端”在多維空間中共現，后人類的美好愿景最終落腳于技術狂想的藝術表征中。

網絡科幻小說的“游牧身體”揭示了“后人類”近乎無限的生命機能與身體經驗的多重可能。它不僅是人類身體的技術延伸，也是多姿多彩的生命活力在可然與或然相統一的生存空間的無限延宕，即身體主體性建構永遠處于未完成狀態。網絡科幻小說建構的各類“游牧身體”讓每一具身體都能衍生出無限多的“分身”或“子體”，一種生命可以體驗無數種身體經驗。它讓生命體驗不再局限物理—生理—心理機理共同決定的面目、結構和功效，獲得可以自由形塑、賦義和創構生成豐富多樣生命體驗、生活形態和生存狀況的潛力，單一有限的人生體驗在語義表征中被注入了無限之“多”的審美價值追求。

網絡科幻小說的“游牧身體”也是一種哲學意義上的“元身體”（meta-body）。“元身體”的描述來自現代科幻小說鼻祖《弗蘭肯斯坦》。在其中我們不僅看到一種生物學意義上的身體標記，而且還有怪物身體意圖突破主體束縛走向生命自覺的努力，肉身化的身體徹底異變為“游牧身體”，顯現出“游牧式主體”對人類身體機能的“自反式構建”。作為“自反性身體”或“元身體”的后人類，其所指向的最終目的地是對制造怪物身體的人類主體的映射、操縱、質疑、反叛，乃至毀滅。《弗蘭肯斯坦》中的怪物及其表現出來的“游牧主體”特性與網絡科幻小說塑造的“新怪物”——外星人、人類異化/異能者、機器人、基因突變的類智人等智慧生命——幾乎如出一轍。傳統科幻文藝中人類對那些自己制造出來或遭遇的后人類的排斥、懼怕、厭惡以及不惜代價的虐待或毀滅行徑的背后，反映了人類對生命有限性和肉身脆弱性的心理悖論：人類還沒有達到上帝或神的層次，卻偶然地掌握了神祇創世和造物的能力，這能力既是雙刃劍也是潘多拉魔盒，人類對這種力量充滿忌憚和恐懼。創世造物帶來的不是成就感和虛榮心，而是無休止的心靈恐懼與精神煎熬。網絡科幻小說也不例外，特別是“游牧式主體”遠超人類能力的“想象性未來”，如《文明》中穿梭多維宇宙的沙星文明、《尋找人類》中突破維度和時空的“三智者”、《云氏猜想》中在四維“視界”中觀看未來的云Sir、《天阿降臨》中在概率空間躍遷的安琪……后人類的“游牧身體”幾乎無所不能，它們全面突破了時間、空間、精神、心靈與現實藩籬的羈絆，實現了“生命意志”的大自由，這些都會讓惴惴不安地迎接“后人類紀”的“舊人類”感到絕望和不甘。后人類主體“那（些）身體不能被任何人類的身體所觸及；它（們）顯然是堅不可摧的，只有當怪物決定把自己燒掉，它才可能被消滅。”因此，網絡科幻小說中“瑪麗?雪萊的怪物依然在那里游蕩。它已經在我們的想像中占據了一個永久的位置。”[20]（P.266）“游牧身體”在揭示敘述者的奇思妙想的同時，顯然也包含著透入骨髓的警世與批判意味。

四、“反人類中心主義”的“后人類”生命政治

福柯首先使用“生命政治”來“表明一種始于18世紀的行為，它意圖將健康、出生率、人口、壽命、種族等問題合理化。”“到今天，它們已經構成了諸如政治和經濟問題。”[21]（P.7）生命政治包括絕對權力宰制下的生命管制和社會規訓統攝下的生命治理，前者標明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生命權利的絕對控制，它通過暴力機器和生殺予奪的鐵血手段維系；后者則是統治者借助制度規范、法律條文和治理術等相對溫和的方式馴服與同化被統治者，其中包含了倫理、族裔、媒介與文化認同的合法化，即將“生命、生活和生存問題”納入權力/政治的規訓游戲中，把這些涉及人類社會關系和生命治理的經驗法理化，進而使之符合某種統治原則。阿甘本將福柯的“規訓式”生命政治解碼為“人的自然生命越來越被納入到權力的諸種機制和算計之中”[22]（P.163），即人的生命、生活、生存及其形而上意義的精神-哲學實踐都要受到權力/技術的話語、關系和邏輯的理論建構機制的影響。羅斯對人類三個多世紀的生命政治實踐有更細致的劃分，他認為18-19世紀生命政治是一種事關生命支配權、族群治理模式的“健康政治”，體現了君主對被統治者的“權力意志”；20世紀生命政治更關注民族國家治理的規范化與體制化，強調柔性的規章制度、組織關系和文化習俗對人的生命意志的控制、規訓與重塑，因此是一種“種族治理”和“權力規訓”。21世紀生命政治則是福柯和阿甘本之外的“第三種政治”，它關注人類通過技術手段探尋生命機能與潛力，改善生命的生存條件并借此處理與其他智慧物種的關系，因此是一種“跨/泛智慧”物種的“后人類”生命“倫理政治”。[23]（P.3）

