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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費爾迪南·塞利納

20世紀法國作家路易-費爾迪南·塞利納，原名路易－費爾迪南·德圖什（Louis-Ferdinand Destouches）。其作品以其獨特的口語風格和別具一格的敘事方式，揭示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法國下層社會的真實狀況，與描述當時上層社會生活的《追憶似水年華》一起全面地呈現出了法國這一特殊時期的生活畫卷，因此塞利納被稱為“平民普魯斯特”。但是，長期以來文學界對于塞利納的評價卻總是褒貶不一，沒有定論。塞利納的政治立場似乎一直如陰影一般籠罩在他的文學作品之上和他的生命旅途之中，正如法國評論家布呂奈爾所說，塞利納是一位“意識形態的受害者”，他的一生同時也是“被傷害的一生”。《法國小說論》一書中介紹塞利納時甚至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塞利納的形象：“塞利納是法國小說史上一個有爭議的人物，是法國文壇上最孤獨的作家。他的一生顛沛流離。”

塞利納出生于巴黎市郊的庫爾布瓦。母親是花邊零售商，父親是保險公司職員。“塞利納”這一筆名來源于他外婆的名字，也是他母親的中名。菲利普·阿爾梅拉在塞利納的傳記中寫道：“塞利納至少在外貌上酷似他的母親，他是吉約家族的后代，具有鮮明的布列塔尼人特性。”外祖母逝世之后給他們留下了一筆較為可觀的遺產，因此塞利納得以赴英國和德國學習外語，掌握多種外語對塞利納的人生經歷和文學創作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回到法國后，他成為了商店學徒，依照母親的意愿，為成為商人作準備。1912年9月28日，18歲的塞利納應征入伍，逐漸卷入了改變他一生的戰爭之中。雖然他有幸從戰火中活著出來，并且獲得了銀質軍功章，但是這場戰爭仍然使他對未來的人生充滿了失望和恐懼的情緒，塞利納作品中體現出的悲觀的和平主義正是在這場戰爭之中慢慢形成。因傷回到后方之后，塞利納與一家貿易公司簽約遠赴非洲，親眼目睹了殖民地生活的悲慘狀況，更加加深了他的失望情緒。重回法國的塞利納在雷恩安定下來，并且通過中學會考重拾學業，最終成為一名醫生。從醫期間，他曾作為洛克菲勒基金會醫學衛生方面的派遣人員，多次前往非洲和美國。跌宕起伏的人生和豐富的閱歷為塞利納的文學創作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塞利納獨特的感受力和表達力更使其從事文學創作具有了可能性。

處女作《茫茫黑夜漫游》于1932年出版，此時他已經38歲，可以說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小說出版后即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僅以2票之差錯失龔古爾獎，獲當年勒諾多獎。對于一個文壇新手來說，能夠獲得龔古爾獎的提名已經實屬不易，隨后折桂勒諾多獎，更使得塞利納成為了當年名副其實的“文壇黑馬”。《茫茫黑夜漫游》的顛覆性力量掀起了一場文學革命浪潮，人們心中被戰爭壓抑的文學激情仿佛一時間都被這本書釋放出來，無論褒揚還是貶抑，似乎所有讀者都難以控制自己發表意見的欲望。塞利納的第二部小說《分期死亡》出版于1936年，和《茫茫黑夜漫游》一樣，這部小說也同樣是長篇巨著，其內容仿佛是《茫茫黑夜漫游》的姊妹篇，主要以自己幼年到青年的成長過程為基礎，講述主人公的境遇。從其寫作風格來講，塞利納的口語特色與敘事張力在這部小說中表現得更加明顯。此時的塞利納已經不再滿足于用小說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觀點，而是應用更直接的論戰手冊的方式來直抒內心深處的呼喊。在隨后出版的《草菅人命》（Bagatelles pour un masacre，1937）、《死尸學校》（L’école des cadavres，1939）、和《進退維谷》（Les beaux draps，1940）等小冊子中，塞利納發表了排猶主義言論。這些小冊子成為了塞利納作為“反猶主義作家”的罪證。在這些小冊子中，他不但對猶太人進行攻擊，而且埋怨西方世界在退化中的沉淪，并將此歸罪于美國人的反法西斯宣傳、蘇聯共產主義的威脅、黃種人與黑種人的增多。塞利納認為，是有錢人使人民生活困難，是有錢人剝削大眾、統治社會，輕而易舉地促使世人互相殘殺。因此當他發現他的第二部小說不太受歡迎時，突然轉向雜文，猛烈攻擊種種社會不良現象，矛頭直指猶太人。但是如果對其作品進行仔細分析，我們便會發現塞利納所主張的“反猶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反民族主義、反資本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結合體。塞利納的中文譯者沈志明先生認為，塞利納所反對的，是戰爭期間使人難以生存的社會狀態和難以面對的社會現實，亦即塞利納的“反猶主義”是作家期待變革、期待人類告別野蠻的戰爭、回歸文明社會一種愿望。雖然很多人給塞利納冠以“反猶主義”的帽子，但是塞利納在德國依然拒絕了親德主義宣傳，并且因此遭到拘禁。沈志明在《塞利納精選集》一書的譯序中對塞利納所受的各項指控進行了一一反駁，并且認為“塞利納在大節上曾遭受的嚴重指控，是法國文學界有史以來最大的冤案。”塞利納在失寵于本國人民、不得不流亡國外的同時，也并沒有得到德國人的青睞，他背負著反叛的罪名卻從未與敵方合作，最終孤獨地流亡，孤獨地回歸，孤獨地逝去。

