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陳平原、夏曉虹教授夫婦的客廳，不只四壁皆書，而是目光所及處皆是排列整齊的書。陳教授在引客人進門時申明著：我們已經收拾過了！

夏曉虹的又一部新著出版，是我登門拜訪的理由。新書名為《今生有幸》。在自序中她說：在已出版的著作中，這本與我的個人生命歷程關系最為密切。她在書中回顧很多人與事，為自己考進北大感到慶幸，為遇到那么多值得回憶、書寫的親友師長而感恩。于是，書名是即《今生有幸》。書中所收各文雖然分為四輯，實則由在學與懷人兩類文字組成。她的文字彈性溫潤，有著“潤物細無聲”的感染力；謀篇自然隨性，所書事件令人身臨其境，人物仿佛能從中觀見其影。

《今生有幸》，夏曉虹 著

夏老師善泡潮州功夫茶，茶盞擠在茶幾上書堆的邊邊上，香氣撲鼻。陽光透過落地窗輕輕灑進來，包裹著客廳里談天說地的散漫氛圍。話題從1977年恢復高考開始，諸多人生況味也由這里開始。

在擴大招生這件事上，陳平原有獨到發現

1977年恢復高考前，夏曉虹已經費盡周折結束插隊回到北京，時年24歲，在北京皮毛三廠學徒期滿，評定為二級工，月薪40元，算當時的高工資。她回憶當年工廠場景：“皮毛三廠主要做成衣，這比皮毛一廠處理生皮的活計要衛生一些。但最要緊的環節，比如上領袖之類的精細活，還輪不到二級工們來做，那是最體現高手藝的地方，一定要老師傅上手。”

恢復高考的消息一經確實，立刻激發起青工們的向學之心，“我們廠就有七八位同事報名。”夏曉虹說。工廠不僅不阻攔報考，還提供了至少十天到兩周的帶薪復習時間，這令她至今感激不已，認為這個假期對自己人生道路的改變意義重大。但錄取并不順利，她第一批榜上無名，在二次擴招時才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

說起首考失利，陳平原首先將原因歸結于夏曉虹填報志愿的不科學。“夏老師報志愿，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學，第二志愿是北京師范大學，第三個是南開大學。她的理由是好不容易回到北京，距離超過天津的大學就不報。”

三所拉不開檔次的學校，誰都知道一個考不上全都考不上，但夏曉虹無所謂。“因為對于知青來說，回北京是最大的事情，回到家里比考大學重要得多。”陳平原說。

夏曉虹則認為首次落選與文學專業的招生標準有一定關系。“當年比較看重考生的創作成果。聽說有一個同學上大學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首詩歌，就成為被錄取的一個重要指標，盡管她的數學成績只有二三十分。”夏曉虹說著狡黠一笑。

“而我的四門科目中，語文課的分數比較低。我知道肯定是作文做得不好。”那一年北京高考作文題目是《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夏曉虹覺得“我在皮毛廠怎么戰斗呢？”所以實在是想不出。雖然覺得作文一塌糊涂，但是夏曉虹后來知道，她的總平均分在80分以上，那已是較高的分數。

沒有錄取也不焦慮，夏曉虹想的是“大不了第二年再來，反正已經有了薪水”。她回憶當時工廠里的同事看到他們去考大學頗為不解，因為皮毛三廠在同類工廠中算高工資，放棄這么好的工作去上幾年學，怎么想都不劃算。

夏曉虹等來的擴招，她在進入北大后漸漸了解到其中原因。“我們班一位女生查到自己的考試分數，她是數學老師，所以數學特別好，考了滿分，總成績絕對高過已經錄取的好多同學。”這樣的高分考生可能有一批人，他們不斷找招生部門申訴。在他們的努力下，北京市出臺了擴大招生的措施。“皮毛三廠真考出來一些人，不過沒有一個是第一批錄取的。”

北京市后來擴大招生的面積很大，夏曉虹所在的文學專業擴招得不算多，只有10人，新聞專業（人大的新聞系當時已并入北大）則直接擴招了40人，相當于多出一個班。擴招同學晚一個月入學，文學專業這10人進來前，班主任曾在班上交底說：“后來的這10位同學的總分，可比我們這里的好多同學都高哦。”

而在擴大招生這件事上，陳平原還有獨到的發現。他的學生在編《漫說文化叢書續編·學堂往事》時，搜集了不少七七、七八級考生的回憶文章，注意到好幾位現在的著名學者都沒有被第一批次錄取，而是擴招進來的，如陳思和、許紀霖等等。他笑著總結：“可見高考成績不太可靠，只是參考而已。”

