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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作家馬寶山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鐘情于小小說創作，深諳我國古典筆記小說的個中三昧，早些年曾創作了一批優秀的傳奇人物的精短篇章。他熟悉社會中的三教九流，以及他們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往往以生動的故事情節展示人物個性，以攜帶的文化信息含量和行業理念，力爭寫出形式的新穎別致和獨有的藝術趣味，賦予作品以豐富的思想內涵。

小小說講究立意，對作家的思想站位及寫作視角皆有較高標準的要求。筆記體創作要做到故事傳奇生動，人物惟妙惟肖，在藝術上達到好讀耐品。這正如馬寶山所說：“我喜歡把故事寫好，不重復自己，也不會模仿別人，想方設法讓讀者喜歡讀。希望有人讀了我的小小說記住的不是我，而是作品里的人物和故事。我只有用心把故事編好、編巧、編得真實可信，努力開掘主體，讓故事傳達或是一種文化信息，或是一種思想理念，這樣的故事才會有生命力。”

《名氣》講述了國畫大師藺雪鶴的兩個弟子三年學藝期滿，大弟子關國盛雖筆墨嫻熟，卻一招一式缺少神韻，二弟子吳文雅筆力尚顯稚嫩，但筆意傳神。藺雪鶴覺得大弟子并沒有繪畫天賦，便巧妙避開二弟子的注意，親自為大弟子代畫。后邀請小城畫界名流品鑒推崇大弟子畫作，人皆夸大弟子前途無量時，也大贊藺先生授藝有方。豈料大弟子不久棄畫從商，雖不再見其筆墨，名聲卻在小城畫界經久不衰。二弟子繼續從師，造詣漸深，在全國名氣鵲起。然而在小城畫界眼里，二弟子終不及師兄名氣大。

縱觀故事始末，皆是師父刻意導演，既讓大弟子為從藝之路畫上完美句號，又保全了嚴師出高徒的美譽。師徒三人，各得其所。只是閱讀于此，“名氣”二字少了些許莊嚴，多了些戲謔。為師者沽名釣譽的人品，瑕疵清晰可鑒，掩卷百味雜陳。人性如此，即使畫技達到“大師”級別，內心依舊未能脫俗。然而環顧周遭各色人等，此事也許見多不怪。作品塑造的人物之所以堪可玩味，其實也是切合了某些行業帶有共性的特點。

同樣是市井傳奇人物，《道行》主人公的修行、素養卻令人肅然起敬。走村竄鄉唱皮影戲的于先生，不僅自己設計雕刻驢皮影人，還自己在影窗上操縱影人，生旦凈末丑，所有戲里人物的說學逗唱，全部由他一人完成，甚至包括模仿動物也活靈活現。于先生身懷絕技，一生未收徒弟，身邊只有一個挑擔的皮挑兒，每天挑著于先生五顏六色的驢皮影人、鑼鼓家什，跟著他走南闖北，一晃三十年過去。

人們勸皮挑兒跟著于先生學藝，皮挑兒笑稱自己愚笨，憑勞力糊口。人們也勸于先生教授皮挑兒，于先生也笑言，技藝非教非學，而是靠心靈悟性。就在于先生故去，小鎮人以為再也看不到如此好看的皮影戲時，皮挑兒居然開始演皮影戲了，而且演技青出于藍勝于藍，比于先生更勝一籌。

有人問皮挑兒：“你有這般手段，為何早先不漏一手啊？”

皮挑兒說：“那時候有于先生在，我是怕掙人家的名頭，奪人家的飯碗哪。”

“那你現在就不怕了？”

皮挑兒說：“現在于先生走了，他不需要那個名分，也不需要拿這個手藝糊口，可我還是要活下去呀，大家也要看皮影度日子哪。”

一席話，藏匿于文字背后的皮挑兒走了出來，或者說從于先生背后走了出來。于先生和皮挑兒在生存的道路上一路同行，一個主角一個配角，看似各行其道互無關聯，其實彼此息息相關，皆隱遁于無形中。我們不去考究皮挑兒怎樣遮掩言行，也不去猜想于先生是否知曉皮挑兒的偷藝，單說皮挑兒背著師父學藝的做法，顯然也是出于對先生的尊重，畢竟先生并未正式收徒。江湖里雖然講究的是技藝本領，同樣也看重人品與德行。

馬寶山的小小說寫法比較傳統，故事卻很有意思，隨著情節的發展，往往給人帶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閱讀快感。品評之中，除了感到他的創作思想具有一定的深度之外，語言的細心雕琢、敘述的自然流瀉和情節推進的節奏感等，共同構成了能出佳作的和諧元素。

