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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美國作家喬伊斯·卡羅爾·歐茨的新作《漂流在時間里的人》以一個時空穿越的科幻故事為框架，發展了奧威爾、阿特伍德以降的反烏托邦書寫，不但預見未來的危機，更著力借助時空傳輸的科幻媒介來深入探究歷史。故事的第一人稱敘事視角向讀者清晰展示出：所有當代甚或未來的果，都可以在歷史里找到必然的因；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到晚期的那種黑暗，完全可以在早期找到其必然的壓迫邏輯。歐茨對科幻小說的成功嘗試彰顯出，時空穿越情節的嚴肅意義或許正在于以史為鑒、批判當下、拯救未來。

關鍵詞 喬伊斯·卡羅爾·歐茨 《漂流在時間里的人》時空穿越 現實批判

2018年，美國當代女作家喬伊斯·卡羅爾·歐茨（Joyce Carol Oates，1938—）在其八十歲高齡時推出了筆耕事業六十年以來的第四十六部小說《漂流在時間里的人》（Hazards of Time Travel，下文簡稱《漂流》）。當中文版于2021年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印發時，封套上的短評稱其為“諾獎熱門作家的科幻力作”。在全球疫情深重的當下，在西方右翼勢力肆虐的現實中，歐茨這本“科幻小說”在精巧的構思中蘊含著深刻的批判，表現出了驚人的預見力，如《觀察家報》的一篇書評所言：“（或許基于美國毒害深重的現實政治，）這位卓越的小說家表現出了超人的預知未來的能力，且與以往寫作一樣自帶權威氣質。”因而這絕不僅僅是一本好看的書，而且是一部以科幻面目出現的現實主義作品。當歐茨引領我們穿梭于未來與過去之間時，她最牽掛的仍是當下，因而故事中所呈現出的魔幻世界，恰恰是最真實存在的投射。

喬伊斯·卡羅爾·歐茨和《漂流在時間里的人》，圖片源自Yandex

一、時空錯亂：精彩的表層故事

《漂流》的表層科幻故事跌宕起伏，因此首先在市場上收獲了巨大成功。驚悚與時空倒錯是小說最顯在的基調，其精巧的穿越劇結構、人機合一的賽博格意象也使之與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羚羊與秧雞》等類似的反烏托邦小說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可讀性上也更勝一籌。當然更重要的是，“時空傳輸設備”使我們不僅有機會窺見令人毛骨悚然的未來，更可以回到過去，從而在情節設置上有了直接與歷史對話的可能。主人公艾德莉安是小說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是一個生活在2039年的所謂的“北美合眾國”（North American States）的優秀高三女生。熟悉反烏托邦套路的讀者馬上能猜到，這個已經吞并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巨無霸國家，多半是個民主走到盡頭的極權社會，情節也確實如此，但它絕不僅僅是反烏托邦敘事的當代升級版。

縱使閱讀經驗豐富，歐茨無窮的想象空間仍使得我們對情節的預判能力變得很有限：艾德莉安在獲“愛國民主獎學金”的同時卻因公開追問“9·11”事件之前美國的歷史狀況而獲罪，在臨畢業前被捕，并通過時空傳輸設備被流放到了八十年前的威斯康辛州大學，即所謂的“第九區”。1959年的美國貌似是一個淳樸而富裕、安寧又不乏溫情的世界，然而優渥安逸的生活背后卻暗流洶涌。艾德莉安的一舉一動都受到了嚴密的劃時空監控，盯著她的眼睛無處不在，但最可怕的是，她大腦中植入的控制芯片還成為她痛苦的根源：她思念親人卻無法喚起確切的回憶；她要尋回自己從前的身份卻已失去了智識上的獨立性——她在本質上已經成為聯機的生命，就像美國哲學家唐娜·哈拉維在《賽博格宣言》中所說的賽博格（cyborg）。她一再徒勞地努力“突破‘潛意識壓抑障礙’”，而當她企圖進一步抗爭、與情人出逃時，卻遭到嚴厲的懲罰：情人遭無人機殺滅，她的記憶則進一步被重新設定，永久地滯留在了六十年代，成為彷徨于過去、現在與未來中的“普通”主婦。誰能說，這不是一種比實際死亡更可怖的“生存”狀態呢？