夏曉虹1981年春在北大南門

從小在人文社一大批人才中耳濡目染

講起當年高考故事，陳平原想起夏曉虹曾經告訴他，當年高考后，老學者舒蕪曾專門問夏曉虹作文寫了什么，聽了匯報后很高興，然后做出判斷：肯定能考上。夏曉虹聽了抿嘴笑：“我都沒他那么有信心。”而在得知夏曉虹被擴招錄取后，舒蕪更加高興，甚至說了“你如不中，天理難容”之類的話。

舒蕪是夏曉虹父親劉嵐山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同事。舒蕪屬古典部，劉嵐山在現代部，工作上本來少有來往，但兩家曾經兩度為鄰，孩子們又最先熟悉起來，加上兩家女性長輩來往較多，所以關系很是密切。

夏曉虹最早稱舒蕪為“方叔叔”（舒蕪為筆名，本名方管），插隊回京后，改口稱“舒蕪叔叔”，她說感覺這樣才能表達對他的尊敬。

兩家一度為鄰在崇文門外豆谷胡同，那是一個屬于人文社宿舍的院子。夏曉虹記得，夏天的晚上在院中納涼，喜歡聊天的舒蕪有時會搬出一張靠椅和鄰居們閑談。“只要他在場，談天的水平便大為提高，帶上濃厚的學問氣。他的記憶力令人吃驚的好，許多早年文壇的掌故爛熟于心，敘述時盡管不動聲色，分寸卻掌握得極佳，特別引人入勝。”夏曉虹當年并不能完全領會舒蕪順口背出的詩詞，舒蕪在詳細講解之后，間或會錄寫下來傳示。夏曉虹后來在《舒蕪口述自傳》第五章讀到一首諷刺蔣介石打內戰的《虞美人》詞，就是她在乘涼時聽他講過的。

夏曉虹也喜愛填寫舊體詩詞。當年插隊在鄉下無可消遣之時，她便抱著一冊王力先生編寫的《詩詞格律》練習。陳平原說：“曉虹寫的舊體詩，舒蕪是看過的。”夏曉虹答：“那是給家里寫信，我媽媽拿去給他看的。”

望女成才的母親，聽到舒蕪對女兒的稱贊很高興，聽到母親轉述的夏曉虹卻有些許不安，只把舒蕪的話當作鼓勵。因為她曾聽舒蕪的二女兒方林說過，父親每次給一位常抄錄自己詩作請求指正的老先生回信，都要煞費苦心地挑出些好處來。

陳平原說：“所以夏老師小時候生活的環境，因為有人文社的一大批人才在，耳濡目染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當初大家都寫新詩的時候，夏老師寫舊體詩；現在舊體詩又熱，她卻不寫了。我經常要她把當年的詩拿出來，她還不肯。”

“那時候我們班也有一些人寫舊體詩，互相傳閱作品，我也抄出過幾首，從男生那邊得到的評語是‘幽燕老將，氣韻沉雄’。”夏曉虹淡淡笑著說。

1988年，夏曉虹（前排左）與同學們

風格是始終一貫的散淡

說回中文系，話題更多。夏曉虹回憶當時的文學社團，學校一級的有五四文學社，本班也有早晨文學社，分成了小說、詩歌、評論等幾個組，參加者眾多。

“我們班的小說組組長是陳建功，詩歌組應該是李彤，評論組是黃子平。他們經常活動，創作熱情很高，寫出作品后，大家就一起討論。查建英也是小說組的，還有黃蓓佳、梁左。”談到查建英，夏曉虹又笑，說起查建英當年是班里年紀最小的，到北大后才開始創作，所以那時還顯得比較“嫩”。

小說組的元老，是陳建功、王小平和黃蓓佳，他們都在進校前已經開始創作，新秀就要數上梁左和查建英。“當時南京有一個雜志叫《青春》，是發表青年作家作品較多的刊物，他們的作品也常發表在那里。”而梁左創作相聲是大學畢業以后才開始的。

小說組的同學中，夏曉虹和查建英、王小平接觸較多，因為先屬同一宿舍，后又同時在留學生樓陪住，所以“小查、王小平的小說初稿都看過”。

所有社團夏曉虹都沒參加，因為不喜歡團體活動。班里另外四五個沒參加的女同學和她一起，由著夏曉虹自封為“不管部部長”，歸入她的麾下。而其中還有學校排球隊的主力隊員，“所以我們‘不管部’里是有人才的，雖然我們不創作。”

當年文學班和新聞班一起上課，但對新聞班的同學，夏曉虹大都不熟識。陳平原不由得打趣，說“夏老師能把班里的男生都認識就了不起了”。“男生當然沒有不認識的，但不見得跟他們都說過話。”夏曉虹的“反抗”透著點兒無力。