《絕活》中的兩個手藝人都憑著一手絕活謀生活。蘇門耀賣豆腐刀刀準不會有差錯，可是他每一次都要過秤，就是讓買主心里踏實。竇辰亮賣棗糕也是一刀準，但是一概不過秤，誰嫌斤兩不足，自己找桿秤稱去。賣豆腐的蘇一刀和賣棗糕的竇一刀，一直暗中較技，從年輕到年老總想比個高低。直到竇一刀彌留之際，才開口詢問蘇一刀的絕活是哪個師父教授的。蘇門耀趴在竇辰亮的耳朵邊，輕輕說：“您忘了嗎？那是被您逼出來的呀。要說有師傅，那就是您，竇師傅啊。”結論不言自明，對手較勁比的是心勁，因為壓力也是動力。

《尼姑庵》構思巧妙靈動，語感抑揚頓挫。尼姑庵小尼在晨鐘暮敲聲中悠然度日，而青燈獨處時，常常被紅塵中的男耕女織吸引，若說道行尚淺，還不如說心性未定。小尼迷惑了，沒有物質生活追求的虛無修行，似乎有悖人的正常思維。出家人清心寡欲不求美滿姻緣，淡泊名利不求高官厚祿，寧靜致遠不求榮華富貴，那么求來世究竟又為了什么？當小尼墜入紅塵放縱心性，介入別人家庭的婚姻時，不僅道行有虧，還暴露了人性的缺失。常有入世出世之說，所謂出世追求的是脫離俗世的困擾和誘惑，靜心修行的目的在于渡己；其實入世中的紅塵萬丈穿越，也是另一種形式的修行，從本質上也是渡己。

2018年，馬寶山以《親家》《佛燈》《牌坊》《姻緣》《沈萬三與徐先生》《周莊冉記商號》《沉香佛珠》《手藝人》等10題作品，獲得第八屆小小說金麻雀獎。獲獎理由是：馬寶山善于利用史料和傳說，提取、轉換出文學作品，將傳統文化在人物靈魂中內化，由“行為”顯現其獨特性。作品語言樸素，自然流暢而有節奏感，以傳統的筆法，編織出有意思的故事，給人以“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閱讀驚喜和快感，讀來震撼人心。

囿于小小說的體量小，容量有限，為了擺脫這樣的局限與束縛，不少作家采取了系列性小小說的方式，來擴容小小說的內存。有以某段歷史為背景進行創作的，比如馮驥才的“俗世奇人”系列；有以某種題材為內容進行創作的，比如王奎山的“鄉村傳奇”系列；有以某種虛擬環境進行創作的，比如謝志強的“沙漠王國”系列，等等，都取得了成功。近兩年來，馬寶山也選擇了兩個系列進行創作，一個是“聊齋故事新編”，一個是“唐代詩人”傳奇，兩個系列都寫了數十篇，每篇都饒有新意。

清代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談狐說鬼，曲筆為文，情節怪異譎詭，迷幻曲折，馳騁想象，極盡閃轉騰挪之能事，有極高的藝術價值。作品對當時社會的黑暗與腐敗以及對丑陋人性的辛辣諷刺，體現出作者對人生與社會的深切體驗與洞察。那些聊齋人物或花妖狐魅形象，是俗世中人的各種臉譜再現，后世視《聊齋》為古代文言精短小說的典范。

聊齋故事的文筆靈動簡約，敘述的層次井然，創作手法極具創新意識，似一眼永不干涸的活泉，滋養著一批批文學寫作者。他們也有以老瓶裝新酒的形式，將聊齋故事進行新編，賦予新的時代內容，給讀者帶來一番別樣的閱讀體驗。比如文學大家汪曾祺的《聊齋新義》，就是對蒲松齡《聊齋志異》的成功改寫，頗受歡迎。他說，“我想做一點試驗，改寫《聊齋》故事，使它具有現代意識”。其中就有讀者熟知的《捕快張三》《雙燈》《畫壁》等。

馬寶山的《白石缸》也是一篇聊齋故事新編，故事的兩位主人公為房東與房客關系。家住武昌府一條老街上的尹圖南，將家里閑置的宅子租給秀才余德，一來二去，兩人成了朋友，尹圖南也對秀才一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秀才怪異的性格，秀才家不同凡俗的陳設，秀才在酒宴上的神奇表現，都充滿著靈異玄幻的色彩。尤其是秀才余德招待尹圖南在家中喝酒的情節，頗有趣味：在行酒令過程時，瓶中花化蝶，紛紛飄落人身上，人飲酒盡，花蝶翩翩飛繞。作者一支纖筆似畫筆，濃淡相宜，疏密相間，將那一場景況描摹得令人眼花繚亂，意醉神迷。