當代文學批評中常用的空間理論，在面對這本書時似乎有點力不從心，因為在歐茨的構思中，物理空間、自然時間、網絡空間以及人的心理空間可以任意轉換、穿梭和變形，每種空間并無很鮮明的辨識度，更“糟糕”的是它還會延宕為面目全非的場景，這一不穩定性或許就是作者想傳遞給讀者的深意：人們企圖把握的所謂真實，不但在時間、空間和意識里都沒有保證，人們連夢境、現實、賽博這幾個維度之間的界限都分不清楚。因此歐茨所設計的穿越情節不光為了迎合大眾的閱讀趣味，還在我們所處的后人類時代宣告了人的身體疆界止于皮膚、精神活動止于大腦皮層這一“常識”的終結。

二、前因后果：深沉的內在寓言

艾德莉安的一些觀察也不乏輕松的趣味性。當她最終愛上1960年的進步藝術家杰米時，她感到“我一直愛著這個人，我一直就認識他。在我出生之前，我就愛他了”。穿越劇特有的浪漫屬性似乎與時間邏輯達成了奇異的和諧。又如當局統治喉舌“媒體宣傳部”所在的一座褐色砂石大樓過去曾是彭斯波羅公共圖書館，“那個年月里‘書’還能拿在手里——還能讀！”似乎紙質書籍在艾德莉安這個未來學霸眼里儼然已是古董級的概念。這兩重相隔了八十年的世界在自然景觀上也有天壤之別。未來已經失去了冬天，“已經好幾十年沒有低溫、冰雪了”，因而20世紀五六十年代威斯康辛漫天的白雪讓艾德莉安驚喜不已。此外，大學校園邊界處一派鄉村氣息：活生生的鹿群、野火雞、野雉、狐貍和浣熊，讓從小只見過“仿真”或“虛擬”動物影像的艾德莉安接觸到了真實的生命。

生態異化的背后是環境正義的嚴重倒退：到了21世紀中期，“北美的自然景觀大多已遭毀滅。此后人們感到了對虛擬景觀的實際需求；高種姓階層對該領域多有投資”。不再有什么“公共”土地，“歷史悠久的國家公園，如黃石、大峽谷、約塞米蒂，都賣給了私人用于采礦、水壓采氣、伐木以及專供富豪的度假村項目。擅入者如今已成為死罪”。艾德莉安的自述暴露了環境問題背后的政治真面目：權貴對稀缺自然資源的巧取豪奪。而這又只是冰山一角。

作者留給我們的趣味和玩笑，還集中體現在一件器物——打字機上。艾德莉安初見這臺機器時無比震驚：它如此龐大，敲擊如此費力，沒有屏幕，更重要的是，它居然不用外接，電源線與網絡線都沒有。打字機這一工具既與當代的電腦設施有著絕大的不同，但從本質上，卻又是通訊工具進化階梯中的一環。尤其是電腦與打字機，都共有一樣信息交換媒質——鍵盤。鍵盤在怎樣的程度上使得面對面交流逐漸退場，那時的人們和此時的我們可能都還沒有充分意識到。因而打字機這個意象勾連起了兩個時代的因果關系。

細細讀下去，便能處處留意到前因后果、互為鏡像的對照關系。

《漂流》中的美國從“9·11”之后便在國內外四處揮舞大棒，是個充滿惡意的世界：對外吞并墨西哥、加拿大后成立“北美合眾國”，對內則嚴密監視公民，無論是誰，只要在才情、政見、性格上木秀于林，必遭到摧殘，因此公民各種業績只有處于中位數時才不會遭到關注。人民生活在惴惴不安中，時刻擔心著被“標記”“流放”甚或“蒸發”，其中死刑有多種表示法，包括計算機語言術語“刪除”。歐茨刻意杜撰出多種帶有首字母縮寫標志的機構或稱謂，如“神經外科安保服務部，簡稱NSS”“國土安全部青年訓導處，簡稱YDDHS”等。如果要為該小說做個縮略語統計表格，可以列出三十多種暴力機構的簡稱。