他們的對話很有趣，透著默契和親愛。夏曉虹又提起學校開運動會的趣事。她參加長跑比賽，記憶中是跑了3000米，勇奪第六名，贏得至關重要的一分，為班級取得年級第二名立下赫赫戰功。陳平原卻說女生沒有3000米跑，只有1500米，所以，這是夏老師在夸大自己的戰績，而且“總是夸大”。

夏曉虹經歷的這一場運動會也在她的筆下呈現得妙趣橫生，并收入《今生有幸》書中。班長岑獻青的日記也記述了這場運動會：“夏曉虹和趙紅參加女子1500米項目，趙紅獲得第四名。夏曉虹成為這個項目的一大亮點，她不僅跑跑走走，中間還停下來喝水，像個馬拉松運動員，最終獲得第六名（不過，這個項目的運動員也就六名）。”

2009年，為紀念入學30周年，夏曉虹所在的班級出版了《文學七七的北大歲月》，運動會被作為“大事記”列在其中。“我才發現我那一跑還挺重要的。”大家見面時說起來都哈哈大笑。

在北大，夏曉虹始終是一種散淡風格。她和老師的關系，“基本是上完課就走，根本不請教老師。”這是陳平原在“揭短”。

夏曉虹對這一“指責”淺笑承認，還告訴我另一件古代漢語課上的趣事。“第一學期是何九盈老師教，第二學期借調來一位老師教。很多同學都會在課間去問問題，或多或少跟老師有過一些交流，我真的是沒去找過老師，所以所有課程的老師幾乎都不認識我。但那次的古代漢語課考試，我剛好考了全班第一。老師就很好奇，說這個同學我沒見過，哪位同學通知她來見個面。”

陳平原隨后總結，夏老師古漢語考得好有兩個緣故：一是她本來想學歷史，閱讀古書的能力本身就很強；二是在古漢語方面自己有興趣，本科階段已在注釋《詩品》了。“但是輪到寫作文就不行。”這一句尾音的拖出又逗笑了我。

泡圖書館是常年保留的習慣

七七級的學生在社會上經歷漫長的時間蹉跎，對于難得的上學機會普遍珍惜。夏曉虹和她的同學們也不例外，上課出勤率、圖書館的利用率都非常高。而“泡”圖書館更成為夏曉虹畢業后常年保留的習慣。

夏曉虹研究生畢業后留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依然是圖書館的常客。家住蔚秀園時幾乎天天去，一去就待上一天，和館員們都熟悉起來。她那時大多到圖書館舊報刊室看東西，回憶起編《北大舊事》時的舊事也很有趣。

“當時舊刊室還不允許復印，我開始抄了一些，后來覺得太麻煩了，因為和館員熟，就請他幫忙抄寫。他不但幫我抄，抄完以后，還送給我一份復印件。”夏曉虹不禁吐槽：“我心里想，你給我復印不就完了？抄了再復印，我還得核對一遍。”“但抄寫是付錢的。”陳平原提醒她。“哦，那倒是，我都忘記是多少錢了。”

舊報刊室不僅給夏曉虹的學術研究帶來便利，也給她和陳平原的學生以助益。陳平原說：“舊報刊室真的是我們倆的學生用得最多的地方，學生寫論文都用得到。好幾個學生上交博士論文時，都在致謝部分提及北大舊刊室。”舊刊室館員當然也很高興，如今到舊刊室，只要說是陳、夏的學生，都會得到熱情接待。

夏曉虹說起圖書館舊館改造那一年最關鍵：“本來舊館要全部封閉，我特別去跟當時的館長講了：一定要保證舊刊室能用，不然我們的學生論文都寫不成。他就在新館弄了很小一塊地方，擺了四張桌子，學生可以到那兒去查閱，因此沒有中斷論文寫作。”那次舊館封閉了一年多，如果查不了資料，學生們怎么辦？夏曉虹說：“所以那一次真的是很感謝他們。”

實際上圖書館館員都很辛苦，常常要將整盒裝訂好的舊報紙或合訂本的舊雜志抱來抱去。工作之余，有心者在管理書刊的過程中，也可做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夏曉虹說：“我熟悉的一位館員就經手過整個舊刊室的報刊，現在接上來的都不如他熟，所以他能寫一些舊期刊介紹和研究文章。”