作為塞利納小說風格集中體現的《茫茫黑夜漫游》，其內容涵括的時間范圍是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后直至小說出版之間。四年的戰爭留下了深深的痕跡，有140萬人在這場大屠殺中喪生。戰后的法國經歷了短暫的經濟復蘇時期，然而1931年的經濟危機再次給法國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在政治方面，表面的平靜之下隱藏著內憂外患，紛爭不斷，下層民眾的生活難以得到保障，引起了各種社會矛盾，同時殖民地問題日益突出；經濟危機的加劇直接導致國際關系的惡化，加之戰爭遺留的多重矛盾依然存在，潛伏的危機逐漸明朗，新的戰爭一觸即發，可以說1932年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刻。世界局勢的風起云涌和社會狀況的風云突變都為《茫茫黑夜漫游》的創作提供了可能的素材和獨特的背景。塞利納本人的經驗也成為《茫茫黑夜漫游》創作的必要的參考。首先，塞利納本人親身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小說中戰爭的場面有虛構的成分，但是作者對戰爭的感受和態度卻并非虛構。其次，復員后的塞利納重拾學業，通過醫學博士答辯，并以醫生的身份到美國、非洲、歐洲各地執行一系列醫學任務，此間的經歷在《茫茫黑夜漫游》的強烈空間性方面得以充分體現。再次，1927年開始，塞利納在巴黎郊區行醫，作為直接與郊區貧民接觸的醫生，對下層社會的生活有著更深的體會與了解。最后，塞利納自身所從事過的各種職業——學生、學徒、戰士、醫生、職員等等也為小說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經驗體會。《茫茫黑夜漫游》之所以能夠在30年代產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不僅因為作者對當時主要的社會問題進行了深刻揭示，而且因為他把這些集中在一部小說之中，由一個人物來體驗，而且這個人物總是社會的犧牲品，或者總是站在犧牲品一邊。塞利納把自己的經歷經過藝術加工，移植到小說的人物身上，使讀者產生真實的感覺。雖然從其極端悲觀的基調角度和眾多的虛構成分來看，《茫茫黑夜漫游》并不能夠被視為作者的自傳，但是這部小說的確是建立于作者自身的經歷基礎之上，戰爭、法屬非洲殖民地、紐約的噩夢、底特律地獄般的工業化操作等等，都是作者以個人經驗為基礎所構建出的無盡旅程。