早先的生命政治實踐在三百年來的科幻文藝中都依托于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敘事倫理而被建構起來，但是“后人類主義”及其話語范式在1970年代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種狀況。[24]（P.48）后人類時代，信息、媒介和基因等“技術成為人類自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進入到人類身體內部，影響、支配甚至控制了人類思維與生存模式。”[25]（P.29）在此背景下，科幻文藝對“后人類境況”的書寫總是充滿批判的力量和話語的張力。以布拉伊多蒂為代表的批判后人類主義者認為，“后人類狀況不是一系列看似無限而又專斷的前綴詞的羅列，而是提出一種思維方式的質變，思考關于我們自己是誰、我們的政治體制應該是什么樣子、我們與地球上其他生物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我們的共同參照系的基本單元應該是什么，從而引進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26]（P.2）她認為“后人類主義”是對人文主義和各種人的形象的哲學批判，這一“人”的形象曾是普羅泰戈拉的萬物之尺度、笛卡爾式的主體或者是人類掌控的能動性與理性的自由主體。該批判宣稱要“重思”人類并在一個更大的星球生命圖景中提供人類與非人類（從動物到對象與機器）的相互聯系。[27]（P.18）因此，在網絡科幻小說中敘述者需要重塑后人類生命政治的內涵并在“人類中心主義”論調瀕臨破產的前提下思考其敘事倫理。對此，《廢土》《間客》《吞噬星空》《狩魔手記》《死在火星上》《異人行》等網絡科幻作品中的生命政治實踐為我們提供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進路。

《廢土》《狩魔手記》《異人行》不約而同地描述“核戰末日”后受到輻射環境改造的后人類（“寄生士”、外星基因改造人、“螻蟻人”）與人類之間的復雜關系，猜忌、爭斗、奴役、臣服與背叛構成了新舊人類間除了生存掙扎之外最重要的生命政治實踐，自覺的人性拷問和“命運共同體”的憂思使這些作品被打上了審美現代性烙印。《間客》《吞噬星空》《死在火星上》則把新舊人類間的生命倫理關系放之于浩瀚宇宙的視域中，不管這些新人類（基因改良者、超強煉體者、賽博格）是在新的生態環境下自然進化的智慧生命還是按照人類意志通過基因編輯創造的異形異類，它們都會挑戰人類的倫理關系，新生命倫理與生命政治也將在小說的敘事正義中得到體現。如果人類依然把康德所尊崇的“道德律令”作為身份認同的圭臬的話，那么，當我們面對克隆復制、基因編輯或人工智能介入生命實踐的后人類語境時就會面臨認知困惑乃至絕境。這正如《格列佛游記》這部古典后人類作品對“慧骃國”類智人“耶胡”（Yahoos）的描述：在失去了道德法律和人性約束的“廢土末世”，人變成“非人”，他們“例釋了人性在喪失理智或其他約束時所表現出來的某些極端層面——暴食、縱欲、貪婪、狂躁、嫉妒”而又暴力、齷齪和淫蕩的生物學特征[28]（P.118），在極端生命政治語境下，“獸性的復生”與“人的獸性化”的“二律背反”構成了網絡科幻小說敘事倫理的內驅力。