年紀漸大，兩個人去圖書館的次數漸漸少了。陳平原說有兩個緣故：年紀是其一；還有一個原因是夏老師有一個學生在圖書館工作。后一句話的口氣很是有趣，夏曉虹聽后趕忙解釋：“其實現在很多東西可以在數據庫上看，只有需要時去館里核對一下。疫情期間圖書館封閉，而我有一段還真的要用到《北京女報》和《京話日報》，數據庫里沒有，只有圖書館里有，我就請學生和館員幫忙了。”

夏曉虹與季鎮淮先生

為導師季鎮淮的日記沒能留下一份而惋惜

夏曉虹的研究生導師是古典文學大家季鎮淮先生。她為季先生寫過多篇回憶文章。談到導師，兩個人的話更多了起來。

陳平原談到：“每年我都會跟著她去季先生家。季先生不愛說話，曉虹也不愛說話，他們都屬于不善于表達感情、比較內向的性格。我在場還好一點，不然他們兩個都沒什么話，就坐在那里。”

夏曉虹聽到這番話反駁：“我覺得我跟季先生交流還是很放松的，不像你說的非得你在場。”

由季先生說到陳平原的導師王瑤先生。季鎮淮和王瑤兩位先生的身后事頗有不同，聽他們談來亦令人感嘆。

王瑤先生留有一盤錄音帶，是在澳門的演講。學生們想要整理出來發表，但王先生的山西口音難懂，只好找同為山西人的高遠東老師，又找學生中熟悉平遙口音的張毅同學，費力整理出來，發表在《現代中國》集刊上。

陳平原說：“當初我和老錢（錢理群）商量過，想給王先生做錄音，但王先生不喜歡，而且，根本沒想到他會那么早去世。平時聊天很暢快，放個錄音機就覺得拘謹，結果就是一盤都沒有錄。而季先生更是完全沒有。”季鎮淮出身于西南聯大，是抗戰時隨湘黔滇旅行團和聞一多等先生一起走的那批學生。

陳平原說：“他這一路的日記去世前交給曉虹整理。”夏曉虹說：“其實不能說是真的日記，因為他不是每天記，是一連串的散文連起來的。比如今天到某個縣城進了一個山洞，看到題壁詩，他就會抄錄下來，發表一些感想。有時也寫思鄉。每一篇都有題目，大概有四五萬字。”季先生原本是讓夏曉虹看一下，夏問能否發表？季先生答可以。但季先生去世后，家人擔心有隱私問題，不同意發表。“我都沒有復印一份。”如今說起來，夏曉虹還是感到可惜。

陳平原說：“這類事情只能聽家屬的，除非本人生前就委托清楚。相比來說，王瑤先生的東西基本上都發出來了，因為夫人委托學生來做。”

夏曉虹的父親劉嵐山也有回憶錄，有十幾萬字，可惜未寫完，部分在《新文學史料》等處刊發出來，是夏曉虹頗感安慰之事。

劉嵐山早年經歷豐富。曾在重慶《新民報》、重慶南方印書館、上海《新民報》、皖南游擊隊《黃山報》、北京三聯書店編輯部、志愿軍戰地文化服務隊等處任職。解放后長期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

上世紀30年代末，可稱為進步青年的劉嵐山從湖南湘潭出發，單身徒步四千華里奔赴延安。由于沒有任何組織關系，而未被抗大接收。在南返途中，他還被抓進了國民黨西安集中營。

1982年的劉嵐山

劉嵐山熱愛文學創作，亦曾提攜過不少新人，是一位活躍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詩人，有詩集《漂流者之歌》《鄉下人的歌》等著作，但即使研究現代文學的人也不太了解他，“我們系里只有孫玉石老師知道他。”陳平原說。“而且他的詩集有些是自己印的，像《漂泊者之歌》，大概最多印了100本吧，是他拿自己的伙食費來印的。”夏曉虹說。

“他不是著名作家，對他后來發展比較有影響的活動，就是幾次進出解放區，以及在上海跟袁水拍編文藝副刊，更主要的還是解放后在人文社做編輯工作。”陳平原評價，岳父劉嵐山身上帶有濃厚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氣質，對政治不熟悉，早年說走就走，投考軍校、奔赴延安等，都是獨自一人扛起背包就走。“他像是永遠的漂泊者，具有那一代讀書人的詩人想象。晚年他對政治很關注，所以我每次回家就陪他談話，談詩歌，談政治，尤其是談國際政治。”

說到這兒陳平原笑起來：“她爸爸媽媽對我印象很好，媽媽說我特別能干，因為我第一次到他們家，就積極表現，打掃衛生。”“我媽媽還說你是廣東人，一定很會做菜，其實在家里你也沒做，但總會裝模作樣地指導一番。”夏曉虹揶揄地說。

笑聲中，陽光溫暖，茶香依舊。這一場散漫的談天溫暖著整個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