小說《茫茫黑夜漫游》以醫學專業大學生巴爾達繆的個人經歷為線索，系統地揭示了20世紀初法國社會的各種問題。巴爾達繆與同學在露天咖啡座喝咖啡時，受到軍樂的鼓舞主動參軍。戰爭開始后他才發現戰爭是一件“充滿恐怖的蠢事”，于是產生了逃跑的念頭。戰爭導致他對世界的看法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在后方醫院的生活中，他依然無法擺脫戰爭的陰影，竟曾為此發瘋。可以說，戰爭的“后遺癥”貫穿了巴爾達繆的整個人生。為了遠離戰爭、到殖民地去尋找發財之路，巴爾達繆踏上了開往非洲的航船。這次航行本身就使他意識到，空間的轉變并不能夠改變他不斷逃亡的命運。殖民地炎熱的氣候、難以忍受的食物和未開化的文明使巴爾達繆萬念俱灰，因此他放火燒毀了自己公司的小茅屋，逃出原始叢林。幾經周折之后，巴爾達繆被一位神甫轉賣給一艘開往美國的商船。在經歷過紐約街頭的漂泊、底特律的機械化工作之后，巴爾達繆決定返回法國，重拾學業，由此結束了他環繞世界的漂泊生涯。回到巴黎的日子并不是風平浪靜，成為郊區醫生的巴爾達繆收入微薄卻需每天面對著各種病態的人物。此時小說中的另一線索人物羅班松一直有如巴爾達繆的影子般追隨著他，羅班松的再次出現把巴爾達繆的生活引向了另一種方向。羅班松受雇于昂魯伊夫婦，設計殺害昂魯伊老太太未遂，卻傷到了自己的眼睛，巴爾達繆為他做了最初的醫治，而后羅班松和昂魯伊老太太一起被送往圖盧茲，看管教堂地下室。巴爾達繆的生活并未因為羅班松的離開而好轉，反而因為病人寥寥不得不另謀生路。在失去小丑演員這份工作后，巴爾達繆從“羅班松事件”中得到了一筆意外收入，前往圖盧茲探訪羅班松，并見到了羅班松的未婚妻瑪德隆。從圖盧茲回到巴黎，巴爾達繆進入了一家精神病院工作。羅班松的再次來訪將小說引向最終的結局。巴爾達繆目睹了羅班松被瑪德隆射殺之后，獨自徘徊在塞納河畔，流水有如無盡的黑夜，把這段旅程帶向未知的遠方。

《茫茫黑夜漫游》有如戰爭時代的諾亞方舟，幾乎將各行各業以及社會各界的人物都網羅其中，每一位讀者似乎都能夠在其中發現自己的影子，因此小說引起了眾多讀者的共鳴。但是，《茫茫黑夜漫游》的接受過程充滿了起伏和曲折。1932年作品出版之時獲得了多方面的肯定。左派和右派都把塞利納視為自己的盟友。對于左派來說，尤其是對于共產主義者來說，小說中明顯的反資本主義觀點、“民眾”語氣以及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都極其符合他們的要求，蘇聯共產黨也對這部小說分外青睞，斯大林甚至將此書作為“枕邊書”，以致于小說俄文版很快面世，俄文版的序言稱《茫茫黑夜漫游》為“垂死的資本主義的真正百科全書”。對于右派來說，塞利納小說的“顛覆性”似乎表面看來有些令人吃驚，而萊昂·都德卻認為這部小說所掀起的革命，是在“新基礎上重建舊秩序”，因為塞利納小說中充滿了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黃金時期的懷念。然而在塞利納發表反猶主義小冊子之后，這種萬千寵愛集于一身的狀況立刻發生了徹底的改變，被視為通敵分子的塞利納不得不流亡國外，并且忍受牢獄之苦，他的作品也隨之遭受冷遇。在法國，從二戰勝利到1957年，人們都不談塞利納，就像避開瘟疫一樣避開他，“塞利納”這個名字幾乎被人遺忘，成為了一個空白。1951年獲赦回國后到1957年，他出版了兩部小說，但無人問津，最多只賣掉了一兩百本。對他的評價也經歷了低潮，撇開他的反猶問題不談，二戰后，一批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認為他已經才盡。這種急轉直下的情況也影響到了塞利納作品在外國的流傳。在美國，派瑞克·麥克卡西（Patrick McCarthy）寫道：“《茫茫黑夜漫游》于1932年在巴黎出版。我所知道的唯一一個英文譯本——由H.P.約翰所譯的Journey to the End of Night于1966年在倫敦出版。我寫了一篇褒揚的評論，斯諾女士在其書中無情地批判了我的評論，她認為塞利納這樣的作家造成了我們這個時代致命的衰退。對于很多人來說，塞利納是一個危險的作家，他的作品極少有譯本，已有譯本又出現得非常晚，這一點也證實了人們對他的看法。甚至在法國，人們也依然是戴著手套、拿著火鉗才去觸碰他的作品，塞利納與海明威在同一天去世，但是他在法國報紙上所占的篇幅卻遠遠少于有關海明威的報道。”