而1959年表面上似乎讓人松了口氣。二戰后的美國“欣欣向榮”，樂觀向上的氣氛彌漫各個角落，人們對社會前景無限看好，整個社會飛馳在現代化高速路上。艾德莉安置身其中，應該感到無比慶幸才是。可我們為她慶幸得太早了。如前所述，“北美合眾國”通過時空系統對流放犯的監控無時無刻不束縛著他們，逾矩者一概立即予以“刪除”。這固然是2039年的當局對1959年政府的間接控制，但已喻示了兩個年代、兩種表面迥異的政治氛圍在暗中勾連的因緣。無怪艾德莉安真切地感受到：“‘第九區’有這么多自由，可這些自由并沒有讓人感到很自由。”這才是歐茨設置穿越結構真正的匠心所在：我們在五六十年代里的大事件里，找到了2039年種種世態的根源，其中最大的諷刺莫過于，正是從美國這個表面上極度繁榮的“民主”國度里，孕育出了后世最恐怖的極權主義統治。這里還有一個反諷便是，艾德莉安是因追問美國歷史真相才獲罪，但她所受到的時空流放懲罰反倒正給了她深入歷史實地追問的機遇。流放的邏輯本在于讓她在20世紀50年代的文化中改造好自己，但這一邏輯卻也不打自招般地讓她看見了真相：所有當代甚或未來的果，都可以在歷史里找到必然的因，而這一切，都是從細微處窺見端倪。

三、見微知著：鋪展綿密的社會批判

資本主義晚期的種種惡行，是如何在其蓬勃發展的階段就露出馬腳的？歐茨給出的線索其實足夠清晰。這個世界上體量最大的“民主”國家，實際上從來就有著不平等的社會分層，2039年的種種罪惡都不是無端冒出來的。首先見端倪的是從性別角色固化到性別、種族、階級觀念的全面走向反動。2039年“北美合眾國”居然實行了“種姓制度”，盡管依據的并非全然的種族概念，而主要是通過評判公民對國家機器的忠誠與否來劃分，例如艾德莉安的父親原本是才華橫溢的醫生，只因圍觀了一次反政府演說而淪為低種姓。說到底，種姓制度實際就是傳統等級制度在晚期資本主義“民主”旗幟下的改版。而且種族與階級、性別分野高度契合，其中灌輸給學生的固定知識竟包括“女性平均智商比男性低7.55分，按膚色等級調整后所得”。

那么在1959年的太平盛世里，情形又是如何？事實上這部反烏托邦小說的大部分情節恰恰發生在20世紀，那時候的氣氛并沒有如此恐怖。可假以時日，還是能找到很多令人不安的地方：大學校園只對女生才規定熄燈時間，對男生則沒有；女性形象多為頭腦簡單、崇拜男性學者的單身個體；而艾德莉安留意到“哲學系里沒有一個教授是女性，‘哲學導論’課的文集里也沒有一部女哲學家的作品。似乎女性是不存在的”。女性被禁錮在男人設定的精神牢籠中，如心地單純善良的宿管員斯特德曼小姐所說：“邏輯女生學不來。就像數學、物理、機械——我們的腦子不是用來搞這些計算的。”所以艾德莉安很快就意識到，性別歧視這個概念之所以在“第九區”聞所未聞，正因其“像空氣一樣無處不在：只不過‘性別歧視’的程度不盡相同罷了”。