科幻文藝“后人類敘事”的倫理困惑與道德悖論的根源也許仍然在人類自己身上，網絡科幻小說的相關思考和傳統科幻文藝對于“技術生命”以及人類變成“偽神”后的倫理焦慮一脈相承，“弗蘭肯斯坦”的幽靈仍然在人類頭頂上回蕩。此外，人類對自我主體中某些“神性”要素依然懷有深刻的警惕和忌憚。“也許，我們將站在人類與‘后人類’歷史的這一巨大分水嶺的另一邊，但我們卻沒有意識到分水嶺業已形成。”[29]（P.101）“后人類敘事”對“人的問題”的審視——人權、人性、意志和尊嚴的異化，技術扭曲人性、人心——徹底改變了我們對生命政治思考的視角。隨著生物醫學、基因工程、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科技已經成為人類生命實踐的延伸，“人類逐漸‘非人’化，福柯預言的‘人的被抹除’可能即將發生”，在“后人類敘事”倫理構建的網絡科幻小說中“人類并不享有保存自身生物特性和身份的特權，人類被抹除的可能性并不意味著叫停科技的必要性，人類的‘非人’化是一個正在發生且無須哀悼的事實。”[30]（P.126）這也是我們反思后人類所帶來的倫理沖擊的目的所在。

網絡科幻小說的“后人類敘事”本質上為讀者精心地創建了一種“二律背反”的“烏托邦/異托邦”系統。后人類生命政治的審美建構“不僅僅屬于作家的個人創造，而是反映出特定歷史時期人們理解世界和想象未來的方式，以及孕育這種創作范式的社會與文化實踐”[31]（P.21），作為敘述手段和構思方式，“這種方法投射了一種世界，這個世界其實是與我們現實世界生存情境息息相關的，但是在這個世界里，所有的情境似乎都更等而下之。”[32]這種“烏托邦/異托邦”系統在審美層面為讀者營造了一種比現實更加黑暗、無序、非理性與不可見的“后人類境況”。在《小兵傳奇》《慶余年》《希靈帝國》《修真四萬年》《宿主》等作品中，這種畸形的社會形態更是人類社會所有舊制度的“返祖”：皇權帝制、家族獨裁與嚴刑峻法的奴隸制度堂皇地并存于未來“哥特社會”的暗黑狂想中。因此，網絡科幻小說的生命政治是對理想社會的“反建構”，它基于人類倫理關系的善—惡、好—壞、美—丑、文明—野蠻等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設想烏托邦社會形成后包含其中的“反結構”“反體制”“反潮流”和“反人類”等范式，即理想社會中仍然存在著未知的假惡丑和“非人化”現象，它們仍然是人性自我完善的死敵，它們消解了人之為人的情感、思想、自由和道德標準，使人在后人類語境中異化為“非人”，或作為現實生活的“想象的能指”而存在。“烏托邦/異托邦”的想象編碼與審美范式之所以受到網絡科幻小說的歡迎，是因為它們在“烏托邦空想開墾過的土地上勞作，也就是試圖構想一種與此截然不同的日常生活，沒有競爭或憂慮，沒有異化勞動和對他人及其特權的羨慕和嫉妒”[33]（P.79），更沒有人性向獸性的墮落。網絡科幻小說的“后人類敘事”在新媒體時代構建了新的話語機制與理論維度，即針對“人類紀”普遍存在的“人類中心主義”倫理陷阱和生命政治危機而提出一種新的反思策略，同時它也揭示了中國網絡科幻小說“后人類敘事”的“烏托邦/異托邦”話語變奏內在的復雜語義邏輯，并在和平崛起與民族復興的新時代語境下重塑文學生命政治想象與倫理實踐的美學空間。

五、結語

網絡科幻小說的后人類生命想象及其所構建的生命倫理觀與生命政治學，是審美實踐對現實社會治理模式與組織規范體系的一種“虛構性預演”或“想象性建構”。這種“建構”與“預演”既能夠為當代人類提供預見現實社會生命政治及其治理機制在未來時空維度中的發展趨勢和直接影響的機遇，也通過文藝審美意識形態話語的能動力量對現實生命實踐的組織制度、運作機制、治理體系和價值規范提供了必要的警示、諷喻和反思的可能性。網絡科幻小說借助于這種建基于科技與人性、生命與政治、審美與社會等維度之上的冷靜思考與批判，充分地發揮了科幻文學以“技術狂想”、“后人類敘事”和審美新范式來反映、干預和改造人類自身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以此承載“科幻現實主義”的敘事正義與美學倫理，揭示出符合時代特色的審美價值觀與方法論，構建科幻文藝生命政治學的理論話語規范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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