1962年，即塞利納逝世后的第二年，塞利納作品被收入“七星文庫”，他的文學地位逐漸得到肯定。法國《文學雜志》在《茫茫黑夜漫游》出版70周年之時推出了塞利納專刊，該雜志此前出版的3本作家專刊分別為紀念弗洛伊德、尼采和普魯斯特，塞利納文學地位的重要性已經越來越為人們所接受。1962年，塞利納的“七星文庫”版作品第一卷出版。這一版本的出版除了標志著塞利納的文學地位得到肯定之外，還預示著塞利納作品的研究將以更深入的形式展開。“七星文庫”版塞利納作品第二卷也于1974年問世，其中收入了塞利納作品《從一座古堡到另一座古堡》《北方》《輕快舞》。直至1988年，《丑幫I、II》收入“七星文庫”，“七星文庫”版塞利納小說三卷本才得以全部與讀者見面。時間上的拖延，一方面表明了研究者和出版者準備工作的詳盡，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這其中的周折。關于塞利納的爭議，似乎從未止息。2011年為塞利納逝世50周年。為了紀念這位在文學史上掀起偉大變革的作家，法國政府2011年初將其列入《2011年度國家慶典名錄》中，但是由于猶太人狀況研究者們的極力反對，法國政府不得不撤銷這一紀念性行為。2017年法國仍有學者出版專著，洋洋千頁篇幅指責塞利納的反猶主義寫作與充當“法奸”的行為。2018年新年伊始，圍繞塞利納3本小冊子的再版問題，法國文壇再次引起了一場激辯，這一方面說明了塞利納的政治觀點確實給他的小說作品接受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文學研究界以及社會各界對于塞利納的關注依然熱度不減，以致作家逝世五十年后仍然能夠成為人們熱議的焦點。如何在激烈的爭議之中正確評價塞利納小說作品的文學意義與歷史價值，日益成為國內外法國文學研究界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塞利納的研究者弗里德里克·維圖將其稱之為“非理性的作家”。這種“非理性”在文學方面的體現，即塞利納的作品以一種近乎暴力的方式反抗同時代的文學，力圖回歸拉伯雷的法語口語傳統，但是他最終不僅打破了法語口語傳統的語言規則，而且創立了自己的詞法句法。塞利納在法語語言與文體風格方面的這種創新，奠定了其在法國文學史上不可動搖的地位。塞利納作品的“七星文庫”版負責人亨利·戈達爾正面地肯定了塞利納的文學成就：“從蒙田到帕斯卡爾，從拉布呂耶爾到圣西門，從伏爾泰到夏多布里昂，從司湯達到普魯斯特，他們都是能夠且唯一有權力對于自己同時代的人或事表達些什么的作家，為了這種表達，他們創立了一種可以載入法國文學史冊的文風。塞利納也是這類作家之一。”戈達爾指出，“越來越多的讀者感受到了塞利納作品中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也由此變得不可忽視。”

1999年由法國《世界報》組織的“20世紀100部最佳小說評選”中，塞利納的《茫茫黑夜漫游》位居第六。塞利納的作品不斷重印和再版，也印證了這位作家在一代又一代讀者心目中的重要位置。毋庸置疑，塞利納政治上曾經的反猶思想是其人生中最大的“非理性”，這種“非理性”給他帶來了不可逃脫的詛咒與噩運。但是無論在何種噩運面前，塞利納都不斷地反抗與掙扎，他的作品有如從悲慘的世界中發出的呼喊，他不斷地試圖通過寫作將歷史的真相呈現在世人面前。塞利納的譯介先驅柳鳴九教授與沈志明先生都認為其作品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肯定了塞利納作為經典作家在文學方面作出的努力與貢獻。因此，拋開圍繞塞利納的政治爭議，從其小說創作角度探討塞利納作品的文學價值及歷史意義，是我們在文學層面給予塞利納正確定位的關鍵所在。