至于種族歧視，雖然有色人種還未被分級，但他們顯然擠不進精英階層，只能從事底層工作，例如學校的雇工。那個時代的人們觀看約翰·韋恩的西部片時，對充斥于銀幕的對印第安人的妖魔化再現不但不以為怪，反倒非常熱衷和贊許。對于向來特立獨行地思考問題的艾德莉安來說，這簡直匪夷所思：“神話。美國邊疆。對于一直住在那兒的人來說可不是邊疆。”更令人擔憂的，是以大學教授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階層缺乏文化自省，并儼然成為種族主義潛在的推動者，有的信奉沙文主義，提出自前蘇格拉底學派以降的哲學史在美國達到了頂點；有的認定科學的“進步”在當代“基督教白種人”時代達到了頂點；甚至有人相信，人類的“進步”在20世紀的北歐和北美文明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卻絲毫不提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好像沒發生過似的”。事實上，自省的缺乏背后是極度的文化優越感，而優越感又深深植根于美國自始以來的“例外論”（exceptionalism）。可以說，在美國，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敘事從誕生起便持有一套披著自由外衣而暗藏統治與奴役的強盜邏輯。歐茨要在這部用科幻包裝的現實批判小說中揭露的，正是這種例外論的持續毒性。從1959到2039年，性別、階級、種族上的歧視與不平等關系，并沒有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逐漸消亡，反倒愈演愈烈，結出未來世界那樣的惡果，這一演化并非誤入歧途，而是勢所必然。

其次，讀者看到了從意識形態領域的反共產主義到暴力機器的全面“進化”。2039年的所謂“北美合眾國”無論對內還是對外都進入全面軍事暴政，一些聲譽卓著的流行病專家應征去了軍事研究所，其任務便是培植可供“武器化”的惡性細菌。我們在當下讀到這一反人類的罪行時不禁陷入沉思。專權的“愛國黨”“得到了北美合眾國頂級富人的支持，該黨可以任命所有的政治領導人，同時也把持了司法機關”。極為反諷的是，“民主”和“愛國”成為暴政與侵略用語中的高頻詞。而當我們回到1959年美國高校的課堂，發現主流心理學講座“神經行為學”是這樣告訴學生的：“動物從本質上說就是機器。人類也是動物，因而本質上也是機器。個體、群組乃至大眾行為都可以編程、設定條件，可期且可控。”可別小看了1959年這個只有打字機沒有電腦和網絡的土味純情的美國，人發生異化并走向自我淪喪再到失去人格、人權，這一切在這時候都已經開始且加速進行了。二戰勝利加持下的美國對自身的體制與文化傳統抱有極度的自信和樂觀：“我們美國的總統制是政治史上的‘高點’，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則是迄今為止最偉大的世界領導人。”耐人尋味的是，艾德莉安作為兩個時代的見證人，注意到艾森豪威爾在后世也不斷受到追捧：“和我們北美合眾國二十三年的總統一樣深受美國人的喜愛，后者的民眾支持率每天早晨都顯示在互聯網上，總是在95%和99%之間。”

當然，意識形態上露骨的右傾是以當時的世界冷戰格局作為總體語境的。蘇美兩國在各方面展開了競爭，如自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上天，美國也進入了后“斯普特尼克”時代。兩大陣營的軍備競賽以及在航天科技領域內的你追我趕，標志著兩種意識形態較量的不斷升級。在冷戰的大氣候下，健康理性、渴望和平之舉在邏輯上皆被推導為同情共產主義的左翼運動：

在1960年，宣揚反戰、反軍備、反核便是冒著被當作共產黨員受迫害的風險，盡管那時在美國，法律是保障言論和集會自由的。

后來，在“9·11”事件之后的動蕩歲月里的某個時間點，這些自由遭到了削減或徹底廢棄。很輕易就發生了……

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美國當代政壇右翼反共意識形態的連續性。從20到21世紀，雖然好幾代人過去了，但“美國歷史一直就是‘他們’和‘我們’之間的斗爭史——資本家及其財富與我們其他人。毫不奇怪的是，‘我們’根本沒有勝算”。具有跨時代視野的流放犯沃爾夫曼的話一針見血地揭露出，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他們”）對底層民眾、邊緣化族裔和弱小國家的欺凌不但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觀，反而越發深重。