花化蝶，蝶飛舞，那原不過是為后面白石缸的出現作鋪墊，因為尹圖南對酒宴上的奇異現象大肆宣傳，眾人紛至沓來，秀才平靜的生活被打亂，不勝其擾，只好悄悄搬走，臨行給曾經的房東留下一口神奇的白石缸，以報這一場相遇。白石缸的水長年清澈如初，壁碎后水不外溢，寒冬不結冰，即使結冰了魚兒依然在冰中自由游動。后經道士告知，原來是來自東海龍宮的一件寶物。

馬寶山把《聊齋》中的《余德》改寫為《白石缸》，最后兩段這樣寫到：“聽說是寶物，尹圖南奪過道士禪袋，‘嘩啦’一聲將殘片倒在桌子上，用雙臂緊緊護住。道士再索要殘片，尹圖南只撿出一塊很小的殘片給他。道士收起來，佛塵一甩，小聲喃喃：‘本想盡一下朋友之誼，沒想到他如此貪婪，天物怎么好留給這樣的人呢。’”“道士走了，尹圖南就拼命推銷，兜售那一堆殘缸片，說能治百病，說喝了長生不老，可是，沒有一個人聽他胡說，反嘲笑他是一個癡人。”

就其補寫的主題內容來看，應和汪曾祺提倡的“小改而大動，即盡量保存傳統作品的情節，而在關鍵的地方加以變動，注入現代意識”、“將舊的故事再創造”的初衷相吻合。該文以寶物為試金石，以此來棒喝當今世人：為人不可太貪婪，貪婪之人不配享用天物，索求越多，所得越少，只能自取其辱。這種結尾道出了人性的幽微曲折，讀來令人警醒深思。作者的新筆記體改寫，在語言上秉承了明白曉暢的風格，遣詞造句毫無佶屈聱牙之感，讀起來朗朗上口。在故事的內涵上注入了蒲氏“諷喻”的功能，人性的嬗變也符合主題的深度延伸。

唐代的那些著名詩人或天縱奇才、風流瀟灑，或命運多舛、平生不遇，或放浪形骸、落拓不羈。他們的軼聞逸事因為趣味性強，歷代史料、詩話多有記載，市井也廣為流傳。馬寶山精心選擇出那些最為典型的、最能體現詩人個性的事例，以小小說的創作方法，給予整合、接續，進行再創作，尤在塑造人物形象時，聚焦矛盾，從中隱喻出事物的因果關系和人物的命運變遷。

《大隱》寫詩人孟浩然入仕不成隱于民間的故事。襄州刺史韓朝宗與孟浩然是酒友，十分欣賞孟浩然的才學，決定把他舉薦給皇上，為朝廷效力。說好兩天后一起赴長安面君，孟浩然卻與朋友喝得醉臥不起。還有一次皇上讀到他的詩中有“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的句子，悻悻然對人說：“這人豈有此理，他自己不來找我，怎么可以說我棄他呢！”從此孟浩然的入仕之路也就斷了。

如果小說止于此，那便是燙冷飯、翻燒餅了。作品寫孟浩然此后隱于鹿門寺，安心寫詩，再不輕入紅塵。襄陽城七品官姚長史喜歡孟浩然的山水田園詩，總想與詩人切磋。頭一回進山，孟浩然醉酒沒有見到。一個月后，再次進山，走到山口，遇到一個樵夫。他們坐在路邊石上，一起議論孟浩然的詩文。姚長史第三次推開孟浩然的屋子時，仍未見到詩人。姚長史愕然：“看來我與山人真是無緣啊。”寺里住持笑了：“你們是見過面的，就在路邊一塊石上，還說了好久一陣話呢。那個樵夫就是孟浩然，孟大山人啊！”

從故事的編排組織來說，一波三折，文氣氤氳，是人物性格最終決定了人物的命運。假如前面的懷才不遇是事出有因、性格使然，那后來的自覺規避，卻是發自內心的選擇。孟浩然的“隱”是決絕的隱，一個“隱”字，注釋了詩人的宿命。或許本來就對入仕并不上心，到寺中修行，潛心寫詩，恰恰暗合了自己的本性。當人們讀他的詩，如果再能聯想到詩人的言行，一定會加深對那個時代以及所生活的詩人的理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寶山的系列創作，也會散發出獨有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