第三則是從治學作風的虛浮，到對個性化人才的全面封殺。在2039年的“正宗民主政體”下，“所有個體都是平等的——誰都不比誰更優秀”，可是這意味著權力只能容忍平庸的服從者，而要懲罰出頭之椽。這些能在美好的舊時代找到禍根么？我們看到，1959年的一個典型的大學者、心理學學科帶頭人阿克塞爾教授的形象似乎并沒有什么異樣：“身材高大、鶴發童顏、風度翩翩，永遠穿著花呢大衣配白襯衫和領帶，一派莊重而博學的宗師風范。”但他的教學法卻令人不寒而栗：使用密碼般的高度專業化詞匯，以及神秘莫測的術語如“操作性條件作用、強化時程表、效果律、強化刺激、懲罰因素”等等。種種不接地氣的教學法還不是最糟糕的，他研發的實驗項目旨在“消除反社會行為——‘畸變的’‘反常的’以及‘破壞性的’”。他和其他大牌學者走向全面的保守主義，推崇基督教，反對離經叛道的愛因斯坦，并用電擊療法來消除同性戀行為；而“叛逆”分子會被定性為“精神病患者——情感上不穩定”而名譽掃地。阿克塞爾教授的眾多追隨者很看好他：“每到十月我們都期望阿克塞爾能獲諾貝爾獎。”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文化生態的多樣性在這樣的話語中漸行漸遠直至泯滅。

基于此，沃爾夫曼才會告訴艾德莉安：“韋恩斯科舍是充斥著眾多庸才的培養皿。”那么2039年的美國，經歷過什么而至如此，就不難推演了。

結語：從黑暗映照光明

科幻小說的讀者常有一種“錯覺”，即故事離自己遙不可及，無論小說里的場景如何令人震撼，也絕不會溢出書頁而與生活有直接聯系，讀者永遠可以“安全”地感受著不可能危及自身的威脅。“科幻”二字仿佛是動物園的鐵籠子，牢牢地約束著兇險。殊不知這一鐵籠子并非我們想象的那么可靠。具有思考深度的科幻作品，絕不會停留在娛樂價值上，而是專注于成為現實的映照或先聲，是對讀者的警醒。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居安思危或許是打開理解《漂流》這樣的科幻小說的正確方式。

2039年的美國，是1959年的美國的一個黑暗的投影。在故事的尾聲，反戰運動的積極分子杰米不僅營救了艾德莉安，并最終成為她的伴侶，這是一個令人多少有些安慰的結果。盡管艾德莉安永久耽留在了60年代，其中的禍福也難以預料，但無論如何，故事結尾情節陡然趨向詭異，也令人驚詫不已：原以為紙質書字跡不會消失的艾德莉安在翻看家里的藏書時，竟驚恐萬分地發覺，頁面上居然無字——沒有印刷字，可也并非是那種單純的空白：

這一本也有一頁頁的字，但也無法讀取，并非因為是外語，而是象形文字似的，看不見熟悉的字母。一個念頭冒了出來，冰冷卻還算鎮定——那是因為你在做夢。夢境里是永遠無法讀印刷字的。

讀及此處，我們感到真正的恐怖，來自于真實與虛幻的界限被徹底打破所帶來的極不安定感。文字讀取能力的喪失或許意味著精神權利在實質上被剝奪，無論生活在哪個時代，那個時代的表象又是多么祥和。對人而言，最大的迫害或非肉體的摧殘，而是致使精神世界崩潰的刑罰：“失掉記憶太可怖了。失掉對記憶的信任。”我們當然可以從唯心論或宗教觀上去闡釋歐茨傳遞的信息，但有一點能夠確定的是，今日或未來的種種苦痛，業已醞釀于過去的甜蜜中。歐茨在一次新書分享會上談到穿越時說：“我們人人都是隱喻意義上的穿越者，尤其是作家、詩人以及那些受歷史的激發并以某種方式在現實社會里發出行動的人。”因此，穿越情節的嚴肅意義或許在于以史為鑒。在小說的尾聲，杰米用報廢的機器殘骸制作了《時空險途》，這個與書同名的（該小說英文書名原文即“時空險途”之意）藝術裝置不僅再現了時間旅行的艱險，恐怕更在警示人類前行的種種危難，提醒人類應該進行及時的某種止損。

我們在現實中無法選擇過去，但可以觀照歷史、選擇未來。科幻小說《漂流》所表達的批判現實主義，由此愈發應引起人們對美國當代現實的關注和警醒。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2年第2期，“新作評論”欄目，責任編輯蘇玲，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引用信息和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